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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荷马（第4页）

我们从《伊利亚特》中得到的愉悦，实际上是一种悲剧性的愉悦，那便是在毁灭中还有对人性的救赎，而《奥德赛》则放大了这种乐观，我们希望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希望这位陌生的乞讨者能把一切处理妥帖。

传统

我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当作内在一致的艺术作品，通过广泛而复杂的有机联系将这两部作品的许多层面放在一起，就像亚里士多德所做的那样，“使之像一个有机生物体一样”。但是这种观点并非正统观念。到目前为止，我所谈的还几乎没有涉及那些1795年以后14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在荷马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即那些“分解论者”和“一体论者”之间的争论。1795年，F。A。沃尔夫（F。A。Wolf）带着诸多疑虑出版了第一部严肃讨论以下问题的作品——这一问题就是，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不同诗人的作品编撰而成。

无论如何，随着近50年来人们对荷马与他的传统、与他之前的诗人之间联系的认可，分解论者所引起的无数争论都渐趋无力。我们已经看到，有许多途径能让大量诗人来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贡献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将分散或可分散的不同部分编撰在一起。许多分解论者的工作基于对诸多元素的拆分，这些拆开的元素——包括语言、素材和文化等——常常彼此不协调，因而他们宣称这些部分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少分解论者将口头的传承作为他们理论的证据，认为只有一个事件是“原版”，所有其他部分都是后来引申增添的。一旦我们看到荷马所继承的诗歌传统很自然地是由不同时期甚至不同文化元素所组成，以上论调就无法立足了——尽管这些元素在连贯性上缺少技巧，并且一定也会依靠口头的传承。这些争论并非无中生有，加利福尼亚人米尔曼·帕里（MilmanParry，于1936年33岁时去世）对这些争论作了综述。

任何艺术作品都是在传统和个人天赋独特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但是荷马受惠于传统的方式，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同于欧洲文学史上任何其他常规的方式。这种不同之处的关键在于，荷马通过聆听更多阅历丰富的游吟诗人，学会了如何创作可以通过听觉获得的诗歌。他自己是否能够写作或者他是否进行了口头创作都还有争论，但就现有比较勉强的“证据”而言，他从世代相传的口头传统中获益良多。

帕里的工作是从普遍存在的口头传承入手。那些固定的词语是最显而易见的，其中既有适当的称号也有普通名词，如“历经磨难的奥德修斯”“像酒一样暗色的海”等；也有整句或者数句再三出现的情况，比如维吉尔的“虔敬的埃涅阿斯”，坦尼森（Tennyson）的“抗辩造就大胆的贝德维尔爵士”（SirBedivere）也模仿了这种深入人心的特征。帕里通过这种“公式化”的措辞和口头传承的可能性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推测荷马更可能是一个口传游吟诗人而非一个文学作者。他从那些适当的称号和绰号入手，论证了这些传承如何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史诗韵律——长短格六音步——的技术性要求极高。

这一口头传统一直在不断获取富有吸引力的、有益的新材料，而又不断扬弃过时的、令人不快的、冗余的旧材料——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超越姓名和名词的范围，拓展到动词和短语，甚至整个句子。例如，在一个句子中，动词“pr?s?phē”之前有一整套排列的规则，通常是用分词来表示动词的语气或态度，如“他说”之前可能会有“回答道”“站在附近”“忧心忡忡的”“面黑如土”等。这种体系更像一种化学元素的体系，能够通过各种不同方式构成不同的分子。然而，曾经有这样一种倾向——一定程度上的分子式或积木式分析，即试图去计算这些组合的排列及其表达的可能性之数量。实际上，这种计算远不能穷尽实际情况。帕里和他的继承者可能太过依赖对现存口头创作韵律传统的类比，尤其是克罗地亚的传统。尽管这些可能有相对可靠的规律可循，但是比起荷马来还是相当有限，也相当粗糙。荷马的语言丰富得惊人，有充分的变化和弹性，词汇和固定短语的排列也有精确的区分。荷马似乎从来没有为表达准确的意义而发愁过。他那些固定的措辞不但没有限制，反而激发了其诗歌的创造性。

