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一章 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第2页）

梭伦的大部分措施和德拉古所做的一样，仅仅是将现行法令变为成文法。但是在寻求某种能让自己以公正持中的姿态出现的内容时，他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措施。“那些当权者”保住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甚至过得更加舒适。作为交换，“平民”则被赋予“他们应得的尊严”。

他的措施是如何实行的呢？所有的债务都会保障债权人，因此默认的分成制也就成为默认的债务。现在，现存的债务都被取消，债务奴役被禁止，分成制也不复存在（“我让曾经被奴役的阿提卡的土地得以自由”），雅典人再也不会因为债务而被奴役、失去尊严。这位政治宣传家为此加上了一段著名的说辞：“我让那些无辜被卖到异国他乡的人回到家园，他们甚至都不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了。”不过有一个疑问是，他能寻回多少这样的人。

政治上的一些平等也能看出端倪。公民大会恐怕以某种方式获得了新的职权，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是否有可能定期举行会议？界定适当的选举方式方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获得了一个指导性的新机构，一个与战神山议事会分庭抗礼的议事会，即“稳定这座城市的第二个锚”。这个议事会如何组成、究竟能够拥有多大的管理权限并不重要。它准备公民大会的议程，监督更广泛意义上的公职人员的选举，是对付战神山议事会干预的缓冲器。这些都使局势发生改变。梭伦还主张公民大会应是审理案件的最高法院。雅典人可以诉求公民大会或者公民大会的一个委员会来反对战神山议事会的法院作出的裁决。在最初的几十年中，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提出诉求，但是这项权利已经在这里了，就一定会得到利用。

每个人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应得的赏罚。所有雅典人都应摆脱奴役的威胁，保证不会受到司法压迫，并能对城邦发展的方向发表意见。但有些雅典人，主要是梭伦的支持者，想得到更多的实质政治权利。梭伦与塞普瑟鲁斯并无二致，他的背后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支持，他们想要得到回报。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但也非常激进。执政官是政府的主要行政和军事职官，按照传统，先前仅限于很少的家庭集团——世袭贵族（Eupatridae，血统优良者）的成员担任，现在则由拥有土地财富的多少所决定。所有雅典人被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占据最高的官职。最低等级——thētes，仅仅只是公民大会的成员，只能对司法判决有些微影响。可以说，“当权者”的潜在数量翻了一倍，这可是不小的变化。

如果说对梭伦的这些措施有一点讽刺意味的话，那这也只是提醒我们：梭伦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并不是一个祈求奥林匹斯神灵来解除雅典痼疾的中庸贤者，而是一个精明的操作者和激进的思想家，一个非常善良而勇敢的男人。他给了雅典人和平变革的机会。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变革并没有一蹴而就、立竿见影。

革命本身很难成为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即便没有暴力，好人好心也会办坏事。令人欣慰的是，希腊革命从整体上导向了令人愉悦的方面。在塞普瑟鲁斯和他儿子伯里安德（Periander）的领导下，科林斯人扩展和巩固了殖民地，同时科林斯的陶工和画家制造出精美的陶器。而雅典后来的苏醒产生了更加惊人的成就（我们看到的主要也是在艺术方面）。同时，分成制的农民获得解放，使得16%人口的大部分免除了债务。即便在斯巴达，一位外来的诗人阿尔克曼（Al），也幸福地谈论着在欧罗塔斯河（Eurotas）岸边昼夜的欢悦。当阿尔克曼描述固然并非珍馐的食物美酒和少女，以及少女销魂的一瞥比睡梦和死亡更能令人沉醉之时，提尔泰乌斯那些令人不悦的战争精神早就被他抛在脑后了。

但是，就像希腊人喜欢说的那样——尽管他们说得比较委婉——“过犹不及”。那些追随塞普瑟鲁斯的科林斯人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要追随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后人。伯里安德的继承者被驱逐了，科林斯陷入平庸的寡头政治。斯巴达人是如此自我陶醉，以至实行了进一步的扩张。悠闲和自由使得雅典人渴求更多的悠闲和自由。结果是科林斯逐渐衰落（当然衰落得非常缓慢，因为它一直作为一个重要城邦存在），斯巴达实行等级森严的统治，而雅典则最终形成了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最终确立之前，先是半个世纪断断续续的僭主政治。梭伦拒绝扮演僭主角色，希望雅典社会能够根除这一痼疾。他的一个年轻的支持者[1]，被证实有僭主倾向——更糟糕的是，此人还是他的亲戚——通过两次尝试，最终于公元前546年建立起牢固的僭主统治。公元前528年，他去世后又由其子继承权力。很难说清楚庇西特拉图为何能得到普遍的支持而建立僭主政治。阿提卡居民分为海岸派、山地派和平原派。平原派可以获得橄榄油作为新的财富；山地派足够富裕，但他们远离各种事物的中心。尽管庇西特拉图无论如何都算出身名门，可他本人却来自并领导山地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附庸于他的人是否出自生产优等橄榄油的马拉松平原？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正在开采阿提卡东南角的银矿？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或者为了经济的发展，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该进入中心了？

