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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早期罗马与意大利（第3页）

必须说明，我们对这种社会中的政治运作方式知之甚少。至少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即元老阶层精英的内部问题以及元老阶层精英与作为整体的大众间的问题。尽管我们的史料对这一时期，即共和国中期的记述无疑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我们能够合理假设，那种精英与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团结的说法，在西塞罗的时代并非事实。

精英之间显然存在着争夺官职、权力及影响力的竞争。我们拥有公元前3世纪的一件早期墓碑，墓主为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墓碑上的铭文镌刻时间晚于石棺的制作。另外，公元前251年执政官卢基乌斯·凯基利乌斯·麦特路斯（L。CaeciliusMetellus）去世后人们所朗诵的《赞诗》（elogium）也有一部分保存至今。如果不考虑贵族们相互竞争这一背景，上述巴尔巴图斯的铭文与献给麦特路斯的《赞诗》便都无法理解了。显然会有危急时刻，比如苏拉（Sulla）的一位祖先曾因过度炫耀财富而被逐出元老院。但如果说公元前4—前3世纪的政治斗争像西塞罗时代那样以惨烈和不择手段著称，那则是极不可能的。公元前251年的执政官被描述为拥有巨大财富的人，而且财富的获取手段颇为光明正大。而这段描述中，仅有前一句，即“拥有巨大财富的人”适用于后来的恺撒。

当精英内部存在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分歧是如何解决的。然而有一种现代理论值得注意，根据该理论，像科尔涅利（elii）或凯基利（Caecilii）之类的整个氏族（gentes）如单个实体般运作，与其他氏族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该理论几乎能肯定只是幻想，并不适用于我们拥有一手证据的所有时期，而将其运用于没有证据的时期同样自相矛盾。此外，如巴尔巴图斯与麦特路斯之徒作为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体出现，其野心无疑在将罗马推入战争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

关于如何理解精英与作为整体的大众之间关系的性质，我们的认知则更加晦暗不明。当然，围绕某些事情同样存在争论，它们构成了在公元前2—前1世纪间出现的争执的原因。因此，在公元前290年就相对平衡问题而展开争论，即如何利用被征服的萨宾努姆（Sabinum）土地，在向穷人分配和卖给富人两种选择之间达成相对平衡。波利比乌斯还记载了一场公元前232年由分配皮克努姆以及波河流域东南部土地的建议所引发的争辩。但基于以次假设的公元前4—前3世纪的罗马史，较低等级对贵族领导以及在其指挥下赢得的报偿感到满意这一点，却是颇令人费解的例外。

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观察到的，公元前3世纪不仅是罗马国家整体发展的至高点，也标志着罗马建立的意大利同盟者体系发展到了顶峰，而这种同盟随后就会开始呈现出紧张的态势。意大利必须面对的最后一场高卢大入侵发生在公元前225年，正是在准备反击此次入侵的背景下，波利比乌斯描述了罗马所能支配的人力资源的情况。为此，他利用首位罗马史家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Q。FabiusPictor）的记录，而后者正是公元前225年事件的见证者。虽然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明细列表在细节上存在某些模糊之处，但该列表与这一时期有关罗马公民数量的其他信息相吻合。我们据此推测：罗马能够从中征召的罗马及意大利男性人口数约在1，000，000~2，000，000之间。

汉尼拔的入侵：第二次布匿战争

如此一支后备军的存在使罗马得以承受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所带来的震**。这场入侵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行动，以图报复第一次布匿战争时遭受的屈辱。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建立的帝国为入侵行动提供了资源支持。公元前218—前216年间，汉尼拔这位杰出统帅使前来迎战他的罗马军队遭遇了一连串血腥的惨败，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battleofae）则成为这一系列征战的终点。汉尼拔还使不少罗马盟友——其中最有名的是卡普亚城，脱离了罗马。与此同时，迦太基力图收复西西里，后来又将叙拉古（Syracuse）争取到自己一边。

