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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希腊历史学家（第1页）

第八章希腊历史学家

奥斯温·穆瑞（Os>

历史学的诞生

许多社会都有专司记录者：祭司或官员，他们记录那些被认为延续社会价值所必需的传统；许多社会也有祭司或官方所做的记录，意在帮助调控或安抚神灵和人类的世界，不过也能被现代学者解读为历史。然而作为一种独特文化行为的历史撰述，其起源似乎并不依赖于这些天然的社会态度，而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实际上历史的撰述只在三个不同的社会独立发展起来：犹太、希腊和中国。历史学的特性在每个社会都截然不同：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服务于社会需要的艺术形式，因而也受到了其起源社会的影响。

希腊的历史撰述传统就是我们的传统，我们通过与另一种深刻影响我们的传统——保存在《旧约》中的犹太历史书写——相比较，就能很直观地感受到它的特性。希腊人和犹太人各自独立地产生了历史学，但时间大致相当，也是为了应对相似的压力，即：在中东庞大帝国面前建立和支撑一种民族认同感。就像犹太历史撰述产生于和亚述竞争、被掳巴比伦、返回应许之地的过程中一样，在抗击波斯的战争中激发的民族认同感，也促进了希腊历史撰述的产生。但是这两种历史传统写作的前提和材料是迥然相异的。对犹太人来说，历史是上帝与他的选民之间契约的记录，其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他们遵从其命令的意愿。因此，历史只是一个仅属于上帝的故事：不同的元素和个体作者（并非总是成功地）被铸进一个连续的记叙中。然而，希腊的历史学能够在人类事务中认可某种道德范式，认为这些事务处在人类的控制之中。历史是对人类伟大事业的记录，并非是对神之宽恕或愤怒的记录。对这些伟大事业的记叙就是历史。因此，一个希腊历史学家，就是那位在其作品的第一句“署名”的人——“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他研究……”“雅典的修昔底德写了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这一规则最大的例外恰好是为了巩固它。一些人，如想要继续修昔底德未竟之业的色诺芬，选择了不显示他们的身份：色诺芬以“一些天以后”开始他的创作，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尽管他使用第一人称表达观点的风格远比修昔底德更明显。我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另一个（也是更好的那个）修昔底德续篇作者的姓名——虽然这一续篇部分通过纸草留存下来，作者是“奥克西里库斯史家”（Oxyrhynchushistorian，这一称呼来自其文献抄本所发现之处的埃及乡村）。后来一代代的基督教人士，实际上在努力将这种个人主义的历史撰述类型转变成一种“旧约模式”的叙述历史传统，并且通过本能或者经济的作用在选择一个“历史的链条”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每个时代只有一种历史记叙留存下来，这些记述展现了一个关于古代世界的相对连续的叙述性历史。但一个关于希腊历史撰述的恰当历史，必须既关注到散佚了什么、又关注到幸存了什么。

犹太和希腊历史撰述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它们的史料来源以及对待其来源的态度。犹太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一种事件的多样性上，这种多样性颇受现代历史学家赞誉，包括三个基本类型——事件（习俗、禁忌、仪式，以及对这些事件的阐释），口头传统（颂歌、诗歌、预言、神话、民间故事），以及书写传统（法律、官方文件、王室和僧侣编年史、传记）；并且倾向于引用诸如档案类的证据和证物。而希腊历史学家最初采用的史料来源与之相比要简单、基础得多。希腊人更为关注文学，而非历史方面的证据。因此他们很少引用文献。然而悖论出现了：希腊的历史撰述传统在从虚构故事中分辨事实的能力上，要高于犹太传统；上帝伪造历史的能力，远比历史学家个体通过自己的道德偏见伪造历史高明得多。实际上，希腊人教会了西方人如何在上帝之外创造和写作历史。

