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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第一章（第2页）

“我？”

“你自己也是个不快乐的人哪。”

“噢，这没什么可抱怨的。‘被毁的房子没有愁苦’。”

“这是什么话？”

“也是帕斯卡说的。这是关于痛苦的骄傲辩词。‘树木没有愁苦。’”

“为什么要去当警察，维戈特？”

“很多因素吧。出于谋生，对人类的好奇心，还有——是的，甚至还有，对于加博里欧的喜爱。”

“也许你应该去做一名教士。”

“我没读过那种跟宗教相关的书——在过去的那段日子里。”

“你直到现在还怀疑我跟这件事儿有关，是吗？”

他站起身来，喝光杯子里的味美嘉喜鸡尾酒。

“我很想跟你谈谈，仅此而已。”

他转身离去后，我想起他望着我的眼神，居然有种怜悯的情绪，就好像是在望着一个他负责逮捕的、即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

2

我早已受到惩罚了。仿佛派尔离开我的寓所时，就已经对我宣判，判我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一直心神不宁。每次我回家时，都提心吊胆，生怕灾祸降临。有时凤不在家里，我便无心工作，直到她回来，因为我总在担心她是否会就此失踪。我问她去哪里了（竭力不让我的语气里显出焦虑或怀疑的情绪），有时她会回答说去逛市场或商店，并且拿出证据（甚至她所准备的这些证据，在那段时期看来，似乎也是不太自然的），有时她是去了电影院，有电影票根可以作证，有时则是去了她姐姐那里——我觉得她去那里是为了跟派尔见面。那些日子里，我很野蛮地跟她**，仿佛她是我所憎恨的仇人，但其实我憎恨的是我们的未来。寂寞躺在我的**，我每天晚上拥它入眠。她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为我做饭，为我烧鸦片，温柔而甜蜜地躺在我身边，供我寻欢取乐（其实已不再是乐事）。就像早些时候我要她的心那样，现在我要知晓她的想法，但她的想法却都藏在一种我不会讲的语言里。我不想逼问她。我也不想让她撒谎（只要谎话没有公开讲出来，我就可以装作我们还跟以前都一样），但忽然间，我不安的情绪会替我发问道：“你上次看到派尔是什么时候？”

她迟疑了一下——亦或者她真的是在回想？“是他来这里那次。”她回答说。

我开始——差不多是不自觉地——诋毁一切美国事物。我的谈话里尽是美国文学有多么贫瘠，美国政治出了多少丑闻，美国儿童是多么缺乏教养。那种感觉就好像凤是被一个国家夺走的，而不是一个人。美国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对的。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我的观点日渐遭人厌烦，连我的那些本来对美国十分反感的法国朋友也都听厌了。这就好比是我已经被人出卖了，但是一个人是不会被自己的敌人所出卖的。

就在那个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发现家里没人（她是在电影院，还是去她姐姐那里了？）。我发现房门下面塞着一张纸条。是多明戈斯的留言。他先是为自己生病而道歉，然后让我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抵达沙内大道拐角处那间大商店的门口。他说是周先生托他写信告诉我，但我猜想，事实上，大概是韩先生想请我到那里去。

整个事件，最终值得一写的内容不过是一小段，不过却很有趣。它跟北方那场悲哀而惨烈的战争没什么关系，跟发艳那条塞满死去多日的灰色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持续轰击，跟汽油弹的炫目白光都没有关系。我在一个贩卖鲜花的摊位那里等了大概一刻钟，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提拿街的安全总部开来，骤然停下，刹车器与橡皮车胎一阵吱嘎乱叫。那些警察迅速下车，跑去商店，仿佛他们是来镇压暴徒的，但这里并没有暴徒——只有一列围成栅栏的自行车。西贡的每一座大楼都被自行车包围着——西方任何一座大学城里都不会有这么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调好照相机，这场令人费解的行动就已经结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堆自行车里，将其中的三辆高举过头，抬到大街上，扔进那个装饰喷泉里。还没等我拦下一名警察询问情况，他们便全都回到卡车上，在勃纳尔大道上快速驶离。