但罗马总有能力将新的军队投入战场以替代损失的军队，而且大部分意大利同盟者从未考虑过意大利能够没有罗马，也从未真正认为迦太基统治下的意大利可以替代他们早已熟悉的统治。罗马首先成功地将汉尼拔困在布鲁蒂乌姆（Bruttium），同时夺回了西西里，占领了西班牙，还对公元前215年坎尼战役之后与迦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开战，后来又将战争带到（迦太基的本土）阿非利加[9]（Africa）。公元前203年，汉尼拔被从意大利召回，并于公元前202年在扎马战役（battleofZama）中战败。迦太基对和平的诉求，以及它在地中海西部地区与罗马争夺霸权的企图落空了。

发生在意大利土地上的15年战争对意大利有何影响？下述说法引起了诸多争论：汉尼拔对意大利众多地区的破坏导致大批罗马和意大利农民士兵的消失；以及由精英们占有，并通过奴隶劳动维持运作的大型农业企业的转变。这些问题在两代人之后由提比略·格拉古（Ti。Gracchus）着手解决。此种论点难以成立。因为不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持续投入了大量由农民士兵组成的军队，并且此战结束之后，在对波河流域的最后征服以及一系列海外征战（参见第二章）中，它依然能够如此。

然而，对于那些曾经与汉尼拔结盟的意大利共同体而言，汉尼拔失败带来的后果严重。布鲁蒂亚人（Bruttii）被剥夺了建立任何共同体机构的权利，而且不得加入罗马征召的军队，除非是充当奴仆。他们和许多其他共同体都丧失了土地——这是公元前2世纪经济发展的隐性原因。那些继续为罗马提供兵源的共同体被迫提供大批并不相称的部队。尽管理论上并非如此，但实际上公元前2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罗马领导下的单一国家，而非独立国家通过联盟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拼盘。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由各自分散的共同体控制。

公元前201年之后，罗马军事活动的主要目标在于对波河流域的彻底征服。这一进程从公元前225年击败高卢人对意大利的入侵之后就已开始——罗马人于公元前218年建立了殖民地克雷莫纳（a）与普拉森提亚（Platia）。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继续其一度停滞的事业，在其后两代人时间里，以军事手段征服了上述地区，并以殖民地或分散安置点的形式让数以万计的罗马人或意大利人定居在西起普拉森提亚东至阿奎莱亚（Aquileia）的地域内。高卢诸部的结局各不相同，波伊人（Boii）像塞农人一样被完全消灭，而塞诺马尼人（ani）与印苏布里人（Insubres）尽管丧失了自由，却得以幸存下来。

当地的自然景观，以及罗马的征服进程，皆有助于解释山南高卢何以在受罗马丈量分配土地的“百法”（turiation）影响上比其他地区更甚。当罗马人的活动范围穿越了意大利最大平原时，他们觉得自己无须被现存的政治、社会、经济，甚至地理格局所限制。波河流域就是一张“白纸”（Tabularasa），被留下了罗马存在的墨迹，它吸纳了整整一代罗马民族的大部分军事与殖民精力，而这种精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过程中似乎永远不会枯竭。

然而与此同时，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的海外征战正改变着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于此类征战产生的结果，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方面，它们带来了罗马和意大利战士不断的职业化。严格说来，一支征召来为罗马作战的军队实际上包括大量名义上独立的部队，如果罔顾这一事实，谈及此时的罗马军队这类事物并不适当。但是到了公元前201年，一个人在农耕之外的闲暇时节去参战已经变得十分平常，公元前200年以后，一个人在国外连续多年服役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这些钱都被用于何处？其中的一部分，包括那些留在共同体手中的，以及那些已转入私人之手的，被投入罗马与意大利的公共和私人建筑的营建。罗马通过建筑工程展示了财富的使用方式，比如将银塔广场（Largentina）中的神庙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大型建筑群，该建筑群的遗迹留存至今。同样的建筑工程也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开展，其规模在当时是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因此，弗雷格拉（Fregellae）的拉丁殖民地在公元前125年—前124年发动反叛并遭摧毁之前，曾拥有一座巨大的埃斯库拉庇乌斯（Aesculapius，医神）圣所，包括神庙、三面门廊、石制金库、祭坛、蓄水池以及大型斜坡通道。