希腊人和犹太人都学习来自同一种源头的字母，即腓尼基人所创造的字母。希腊的书写出现在公元前8世纪，但希腊仍长期保持着一种口述文化传统。在这种口述文化中，人们说话用散文，创作用韵文。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就是后来神话与历史相区分的一个标记。然而我们所知最早的散文作品，是有关哲学而非历史的，并与一种以某种周密精确的形式表述和传达思想的需求相联系；约公元前550年，哲学家、米利都的阿纳克西曼德（AnaximanderofMiletus）撰写了一本《论自然》（OnNature），探讨物质世界的基本结构及其可见形式，包括最早关于大地和天空的地图及其描述。约50年以后，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Heiletus）创作了一部相似的、同样带有一幅地图的《世界概览》（DesoftheEarth）；分成两卷，一卷写欧洲，一卷写亚洲，记录了从他自己和从其他旅行者那里收集得来的信息。在希腊人的历史观中，地理学和民族志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赫卡泰奥斯另一部称作《谱系志》（Genealogies）的作品，常被认为第一次展示了批评调查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西方历史撰述的基本特征。因为其作品开篇便说：“米利都的赫卡泰奥斯谨申：我之写作，在我看来是真实之事；希腊人的许多传说，复杂纷纭，在我看来多荒谬可笑。”（FGH[1]1，F。1）该书实际上似乎是一部英雄神话和英雄谱系集，通过将其合理化，有意识地将那些英雄还原到一种伪历史叙述中去。对历史学来说，这个起点显得奇妙又不真实——一方面想确认在理性的范围内理解过去的愿望，另一方面又采用了根本不适宜的神话材料。这表明了一种将历史从神话中剥离出去的愿望，但同时又对区分二者感到无能为力。

希罗多德

批评家们不时地竭力寻找那些在赫卡泰奥斯之后的时代籍籍无名的历史学家，以解释历史撰述下一个发展阶段的状况。但是这些看法基于不可靠的证据和一种错误的理念，即当地的历史学或专著必须在拥有一个重大主题的一般历史之前出现。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确实担当得起古已有之的“历史之父”的称号。他的作品是保存完整的最早的希腊散文，有约600页或者9“卷”之多。开篇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

我们肯定这部作品符合上述理论的最根本的正当理由，是其对希腊和波斯战争的记述，尤其是最后三卷描述的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对希腊的远征。这是个关于一支（依其记载）拥有1，700，000人和1200艘战舰的军队如何被分散的希腊力量击败的故事。希腊人在没有战事时只能召集40，000人和378艘战舰；我们可能会质疑波斯军队的人数，但是希腊人的策略表明，我们不能怀疑在每个战役中希腊的人数都远少于敌人的事实。来自希罗多德家乡的一支舰队曾站在波斯一边参加战斗，因此他最早的记忆之一可能就是重大远征的起航或者返回的场面；他伴着爱奥尼人在解放事业中的欢乐和痛苦成长，也体验了被胜利的雅典海军征服的感受。对希罗多德这一代人来说，父辈们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他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从巴比伦之囚返乡之事创造了以斯拉（Ezra）的世界一样。在他作品的最后一卷，希罗多德极尽美好之词句，渴望给这新一代英雄们恰当的纪念，“使人类的功业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遗忘”。

这次战争的中心主题需要希罗多德回到事件的起源：“谁是事实上最早侵犯希腊人的人”。因此他的作品以爱奥尼希腊人与吕底亚王国之间较早的冲突开端，然后才转到波斯强大的原因以及居鲁士大帝的故事，再叙波斯远征埃及、北非和黑海沿岸，直到我们看到的与希腊那场不可避免的战争。

但这一中心主题只是这部作品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希罗多德“调查”或“研究”的记述（实际上这是“历史”一词的最初含义和第一次有记载的用法）。与赫卡泰奥斯一样，希罗多德也是一个旅行者。在前四卷中，战争的主题是次要的，甚至在其后的部分也常常如此；贯穿其中的线索是一系列从不同地方搜集的事件或故事。与这一线索平行的是一些有关著名人物形象的故事（如神话诗人阿里昂或波斯宫廷医生克罗同的德摩克迪斯），以及一些城市兴衰的真实历史（如雅典、斯巴达、埃及的瑙克拉提斯）；最后是关于各文明的地理和民族的全面记述，篇幅最多的是埃及，占据了整整第二卷。

