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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塞罗与罗马（第3页）

恺撒的其他外交努力同样不够成功。他精心地剔除了早期土地法案中最彼此矛盾的部分，停止分配坎佩尼亚的土地，只用庞培新取得的收入去购买土地，并且奉行自由买卖的原则。他把议案递交给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结果未能得到元老们的批准，只遭到了毫无道理的同声反对。恺撒的同僚是加图的侄子比布鲁斯（M。iusBibulus）。他无疑希望避免此人从中作梗，因而对元老院成员们好言相劝。然而，从此时起，他向世人表明，自己不会因为羞耻感或公共舆论的压力而再有丝毫动摇。他跟萨图尼努斯联名在议案中附上了一项条款，要求元老们逐一对此表示支持。他劝说庞培和克拉苏发表讲话，公开支持这项法案，并承诺为此不惜以暴易暴。为了反对贵族派保民官和自己的执政官同僚，恺撒利用了暴民和庞培的党羽。法案通过后，恺撒接下来的提案都是保护人民的。他的其余法案承认了庞培东方定居点的合法地位，为收税人颁发了特许状，承认了埃及国王的地位（他为了保住王位而慷慨解囊），这些内容都不受阻碍地通过了。比布鲁斯则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史无前例的宗教手段表示抗拒——他在自己家里每天都能观察到凶兆。

恺撒在通过法案时之所以会面对强大阻力，根源在于人们惧怕他借助平民、部下、骑士和外国统治者攫取政治权力。保民官瓦提尼乌斯（Vatinius）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在山南高卢和伊利里亚地区五年的军事统率权。前者使他可以在非战争状态下保持对罗马的监视，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打通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陆路，从而赢得了获取光荣的机会，这项工作已由于庞培在东方的扩张成果而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最后，政治介入了罗马的理性扩张，恺撒将帝国的疆界向北推进到了英吉利海峡及更远的地方。由于他的立法活动，特别是瓦提尼亚法因其通过方式而极易遭到仇人的秋后算账，恺撒急于从元老院手中争取一个额外的高卢行省。他通过庞培实现了这一目标，并通过姻亲纽带保证了后者的长期忠诚。

然而，恺撒非常清楚，庞培毕竟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尽管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庞培还是会觉得，依赖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是件丢脸的事。而比布鲁斯恶意诽谤的法令和三头同盟日益失去人心的局面则使得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庞培从恺撒手中得到的东西已经巩固，而他在公元前62年表露出的对权力的渴望，这时也变得更为强烈。但在一段时期内，敌人的恶意迫使他继续忠于同盟，并且这一联盟也在加图妹夫似乎即将当选执政官的公元前56年得以延续下去。恺撒整装待发的部队留在罗马城中，确保了庞培和克拉苏能击败此人顺利当选；而他们也马上投桃报李，延长了恺撒在两高卢的任期，也为自己保住了5年之内对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控制权。

内战

与此同时，指定行省总督方式的改变不仅使得颇不情愿的西塞罗被派去管理西里西亚，也引发了关于恺撒在高卢任职期限的复杂问题。然而，在法律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政体问题，而政体问题的背后则是远比庞培、恺撒敌对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

加图的敌意消除了任何可能使恺撒为个人野心而牺牲其平民派形象的**。相反，只要他的野心存在着风险，他就保持对平民派的忠诚。恺撒采取此立场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民众授予了他军事指挥权和缺席担任执政官的权力。他宣称，这项任命表明，他可以在行省一直逗留到公元前49年的夏天。贵族派一直反对民众授予的行省指挥权。他们相信，作为唯一自始至终存在的政府组织，元老院应当垄断对外事务的决定权，正如它从前事实上做到的那样。虽然主权属于人民，但贵族派并不同意平民派的观点，后者认为人民可以在任何事务上进行适当的立法，甚至无须元老院的指导。难道共和国不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组成的吗？