“自行车战役。”一个声音说道。原来是韩先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是一场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

“再等等看。”韩先生说。

几个闲逛的人走近那座喷泉，一只轮子像浮标那样露出水面，就像是在警告来往船只要避开此处，底下有沉船残骸：一个警察穿过街道跑过来，一面大声喊着，一面挥着他的手。

“咱们去看看。”我说。

“最好别。”韩先生说道，然后又看了看他的手表。现在是十一点零四分。

“你的表有点儿快。”我说。

“总是这样。”与此同时，人行道那边的喷泉忽然爆炸。一块装饰用的顶盖飞出去，直接打在窗户上，玻璃碎片像淋浴喷出的晶莹水滴那样纷纷落下。没人受伤。我们抖掉了衣服上的水滴和玻璃碎片。一只自行车轮在街上像陀螺那样嗡嗡地来回旋转，晃了几下之后，倒在地上。“现在一定是十一点整。”韩先生说。

“这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你会有兴趣的，”韩先生说，“我也希望你有兴趣。”

“来喝一杯吗？”

“不，很抱歉。我必须回到周先生那里，不过我先给你看点儿东西吧。”他将我带到自行车停放处，打开他自己那辆车子的锁。“仔细看。”

“罗利牌的。”我说。

“不，看看这个打气筒。它让你想起什么来了吗？”我还是莫名其妙，他自以为是地笑了笑，便骑车走了。他回过头来，朝我挥挥手，向着堤岸和废铁仓库骑去。我去安全局打听消息，在那里，我才弄懂他的意思。我在他的仓库里看见过的那种模子，可以铸出像是半截自行车打气筒的形状。那一天在整个西贡，那些无辜的自行车打气筒竟然全都藏有炸药，在十一点整准时爆炸，只有警察根据事先的情报采取预防措施的几个地方没有出事，我怀疑那些情报是从韩先生那里传出去的。这些都是小事——十起爆炸，六人受轻伤，天知道炸坏了多少辆自行车。我的同僚——除了《远东日报》的记者称之为是“暴行”外——其余均以嘲讽的态度来叙述，才能使这件事登上报刊。“自行车炸弹事件”可以作个好标题。他们都把一切归咎于共产党人。只有我一人写道，这些炸弹是泰将军的一次示威，但我的报道在内部就被删改了。泰将军不再是新闻。你不能浪费篇幅去指证他。他让多明戈斯给韩先生送去封信，向他表示遗憾——我确实已经尽力了。这时，在我看来，他——或者他的越盟委员会——有些过于敏感了。其实，谁要是能说成是共产党人干的，倒是可以获得颇有幽默感之类的美誉。“他们下一次又会想到什么呢？”人们在聚会上这样说着，整个荒唐事件在我看来就像那只自行车轮子，陀螺似的欢快地在大街中央旋转。我甚至没向派尔说起过我听说他在跟泰将军暗中勾结的事情。让他去玩他的塑料模子去吧，只要别伤害到他人，这样也许可以让他的心思少放在凤身上一些。此后，有天晚上我碰巧在那附近，又因为也没有其他事情好做，所以便去范先生的车库看了看。

这个地方既狭小又肮脏，面积跟那个废铁仓库不相上下，就位于索姆大道上。车库中间有一辆被千斤顶撑起来的汽车，前盖敞开着，张着大嘴，像一具放在外地博物馆里的无人参观的史前动物标本。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人记得这里还有一辆汽车。地板上散落着许多废铁和旧盒子——越南人不喜欢扔东西，就像中国厨师会把一只鸭子分解成七道菜，连一只鸭爪也不肯扔掉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么不爱惜东西，居然会把那些空铁桶和损坏的模子白白扔掉——也许是里面的雇员偷出来想卖几个钱，也许是有谁被足智多谋的韩先生贿赂了。

周围没有人，我便往里面走去。也许，我想，他们都出去避风头了，以防警方找上门来。韩先生可能在安全局里有些关系，不过即便如此，警方也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从他们的观点看来，让人们认为那些炸弹是共产党放的，似乎要更好。

