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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2页）

“我在写这场战争。”我说道。

“美国人？”

“不，英国人。”

他说：“这是一次很小的行动，但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的话……”他开始动手摘下他的头盔。“不，不用，”我说，“那是给战斗者戴的。”

“随你的意思。”

我们在教堂后面排成一列纵队出发，由中尉带领，走到一道运河岸边，我们停了一会儿，让那个背着对讲机的士兵跟两侧的巡逻部队取得联络。迫击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并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炸开了。我们在另一座教堂后面与一些人会合，现在我们大约有三十人了。中尉的手指敲在地图上，低声对我解释说：“报告说有三百人在这个村落里。也许是为了今晚的行动在这里集合。但我们还不清楚，目前还没人发现他们。”

“离这里有多远？”

“三百码。”

无线电又传来指令，我们无声无息地继续前进，右侧是一道笔直的运河，左侧则是低矮的灌木丛和庄稼，再过去又是灌木丛。“警报解除。”中尉低声说道，并挥手示意我们继续前进。四十码外，又是一道运河，河上是一座残破的桥，只剩下一块木板，没有栏杆，横跨在我们面前。中尉对我们打手势进行部署，我们蹲了下来，面对着离我们三十英尺、桥那边情况不明的未知地带。士兵们望向河水，然后仿佛得到命令似的，又都同时把视线移开。那一刻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但当我看到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想起堤岸的乡村酒家、那些男扮女装的演员和吹着口哨的年轻军人，还想起派尔说的那句话：“这一点儿也不合适。”

运河里遍布着尸体，这使我想起了肉放得太多的爱尔兰炖肉。尸体重叠堆放：一个人头，暗灰色，像是被剃了光头的无名囚犯，冒出水面，如同浮标。这里没有血，我想血早已流走了。我不知道河里究竟有多少具尸体，他们一定是陷入了交叉火力，又试着逃回来，我想这时在岸边的每个人都在想：“这样的局面两个人就可以做到。”我也将视线移开。我们都不想再被提醒自己的生命是多么不值钱，而死亡来得又是多么迅速，多么简单，多么悄无声息。尽管我始终秉承向死而生的理念，但实际上，我还是像个处女一般害怕它的到来。即便是死亡，我也希望有个事先的警告，让我自己好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准备，除了向着这个我要离开的地方多看上几眼。

中尉坐在背着对讲机的那个士兵身旁，低头盯着两脚之间的土地。对讲机里噼噼啪啪地传出一些指示，于是他叹了口气，就像被人从睡梦中叫醒那样，又站起身来。这些军人的所有动作里，透露出一种古怪的友情，好像他们对各自的任务已经一起执行过许多次。没有人等待分配任务。两名士兵向木板走去，试着通过，但由于身上的武器太重，使他们失去了平衡，导致二人不得不骑在木板上，每次只能向前移动几英寸。另一名士兵在运河下游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艘平底船，他设法将它划至中尉所站的岸边。我们六个人上了船，他就开始向对岸划去，但是碰上一大堆尸体，船走不动了。他用竹竿向外撑，竹竿陷入那一大堆人肉烂泥里，然后一具尸体浮上水面，直挺挺地靠在船边，像一位躺着晒太阳的游泳者。然后，我们的船从中挣扎出来，一到达对岸，我们便赶紧爬了出来，没有勇气再回头看。没有人向我们开火：我们仍活着；死神已经撤离了，也许撤至下一条运河去了。我听见有人在我背后十分严肃地说道：“感谢上帝。[22]”除了中尉之外，这支队伍里大多数都是德国人。

远处坐落着数间农家房屋；中尉贴着墙先走了进去，我们列纵队跟进，每个人之间相隔六英尺。然后，这些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便在农场里分散开来。这地方没有一丝生气——连一只母鸡也没有留下，虽然在那个曾经是起居室的房间里的墙壁上，还挂着两幅丑陋的油画式石版画，一幅是《圣心》，另一幅是《圣母与圣婴》，这两幅画给摇摇欲坠的房屋带来了一些欧洲气息。即使你不赞同他们的信仰，至少也知道他们在相信着什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灰色的干尸。

战场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等着别人的行动。你的生命还剩下多久，谁也说不准，所以也没有什么胡思乱想的必要。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哨兵们走了出去。这时，前方要是出现任何动静，那势必就是敌人无疑了。中尉在他的地图上做好标记，并通过无线电报告了我们的位置。午夜的寂静降临：迫击炮不再开火，天上也没有飞机了。一个士兵用树枝在院落的尘土上心不在焉地乱写乱画。过了一会儿，我们好像被战争遗忘了。我希望凤已经把我的西服送到洗衣店里去了。一阵冷风吹乱了院子里的稻草，一个士兵谨慎地走到谷仓后面撒尿。我竭力回忆，在河内时英国领事让我拿走的那瓶威士忌，我有没有付过钱。

在我们的正前方，有人开了两枪，然后我想：“就是它了。现在它来了。”这是我想要的预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等待那件永恒的事情。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一次地，我为“那件事情准备得过了头”。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之后，一个哨兵才回来，向中尉汇报了一些情况。我只听见了这句：“两个平民。”