我们既不能轻视传统口头语言的流传广度和内容的丰富性，同样不能忽视其对荷马史诗创作的深远影响。史诗对已有元素的继承，不仅仅体现在短语和句子方面，甚至扩展到整个场景描述方面。这种继承，在那些描写准备进餐或船只下水的场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所知的一些“典型”场景，完全或者几乎完全逐字逐句地重复了已有的材料。但是传统的“固定”场景模式常常有一定顺序，这种概述为口头诗歌的创作提供了一套可行的路数。伯纳德·芬尼克（BernardFenik）对《伊利亚特》中大量战争场景的分析，充分证明了以上论点，人们往往认为描述这些战争场景的材料一定有着悠久的传统。然而，同样的继承性塑造，也能在《奥德赛》中看到周期性的顺序。例如，英雄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时迷路了，他会遇到一个高贵的陌生人并指引他到达王室的宫殿。

帕里的发现打开了一个解释荷马的“重复”及其意义的新窗口。这些发现也解决了我们对荷马的措辞中一些奇异的语言现象的疑问。他的语言与任何一个希腊本土的说话者都绝不相同。大多数词汇形式都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各种方言，但是这些方言从来没有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同时使用过。某些形式甚至似乎完全是人为创造的——尤其在韵律的框架下，诗人往往会创造新词汇。语言学者普遍认为，荷马的希腊语的基本方言是古风时代的爱奥尼方言——但是有许多特征与这一时代和地域全然不符。最值得注意的可能是所谓的“古阿卡迪-塞浦路斯语”（ArcadoCypriot）的出现。线形文字“B”泥板上的证据显示，这是荷马之前500年的迈锡尼和希腊大陆上使用的希腊语。口头传统适于这样的情况，即：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游吟诗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拾得一些习语而扬弃另外一些习语。于是，一种尤其适用于史诗的语言开始形成。一些习语有了数百年的传统，而另一些习语则是新近得来，有些甚至就是在演唱之日的新词。从这种意义上说，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游吟诗人都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做出了贡献，他们可能创造了某个习语、某个句子或者某个场景次序，这些都成了传统的一部分。

许多无名的游吟诗人都为荷马史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无疑是一种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史诗成为一个群体或一个行业的功绩。但是米尔曼·帕里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太过依赖这种“民间”传奇，以致执着于传统诗歌的观念而否认所有游吟诗人在其中的个人作用；并且认为这种传统没有创新的余地，也没有创新的价值。对他们来说，“荷马”就是传统，就是数百年传下来的传统。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因为传统必须以某种方式发展和达到成熟，也不可能即刻实现。况且，除非认为所有荷马的竞争者，不管早期的还是同时代的，他们创作的诗歌都和荷马的作品一样好——实际上是没法区分的——否则一定有某种因素使得荷马的作品更胜一筹。这种因素就是他的创新之处。所以，不管他吸收了多少传统的因素，他一定对其做了改进。

现在的问题是，荷马在多大程度上承袭了传统，承袭的内容又有多少？他必须完全与传统一致或者在传统之内创作？抑或他也可以站在传统的对立面？诚然，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这么长篇幅的史诗究竟是一个数世纪积淀的规范还是荷马的创造，在荷马之前的几代人是否已经听过某些类似《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品？

我们不知道任何有关荷马的前辈或竞争者的情况，因此我们对以上问题没有任何把握。荷马作品中哪些部分有创新或反传统之处，仍然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宣称，帕特洛克罗斯是荷马的创造，还有欧迈俄斯以及《奥德赛》中的田园因素也都是荷马的创造。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渴望，是摆在荷马研究者面前的重要挑战。

我个人认为，荷马的作品无疑有着双重的源头，既有与传统一致之处也有反传统之处。一个极好的例证就是《伊利亚特》中对待特洛伊的态度。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希腊人一方，因此也为荷马提供了更多关于希腊人胜利的素材而不是相反的素材。尽管在史诗的第8卷到第17卷，特洛伊人的战况比希腊人好，但是阵亡的特洛伊人还是比希腊人多，并且希腊人持续不断地补充。还有一个描述上的细节，对战场上方位的描述总是以希腊人的营地为视角。在一部创造性的史诗中，相对希腊人，特洛伊人在战场上的多数时候都更具优势，从特洛伊一方来描述史诗范围内的战斗，丝毫不比从希腊人一方描述得少——看起来荷马似乎站在了传统的对面。如此挑战本质上似乎正是史诗的一种催化剂。