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样。也许一个僭主政治的产生比继续梭伦的宪政更能激发雅典人去追求前面提到的三个目标：国家统一、地方自豪感与个人尊严。雅典城引人关注，不仅因为它是政权所在地，还因为公共事务、神庙、喷泉，甚至排水沟等公共工程皆聚集于此。这些工程为了培养人民对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女神——与（庇西特拉图喜欢自诩的）对庇西特拉图本人的崇拜，鼓励举办或创建国民节庆与赛会，如泛雅典娜节，奖品是几罐阿提卡产橄榄油（聪明的广告!）；如酒神节——这是雅典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悲剧的最早来源。这一切似乎使雅典成为适合权力集中的地方。

地方自豪感无须鼓动，但至少这个中央集权可以显示出它所关注的东西：为了解决地方纠纷，建立起一个巡回司法审判团，而这一权力起初无疑掌控在当地贵族手中。这些贵族的身份潜藏了一个对以下悖论的解答：一位僭主独裁者事实上能够促进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

梭伦向一些新人开放了官职，但是并没有采取什么明确的措施限制地方贵族势力，除了剥夺贵族合法奴役周围贫困公民的权利。现在他要么死在反对庇西特拉图的最后斗争中，要么谨慎地考虑逃亡。即便他留了下来，也不得不承认存在某个比他更有权势的人。其他的人要么失去了他们的领袖，要么意识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从效忠一个主人转而效忠另一个主人，我们可能觉得并不是多么关键的一步，但却是通向自主意识的第一步。

因此，当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于公元前510年被流放者、阴谋家与斯巴达军队以及试图重续老派政治的守旧派赶走之后，他们发现观众也已经改变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克里斯提尼（es），一个支持梭伦的大贵族阿尔克美昂尼德（Alidae）家族的首领，比他的竞争对手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话说：“在他的派别中增加了那些之前被忽视了的人民，让他们分享一切事务……”克里斯提尼的动机可能是自私的，他的所作所为可能都是在有计划地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的政治前途。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功了，获得了广泛支持，带给阿提卡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一结构良好地运转了200年左右。

新体制的核心内容是承认小的地方单位——乡村或小镇、城市的行政区，它们应该管控自己的事务，摆脱当地贵族的干预。每个单位选择自己的负责人和议事会，处理自己的事务。国家的目标就是把这些被称为“德莫”（demes）的单位或多或少地组合成关系紧密的更大的地域区块（这里也有为派别利益划分选区的迹象）。新的部落通过这种地域划分构建起来，每个部落都各包括一部分被称为“平原”“山地”和“城市”的地域。之后，这些部落不仅成为军队的基础，还成为其他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梭伦的议事会，现在每个部落有50个议事会成员名额，每个部落的代表在一年的十分之一的时间里组成整个议事会的常务委员会。

斯巴达的领导

雅典人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抵抗波斯人的入侵。在精神上他们是希腊人胜利的支柱，但是从技术上来说，那些选择抵抗的希腊人自然会认为斯巴达应成为他们的领导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得益于来库古的改革，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唯一的一支职业军队，能够把自己拥有的5000名左右的重装步兵投入战场；还有数量相当、训练有素的庇里阿西人，以及人数更多的轻装黑劳士。但这支军队在公元前6世纪并没有取得过重大胜利，其威望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外交原因。它颇具威慑力，因而得到了应得的尊敬。

希罗多德说，多亏来库古，斯巴达人“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人口，他们迅速强大起来，变成一个繁荣兴盛的民族。于是，他们就不再甘心于安静不动地待在那里了”。换句话说，他们不再满足于享有阿尔克曼所说的那种轻松愉悦，而是试图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北部。他们遭到另一个大邦阿尔哥斯（Argos）和一些较小的城市、乡村和部落的反对。在与阿尔哥斯的斗争中，他们赢了，尽管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与其他势力的斗争中，他们却失败了。失败也给予了他们教训：通过吞并和奴役来进行扩张并不奏效，征服一个敌对的近邻圈子，只会制造一个距离更远的敌对圈。一个智慧的斯巴达人（有些斯巴达人是智者）看到，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征服代价更小，也更有效。

