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罗马的扩张第2页_牛津欧洲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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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罗马的扩张（第2页）

罗马的国库越来越依赖外国的税赋。刚开始罗马似乎并不总是征收税赋，只是要求战争赔款，或者巧立名目索求一些大额款项，比如安条克三世就被迫交纳了1500塔兰特。在早已开化的西西里，罗马只是接管了叙拉古业已存在的税收系统，但渐渐地，罗马可能在西班牙收取适当税赋，同时也对矿场承包征税。承包费、“赔款”、税收与战利品等的收益非常高，因此，尽管此时维持全年常备军的开销越来越大，罗马还是在皮德纳战役后取消了公民的直接税。有时当改组某地区时，该地的税收可能会降低，但入境税之类的新税种会被引入。后来，特别是“同盟者”战争与苏拉独裁之后，因为同时进行多场消耗极大的战争，罗马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以前，大部分军队的财政支持由意大利盟友提供，现在则全部由国家负责；盖乌斯·格拉古的谷物津贴本来已被苏拉取消，但很快又恢复了。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宣称亚细亚是唯一除承担战争与管理花费之外尚有盈余的省份，而普鲁塔克则称庞培的新安排使得当地税赋收入加倍。高卢也要向罗马纳贡，埃及的进贡则更多。

最后，还有很多元老利用帝国牟取私利。波利比乌斯相信直到自己所在的时代，罗马行政官员还以廉洁著称。加图也确实反复强调自己在海外任职期间未捞取分文。但西塞罗的演说为我们描绘了当时官员的普遍行径，不过，我们无须相信所有罗马总督皆如维勒斯（Verres）那般贪婪，或者维勒斯的贪婪被同辈们竞相效法。西塞罗本人倒是很诚实，在任西里西亚总督时的一封信中承认，当时东部所有其他总督都很正派，例外的是他的前任阿庇乌斯·普尔凯尔（Ap。Pulcher），此人“简直不是人，而是野兽”。西塞罗在指控维勒斯的演说（Verriions）中详细列举了他所有可能的罪行，从姑息纵容海盗到偷取西西里的雕像致使当地旅游业没落。自公元前2世纪起，行省总督可能因敲诈勒索遭起诉，但行省居民很难在罗马组织起有效诉讼，要给被告定罪就更难了，即便在骑士取代元老，占据审判团大部分席位时，也依然如故。

不情愿的兼并

如果元老与骑士，个体士兵与公共国库，甚至城市平民皆能从罗马的扩张中受益，为什么面对唾手可得的大片领土，罗马的兼并过程如此缓慢呢？偶尔有人会谈到道义的约束力，比如弗拉米尼努斯曾拒绝了埃托利亚人灭亡马其顿王国的请求，他声称把敌人彻底消灭不是罗马人的行事方式。关于最后是否将迦太基夷为平地，罗马人也曾犹豫过。面对公众理念，尤其是希腊式理念的质疑，要为这一毁灭行为辩解是很困难的。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国家需要一个外部威胁以防止自身的腐败堕落。并不是说罗马人就如此质疑自己统治帝国的道义理由。公元前155年，希腊哲学家卡尼阿德斯（eades）在罗马演讲时提出了颇有挑衅性的建议，即遵循正义原则，罗马人应该放弃征服成果回到自己的牧羊人棚屋里去，这番话激起了众怒。其实罗马人充其量只会谴责个别战争，把发动战争的动机归咎于政治对手的贪婪。比如加图就于公元前167年反对向罗德斯岛开战的计划；克拉苏（Crassus）对帕提亚发动的战争也遭到众多反对。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在未被兼并地区，很多人的处境也跟被兼并地区的人相似。“国王、民族与城市”，甚至“自由”地区实际上皆为帝国不可分割的部分。有些国王已经于公元前2世纪自称是罗马的恭顺藩属，同时罗马也指望自由城邦或是出于自愿，或是根据条约规定的义务，在战争中提供帮助。“辅助部队”，特别是战舰与骑兵，在罗马军队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此外还有某些个案，比如维勒斯取走城市的财库，不拘它们是“自由”城市还是“支俸”（stipendiary）城市。罗马显贵在行省之内是庇护人，在行省之外同样是君主与共同体的庇护人，他们由此赢得了权力与声望，甚至也赢得了财富。正如努米底亚王朱古达的友人所知，礼物与贿赂间的界限非常细微。我们能看到两个半世纪间克劳狄家族（Claudii）如何在讲希腊语的土地上扩展庇护制（tela）；或者多米提·阿赫诺巴比家族（DomitiiAhenobarbi）因有位祖先曾在南高卢作战而且在意大利西海岸拥有地产，于是在地中海西部建立起巨大势力。一个庇护者可以保护自己的被庇护者免受虐待；但如果他自己虐待被庇护者，则外人不大可能干涉。

