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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名 泰米尔语（第2页）

倾向于宗教层面的泰米尔复兴主义者主要关注的是基于泰米尔经文的印度教改革，回归到他们眼里的是印度主流传统下更理性的一神论。尽管湿婆派（对湿婆神的特殊崇拜）在整个南亚地区都有着悠久历史，但这一泰米尔支流却将它的起源追溯到了理想化了的古代泰米尔，未经种姓差异、性别不平等和多神论的污染。他们认为，这些缺陷是后来才出现的，是讲梵语的雅利安人带来的。新湿婆派的宗教仪式绝不可由婆罗门（祭司阶层）主持，因为婆罗门是雅利安闯入者。文学复兴主义者认为泰米尔语是最高贵、最古老的语言，而新湿婆派人士却有着更高的目标：泰米尔语是神圣的语言。

这些文学和宗教复兴主义者怎样将信息传达给泰米尔大众呢？考虑到大多数人是文盲，传播媒介必然是口头形式。至于风格，浮夸的修辞是惯用手法。一种常见的比喻是将泰米尔语人格化为一位美丽的女人。学者、作家和活动家穆迪亚拉萨（Mudiyarasan，1920年—1998年）在一首诗中写道：“如果你拒绝我，我怎能忍受这样的生活？难道不是你甜蜜的**让我发狂？噢，我美味的语言！快搂着我拥抱我！”他的文章可能比诗歌要收敛些，但同样毫无保留：“我认为泰米尔语是神祇。”还有很多诗人赞美泰米尔语有着“容光焕发的脸庞”“丰盈的嘴唇”“艳光四射的金色身体”“**”和“细腰”。诗人巴拉蒂达森（Bharatidasan，1881年—1964年）将这种亢奋带到了合乎逻辑的结论上：“哪怕是纯粹的女人给予的快乐，也无法跟伟大的泰米尔语相提并论！”

巴拉蒂达森，至今仍是印度南部泰米尔文化的关键人物，这是一段称颂他的歌舞录像。

这些颂歌中还贯穿着血痕。再一次引用巴拉蒂达森的诗句：“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消灭那些摧毁我们辉煌泰米尔文的人！就让深红色的血，流成河吧！”又或者这一句，来自激进学者兼作家普拉瓦尔·库兰代（PulavarKulanthai，1906年—1972年）：“我要砍下泰米尔母亲的敌人的头颅，哪怕我自己的母亲出手相拦。”这里还有更自毁的句子：“如果邪恶降临您，我光荣的泰米尔母亲……为了结束你的痛苦，我愿放弃自己的人生。”坎纳达桑（Kannadasan，1927年—1981年）在27岁时写下一句诗，对美好的泰米尔式死亡表达了向往：“哪怕是死，泰米尔语也应当挂在我们唇边。我们的骨灰，应该在泰米尔语的芬芳里燃烧。”

还有些人甚至不光用言语赞美，更付诸了实践。1964年，一名年轻教师钦奈萨米（asami）率先践行了诗人所鼓吹的做法：他把泰米尔语挂在唇边，将自己化为灰烬。他高呼着：“印地语去死！泰米尔语必将蓬勃！”并在痛苦中殉道而死。钦奈萨米是古代文献的狂热读者，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文学的启发，但他的最后行动，将自己牢牢地编织进了复兴运动的政治脉络当中。这些殉道者和政治复兴主义者的目标是让泰米尔语回归其眼里的正当社会地位：经历了数百年的压迫，泰米尔语应再次成为公共生活的主导语言，成为行政、教育和媒体的官方用语。