这位贤人就是奇伦（）。他于公元前556年当选为监察官，这一职位设立于来库古时代的混乱时期；设立的目的我们现在不甚清楚，但是基本上是通过每年一次的选举给予斯巴达的“平等者”们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拥有自己所向往的地位，强调他们自己对国王或元老院（Gerousia）的反对意见，或者站在这一边反对另一边。奇伦是最早的检察官，从他以及支持他的“平等者”那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改变了斯巴达人的思想。

除了军事问题，还有民族问题。在后迈锡尼世界的混乱中，希腊人被分为多利安人、爱奥尼人和其他民族。他们都是希腊人，都说希腊语——却是形式非常不同的希腊语。所有人都接受了多利安人是入侵者的说法，尽管也许是一种更具优势的入侵者。很难判断这些区别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有某种意义。奇伦敏锐地看到，淡化斯巴达的多利安血统能诱使周边非多利安邻邦与自己结盟，最终还是对斯巴达十分有利。

僭主被推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僭主（包括雅典的在内）是因为是阿尔哥斯的盟友，有些则是因为与爱琴海政治的新内容——波斯帝国的扩张扯上了关系。波斯人之前控制了中东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约公元前546年，他们出现在爱琴海东海岸希腊人的视野中。而这些希腊人在此之前一直在相对不受压迫的条件下仰赖内陆的非希腊人势力，尤其是好脾气的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约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统治下的吕底亚（Lydia）。波斯人相信严密的控制，因此在希腊城邦中建立或支持了不少归顺的僭主政权。公元前525年，波斯占领埃及，随后抵达北非海岸；公元前514年，他们跨海进入欧洲，尽管在南俄平原遭到了令他们损失惨重的袭击，他们还是留在了色雷斯，影响远及马其顿。这样一来，希腊大陆和岛屿遭遇了来自北方、南方、东方的三面困扰；即使在西方也有另一个敌对力量——迦太基，向那些希腊式的前哨村落、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城市施加压力，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从最开始的贫穷殖民地变成和本土同样富裕发达之地了。波斯人可能没有任何直接占领希腊的野心，但是他们现在就在那里，因此也不得不认真对付。我们所知的所有希腊城邦都因为对此事件的反应而分为不同阵营。占多数的希腊人——即便不是数量上的多数也是势力上的多数——认为，顺从甚至归顺的建议是最有利的方针；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应该战斗。从任何方面来说这都是内部的争论，然而一切有关其他事物的内部争论都容易与波斯问题纠缠在一起。政治上的失势者可能渴望得到波斯的支持；甚至一个政治上的赢家也会觉得，有了波斯的荫蔽，自己的地位会更稳固。因此，庇西特拉图被放逐而又幸存的儿子在波斯的领土找到了庇护所，而特萨利（Thessaly）北部最有势力的家族阿律阿达伊（Aleuadae）也有通敌倾向。斯巴达的形势并无二致。尽管斯巴达早就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它还是毅然决然地拒绝卷入争端。但到了公元前4世纪最后几年，两个国王的争吵导致其中的一位——德玛拉图斯（Demaratus）跑去投奔波斯王。

我们前面提到了城邦之间的联盟。一个希腊联盟的标准原则就是“拥有共同的朋友和共同的敌人”。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决定谁是谁的朋友，谁又是谁的敌人？在斯巴达与阿卡迪亚的较小共同体之间，这个问题只是理论上的，但是在斯巴达与科林斯这样的城邦之间，就很棘手了；在斯巴达与那些现在正在结盟的大大小小政治实体之间，简直就无法回答了。因此，这种单个城邦之间的松散联盟方式必须改进。逐渐地或突然地，建立一个城邦同盟的想法就产生了或者被再造出来。斯巴达是这个同盟的军事统帅和实际掌控者，但其他城邦也有发言权。也许他们参照了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其他联盟方式。一定是在一个模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大约公元前506年，德玛拉图斯在科林斯和其他盟邦的支持下，拒绝追随克里奥美尼斯袭击雅典（他的第一次干涉并未奏效）。在那之后，“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大会，议定只有经过讨论和投票后才可以付诸行动；斯巴达提供军事指导，其他盟邦予以支持——这样就创建了一个军事组织，当波斯人最终决定入侵希腊的时候，希腊人便依托它来抵抗波斯。

