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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名 孟加拉语（第2页）

孟加拉语元音附标文字的设计者们本可就此打住——他们兴许应该这么做。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内容，全都是所有元音附标文字所必需的东西：一套完整甚至有点啰唆的工具包，用来书写搭配起来的元音和辅音，或是单独书写其一。但我之前说过，这里还要再说一次：历史总是会把书写系统搞得一团糟。虽然任何一种语言都在不断变化，但书写者们往往讨厌这样，并试图让它在书面上保持稳定。他们不介意杂乱无章的拼写，因为这些拼写反映了古老的发音、潜在的语法模式和外国单词的起源。超出凡夫俗子理解范围的例外、复杂和微妙之处，这会让他们倍感兴奋。还记得那位法兰西学术院的院士是怎么说的吗？如果一种拼写“有助于区分‘文盲’和‘无知的女人’”，那它就是件好事。

和法语一样，孟加拉语也是个切题的例子。这种文字里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浮华虚饰和隐藏缺陷呢？它用两个不同的符号表示相同的i音（如“beat”），还有两个不同的符号表示相同的u音（如“book”），但没有用来表示e（如“rest”，而非“bay”中的长音）的符号——呃，这完全是……历史的原因。出于同样理由，sh音可以用三个不同的字符表示，其中两个字符还可读作s。（当然，在这方面，它并不比英语更糟糕。在英语里，i音，或者更准确地说，ī音，可以拼写成ee、ea、ei、ie、y、ey、e，甚至i。）

比不一致的拼写更麻烦的是所谓的“合体字”（也叫ligature，可译为合字、连字、连接字）问题，它们的作用是把若干辅音字符融合成一个。真正的孟加拉语单词很少在一个音节的开头使用两个辅音，但从梵语、波斯语或英语中借用来的单词却会这么做。语言监管机构本可以使用元音杀手来书写此类单词。以指代“screw”（螺丝钉）的“SKRU”一词为例，他们可以规定用3个字符来拼写它：一个带元音杀手的s、一个带元音杀手的k，再加上一个附带了u符号的r。相反，他们认为正确的拼写只应包含一个字符：一个怪兽合体字，融合了s、k和r，并叠加u符号。我甚至无法在微软的Word软件里重现这东西，因为软件把它撕开变成3个独立字符，加上两个元音杀手和一个u符号，就跟我之前提议的一样。

现在，如果这些合体字只是极少出现的现象，比如法语里的和荷兰语中的IJ，或是丹麦、挪威语里出现得略频繁的ā，正常人还能忍受，我小心地忽略它们就好。孟加拉语里有不少于285个合体字，不少遵循简单的规则，但还有许多根本不按照规则来。这样一来，孟加拉语字符总共达到了331个，还不包括元音符号、一些历史字符和若干基本的变音符。这意味着合体字对孟加拉语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它复杂得几近混乱。想象一下学生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想象一下打印机和打字机制造商过去面临的问题。孟加拉语本来应该像微软Word软件和我提议的那样做：使用元音杀手来处理辅音连缀。不可能吗？太丑吗？泰米尔语就是这么做的，没人会去对泰米尔人说他们的语言有问题。

与腓尼基语的连接

虽然泰米尔语相当巧妙地处理了辅音连缀问题，而我前面提到的林布语在书写以元音打头的单词时更高效，但关键信息是，印度的文字大多非常类似，不是在视觉形象上，而是在结构上。在当地的大语种里，只有阿拉伯文字和罗马字母不符合这一模式，更何况它们是从外部引进的，而非本土产生的。除了这两个例外，印度所有的主要文字都是元音附标文字，虽然每一种都有着不同的字符形状，不少文字还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这出于两个历史原因：它们全都有着共同的来源，它们的使用者有着书写南亚古典语言——梵语——的悠久传统。

可以这么说，所有印度元音附标文字的共同起源——它们的曾祖父母——叫作婆罗米文（Brahmi），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后代——数十种——统称为“Brahmic”（婆罗米系文字）。这份族谱规模极为庞大，充满了神秘的名词，所以，我将它精简到最基本的部分，只留下本书介绍的四条分支。如果我们研究婆罗米文字整个谱系的每一条分支，我们会发现，现代文字保留了大部分的原始字符，但在几百年里，它们的形状发生了变化。只有极偶然的时候，老的字符遭到抛弃，或是从零开始创作出了新字符。也就是说，每一种婆罗米后代文字的大多数现代字符都跟其他婆罗米系文字的对应字符有着历史关联。只不过数百年来的逐渐分歧掩盖了古老的链接——这就是????看起来跟????（如果你还记得，这是“印度”的音译bhaarat）一点也不像的原因。