很明显，只要将自由劳动力用于此类工程，社会底层就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为了解释公元前2世纪的重要发展，自然还需要一种假说，即认为已出现了消费能力相当强的城市市场。因为大部分罗马与意大利精英的新财富都投入了土地，投入了那些依靠奴隶劳动维持运作的大型农场企业中。这类企业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向市场的园林、橄榄林或者葡萄园，另一种是季节性移动的绵羊牧场。两种企业皆在意大利中部引发了对土地的需求，从而给那些自耕农户造成了伤害——或买卖，或强占，农户们的小块土地可能丧失，并且他们要使用赖以谋生的公地也会益发困难。在一定层面上，罗马与意大利精英在意大利中部“圈地”的行为确实有损其自身利益，因为他们要组织海外征战，就必须确保军团有稳定的人力供应。然而，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完全合乎理性的。

格拉古兄弟时代

公元前2世纪期间出现了一种模式：由于长期在海外服役，意大利中部的农民士兵无论如何都会疏离自己的土地以及公地。于是，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与使用公地的权利，前往波河流域定居，他们的儿子们则成为下一代的士兵来源。然而随着该地区的平定，殖民的全盛时期宣告终结，这以后直到公元前133年之前的一代人时间里，无地者的数量似乎稳步上升，他们本身既无土地，亦无有望获取土地的地方可去。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目的是想逆转意大利中部的这一发展趋势，并通过损害大型农场企业的利益以增加农民的数量。

提比略于公元前133年当选保民官，他提出一项土地法案，要求对公地的占有面积加以限制，并将多余的部分分配给民众。为反击提比略，元老院推选出另一位保民官马尔库斯·屋大维（M。Octavius）。屋大维否决了该法案，提比略被迫借助民众之力将这位保民官同僚免职。提比略还通过干预对帕加玛（Pergamum）王国的安排进一步与元老院对抗，这个王国是通过遗嘱留给罗马人民的，而管理外国事务原本是元老院的传统特权。提比略试图确保自己再度当选保民官，此举引发了骚乱，最终，他与300名支持者一道在骚乱中被杀。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的岁月里，意大利同样成为了金融与经济的统一体。战争结束之前，除罗马钱币之外，尚有大量意大利共同体制造的钱币在流通。而在战争结束之后，只有极少数共同体自认为完全独立于罗马，有必要自己制造钱币，先前发行的钱币也迅速退出了流通。那些从军队退役的战士把罗马钱币带入亚平宁山脉的穷乡僻壤。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作为对东方财富流入的回应，使得意大利的金融与经济的一体化更上一层楼。到了公元前2世纪中期，不论在类型上还是数量上，意大利的罗马钱币流通模式都存在某些不平等之处。但之后此类不平等就消失了，这显然是商品货币交换发展进程的标志。

另一方面，作为语言统一的强有力因素，罗马军队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及之后，男人们离家的时间远长于以往，完全生活在拉丁语环境中。埃特鲁里亚语幸存下来，萨莫奈语和卢卡尼亚语亦如此，但其他语言在提比略·格拉古之前的时期就已走向消亡。

在研究格拉古的立法时，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完全无法确定立法的目的是否为复兴自耕农业，而且其范围不仅是罗马，还包括同样深受前文提及的发展之害的意大利中部诸共同体；至于计划中的农业复兴程度，我们更无从得知。

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提比略·格拉古试图从富人手中取走公地并将其分配给穷人的行为对罗马以及意大利精英们的利益皆产生了负面影响，而授予部分或全部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的想法也是才产生不久的。这部分是为了补偿他们在使用罗马公地权利上的损失，部分是在这一领域制定政策时给他们的一种说辞。此种想法一经出现，就不可磨灭，尽管直到公元前91年意大利人对罗马公民权的要求才以战争爆发的形式全面凸显出来。