我们从每部史诗中找出一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伊利亚特》第21章第342行及以次，赫淮斯托斯帮助阿喀琉斯对抗河神斯卡曼德（Sder），在河岸焚烧植物和尸体：

有如秋日的北风把刚刚被淋湿的打谷场

迅速吹干，给劳作的农人带来喜悦。

当他也这样把平原烤干，焚尽尸体……

这炙热的气息令赫淮斯托斯和阿喀琉斯欣喜不已；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斯卡曼德河保持了特洛伊的植物繁茂，为田园提供了养料。当大火烤干河水之时，这里的明喻提示了这种逆自然而行的破坏。《奥德赛》第5卷第388行及以次，奥德修斯站在浪尖，看见了远处腓埃基亚的海岸：

有如儿子们如愿地看见父亲康复，

父亲疾病缠身，忍受剧烈的痛苦，

长久难愈，可怕的死亡之神降临于他；

但后来神灵赐恩惠，让他摆脱苦难，

奥德修斯看见大陆和森林也这样欢喜……

毕竟这是奥德修斯第一次有希望生还的时刻，最终他会活着看见自己的家园。当他最后安宁地躺在珀涅罗珀怀抱里——这里也用了一个明喻，提醒我们奥德修斯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过去了：

有如海上漂游人望见渴求的土地，

波塞冬把他们坚固的船只击碎在海里，

被强烈的风暴和险恶的巨浪猛烈冲击，

只有很少漂游人逃脱灰色的大海，

游向陆地，浑身饱浸咸涩的海水，

兴奋地登上陆岸，逃脱了毁灭，

她看见自己的丈夫，也这样欢欣。（23。233ff）

忽视这里各个明喻的主题之间的交互作用，无疑是荒谬的；将这种处理方式归结于传统，似乎也很难自圆其说。

近年来，开始出现一些针对米尔曼·帕里和他开启的通过传统研究荷马的方法的反对声音。人们认为，这种方法并没有像其宣称的那样展现出真正高人一筹的洞察力。对于我已经阐述过的荷马在传统之内还是在传统对立面的位置这样错综复杂的问题，这种方法确实无能为力。当然，这种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固定习语的研究方面，这是帕里研究的起点。其理由仅是分解论者所说的，口头创作的即兴性和急迫性导致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和矛盾之处。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人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应该能够获得更深邃的洞察力。荷马史诗那无可比拟的明快和率直，可能正是得益于口头传统。对一个写作“虔诚的埃涅阿斯”或“大胆的贝德维尔”的诗人来说，这种特性可能会陷入一种过于精致的危险之中；然而，对荷马来说，这种特性的适度重复，看起来是那么自然。由于这些重复的习语和场景次序，我们得以进入一个非常熟悉的世界，对每一个事物的位置都了若指掌。这是一个固定的已知世界，然而同时又因其特有的高贵的史诗语言而彰显出多姿多彩来。长袍、床笫、绵羊、大山——这些事物的恒久不变，通过传统语言得以展现。太阳每天按照固定的轨迹升起；阿喀琉斯敏捷如昔但是又任性怠惰——一旦这些固定的背景发生变化，就会发生独特的、可怕的事件。太阳照常下山了，但是赫克托尔死了。在荷马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静态与动态、永恒与短暂的对应。这些都得益于诗歌的本质风格。

荷马是一个诗人还是很多诗人的老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荷马与其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新问题所取代。还有一个关于荷马的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追溯到沃尔夫之前，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解决。事实上，比起学者们对荷马史诗作者问题的疑惑，这一问题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荷马史诗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与某些真实历史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希腊人围攻特洛伊是否真实发生过？腓埃基亚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又在哪里？等等。荷马的真实性问题，常常与《旧约》（OldTestament）的历史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当然从很多方面来说，后者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当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必须是恰当的、有可操作性的。不恰当的提问可能就会导致荒谬的答案。