此处的日期表示已知该文字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较古老的文字可能会跟新文字长期并存。

在上面精简得厉害的族谱里，我们可以看到婆罗米文位于最高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祖先。大多数专家，尤其是南亚地区以外的专家，都认为婆罗米文起源于中东，尽管他们在细节上存在分歧。最有可能的场景似乎是，婆罗米文是年代稍早一些的元音附标文字佉卢文经过改进的继承者，佉卢文的使用区域更偏西一些，在如今的巴基斯坦及其周边地区流传。佉卢文又受亚拉姆文字的启发，但绝非后者的复制品。这种情形在地理和时间意义上都是合理的，因为当时南亚西边的强邻波斯人使用的是亚拉姆文字。如果印度系文字的确是亚拉姆语的分支，这意味着它们跟我们的拉丁文字有一个共同的起源：

在这幅族谱中，中间一列是辅音音素文字，右边一列是元音附标文字，左边一列是字母文字。

这一共同起源，怎么会演变出如此不同的印度、欧洲和阿拉伯文字系统（分别对应元音附标文字、辅音音素文字和字母文字）呢？关键在这一点上，腓尼基语和亚拉姆语都是闪米特语言，跟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一样，它们都使用辅音音素文字，因为它们本来就偏爱辅音音素文字。它很容易与其结构融合在一起，而元音在这里并不太重要。简而言之，闪米特语和辅音音素文字的结合，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但当这些文字向西传播到希腊、向东传播到南亚时，这些地区的人们很快发现，辅音音素文字没法适应自己的语言，因为它们属于印欧语系，而不是闪米特语。[2]为了使写作顺利进行，元音的发音必须得以表现。希腊人选择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他们选取一对自己并不使用的古腓尼基辅音字符，将之变成元音，创造出第一套字母系统。尽管这个设想很不成熟，但在近3000年的时间里，它运转得惊人良好。

南亚人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或许更为巧妙。丰富的语言分析学术传统使他们对音系学有了敏锐的洞察力。跟希腊人一样，他们意识到，如果不使用元音来书写自己的语言，会使得文本不知所云。因为他们的音节是典型的“一辅音一元音”类型，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新颖的点子，用元音符号来改装辅音字符。他们发现a（发音如Iraq中的a）比其他元音更常见，便选择将其作为默认元音）（后来在孟加拉语中发o）。此外，对音韵的敏锐观察力，让他们采用一种更合乎逻辑的字符顺序来代替中东和欧洲文字一直以来的随意顺序，他们把有着相同“发音点”（也就是嘴里发音的地方）的辅音聚集在一起，还把元音放到单独的组别。字符这样重新排列过后，孟加拉语的辅音字母为什么会以ka、kha、ga、gha打头，元音为什么会以短音a、长音a（ā或aa）、短音i、长音i打头，也就可以解释了。我在前面几页提到过，这种新顺序不会创造出响亮的alphabet、abjad或abugida（也即这几种文字系统中打头的音），然而，其背后的组织原理有着令人钦佩的语言学意义。

对于希腊语来说，像这样的元音附标文字系统不能很好地运转，因为就像印欧语系的大多数成员（还记得俄语里的VZGLYAD吗）一样，它认为一个音节用多个辅音开头根本没什么：想想Plato（柏拉图）、Strabo（斯特拉博）和Ptolemy（托勒密，跟在英语里不一样，在希腊语里，打头的“P”是要发音的）这些希腊名字！到了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欧语系民族第一次到达南亚，他们所用的语言（梵语的一种早期形式）就与此类似。但在跟次大陆的德拉威原住民的混居过程中，他们的语言逐渐发生了变化。德拉威语里没有辅音连缀，故此，说梵语的人也逐渐开始回避它们。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书写重新进入次大陆，当时存在的语言已经很少甚至已完全没有辅音连缀。元音附标文字的概念，变得像手套一般合适了。