中尉对我说“我们看看去”，于是我们跟在这个哨兵后面，沿着两片田地之间泥泞、杂草丛生的小路走过去。在农家房屋二十码外，一条狭窄的水沟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寻找的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小男孩儿。他们显然已经死去：女人的前额上有一块匀整的、已经凝结起来的血痂，孩子就像睡着了似的。他大概六岁的样子，躺在那里，精瘦的小膝盖弯曲着，如同子宫里的胚胎一般。“倒霉，打错了。”中尉说。他弯下身来，将孩子翻过去。男孩儿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圣牌，我对自己说：“护身符也不管用。”在他的身体下面，还有一块被咬过的面包。我想着：“我憎恨战争。”

中尉说：“你看够没有？”语气很凶，好像这两个人的死亡责任主要在我似的。也许对军人来说，是平民出钱雇他们杀人的；平民将谋杀这项罪名放在工资袋里，从而逃避掉责任。我们走回农场，静静地坐在稻草上，风吹过来，它像一个动物那样，似乎知道黑夜即将来临。那个用树枝乱写乱画的士兵正在撒尿，而刚才撒尿的那个此时正在乱写乱画。我想，在哨兵埋伏好之后的那段寂静时间里，那对母子一定认为从沟渠里走出来是绝对安全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沟渠里待了很长时间——面包已经干了。这个农场可能是他们的家。

无线电又响了起来。中尉不耐烦地说：“他们要轰炸村庄。巡逻队今晚都要撤回去。”我们站起身来，准备返程，划船绕过那一大堆尸体过河，列队经过那座教堂。我们并没有走多远，但感觉却是一次相当漫长的旅程，而这次巡逻的结果就是：杀死了那对无辜的母子。飞机已经逐一起飞，轰炸在我们身后拉开了帷幕。

待我抵达军官的营房时，天已经黑了，我要在营房里过夜。气温只有一摄氏度，唯一暖和的地方是那片燃烧的集市。营房里有一面墙早被火箭炮轰塌了，几道门扭曲变形，帆布帘子也挡不住那一阵阵寒风。发电机没开，我们只好用盒子和书作为遮挡物，保证蜡烛能继续燃烧。我跟索雷尔上尉玩起了“四二一”，赌共产党发行的货币：我没办法赌喝酒，因为我是吃他们伙食的客人。我的运气时好时坏，令人厌倦。我打开我的那瓶威士忌，想让我们暖和一些，其余的人都聚集在我周围。上校说：“这是从我离开巴黎以来，喝到的第一杯威士忌。”

一名中尉查哨回来，“也许我们会有一个宁静的夜晚。”他说。

“在四点钟之前，他们是不会进攻的。”上校说。“你有枪吗？”他问我。

“没有。”

“我会给你找一把。最好把它放在枕头边上。”他客气地补充道，“我怕你会觉得你的被褥太硬。到三点半时，迫击炮就要开火了。我们想轰散敌军聚集的兵力。”

“你觉得这场战斗会持续多久？”

“谁知道呢？我们无法再从南定调来更多的部队。这只是牵制攻击。两天前，我们得到了一些支援，若是能以现在这种情况支撑过去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赢了。”

大风又吹起来，直往屋子里灌。帆布帘子被吹了起来（这使我想起了波尔纽斯[23]在帷幕后被杀死那件事），烛光摇曳，暗影乱舞，我们像是一个巡回演出的剧团。

“你们的哨岗都没问题吧？”

“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他十分疲惫地说道，“暂时没问题，你知道，跟一百公里外和平府的战事比起来，这里的情况不值一提，那边才是硬仗。”

“再来一杯吧，上校？”

“谢谢你，不用了。味道不赖，你们英国的威士忌，不过最好留一些，夜里有需要时可以喝。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去睡一会儿了。迫击炮开始轰炸后，谁也睡不成了。索雷尔上尉，给福勒先生准备好他需要的东西——蜡烛、火柴、左轮手枪。”说完，他便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就寝的信号。他们在一间小贮藏室的地板上给我放上一床褥垫，我被木箱四面包围着。没多一会儿，我就睡着了——地板虽然很硬，却很适合休息。凤是否在家里呢，我这样想着，奇怪的是毫无嫉妒之意。在今天晚上，占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也许因为这一天我看过的肉体太多了，那些肉体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也不属于他们自己。我们都会像这样消耗殆尽的。当我睡着后，我梦见了派尔。他独自在舞台上跳着舞，动作僵硬，双臂伸向一个并不存在的舞伴，我坐在一把像是弹钢琴用的椅子上看着他，手里握着一支枪，以防有人干扰他跳舞。舞台旁边贴着一张节目单，就像在英国音乐厅里贴的那种，上面写着：“爱之舞，一级。”有人在剧院后面走动，我把枪握得更紧。然后，我就醒过来了。

我的手放在他们借给我的枪上，一个人拿着蜡烛站在门口。他戴着一顶钢盔，在他的眼睛投上一道阴影，直到他开口说话时，我才知道他是派尔。他不好意思地说：“很抱歉把你吵醒。他们告诉我，今晚我可以睡在这里。”

我还是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你从哪儿弄到的头盔？”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