如果没有那些因压榨当地人而遭控诉的罗马总督，当地的贸易与借贷业也只会运转得更好。在这些地方，反对罗马商人可能会被看作反罗马。早在恺撒征服高卢以前，葡萄酒贸易就已顺利延伸至高卢中部。而与之相对的，西塞罗在东部时，倒霉的卡帕多细亚（Cappadocia）幼王阿里奥巴扎尼斯（Ariobarzanes）却身陷罗马放款人的债务，债主包括“可敬的人”马尔库斯·布鲁图斯（M。Brutus）与庞培，这位以“虔诚”与“亲罗马”著称的国王总是被一大群罗马债主的代理人催逼。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商人们希望罗马兼并领土，骑士阶层的朋友马略并没有扩大阿非利加行省，只是把罗马军力留在阿非利加以保护在当地的商人，或者说至少能为商人们复仇。朱古达大肆屠杀可恨的“意大利人”（Italici）是战争的导火索之一。有一点值得注意，这些人虽自称“意大利人”，但在希腊人眼里，他们一律是“罗马人”（Rhōmaioi）。

罗马的保守主义也与此相关。罗马已将城市国家的理念扩展到极限，但并未放弃该理念。罗马公民必须亲自参加投票，社会上层中真正参与海外商业者也不占多数。在苏拉之前，元老院由300名元老组成，他们实际上都担任过行政官职。行省的增多意味着官职的增多，因此罗马的寡头统治集团不断从富裕的外人中补充新成员，比如马略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不能指望这种进程会十分迅速。罗马统治者们还会警惕某些个人谋求类似君主权力的“统治权”（regnum），尽管战争未必以兼并告终，但让一个军事强人长时间离开罗马盘踞于遥远省份，可能会形成个人权力基地。苏拉力图抑制行省总督的野心，立法限制行省统治者权力，此外还禁止总督未经元老院允许就擅自率军离开行省，后来恺撒在高卢的行动就违背了该禁令。公元前1世纪初，元老院坚决反对兼并埃及，这多少是因为贪婪且不可信赖的克拉苏想参与其中。

此外，公元前3—2世纪的罗马军队并非常备力量，其主体由农民构成，理论上每年都要征召组建。军队不欢迎长期艰苦的战争，尤其是在西班牙这类战利品远不如东部的地区作战。加图在公元前167年称不能兼并马其顿，因为此地无法防守，这多少是顾虑边境上的蛮族。这一时期，罗马人确实因军队战斗力的下降而忧心忡忡，这部分是因为某些地区农民阶层的没落，随之而来的便是前述的军事灾难时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同样也是财政紧缩时期。很自然，此间不少地方的管理与保卫工作被留给当地人自己负责。

还有部分民众依附于本族统治者，让这些统治者继续统治乃明智之举。在跟希腊城市打交道时，罗马发现“解放”是最佳政策。此前罗马可能已在西西里与亚得里亚海岸实行过该政策。在公元前196年打败马其顿的腓力之后，弗拉米尼努斯确实在地峡运动会上满怀**地宣布希腊的自由，并撤走了全部军队。部分希腊城市与罗马之间订有条约，其数量尚存争议，根据条约，这些城市对内享有自治权，但在战争期间必须向罗马提供援助。条约中唯一没有提到的是，这些城市必须在各方面尊重罗马人民的“尊严”（maiestas）。其他城市只是被罗马单方面宣布获得自由，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这种“自由”，罗马也随时准备单方面撤销。公元前167年罗德斯岛希望跟罗马结成正式同盟，这表明正式盟约关系能带来某种安全感，但到了最后，即便是条约也不能束缚罗马的手脚。