老挝语是老挝的国家语言，也是东南亚诸多源自古印度文字的语言之一。老挝目前仍在使用殖民时期的法语，但还能坚持多久呢？

书写者及其陈腐追求

如果说，要把亚拉姆语的abjad（辅音音素文字）变成abugida（元音附标文字），需要想象力上的非凡一跃，那么，早期印度文字的另一方面更不寻常。一般而言，不管书写在哪里扎根，抄写员及其抄本都有着很高的威望。这种捕捉转瞬即逝的口语词汇，将其固定在某种表面上的技能，似乎蕴含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让这些词汇重新变成声音，并发出一次次的回响。在识字率低的社会（倘若回到不太久远的从前，所有社会都是如此），称职的书写者一般不仅仅是匠人，更能在宗教和国家领域爬升到崇高的位置。在中国，汉字是文明的标志。在欧洲，罗马字母成为西方基督教的标志（这也是异教徒的如尼文字遭到废弃的原因）。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文字也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

南亚却不是这样。精英们顽固地恪守口头传统，它不仅将古老的印度吠陀经，而且还将更晚近的佛教、哲学、诗歌、戏剧甚至科学和技术作品保存了几个世纪。他们抵抗书写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记住所有这些古老文献是他们享有特权的理由之一。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这种新流行的媒介足够耐久——这种担心最终得到了证实，因为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文本，除非刻在石头上，都在南亚湿热的季风气候下灰飞烟灭。

如此一来，书写就付诸了商业和其他日常用途。公元前3世纪中叶，信奉佛教的阿育王在他辽阔的帝国中把社会和道德戒律发布在柱子上、巨石上和洞穴的墙壁上，文字曾短暂地扮演了更崇高的角色。但整体而言，南亚的精英们又足足拖沓了500多年，到了公元2世纪中叶才开始书写。

这就对文字本身产生了两个重大后果。首先，当口头文学最终付诸书面（更确切地说，是干树叶）时，一个严重的拼写问题冒了出来。元音附标文字是为本地语言量身定制的，但整个文化传统却来自梵语，而梵语里仍残留着印欧语系的共同特点：辅音连缀。梵语的直系后代语言用KISāāRā指代“star”、TIN指代“three”，（古老的）梵文本身却分别是KRSHāNA、STR和TRI。如果南亚人早上几百年，刚把笔放到树叶上的那一刻就开始用梵文书写，他们的学者说不定会放弃元音附标文字，发展出一种类似字母表的东西来，就跟远方的希腊人一样。可到了这时候，元音附标文字已经在印度文人的思想里深深扎下了根。这套系统并未遭到取代，而是创造出了合体字来适应梵文，到了今天，对学童，以及打印机、打字机制造商和软件开发人员来说，这些合体字就成了一种折磨。其次，他们必须学习梵文，不是因为他们要使用梵文来阅读和书写——他们并不这么做，就跟普通的欧洲人并不使用拉丁语阅读和书写一样。相反，现代印度系语言采用了大量的梵文词汇，就跟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借用单词的方式差不多：在现代孟加拉语里，在从词汇库里缺席了数个世纪之后，KRSHāNA再次用来指代“farmer”。一如我们的语言里保留了本可放弃的古典字符c、q和x，所有的婆罗米系文字也都保留了同样多余的合体字。

精英们太迟接受书写的另一个后果是，印度如今流传的文字太多了。如果书写这项新发明一进入市场，他们就欣然接受，并用它来书写古代的神圣文本，那么婆罗米文（甚至它的前身）就会成为整个地区公认的标准文字。可他们没这么做，于是，等到书写最终用于宗教、学术和文学目的的时候，自由设计新文字的传统，早已站稳了脚跟。说到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书写只是商人和卑微办公人员做的事情，一如人类语言不断分化成方言，若没有向心力的阻止，文字也会同样变得多元化。这种合众为一的角色，可以由一些神圣的书籍来实现——《古兰经》《圣经》、犹太教的《塔纳赫》都对此做了证明——可从声望而言，印度教的经文始终不曾超越口头传统。反过来说，长期存在的大帝国也可发挥保护文字原本样子的作用，但南亚从未出现过长久的大帝国，在它的大部分历史里，该地区要么四分五裂，要么由使用外国文字的精英统治。