马尔库斯·马赛卢斯（MarcusMarcellus），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试图强行把恺撒提前一年征召回国。庞培试图进行调解，但赞同应服从元老院的决定。在公元前50年和公元前49年初，恺撒曾提出和解的条件，并得到对他友好的保民官们投出否决票的声援：当顽固分子们对此表示无视时，他渡过了象征其行省边界的卢比孔河，以捍卫保民官的神圣权力——以及他的个人荣誉。

庞培前往东方集结兵力，并且宣称：“苏拉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但二者间唯一的相似点仅在于向自己的敌人扬言报复。机动性和纪律性属于恺撒，而且他的宽容政策也赢得了舆论支持。

西塞罗这位支持共和国的可敬人士，哀叹说庞培和恺撒唯一的目标都不过是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有责备当事人，包括元老院内部和平的反对者，因为他相信政治体系本身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加图的谈吐如同居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般的话，那么西塞罗则在作品中论证，罗马共和国甚至要胜过那个乌托邦。到了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后期，当混乱与暴力已成为生活的常态时，西塞罗有感而发，撰写了两部政治哲学著作，标题和内容都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为基础的。在《论共和国》中，他解释说，从罗马的传统中发展出一种混合政体，它是最为平衡与稳定的。他在《法律篇》中所展示的法律是为富有教养的未来公民体设计的，与现有的法律和习俗十分接近。在这部论著现存残篇中唯一的创新之处是，增加了元老院和高级官吏的力量与权威。

独裁

恺撒的胜利摧毁了他自身赖以取得显要地位的体系。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表明他喜欢重建的工作。也许，在西塞罗于公元前46年为奉承恺撒发表的演说《为马赛卢斯辩护》中唯一真实的成分便是他对这位人类命运仲裁者厌世情绪的描绘。在公元前45年春之前，恺撒只能在遍及全地中海的内战间歇期里偶尔关注一下罗马的问题。而在遇害的公元前44年3月，他正准备离开罗马去同帕提亚人交战。西塞罗感到迷惑不解。他为恺撒勾勒出的实施方案是什么呢？是重组法庭、恢复财政信用、通过道德领域的法案和革新政治生活吗？事实上，恺撒确曾采取一些措施去减轻债务负担，立法限制奢侈，鼓励生育。但西塞罗无法理解改革罗马政治的难处，正如他无法赞赏恺撒对意大利和诸行省的管理措施一样。

利用手头有限的时间，恺撒已完成了足够多的成就，显示了自己思虑的周全。他对老兵的安置有利于意大利农业和人力资源的恢复，因为他们被分散到半岛各处，不是按照苏拉的模式，像要塞一样聚居起来。意大利诸市镇通过社会战争进入罗马直辖区后，一些一度被忽视的反常行政现象这时被根除了。为增加行省数目，行政官员的人数得到了补充；而建立在罗马的无法令人满意的税吏征税体系也至少在亚洲被终止了。最重要的措施是给予奇萨皮涅高卢选举权和为老兵、贫民在海外殖民地中设置定居点。殖民地的直接作用是减少城市人口以及降低相应的公共秩序混乱程度及谷物开支。但从长远看，殖民政策同恺撒慷慨赐予个人、集体公民权的措施结合起来，可以使罗马军团与罗马统治阶级重新焕发活力。把部分行省贵族纳入扩大后的元老院的恺撒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罗马政府的改革则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个已年过半百的人来说，要求他彻底改革决定自己一生的制度是困难的。恺撒进行了一些传统的小修小补，如禁止若干城市俱乐部，修改一些刑事法规，限制行省将领任期等。由于习惯了在高卢雷厉风行的工作效率——恺撒曾在马背上向两位秘书口述信件——他对政治生活中的谨小慎微失去了耐心。西塞罗抱怨说，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己的名字就被签署在元老院的法令上了。更糟糕的是，恺撒在被任命为“无限期独裁官”（dictatorperpetuus）后，打算离开罗马，并且归期不定。可能他当时只是想要平息一切关于他任期的争辩。但在人们看来，他似乎已不打算重建共和国。作为独裁者，他毫无放弃操纵政治机器的意愿，选派总督，指定官员，操纵司法。于是便有了3月15日的谋杀。