平心而论，并不是所有参与泰米尔政治斗争的人都这么为泰米尔语着迷。事实上，这场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E。V。拉马萨米（E。V。Ramasami，1879年—1973年，也被称为“宗主”或“伟人”），就对泰米尔语原教旨主义者没有耐心，他认为未来在于说英语。他曾公开说过：“不管是作为母语，还是作为国家的语言，我都对泰米尔语毫不热心。不管它是经典语言、古代语言，或者是湿婆所用的语言，我都对它没有依恋。”他甚至说：“跟你的妻子、儿女和仆人说英语！放弃你对泰米尔语的迷恋吧！像个人那样活着试试看！”他能成为一位可靠的领导人并维持这一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不懈地反对印地语，在他看来，印地语是雅利安人、婆罗门和梵语的工具。

直到20世纪60年代，印度复兴运动的政治派别始终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泰米尔人应该寻求独立，还是仅仅在印度国内寻求语言权利？不同的政党以激进甚至往往是暴力的方式发出声音，同时参加选举。如果说，是文学复兴主义者和宗教复兴主义者通过激发民众对泰米尔语的热爱奠定了基础，那么，率先发起抗议，并在数十年后获得丰硕成果的，则是政治派别。

登上王位，却没有键盘

那么，这一硕果是什么呢？1947年，印度获得了独立——这当然是一项全国性的成就，但泰米尔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9年后，联邦政府向泰米尔人和其他民族长久以来的追求做出了重大让步：整个国家按照语言系统重新组织。本来通行多种语言的马德拉斯邦，如今变成了以泰米尔语为主要语言的地方，不久以后，当地政府正式宣布泰米尔语为官方语言。“随着Tami?ttāy（“泰米尔之母”）斜倚在她吉祥的王座上，我们所有的麻烦现在都结束了。”立法会的一位议员兴高采烈地宣布。

如果说，“泰米尔之母”能够优雅地坐下享受自己的统治，邦政府显然没这么轻松。事实证明，执行这一政策十分艰巨，要花大量时间。行政人员常常发现自己缺失了许多词汇。发誓为泰米尔语而死，热情地赞美她美丽的身躯，这是一回事；但表达各种现代官僚和法律系统中的种种微妙之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更何况借用英语或印地语的现有词汇，又成了一种耻辱。达到必要的词汇量花了颇长时间。问题还不止如此，就连打字这样日常的事情也必须重新组织：打字员不习惯使用泰米尔语键盘，必须重新培训，而在标准键盘设计出来之前，这又根本不可能做到。不过，这些麻烦仅仅是初创期的问题，如今，行政机关已经顺利开展工作，几乎完全使用的是泰米尔语。

另一块里程碑出现在1965年。印度中央政府屈从于德拉威南部（尤其是马德拉斯邦）的暴力抗议，放弃宣布印地语为印度的唯一官方语言，虽说印度政府打算这么做已经快15年了。回到1949年，印度国大党的一名领导者宣布：“我可以这样对我在南方的朋友们说：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就是尽早学习印地语，因为如果他们学得不够快，就会被抛在后面。”正是这样的态度和它带来的大棒政策，使得钦奈萨米和其他殉道者为泰米尔语献出了生命。南方的德拉威人坚持要求以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希望为所有印度人提供一种公平的语言环境，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们痛恨印地语所象征的北印度把持着统治地位。

20世纪60年代的一幅漫画，展示了泰米尔纳德邦的反印地语抗议活动。抗议者的主要策略是支持英语，牵制说印地语的北部势力。

在邦的层面，1967年是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民族主义者赢得了马德拉斯邦的选举，执掌权力。自此以后，他们一直控制着邦政府。这一壮举（在印度只此一家）帮助他们实现了大部分的议程。不到一年，他们就把印地语从学校里的必修课变成了选修课。这明显违背了“三种语言”的全国性政策，该政策要求每个公民学习英语、印地语和（适当的）当地语言。1969年，马德拉斯邦最终更名为泰米尔纳德邦（意思是“泰米尔人的土地”），这是一项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政策，心向德里的前一届邦政府始终拒绝执行。[1]其他民族主义举措还包括从教科书中“净化”梵语，为大量的街道和公共建筑起名以纪念为泰米尔语献身的人，包括钦奈萨米在内的许多殉道者。