波斯战争

约公元前500年，斯巴达是公认的同盟领袖，这个同盟实际上囊括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除了阿尔哥斯以外的所有国家。尽管斯巴达在行动上无意识地反对那些亲波斯者，但是不管是斯巴达还是它的盟邦，都没有对波斯问题提出任何承诺。雅典从僭主统治中解放出来，雅典人逐渐倾向于接受克里斯提尼发明的“民主”政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民主政治”一词尚未被创造出来）。他们在波斯问题上并没有一致意见。其他城邦也有类似分歧，希罗多德用嘲讽的语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问题。他在提到中希腊一个小邦弗奇斯人决定参加战斗时说：“我猜测，他们如此决定是因为他们憎恨特萨利人；如果特萨利人选择抵抗波斯，我想，他们就会通敌。”

第一个大麻烦出现在小亚细亚。米利都城里，有个波斯人扶持的僭主西斯提乌斯（Histiaeus），成了波斯宫廷的政治顾问。留在米利都处理政务的是他的副手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实际上他们都是波斯政权的傀儡。他们以为自己能够不露声色地取得自主权力。可他们错了，他们的这种计谋产生了被后世史学家描述为希腊人抵抗蛮族的巨大爱国热情，但希罗多德却冷静地称之为“麻烦的开始”。公元前499年，一些（并非全部）爱奥尼城邦，一些（亦非全部）北部的爱奥利城邦，可能还有一些南部的多利安城邦，驱逐了他们的僭主，开始公开反对波斯。斯巴达拒绝援助，雅典则选择了支持起义——虽然一度踌躇。但是结果不能逆转。

希腊人曾经将他们自己和“那些说其他语言的人”区别开来，其他文明社会也是如此。现在有两种观念附加到了对这一事实的描述上，一种是敌视，一种是优越感。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想法：一个希腊人如果与蛮族人（操另一种语言的人）讲平等那是不合礼法的。务实的希腊人并不会让这种想法影响他们的行动。但是很多人直接利用这一点作为宣传手段，最后只有一个人将这一想法发挥到极致，这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了它的荒谬之处。

但军事上的优越性是切实存在的。大约10，000希腊重装步兵就以某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击溃了波斯大军。一个重装步兵方阵，即便只是经过适度的良好训练，也足以打败一支骑兵、弓箭兵或者其他以任何形式武装的步兵部队，这是并不需要多高深的军事理论就能得出的结论。斯巴达人受到的教育就是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但即使是斯巴达人，也一定因雅典人的胜利而受到鼓舞。

第三个影响更为重要。克里斯提尼认识到雅典人的态度变化，并利用这一变化来反对其他贵族。他设计了一种社会和政治体制——不管这个体制是不意而得之还是他精心构建的，他都通过这一体制为进一步的、更大的思想转变提供了空间。但传统思维习惯并不会一夜消亡。公元前507年，大多数贵族的行为方式依然像他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更主要的是，很多普通雅典民众的行为也是依然故我。只有少数贵族和稍多一点的民众有所改变。到了公元前480年，军队的统率权和城邦的管理权仍然掌握在旧统治阶级手中，但是他们对雅典人思想的绝对控制开始——我们强调“开始”——有所松动。这些变动非常微妙，即便证据比较充分的时候也很难加以把握。变动不仅是渐进的，而且是不规律的。当证据尚不充分、不能准确界定其开端和结束之时，当人们还不能明确地谈论这种转变时，我们只能列出事实，以待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亚里士多德以他特有的敏锐指出，马拉松的胜利赋予雅典人民政治上的自信。他的解释符合事实。在马拉松战役以后的10年内，雅典人首次实行了一项奇特的制度——陶片放逐法（ostracism），这是克里斯提尼的又一创造，这一制度允许公民大会在它所愿意的每年决定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被暂时性地放逐海外10年，但是保留其财产。前三次陶片放逐于公元前490年实施，实施的外在原因是被怀疑叛国。不过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实践权力的勇气与实践权力的时机一样重要。

波奥提亚（Boeotia）日益团结在主导城邦忒拜（Thebes）周围，没有遭遇什么麻烦。在克里奥美尼斯国王的鼓动下，波奥提亚人于大约公元前506年参加了斯巴达对雅典的战役，结果遭到重创。但斯巴达并没有进一步行动。在公元前5世纪最后10年，斯巴达的当务之急是处理伯罗奔尼撒的事务，对付阿尔哥斯：约公元前494年，克里奥美尼斯在西皮亚（Sepeia）惨败于阿尔哥斯。更急迫的则是对付自己的黑劳士，他们谋划了一次起义（具体时间和持续多久并不清楚）；还有更迫切的事务是处理自身两个国王的争斗，这次争斗导致德玛拉图斯逃往波斯。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斯巴达还得在原则上顾及抵抗波斯的事业，甚至还派出了军队抵达马拉松——尽管到达的时间只赶上了对雅典人的胜利表示祝贺。