延伸阅读

主要古代史料

西塞罗的著作译文现已完备。洛布古典丛书提供了其全集的翻译，该译文成于众手，并附带有对照的拉丁语原文。企鹅古典丛书中的若干卷是他的演说词选译，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D。R。Sha-Bailey翻译的书信集。这是他的伟大西塞罗书信集校注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副产品，校注本中只有《致阿提库斯》部分带有译文。

其他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古代著作也可通过英文进行参考。撒路斯特记载喀提林阴谋的专著收录在洛布古典丛书和企鹅丛书Sallust卷中。两套丛书中都分别收录了恺撒《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的分册。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的《阿提库斯传》可在洛布丛书包含弗洛鲁斯的分册中找到。普鲁塔克为苏拉、克拉苏、庞培、恺撒和西塞罗的传记是企鹅丛书PlutaranRepublic中的核心部分。它们以及其他相关传记也可在洛布丛书收录普鲁塔克传记全集的11册中找到。苏维托尼乌斯的《恺撒传》见企鹅丛书分卷SuetowelveCaesars和洛布丛书Suetonius的第一册。

现代著作

对罗马共和国这一材料极为丰富时期的现代记述很多。它们在范围、重点和详尽程度上千差万别。

关于宏观视角下的简要概述，见英文版第48页提及的H。H。Scullard，P。A。Brunt和M。H。Crawford等人的著作。

在较为详细的记载中，较旧的作品，如人人丛书中T。Mommsen的HistoryofRome第四卷（英译本1880）和T。Ries的TheRomanRepublic，3vols。（Oxford，1923）仍然值得一读。尽管很快将被新版所取代，CambridgeAory，vol。ix（1932）中的相关章节依旧有用。

关于共和国覆灭的现代伟大作品是RoheRomaion（Oxford，1939），该作品特别侧重该阶段后期的论述。近年来对共和末期政治活动的一篇分析，以及对共和国灭亡原因的既鞭辟入里又富于争议的剖析包含在E。S。GrueGeionoftheRomanRepublic（Berkeley，1974）中。对罗马政治运转模式、机制和设计的生动描述见LilyRossTaylor的PartyPolititheAgeofCaesar（Berkeley，1949）和RomanVotingAssemblies（AnnArbor，1966）。

西塞罗，最适宜的传记主人公，已成为众多英语著作的记述对象。D。L。Sto的Cicero，aPoliticalBiography（Oxford，1971）从观察一位政治家的角度对他的成就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叙述；D。R。ShaBailey在don，1971）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对西塞罗书信的研究成果，刻画了有血有肉的西塞罗本人；E。D。Rawson在Cicero，aPortrait（London，1975;重印：Bristol，1983）中进行了富于同情心的、令人信服的研究。T。A。Dorey在其论文集（London，1965）中阐述了西塞罗生平、著述的各个层面。

最后，在此列举几本帮助读者在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观察共和末期政治生活的书籍应该是不无裨益的：icolet的TheWorldoftheRepublie（London，1980）；J。Crook的LawandLifeinRome（London，1977）；W。LiebestinuityandRion（Oxford，1979）；K。Hopkins的querorsandSlaves（Cambridge，1978）；DeathandRenewal（Cambridge，1960）；C。Wirszubski，LibertasasaPoliticalIdeaatRe，1960）；E。D。RawsoualLifeieRomanRepubli，1985）。

[1]阿提库斯是伊壁鸠鲁学派学者，故有此说。——译注

[2]这六位均为古罗马时代政治人物。——译注

[3]凯旋式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荣誉。故有此说。——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