印度南部有着繁荣的泰米尔语电影工业——这幅海报来自《Narayan》，这是最成功的泰米尔语电影之一，改编自《教父》。

这并不是说，民族主义执政的邦政府在半个世纪的经营里让泰米尔的信徒感到了完全满意。泰米尔纳德邦常驻的中央政府机构，如军队、铁路和邮政，照样主要使用印地语开展业务。就连印度南部的印地语传播机构（IhePropagationofHindiinSouthIndia），1918年由圣雄甘地创办，仍以金奈（马德拉斯的新名字）作为基地。当地有个相当繁荣的泰米尔语电影工业——康莱坞（Kollywood，这也是金奈一个区的名字），但印地语的电影和歌曲在泰米尔人里非常受欢迎，如今学习印地语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或许最令人失望的一点是，尽管“泰米尔之母斜倚在她吉祥的王座上”已经颇长时间，“我们所有的麻烦”却并未结束。和印度的其他各邦相比，泰米尔纳德邦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做得不算太糟，但它绝不是财富、平等和安宁的天堂。事实上，邻近的喀拉拉邦要好得多。从文化上说，喀拉拉邦属于德拉威地区，但从意识形态上说，当地的政治主导派别，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共产主义。说到为人父母，泰米尔这位母亲，似乎不如卡尔·马克思（KarlMarx）这位父亲来得更有爱心和高效。

斯里兰卡的泰米尔语

斯里兰卡的人口只有2000多万，与印度相比微不足道，但自1948年独立以来，由于语言和文化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冲突，斯里兰卡的问题同样严重。当英国人退出后，该国保留了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这掩盖了该国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分歧。斯里兰卡的大多数人口（近34）是印度-雅利安佛教徒，说僧伽罗语，而其余的大部分是德拉威人，是说泰米尔语的印度教徒。

几乎当大不列颠殖民地的旗帜刚降下，僧伽罗民族主义者就开始歧视泰米尔人，让后者难以获得公民身份，并将大量泰米尔人“赶回印度”。1956年，持民族主义立场的总理班达拉内克（S。W。R。D。Bandaranaike）颁布了《僧伽罗语唯一法案》，在政府公务和所有官方事务中，用僧伽罗语代替了英语。它强迫泰米尔人（此前泰米尔人占据了大约60%的公务员职位）下岗，甚至把他们驱逐出国。最初，这导致了泰米尔各政党的非暴力抗议。但非暴力抗议导致了不同族裔之间的暴力**，数百名泰米尔人遭到僧伽罗暴徒杀害。两年后，政府达成“僧伽罗唯一、泰米尔亦可”（SinhalaOnly，TamilAlso）的妥协（虽说这名字不合逻辑）。尽管如此，泰米尔语仍然处于次要语言的地位，但泰米尔人接受了。

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把30多万泰米尔人驱逐到了印度，他们歧视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泰米尔人，他们禁止泰米尔媒体入境。在1972年的新宪法中，他们将佛教（大多数僧伽罗人信奉的宗教）列为“最高地位”，取代了泰米尔人的印度教。

直到2015年，更为温和的领导人西里塞纳（Sirisena）在政治上击败了僧伽罗民族主义者拉贾帕克萨（Rajapaksa，是他以铁血手腕残忍地结束了战争），带来了和解的希望。次年的独立日庆典上，泰米尔语版的国歌《母亲，斯里兰卡》自1949年以来首次出现在官方活动中。但和平协议是脆弱的，且遭到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在后者眼里，泰米尔语和印度教徒，充其量只是“他们”国家的客人。

[1]　1996年，马德拉斯邦的首府改名为金奈。选择这个名字的语言基础似乎不太牢靠。不管是马德拉斯还是金奈，词源都不确定，但很有可能，马德拉斯源于泰米尔语，而金奈来自泰卢固语。——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