然而雅典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富裕的商业岛屿埃吉纳。从20英里外的雅典的法勒隆港（Phaleron）可以清晰看到岛上的三角形山峰。一旦雅典人将其注意力放到海上，埃吉纳就成了强劲的对手。双方在早期曾有过一次战争。约在公元前500年，两国间开始了一个冲突或者以冲突相威胁的时期，该时期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公元前489年，有多少雅典人会认为波斯人的败逃给了他们自由，使他们能去对付更为直接的敌人呢？

这里有条颇值得玩味的线索。公元前482年，在阿提卡的劳里昂（AttiesatLaurium）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银矿矿脉。银矿收益的分配引起了争论。一派以亚里斯提德（Aristides）为首，此人绰号“公正者”，是马拉松的英雄，曾于公元前489年当选执政官，后来又在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的危急时刻表现突出，并于公元前478年组建了提洛同盟（DelianLeague）。他的一派人认为，银矿收益简单地在公民中间分配就行。另一派的代表铁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则提出了不同的方案。铁米斯托克利以其聪明（有些人使用这一词时带着并不友好的意味）和深谋远虑而著称，这一特质在他公元前493年担任执政官时就展现出来了。他开始在皮拉奥斯（Piraeus）建造一个新的更坚固的港口，后来又警告雅典人应防范嫉妒的斯巴达人的威胁、切实增强雅典堡垒的防御能力。前482年，狄米斯托克利说这笔横财不能恣意挥霍，而是要用来建造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必须要有200艘三列桨战舰，一旦舰队组建成功，将成为抵抗波斯海军的中坚力量。但是他当时并未指出这一点，而是借口需要一支舰队来对付埃吉纳——这一观点至少是他的听众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的骗术或者说他的远见卓识是否受到伯里克利的批评——“皮拉奥斯的丑相”（狄斯托克里的新皮拉奥斯）——的些许挫伤。

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波斯占据了北非，远达昔兰尼加，更远的地方则是与波斯关系友好的腓尼基人的殖民地迦太基。迦太基本身也在对西西里的希腊人施加压力。爱琴海北岸远抵马其顿、小亚细亚及沿岸的爱琴海岛屿，同样被波斯人占据。希腊本土就像一颗夹在强劲有力的胡桃钳里的小坚果。因此它被认为易于引起注意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大流士的傲慢遭到打击（大流士在南俄也曾蒙受失败，但他却没有如此反应），据说他的王后阿托萨（Atossa）十分渴切地希望得到希腊女仆的服侍。薛西斯可能也患上了自大症，但是这些似乎都不能证明波斯人的努力——或者说冒险是正当的。

希腊本土这粒坚果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希腊人在公元前481年刚开始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之后，就即刻四面求助，如到克里特、科西拉、叙拉古等地；但都遭到拒绝或者被对方用模棱两可之语打发了。只有科林斯地峡北部的雅典和一两个小城邦——弗奇斯（Phocis）、普拉提亚、特斯派亚（Thespiae）准备加入战斗，但特萨利和波奥提亚对这件事都没有丝毫热情。在伯罗奔尼撒，阿尔哥斯态度中立。希腊人情感寄托的中心——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则忠告说，只有谨慎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当希罗多德所称“拥有最优秀思想的那些希腊人”于公元前481年在斯巴达聚会，以及之后于前480年春天在科林斯聚会的时候，他们决心忘掉彼此间的分歧（主要是埃吉纳和雅典之间的分歧），赋予斯巴达陆上与海上的指挥权。这并不是基于物质原因，而是基于某些外交上的理由（尽管狄米斯托克利的新海军力量始终不容忽视）。斯巴达国王能够调集约40，000重装步兵和更多轻装部队，斯巴达的将领们（它的国王极少关注海洋）拥有超过350艘战舰——按希腊的条件来说，这样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了，但面对薛西斯从帝国各处调集的部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当希腊人在科林斯会商之时，波斯大军已开向赫勒斯滂海峡[2]和欧洲边界。同样，面对主要从腓尼基和臣服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召集来的波斯海军，希腊海军也未免过于弱小。波斯海军正为沿色雷斯沿岸行进的陆军保驾护航，当时后者在寻找一条可供大军获取足够饮用水的河流。要给出波斯军队的大概人数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希罗多德说1，750，000陆军当然荒谬，200，000也许比较接近实际。但他所说1200艘战舰并非胡言，我们就算它有大约1000艘吧。无论怎样，希腊人被征服似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