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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与社会（第3页）

在创作于奥古斯都时期第二阶段的第四卷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得到奥古斯都直接赞助的迹象。当贺拉斯不情愿地写了《颂歌》第四卷的时候，所谓的“卡利马库斯派”诗人普罗佩提乌斯感到，出于谨慎或强制性的理由，他非得写点更具卡利马库斯真实风格（和爱国主义风格）的作品不可了。卡利马库斯曾对探讨制度原因与起源的诗歌很感兴趣，普罗佩提乌斯也在他的第四卷中创作了关于罗马制度原因和起源的诗篇：他现在开始明确地自称“罗马的卡利马库斯”——理由是充分的。第三卷中的那种叛逆式技巧现在已不合时宜了，但普罗佩提乌斯仍在坚持展现自己的完满形象和幽默感。例如，他从探讨某个“起源”的话题中引出了对阿克兴海战的叙述，其叙述方式并非是拙劣的模仿，而是像罗马的卡利马库斯确实应当做的那样；这种异域的、繁复的情节效果可以给普罗佩提乌斯带来许多乐趣，并且也不至于对元首造成多大冒犯。这首诗或许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在另一首优雅的诗歌中，原本富于道德意味的、关于塔佩娅（Tarpeia）的故事被赋予了色情动机——这同样符合普罗佩提乌斯的胃口，对元首则无伤大雅。事实上，第四卷中有着不少佳作。一定的压力（如果不是绝对专制制度下的）能够激发艺术家的创造天才。

提布卢斯

我在前面已提到过提布卢斯，把他看成是麦萨拉及其家人的赞颂者。除此之外，他几乎对国家事务毫无兴趣，也不觉得有必要去解释自己的无动于衷——这是个无须更多理由的事实：帝国的影响力没有必要扩展到帝国事务的范围之外。提布卢斯也不喜欢描述他的诗人角色或他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一些零散的、组合在一起的哀歌体诗歌（它们多数是致读者的）中，提布卢斯描写了乡村和他的爱情生活。

同维吉尔一样，提布卢斯对乡村表现出了排他的、略显浪漫的喜爱之情。但这种感情还是真实的，以诗篇2。1（纪念每年一度的乡村节日）为代表的作品便建立在这种情感之上。事实上，提布卢斯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如此。他可能确实住在乡下——像他声称的那样。

第一卷第1首诗中的前44行都在表达这种愿望。我们应当辨认出这一愿望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首先，提布卢斯似乎确实想成为一个小业主和自耕农（“让我像农夫那样，赶早播撒葡萄种子”）。但我们看到，这是个富于幽默感、有意为之的声东击西。他真正想做的只是体验一下农活，做个业余劳动者，在乡村的简朴环境中，在自己的地产上过闲适的生活。他在第一首和后面的诗歌中为我们勾勒了这处地产的面貌。它的面积已缩小（可能是在财产充公事件中缩小的），但仍然够大，由奴隶进行劳作。因此，跟普罗佩提乌斯一样，提布卢斯向往（令人震惊的事实）一种悠闲的生活，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uitainers，他的原话）；并且，像普罗佩提乌斯那样，他谴责军事和商业活动。但与习惯了城市生活和城市礼仪的普罗佩提乌斯不同的是，他希望能在乡下度过闲散的时光。两人之间的这点区别正是提布卢斯希望我们认识到的特征之一。

这44行诗表达了提布卢斯式的愿望。我们会问，那爱情呢？它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还会问，提布卢斯何不立刻动身前往他的地产，而要留在罗马痛苦呻吟呢？最主要的答案是——因为爱情。

paruasegessatisest，satisestrequiescerelecto

silibraleuaretoro。

quamiuuatimmitesuentosaudiretem

&domiinuissesinu

（1。1，43-6）

一小块田地已经足够，只要还能躺在**，在熟悉的睡椅上舒展四肢。躺在这里，倾听旷野的风声，温柔地抱着我的女主人，这是何等欢悦的事情!

提布卢斯用了“女主人”一词，表明他是自己爱人的奴隶（像普罗佩提乌斯对昆提娅那样），他把心中思恋的那位称作德莉娅（Delia）。同昆提娅相似，德莉娅的真实社会地位也是充满争议的。但她的特点跟昆提娅区别不大：可能是被释女奴，看起来极为崇尚物质利益，总的来说，她具备明显的城市特征。但我们却知道，她是提布卢斯乡村生活理想的一部分；事实上，正如第二首诗向我们揭示的那样，那是他乡村生活理想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他说，自己愿意在乡下过苦日子，只要德莉娅也在那里。这就是他的田园理想无法圆梦的原因，因为其中包含了一个无法兼容的元素——德莉娅：“但我成了囚犯……在她的门口站岗放哨（同上，1，55-6）。”首先，这一事实可以解释他为何没有陪麦萨拉一道出征。但很显然的是，一个羁留在城中情妇门口的人不可能同时也是个住在乡间地产的土地上、追求田园理想的人。