除了那辆汽车和散落在混凝土地面上的废铁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些炸弹是在范先生这里被制造出来的。我还是搞不懂铁桶里的那些白色粉末是怎么做成塑料的，但能肯定的是，整个过程很复杂，不可能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里就连街上那两只汽油打气筒似乎也被人完全忽视了。我站在门口，向街上望去。在大道中央的树下，理发师正在忙活着；树干上钉着一片小镜子，反射出闪烁的日光。戴着软帽的小姑娘快步走过，肩膀上挑着两只篮子。算命先生蹲在西蒙·弗雷尔斯商店墙边，他已经拥有了一位顾客：一个留着一把胡志明式长须的老头儿，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看他洗那些古老的纸牌。他得拥有什么样的未来，才能配得上那花掉的一皮阿斯特呢？在索姆大道上，生活是完全公开的；每个人都知道范先生，但警方却没有办法来取得他们的信任。在这一层面的生活里的每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你却没办法像一步迈入大街上那样轻松地迈入到这一层面的生活里。我想起了那些在楼梯口公共厕所旁边闲聊的那些老太婆：她们也听见了一切事情，但我却不清楚她们都知道些什么。

我回到车库，走进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那里有常见的中国广告日历，一张凌乱的书桌——价格表，一瓶胶水，一台加法机，一些回形针，一把茶壶和三个茶杯，许多支没有削过的铅笔，不知为何，还有一张没写过的埃菲尔铁塔图案的明信片。约克·哈丁可能使用许多鲜明而生动的抽象概念来描绘第三势力，但到头来却是这些东西——这就是第三势力。背后的墙上还有一道门，门是锁着的，但钥匙就放在书桌上那些铅笔之间。我打开门，走了进去。

我来到一间小棚屋里，空间大小与车库相仿。这里摆着一台机器，看起来很像是铁杆和电线做成的笼子，其中有数不清的栖枝，用以囚禁没有翅膀的大鸟——它给人的印象是用许多老旧的破布捆绑着的，不过那些破布也可能是用来清洁灰尘的，正在清洁时，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就被人叫走了。我发现了一件制造商的名字——里昂的什么人，还有一个专利号——是什么的专利呢？我接通电流，那台陈旧的机器忽然复活：那些铁杆原来也有用处——这台奇妙的装置就像一位老人攒足生命最后的力量，不停地用拳头向下凿着，不停地凿着……这个东西应该算作压榨机，尽管从它的构造来看，应当是跟老式自动点唱机属于同一时代，不过我想，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从不浪费东西，任何一件东西都可以在这里终结其职业生涯（我记得在南定的一条后巷，曾看见《火车大劫案》在屏幕上来回颤动地播放着，供人娱乐），所以这台压榨机还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我更为仔细地检查这台压榨机；上面有白色粉末的痕迹。黛奥拉克通，我想，那种有点儿接近于奶粉的东西。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有过铁桶或者模子。我走回办公室，回到车库里。我很想轻轻地拍拍那辆旧车的挡泥板：它也许会在这里等上很久，但总会有一天……范先生和他的助手们这时可能正在稻田里的某处，他们的终点是泰将军司令部所在的那座圣山。最后，我抬高嗓门，大声喊着“范先生”时，我可以想象我已经远离那间车库、那条大道和理发师，回到了那些稻田里，那是我去西宁路上的避难之所。“范先生！”我仿佛可以看见一个人在那些稻秆儿之中转过头来。

我走回家去，走上楼梯口，那些老太婆还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对我来说，树上鸟儿的乱叫也比她们所说的话更为简单易懂。凤不在家——只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她去她姐姐那里了。我躺在**——我最近经常很容易感到疲倦——然后便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看见那只闹钟的表盘上指向一点二十五分，我转过头去，希望发现凤就睡在我身边。但枕头还是没人动过。那天她一定是换过床单了——上面还散发着凉丝丝的洗衣店的味道。我站起来打开她放围巾的那只抽屉，围巾已经不在那里。我走到书架前——那本关于皇室家庭的生活画册也消失了。她已经把她的东西全部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