尽管总是有一些人乐于认为，史诗中发生的事件都是虚构的、史诗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诗人的想象创造的；然而，更多的人热情地相信，荷马史诗有或多或少的历史依据。他们的主要证据就是18世纪罗伯特·伍德（RobertWood）的报告，该报告运用土耳其的地形学和自然历史确证了荷马史诗的准确性。更能支持他们想法的是19世纪后期考古发现确实存在一个大型的迈锡尼文明。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S）的浪漫构想，明显满足了人们“确证”荷马的热情。

为荷马的真实性辩护的大多数人都宣称，他是公元前1400—前1100年迈锡尼时代的准确记录者。也有少数人认为他是他自己所处时代（即公元前9—前8世纪）的记录者。然而，第二种观点受到的挑战在于，一个遥远世界的英雄们需要一种与听众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每天都吃烤肉），并且我们还要容忍新近发现的大量“时代错误”，比如，诗歌中的粗野气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荷马真实性的是芬利（M。I。Finley）的《奥德修斯的世界》（WorldofOdysseus）。他的关注点既不在过去的迈锡尼也不在当世的荷马，而是约公元前1050—前900年的希腊“黑暗时代”（Dark-Age）。他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荷马记载了这个世界的社会和血族关系结构、道德和政治价值观，以及普遍的世界观。

尽管考古学家们总是争论不休，但是对荷马的物质世界中的许多元素来自不同时代这一点，现在是普遍认同的。比如，战斗武器和装备都是青铜的，因为那时铁尚属于一种稀有金属，这还是迈锡尼（青铜）时代的冶金术。另外，死者多用火葬而非土葬，这又是后迈锡尼（铁器）时代的习俗。在某些地方，英雄们使用巨型迈锡尼盾牌，另一些地方又使用较小的“现代”型盾牌。物质世界有时候来自不同时代，跨越了若干世纪，但似乎又来自同一地方。

就像荷马的语言包含了一种任何人都没有用过的史诗用语元素一样，在阿喀琉斯或奥德修斯的世界里一定也有大量虚构的元素。要从地形上寻找《伊利亚特》和特洛伊的真实地点，《伊利亚特》第22章第145—156行斯卡曼德河的两条泉水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不少地质调查也确实集中到这里。此地有两条泉水，一条冰冷严寒，另一条热气腾腾，紧挨着它们的是特洛伊妇女用来洗衣服的石槽。正是在这里，赫克托尔逃跑时绕着特洛伊城墙跑了三圈以后，最终停下来反击阿喀琉斯。不用说，没有任何一个探险者曾经试图在任何一个古代城市的城墙外面去寻找这样一个水文上的奇观，尽管在土耳其西北部山脉里某些地方确实存在一些温度不同的泉水。特洛伊这里没有这样的泉水，其原因并不是描述的准确性问题，而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个戏剧性和应景性的内容。在此前不久的第21卷，赫淮斯托斯和阿喀琉斯在特洛伊的斯卡曼德河击败对手，现在，特洛伊的保卫者赫克托尔在斯卡曼德河的泉水边失去了生命。这里的河水代表着特洛伊从前的幸福与繁荣，一旦阿喀琉斯杀死赫克托尔，特洛伊人便再也不知和平的滋味了，他们光鲜的衣饰将成为别人的战利品，妇女也将在远离泉水之地遭受奴役。

荷马的物质世界来自不同时期，通过创造性的处理融合为一体，那么，这个世界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是否有可能来自真实的世界呢？尤其是，会不会来自一个特殊的历史本体？芬利认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荷马的世界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融合。他举了四个例子加以说明：阿伽门农的法定职位、伊塔卡的传统习俗、妻子的地位与一夫一妻制、对杀人犯的法律和社会制裁。笔者认为，史诗中的这四个例子都是不一致的，在不同的文本背景中对问题的处理有不同的方式。比如，对阿凯亚人来说，在他们争议或协商的时候，没有必要在每个特定场合都用一套固定的法律程序或详细的等级层次来划分国王、长老和集体等，以此来使诗人的听众信服。实际上，阿伽门农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律地位，对于《伊利亚特》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