罗马对蛮族部落毫无尊重之情，这方面他们的记录无疑乏善可陈。相比之下，罗马对希腊的公众意见还算比较尊重。但他们给予希腊人自由的政策并非出于什么亲希腊情感，其动机更多在于削弱马其顿和叙利亚的势力。一旦形势有变，罗马的“自由”政策就不会施行。例如，罗马曾把一些城市交给友邦帕加玛和罗德斯统治。在罗马人的道德观念中，要得到“利益”（beneficium），就必须承担“责任”（officium），因此，罗马希望那些“自由”城市的行为能符合他们的意愿。但这些城市未必能领会罗马的意图，结果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跟这些相互争吵不休的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对珀耳修斯的战争即将开始之际，某些罗马将军已开始以轻蔑粗暴的态度对待希腊人。这种李维所言的“新认识”（ia）遭到不少杰出罗马人的反对，但反对是徒劳的。

保护有产阶层

实际上，即便是行省的“支俸”城市或纳贡城市居民也未被忽略，罗马给当地共同体，特别是希腊城市规定了众多义务。罗马总督的主要职责是防御外敌并管理罗马公民的司法。比如意大利之外第一条罗马大道的修建就是出于防御目的；总督也会受理当地人之间发生的案件，但肯定不会是全部。西塞罗称自己曾发布公告拒绝受理此类案件，结果颇受好评，如此行为在罗马总督中也绝非特例。罗马人没有尝试采用统一的管理机制，在某些行省是由一位行政官员，即财务官负责直接收税，但他的工作可能只是监督当地官员征税；在其他行省，则不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皆由包税人征收，包税人有时根本不是罗马人，而且手下可能有大量税务人员，但即便如此，有时依旧由城市自身负责基本税务。这些城市的政治生活大体顺畅无阻，因此，当庞培计划兼并一部分本都国土时，他认为如果涉及较大领土，最好在其上建立一批希腊式城市。这套统治系统带来的结果是：尽管与这些城市间不时会有严重摩擦，罗马依然跟他们的上流社会建立起了伙伴关系，并委托这些当地精英代理行使大部分管理职能。有时罗马也会风闻当地穷人呼吁要求分地和免债，但当地精英的利益总能得到维护。

弗拉米尼努斯曾把希腊城市留给当地的富人管理；珀耳修斯则向穷人寻求支持，当然他力图拉拢的并不只有穷人。因此反罗马情绪往往基于仇富心理，不过依照富人领袖们的说法，这种情绪是出于对掌权的亲罗马集团的嫉妒，或者纯粹只是理想主义或民族主义。罗马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当地事务，使之更具寡头政治色彩？对此尚不确定，因为寡头政治原本就是发展趋势。不过现存一段石刻文字，内容为公元前2世纪后期马其顿总督写给一座伯罗奔尼撒城市的信函，信中提到总督已采取措施镇压了当地的动乱。来自显赫政治家族的波利比乌斯认为新近对罗马的盲目依附很可悲，但他也意识到有尊严的独立唯有在有限范围内才有可能。波利比乌斯还相信，尽管罗马近来有滥用权力之处，目前也有些严厉，但希腊城市还是从罗马那里获取了巨大好处，因此，公元前148年的起义是疯狂而愚蠢的。这些起义多少又是由穷人发起，他们对罗马强大实力的了解不如上流社会，不明白反抗罗马实乃徒劳。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希腊诸共同体确实授予了罗马各式各样的荣誉。罗马的“信誉”在早期非常好，希腊共同体也对之十分信赖。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人们建立起对罗马女神的崇拜，“罗马”一词在希腊语中很醒目，意为“力量”（Rhōmē）。女诗人梅林诺（Melinno）的罗马颂歌（hymntoRome）大约也完成于这一时期。对个人的崇拜也建立起来了，第一个受崇拜的罗马人是弗拉米尼努斯，优卑亚（Euboea）岛上以他之名进行的庆典传统一直延续至普鲁塔克时代，因而普鲁塔克对此有所描述。不过此类荣誉逐渐贬值，比如西塞罗回绝了限制城市财政支出的要求，有人就因此投票要为他立庙。这类荣誉自然使得罗马政治家们开始自认为等同于希腊化的国王。头衔与雕像之类较低的荣誉当然就更为泛滥，连重量级的商人都可获得。比如公元前1世纪初克罗阿提家族（Cloatii）就因为保卫并贷款扶持——其实也可以说是成功地经营——斯巴达附近的一座小镇基赛昂（Gytheum）而获此殊荣。