德莉娅阻碍了提布卢斯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我们还发现一种制造紧张情绪的因素，贯穿着提布卢斯的一生，充实了他的诗歌，使他成为堪与普罗佩提乌斯匹敌，并与之相对的浪漫主义梦想家。普罗佩提乌斯想在昆提娅身上看到神话人物的影子，这个意愿注定要在现实面前破灭。提布卢斯想在德莉娅身上看到一个符合他乡村理想的形象，这一想法同样注定要被现实撞得粉碎。与普罗佩提乌斯一样，他也有看透真相的时候。诗篇5对提布卢斯的田园和爱情理想进行了最为详尽的叙述：乡间的生活，德莉娅在收割中扮演着贤内助的角色，等等。但这一描述的结论却是‘haegebam’——一切都是幻梦。在当时清醒认识到自身境遇的可怕情绪中，提布卢斯用苦涩的讽刺笔调复述了自己从前的幻想。

我们感到，在挑衅传统价值观的手法上，提布卢斯刻意做得与普罗佩提乌斯有所不同，着意要表现得更为叛逆。拿“奴性”来说，普罗佩提乌斯声称自己的受奴役是一种被迫承受的负担，并把它视为心灵上的奴役。提布卢斯谈论的实际上是奴隶才会接受的肉体羞辱，而他像个受虐狂一样，似乎心甘情愿地从情人那里接受了这些惩罚。提布卢斯还换了另一个更糟的情人：尼米希丝（Nemesis），她比德莉娅更为铁石心肠、利欲熏心和唯利是图。

提布卢斯还有第三个情人，并对之忠诚不贰，那是一个名叫马拉苏斯（Marathus）的男孩；他对这个男孩同样表现出了炽烈的、乞讨式的爱情，正如他和普罗佩提乌斯对情妇们所做的那样。这一事实值得注意。诚然，在其他诗人（包括贺拉斯和卡利马库斯）那里，从来都是高调承认同性恋情。但对爱情诗人而言，同性恋通常被视为小事和旁支，不是用来倾注热情的对象。我们看到，提布卢斯再度在挑战传统的赌博中提高了筹码。他不仅承认对三个情人怀着忠诚的爱，还把自己表现成属于一个小男孩的、地位卑贱的浪漫情人。

事实上，在同马拉苏斯的关系方面，提布卢斯可能坠入了卑贱的谷底——而且是十分滑稽的。这是一场三角恋：提布卢斯爱马拉苏斯，而马拉苏斯爱着一个名叫芙罗伊（Pholoe）的姑娘；于是，为了讨好马拉苏斯，提布卢斯像奴才一样，低三下四地区帮助这个男孩赢得姑娘的好感。

我们无须怀疑，提布卢斯的诗歌是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但同样明显的是，这种经历已被作者重新组织和精心打造，特别是能够同普罗佩提乌斯形成对比（与此相似，普罗佩提乌斯在展示其经历的时候也以卡图卢斯为参照），从而达到有趣和离经叛道——有时是戏谑的效果。戏谑效果潜伏在前面的段落中，幽默感在提布卢斯的作品中可能相当普遍。提布卢斯的卑贱地位、受虐的倾向与程度，并没有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被表现出来。这是为追求幽默效果而采用的夸张手法，并且这一切都是“以优雅文笔叙述”的。提布卢斯对情人卑躬屈膝的甜言蜜语，他想做农夫的愿望，都是用极其典雅的风格写成的。这表明，在提布卢斯的故事之外另有一个提布卢斯，在向我们挤眉弄眼。

人们常说，奥维德是反奥古斯都派。这个标签贴得并不完全精确。奥维德确实对奥古斯都的国家、法律和个人形象不大恭敬。但他对任何严肃的、盛极一时的事物都是这个态度。

奥维德出身于一个古老的骑士家族，早年曾担任公职，但很快转而从事诗歌创作。他在青年时代得到过麦萨拉的帮助，后来的作品则是向奥古斯都及其家族表示敬意的。但有证据表明，他从来不是某个文学圈子中的一员，甚至没有达到普罗佩提乌斯那样的程度。他没有那样做的必要：他的作品一直很流行，并且他也没有经济上的困难。而他活泼开朗的性格或许也最适合这种超然独立的姿态。

他最早的诗歌，哀歌体的《情诗》出了两个版本：第一版出版于公元前25年左右，在此后的10余年中通行；第二版也是篇幅较小的版本（这才是我们手头有的）出版于公元前后。

在这些诗篇中，我们能够多次看到奥维德的不敬态度，并能猜到这种态度针对对象的广泛程度。在这里，最明显的目标不是传统的卫道士，而是浪漫主义的哀歌体诗人，他们自己过去也是叛逆者。在第一卷中，奥维德把自己描绘成继承普罗佩提乌斯和提布卢斯传统的情人和诗人，是他情人〔他称她为科瑞娜（a）〕的忠诚奴仆。但他真正提供给我们的只是戏谑式的模仿。例如，普罗佩提乌斯和提布卢斯都表示要远离公共生活，远离战争和拼搏的（“战士式的”）生活，而让自己**情的“士兵”。奥维德利用了这个创意，从中发掘出了巧妙的滑稽效果。具体说来，情人怎么会像士兵呢？《情诗》1。9比较了恋人和士兵，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其中一个例子是：

