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说说。”
“好吧,他可能是被越盟杀掉的。他们在西贡已经谋杀了许多人。他的尸体是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的河里被发现的——你们的警察在夜里撤走后,那是越盟的地盘。或者他也许是被越南安全局杀死的——他们能干出这种事情,这谁都知道。也许他们不喜欢他的一些朋友。也许他是被高台教的军人杀死的,因为他认识泰将军。”
“他认识泰将军?”
“他们都这么说。也许他是被泰将军杀死的,因为他认识高台教军。也许他是被和好教的人杀死的,因为他勾引了他们将军的小妾。也许不过是被某个想要他兜里钱的人杀死的。”
“还可能只是一场简单的因嫉妒引起的情杀案。”维戈特说。
“或者是法国安全局所为,”我继续说道,“因为他们不喜欢他所交往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去寻找杀死他的人吗?”
“不,”维戈特说,“我只是要交一个报告,如此而已。只要它属于战时行为——每一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
“你可以把我排除在外,”我说,“我没有卷入其中。没有卷入其中。”我重复道。这早已成为我的一个信条。世间的情况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去争斗吧,让他们去相爱吧,让他们去相互谋杀吧,我不想卷入其中。我那些新闻同行称自己为通讯员,我宁愿要记者这个称号。我只写我所看到的。我从不采取行动——甚至表达意见也是一种行动。
“你来这里做什么呢?”
“来取凤的东西。你们的警察不让她进来。”
“好吧,让我们去找找看。”
“谢谢,维戈特。”
派尔有两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浴室。我们进到他的卧室。我知道凤会把她的箱子放在哪里——床底下。我们一起把箱子拉出来,里面放着她的那些图画书。我从衣柜里拿了几件她的换洗衣服,两件漂亮的旗袍和几条裤子。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它们在那里只是挂了几个小时,并不属于这里,只是路过,像房间里飞进来的蝴蝶一般。在抽屉里,我发现她的几条小三角裤和收集起来的围巾。这里并没有多少东西是可以装进箱子里的,甚至比一个英国旅客出门过周末时所带的东西还要少。
起居室里摆着一张她与派尔的合影,是在植物园里那条大石龙旁边拍的。她牵着派尔的狗——一条黑色的中国狗,舌头也是黑的。它实在是太黑了。我把相片放在她的箱子里。“这条狗怎么样了?”我问道。
“它不在这里。他也许带它一起出去的。”
“也许它会回来的,到时你可以分析一下它爪子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也不是梅格雷[13],而且这是战争时期。”
我走到书架前,仔细观察那两排书——那是派尔的藏书。《红色中国的进步》《对民主的挑战》《西方的任务》——这些,我想,就是约克·哈丁的全部著作了。这里还有很多美国国会的报告,一本越南成语词典,一本菲律宾战争的历史书,一本现代图书馆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他靠什么打发时间呢?我在另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他的消遣读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马斯·沃尔夫[14],一本名叫《生命的凯旋》的神秘文集,外加一本美国诗选。还有一本讲解国际象棋问题的书。在一天工作之余,这些书也许算不上什么消遣,但是,毕竟,还有凤陪着他。藏在那本文集后面,还有一本平装书,名为《婚姻生理学》。也许他在钻研两性问题,就像他在钻研东方问题一样,都是纸上谈兵。关键词是婚姻。派尔可不是旁观者,他愿意卷入其中。
他的办公桌光秃秃的。“你倒是收拾得很干净。”我说道。
“噢,”维戈特说,“我必须得代表美国公使馆保管好这些东西。你知道谣言传得很快。说不定有人会来洗劫一番。我把所有的文件都封存起来了。”说这几句话时,他严肃得很,甚至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有什么损坏的吗?”
“要是我们的盟友遭受了什么损失,我们可负担不起。”维戈特说道。
“你介意我拿走其中一本书吗——只是作为纪念品的话?”
“我会装作没看见的。”
我选了约克·哈丁的那本《西方的任务》,并将它塞入箱子里,跟凤的衣服放在一起。
“当作朋友,”维戈特说,“难道你没有什么可以私下告诉我的吗?我的报告已经写好了,里面说他是被共产党谋杀的,也许这是一场反对美国援助运动的开端。但你我之间——听着,没必要这样干巴巴地谈话,去街角喝上一杯味美嘉喜鸡尾酒,如何?”
“这个时间喝酒未免太早了。”
“他最后一次见你时,没跟你说起什么秘密吗?”
“没有。”
“那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在那次大爆炸之后。”
他停下来,让我的回答沉入自己的心底,而不是他的。然后他直接追问道:“他昨晚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晚?那我一定是没在家。我没想到……”
“你也许想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
维戈特透过窗户注视着外面万里无云的晴天。他悲伤地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吧。”
“我喜欢这里。回家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来了。”他讽刺地又重复一次,“经济专员。”
“我最好赶快走吧。他也会把我封存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