即便在米特拉达梯战争（MithridaticWar）这样的黑暗时期，不少地方大肆杀戮意大利的“吸血鬼”商人时，少量希腊与亚细亚城市依然忠于罗马，当然他们如此行动有时是因为与参加造反的邻邦有着长久以来的敌意。罗马曾予以小亚细亚城市阿弗洛狄西亚（Aphrodisias）的阿弗洛狄忒（Aphrodite）圣所极高的荣耀，于是，阿弗洛狄西亚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派出所有合格男子去援助罗马将军，因为“如果没有罗马人保护，我们就别指望活下去”。也有不少希腊城市在公元前1世纪处境艰难，它们先是在对抗米特拉达梯的战争中蒙受损失，后来又因不忠于罗马而被苏拉课以重罚，接下来还得资助内战。这一时期海盗活动也十分猖獗，直到庞培最终将其平定；实际上，包税人的活动跟海盗一样猖獗，最终，恺撒限制了他们的权力，但范围仅限于小亚细亚。共同体与个人都欠下罗马放债人的债务，处境令人绝望。西塞罗在公元前66年的演说中说：“公民们!我很难向你们表述外国人对我们的厌恶。”西塞罗所谴责的主要是贪婪，他的话当然还有其他不愿明言的动机，但多少道出了实情。考古学证据揭示了当时众多城市的明显贫困，它们在这段时期内极少有新的建筑出现。东部尚未完全从上述灾难中恢复，新的内战又爆发了。庞培与恺撒，布鲁图斯与卡西乌斯（Cassius），安东尼与屋大维，所有这些人皆依靠剥削罗马附属者为自己的战争提供财政支持。犹太地区（Judaea）未能按要求提供款项，卡西乌斯就将该省四座小镇的居民及不少官员变卖为奴，如安东尼所言，此举完全违背了战争法则。卡西乌斯还围攻自由城市罗德斯，此前罗德斯岛一直是罗马友邦并已交出了所有财富，只不过保留了本城守护者太阳神的战车。马西利亚是罗马更古老的盟友，却也因为支持庞培而被恺撒攻占。

希腊文化的影响

希腊与罗马的精英之所以能够合作，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罗马上层社会虽固守许多罗马传统，但已经非常希腊化了。事实上，有人试图证明罗马人实为希腊人，他们的祖先不仅有埃涅阿斯（Aeneas），还有《埃涅阿斯纪》（Aeneid）中的著名英雄阿卡狄亚人伊范德（EvaheAr），或者海格力斯[1]（Hercules），当然，还包括这些英雄的追随者。甚至有学者坚持认为拉丁语是一种希腊方言。于是，许多罗马人对希腊与希腊文化的态度是含混的。罗马人相信自己在战争与治国方面更胜一筹，比如西塞罗就认为罗马之外民族的民法都十分幼稚。不少罗马人还疑心希腊人的风尚越发柔弱无力了，或者希腊人对严肃事务漠不关心。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与希腊人间的密切交流往往并不愉快，这使得前者认为后者女里女气、趋炎附势、政治上无能、多嘴多舌，还喜欢不合时宜地空谈。其中的“政治上无能”成为罗马帝国存在的有力依据。在他们看来，希腊人可能已经退化了，西塞罗比多数人更亲希腊，但他也只承认在古代的希腊存在杰出人士，还提醒自己的弟弟不要在所管理的行省建立起亲密关系。至于当时东方的希腊语城市的居民，罗马人大概认为他们更低于“真正的希腊人”。不过，对雅典还有德尔斐（Delphi）这样的城市，罗马依然满怀敬意。西塞罗就曾因自己的随从过于刻板，对当地人傲慢自大而深感不安。

还是有极少数富裕的罗马人能够抵制希腊式生活的**，也有一些人则意识到，只有通过希腊人，才能学到作为世界统治者所必需的大量知识。罗马或许从未与希腊世界完全隔绝，不少罗马神可以跟希腊神等同，罗马的艺术也源自希腊艺术。必定一直会有些罗马人懂点希腊语，甚至可能读些希腊书籍。不过，从公元前3世纪中期开始，新纪元拉开了序幕，出现了以希腊模式创作的第一部拉丁戏剧，同时似乎也出现了更为正规的双语授课教学。汉尼拔战争期间，新的希腊崇拜仪式以及来自亚洲的大母神（GreatMother）崇拜被引入以保护罗马。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公元前212年对叙拉古的洗劫标志着希腊艺术品位在罗马的开端，但他对此感到惋惜，认为国家应该固守自己的传统。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肯定有不计其数的雕像与绘画被取走运往罗马。罗马城市正从外观上转变为一座宏伟都市。但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表明，在他的时代，罗马的乡土气息依然遭到了大都市来访者的嘲笑。真正希腊式建筑风格在罗马的出现稍晚一些，即便在这之后，用于建筑的大理石也并不多。