同时，公元前133—前91年罗马政治的重要特点便是一系列类似于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尝试，目的在于为以战士身份服务于帝国胜利的罗马贫民赢得帝国中更大份额的回报。此类回报形式各异，有的是土地，有的是政府补贴的廉价谷物。这些尝试与提比略·格拉古的尝试类似，往往以发起人的横死告终。其中必须特别强调两项尝试：其一为提比略的弟弟盖乌斯·格拉古（C。Gracchus）于公元前123—前122年所筹划的方案，该方案的目标不只是提升贫民占有的物质财富数量，还要改变罗马国家内部的权力平衡；其二为卢基乌斯·阿普列乌斯·萨图宁（L。ApuleiusSaturninus）的任职（保民官），萨图宁与努米底亚（Numidia）的朱古达（Jugurtha）的征服者兼辛布里人（Cimbri）与条顿人（Teutones）的征服者盖乌斯·马略结盟，于公元前103年以及前100年开始为马略的老兵提供所需的安置土地。保民官与将军间的同盟将会在未来危机四伏。

在罗马，关于如何瓜分帝国战利品的政治斗争在公元前2世纪最后一代人时间里变得如此激烈，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罗马正变得越来越富有。确实在公元前133年，帕加玛国王将自己的王国留给了罗马人，该地区在罗马第二个大规模获取领土（不要将其与获取霸权相混淆）时期的中间阶段落入罗马之手，沦为亚细亚行省，时间在公元前146年罗马获取阿非利加与阿凯亚（Achaea）和公元前121年获取普罗旺斯（Provence）之间。其结果是作为收税人、放债人和奴隶贩子，住在海外的罗马人与意大利人数量迅速上升。他们的活动恰好主要在东部被记录下来，而且最大的财富无疑获取自东部，但同样的进程显然也在西部进行着。如此背景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与之交往的海外民众之中，意大利人享受着跟罗马人同等的待遇，因此没有罗马公民权的感觉显然比以往强烈得多。

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因素。与以往已存在的零星定居中心相对照，这一时期确实发生了某些真正的城市化。比如萨莫尼乌姆中部的波维亚努姆（Bovianum）与塞皮努姆（Saepinum）以前遍地分布着村庄或农场，以及用作避难所的丘堡（hill-forts），现在城市开始在丘堡之下的平原地区成长起来。在瓦莱诺山（MonteVaraino），丘堡本身开始被人们永久占据。罗马的城市社会模式被广为传播。所有这些发展无疑都使意大利诸共同体更强烈地感受到自身形式上的低人一等以及对罗马政策发言权的缺失。有时罗马人对地方精英行为霸道，而盖乌斯·马略的生涯则表明了一位来自意大利共同体的贵族在获得公民权后所能取得的成就：他在公元前107—前100年间六度出任执政官，击败了朱古达，甚至还从辛布里人与条顿人的威胁之下拯救了罗马。

与此同时，罗马盟友们切实的不满无疑在不断增长，这是因为，罗马为避免自己农民战士短缺造成的严重后果，将越来越多的军事负担转嫁到意大利盟友头上。这些年，罗马要击败努米底亚的朱古达这样的二流角色时是多么困难，面对辛布里人与条顿人时又是多么不堪一击，都令人印象深刻。辛布里人与条顿人进入波河流域而没有逼近罗马可谓罗马的幸运。人们可能会揣测，要不是盖乌斯·马略的才干，恐怕不管朱古达还是辛布里人和条顿人都不会被击败。

意大利的公民权

到了公元前91年，有关给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当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M。LiviusDrusus）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提议失败后，半个意大利起来反抗罗马，这便是所谓的“同盟战争”（Socialwar）。通过同意授予当初拒绝给予的公民权，罗马缓和了反抗活动的事态，并借助那些依然保持忠诚的意大利人降服了那些坚持反抗者。至于那些坚持反抗者究竟为了什么目标而继续战斗，却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