没有一本圣书，也没有一个稳固的帝国，文字注定要陷入困境，出现无数的变种散落各地。在欧洲的前帝国和前《圣经》时代，好几个地方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不光出现了若干种希腊和罗马字母，还有伊特鲁里亚文、奥斯肯文、伊比利亚文、鞑靼文、欧甘树文、如尼文和其他文字。南亚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结果是带来了整个元音附标文字家族。而等到印度和佛教经文通过高度推崇口头传统的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当地的书写者很快就调整了文字，适应自己口语的需求。直到今天，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国家语言都是用各种元音附标文字书写的；在采用拉丁字母之前，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但不包括越南语）和印度尼西亚（包括爪哇语）等国的许多语言，都有着独立变种的元音附标文字。在南亚北部，藏文是婆罗米系文字的另一分支，就连日文也从印度汲取了一些灵感。最终，婆罗米大树结出的这些婆罗米苹果，都滚到了远离树干很远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古代文献就变得无法解读。直到19世纪，它们才由外人破译。

泰戈尔用孟加拉语和英语手写的部分诗稿。

一种语言，一种文字

文字的增殖持续到了今天吗？不完全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字的数量确实在不断增多。这带来了一个广为接受的观点：真正的语言应该拥有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字，就有可能被降级到方言的地位。一个地区，若是接受一种已有的书写系统，也就表明了自己的语言（有时也是宗教）居于附属地位；而要是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它便可主张自己拥有独立的成熟语言，以及独特的地区身份。在驳斥这是一种愚蠢的观点之前，我们应该先意识到：语言意识形态或许只是文化差异性的另一层面，就跟亲属制度、食物禁忌和成人仪式一样。“一种语言，一种文字”的理念，并不比18世纪末民族主义兴起后一直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语言，一个国家”的理念更愚蠢（说不定，前者导致的后果还更小一些）。

在南亚，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主要是为了配合印刷媒体的传播，文字的数量最终开始减少。例如，在1900年到20世纪50年代初，尼泊尔文最终被天城文取代。尽管如此，在20世纪的进程中，出现了一波创造文字的新浪潮，而且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争取社会和文化解放的民族群体通常要求官方承认自己的语言，而拥有独立的书写系统，感觉像是强化了这一主张。这就是为什么格纳什·德威在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会说“还有人努力想开发其他若干种（文字）”的原因。博多语（Bodo，属于汉藏语系，有100万以上使用者）和朗布尔语（Rangpuri，印度-雅利安语支，也有100多万使用者）便属此列。

一方面，说博多语和朗布尔语的人仍靠着他们认为不属于自己的文字勉强度日；另一方面，如本章早前列出的图表所示，数百万其他小语种的使用者已经在用独特的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有些文字的发展势头的确比另一些文字更好，但事实上，不管是出版物，还是人们手写的笔记及信件，各种文字都有它对应的用户群体。尽管说这些语言的人数量不多，社会经济地位也较低，所以，它们的文字远远不如孟加拉语、罗马字母、天城文字和阿拉伯语那样随处可见，但这些财富仍然存在，它们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它们受到自己所属的社群珍视，它们象征了这些社群的语言身份，它们以谋求这些社群的解放为己任。

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你正考虑到多元文化大城市之外的地方去来一场文字探险，那西孟加拉邦就再适合不过了。

[1]　从历史上看，这一笔画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古代北印度的抄写员喜欢用芦苇笔在香蕉叶或棕榈叶上书写，偶尔给笔画上加个小钩，这跟很多罗马字体如Gentium中的字母衬线装饰部分没有太大不同。随着这些小钩被视为字母的组成部分，它们也逐渐扩大，合并成了今天连续的横线。在南印度，尖笔的使用带来了一种不同的风格。因为笔太尖，书写有棱角的小钩会把叶子撕裂，结果就产生了形状更为弯曲的字母。当然，自那以后，文字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对比至今仍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作者注

[2]　人们很容易把这说得更宏大，说“书写的观念”传播开来，但那是不正确的。在希腊和南亚，其他书写形式在此之前就存在，只是当相关文化崩溃后遭到了淹没。相当多的南亚专家相信，婆罗米文字的祖先不是腓尼基文字，而是印度河谷文字（I）。然而，他们必须要解释文献中1400年的空白以及缺乏相似之处的问题。——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