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对希腊人而言，教育（paideia）是他们的文化。而依照罗马传统，上流社会的男孩是从父亲的朋友那里获取政治与法律经验；17岁以后，他们就在军队中度过征战季。希腊人已发展出一套正规教学模式，所教授的内容开始是文学，以荷马作品为主；然后是修辞学；部分人还研习哲学。埃米利乌斯·保卢斯为自己儿子请了一群希腊教师，甚至连音乐与狩猎都有专人教授，还有一位兼教绘画的哲学家。他还把马其顿的皇家图书馆搬往罗马，这是罗马第一座大型希腊图书馆。波利比乌斯的记载表明，当时罗马已有大量希腊教师。杰出学者也开始来到罗马，他们最早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出现，比如罗马真正的文法（grammatikē）教学可追溯到帕加玛的克拉特斯（um），他本是一个使者，在一处开放式下水道中跌断了腿，因不能动弹便开始讲演授课。公元前155年雅典三个哲学学派的领袖被派往罗马，他们的讲演在那里掀起了哲学热潮。不过，加图认为哲学“不过是胡说八道”，他催促元老院尽快了结这些人的活动，以便年轻人能够像过去一样通过“法律与行政官员”学习知识。

但对于这一时期希腊影响的深度，我们也不可夸大。有证据表明，罗马人对希腊医学仍然充满疑虑，而且罗马在智力与艺术方面总体上依旧比较笨拙、幼稚。罗马的诗歌比散文发达，但正如贺拉斯所抱怨的那样，罗马的诗歌也十分粗糙。西塞罗认为，只有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演说家才真正从修辞学训练中获益，懂得如何组织、如何辩论以及如何修饰自己的演说。我们已知的散文文学史料表明，罗马人跟很多原始民族一样，觉得概括与抽象对他们而言过于困难。只有在约公元前100年之后，罗马人才开始在撰写论著时利用传统的希腊逻辑结构，他们赋予主题及所有关键概念以明晰的定义，并将题材精心区分为不同部分与不同方面，不再像加图撰写农业论著那样胡乱堆砌知识。正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拉丁语被改进为一种适于承载散文与诗歌的优雅语言。拉丁语作者由此开拓了很多新散文体裁，其中包括哲学论著。

但在西部，罗马觉得值得学习的东西乏善可陈，唯一例外的只有一本官方下令翻译的迦太基农业著作。不过，罗马人不愿费心学习西部语言实际上大大有利于当地上层特权地位的扩展。对于能提高自身优越性的文明因素，本地精英们一开始往往是憎恨的，但后来还是逐渐沾染了文明色彩。贸易与定居者的涌入对罗马化进程大有助益，虽然罗马有时会鼓励在西班牙发展农业，并在一些河谷地带建立城市定居地以取代桀骜不驯的牧人共同体，但罗马很少自觉地推动罗马化进程。对蛮族的文化偏见是存在的，但种族偏见很少，如果蛮族放弃野蛮习俗，就能提升自己的地位。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对奥古斯都时代西班牙南部的鲜明描述保存至今。这类野蛮习俗有的非常丑恶，比如某西班牙部落以尿液洗涤牙齿；也有的蛮族没有那么落后，比如恺撒笔下高卢人尽管没有恒心，却也不乏智慧与勇气。实际上，接纳巴尔布斯及其侄子进入元老院的决定使西塞罗深为震惊。诚然，他们的祖先来自文明的迦太基城市，但他们家族已久居加的斯。后来庞培的朋友密提林的提奥法奈斯之子同样也进入了元老院。巴尔比家族因其成就，被随后的一些高卢贵族效仿，这些人的父辈早在恺撒或奥古斯都时就已获得罗马公民权。在如此背景之下，成熟罗马帝国的轮廓便已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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