战略家们崇尚夜袭，

举起枪尖，当敌人还在熟睡……

情人们也用这些武器——趁着丈夫入眠，

在仇敌打鼾之际猛刺。

这是对哀歌体诗歌主题的一种戏谑式运用。他也用相似的手法处理其他爱国主题（情人受奴役的地位，被爱慕对象的神圣性，等等）。普罗佩提乌斯同样是这样运用神话的：普罗佩提乌斯曾用神话的共鸣效果来阐**漫主义的忠贞理想；奥维德却用神话的共鸣效果来描绘美腿。

在《情诗》第二、三卷中，奥维德摘下了面具，把自己表现成一位率性而为的情人。爱情只是（或应当）快乐——是一场游戏；这两卷中的猥亵教唆和戏剧化插曲都证明了这一点。除了他和浪漫的哀歌体诗人之间的不同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他与贺拉斯之间的共同之处。贺拉斯认为，爱情应该是一场游戏，即便它是苦乐参半的。奥维德的看法与贺拉斯相似，但也有所区别。可以说，奥维德认真地对待这场游戏，并愿意为之花费时间，应对麻烦。他并不奉行阿尔凯乌斯的传统，做一个站在远处的观察者。他甚至还费心写过一篇论述爱情游戏的教育论文，声称要教人如何去爱——他在作品中任凭自己兴之所至，把严肃的教育形式同他在其他作品中写过的轻浮内容并不协调地混合在一起。这篇论文就是《爱经》（ArsAmatoria），首版于公元前9年，再版于《情诗》第二版出现前后——那并非一个合适的时机。

像惯常的那样，科瑞娜和《情诗》中其他女子的地位都是难以确定的。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描述她和其他女子的方式暗示着，她们已婚了。因此，《情诗》显然是在暗指通奸。同样的，尽管全诗开篇处有一段完全相反的、难以令人信服的陈述，并且作者在流放生涯中对此进行了极力申辩，《爱经》也显然是在描绘通奸。因为，奥维德最终遭到流放，而《爱经》便是其部分原因。这样的结局也并不使人吃惊。他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第二阶段、法律已将通奸定为犯罪的情况下，使用明显表示通奸含义的词汇写作；他在奥古斯都自己的女儿也因通奸被放逐（公元前2年）、法律约束力显然不够的时候创作了《爱经》和《情诗》的第二版。我们可以看到，奥维德描写通奸的诗句属于宽泛的、并无恶意的不敬之作——它并非“反奥古斯都”的。但在心境不佳、大失所望的奥古斯都看来，它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或许令人惊奇的是，他等了许久才做出反应，但最后还是行动了。公元8年，奥古斯都的孙女又因通奸而遭到放逐，奥维德因写诗和犯错（eterror）而获罪，也被放逐到了托米斯（Tomis）。他在那里写就了大批作品，其中表达了并非完全值得称道的追悔之意。

创作年代处于《情诗》和《爱经》中间的是《女英雄组诗》，这是奥维德第一次尝试叙述神话。该组诗更“安全”，却也不失韵味。奥维德的基本意图是编造神话女英雄们写给爱人们的书信（以哀歌体写成）：阿里阿德涅致提修斯，菲德拉（Phaedra）致希波利图斯（Hippolytus），狄多致埃涅阿斯，佩涅洛佩（Penelope）致奥德修斯，等等。上面引述的例子表明，奥维德描写的情形极其丰富，为自己施展修辞学才华和纯熟的煽情技巧开拓了广阔空间。他也没有压抑自己的叛逆精神，努力把维吉尔的狄多改写成一个更为多愁善感的人物——她居然能觉察到，埃涅阿斯一提起第一位妻子的死就会无比痛苦。

大致在这个时候，奥维德创作了悲剧《美狄亚》（现已佚失）。他现存的题材更宏大、更雄心勃勃的第一部作品是《年表》。我们有理由把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确定在公元1—4年之间，并且也有理由认为，作者在诗中出于安全的考虑，试图抵消最近出版的色情诗歌的效果。《年表》也以哀歌体写成，试图解读整部罗马日历，说明罗马人一年中各种节庆和命名方式的“来源”。可见，曾在《情诗》中三心二意地继承卡利马库斯风格的奥维德，像此前的普罗佩提乌斯一样感到，马上写些真正具有卡利马库斯风格和爱国风格的作品是明智之举：日历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让他赞美罗马和奥古斯都。无法抑制的叛逆性格不时破坏或升华（见仁见智）着诗作的风格。这部作品从未完成。厌恶感可能促使奥维德在写完六卷（而不是既定的十二卷）后放弃了这部作品。还有些外部因素鼓励或迫使他放弃该任务。公元4年，提比略被收养，于是作品中还要加入一些赞美性的暗示；而在历法方面，人们已预感到奥古斯都月[1]将被设立；对于奥古斯都的臣民而言，这实在是令人失去信念的前景[2]。奥维德最终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