结果，这部作品远非对一场纯粹冲突因果的解释。毋宁说它是一幅已知世界的图画。在这幅画上，每个民族的地理、风俗、信仰和纪念建筑，至少是同样重要，哪怕它们与战争的联系经常难以捉摸。正是这些内容，为希罗多德的记述增加了深度和厚度，使之成为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和一部关于一场战争的信史。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还是两种社会形态之间的战争——地中海地区信奉平等主义的城邦与近东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这也使希罗多德在他的治史方法上比任何其他古代作家都更具现代性，已经接近于整体历史的观念了。

实际上，希罗多德对其他文明的开明态度，使他被称为一个“偏爱蛮族者”（barbarophile）。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源自探险时代的旧式爱奥尼观点，这一观点可能通过希罗多德自己的哈利卡纳苏斯共同体传统得以强化。哈利卡纳苏斯是一个希腊人和卡里亚人（）混居的城邦。但在对文化和自然、习俗与自然关系新的智者式兴趣的影响下，这些态度已经被系统化了。“对任何人来说，不管是谁，如果有机会在世界一切民族的风俗中选择在他看来是最好的，那么在经过检查之后，他一定会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放在第一位。”希罗多德通过一个希腊人和印度人在大流士国王面前对比的故事来说明这一观点：印度人厌恶听到希腊人火葬他们死去的父亲的尸体，希腊人则惊骇于印度人竟然吃掉他们父亲的尸体：“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习惯是这样地根深蒂固，因此我以为，品达说习惯乃是‘万物的主宰’一点没错。”

这部作品的两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两种主要文学倾向的影响，一为荷马式的战争与冲突的世界，一为赫卡泰奥斯式的宽容与和平的世界。它们可能还反映了希罗多德作品按年代顺序发展的过程。起初，他似乎是一位外族文化专家、旅行的博学者，讲述世界的奇闻异事；直到后来，才将他的调查研究置于一个统一的主题之下。尽管现代有诸多争论，但这似乎仍然是为何该作品中有诸多难解之处的最令人满意的解答了。

希罗多德如何获取信息？某些信息可能来自前人的文学作品，但希罗多德只提到了赫卡泰奥斯，我们找不到确切的证据说明他运用了更早的书面记述。希罗多德能够引用诗歌和神谕，有时他的信息可溯源至一些东方的文献资料；但他显然不将书面文献视作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实际上他除了希腊语以外不懂任何其他语言。在希罗多德那里，有关其信息来源的描述总是相同的，与他给出的信息类型协调一致。他声称重视实践历史学的训练、口传史学、收集和解读关于某个人的现存口头传统，这些大多数属于现代性的内容。其史料来源于“视力和听力”方面，即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两种来源相互关联，因为历史纪念和自然现象保存了口头解释、也需要口头解释。他的足迹所至，包括北非的埃及和昔兰尼、腓尼基的提尔，远及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黑海和克里米亚，以及爱琴海北岸除了小亚细亚和希腊的主要城市之外的地区。他最终在南意大利（尽管在《历史》一书中几无踪迹可寻）定居。每到一个地方，他似乎都能找到“深谙传统之人”的特殊群体，如译员、祭司或者公民领袖，并且在可资利用的口头传统中只记载其中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可能经常是片面、带有偏见或者非常琐碎的。只有在不同说法来自不同地方之时，他才予以比较。写作口传历史的困难在今天已经得到公认；然而在记述有关埃及、波斯等主要文化之时，希罗多德展示了他从那些从事此类口传资源传递工作的人们那里获取良好信息的能力。

在《历史》一书中，希罗多德展示了其艺术风格中最重要的方面。关于希腊大陆，他的信息似乎来自于城市中的上层政治群体；关于斯巴达，他给出了一种官方信息；关于雅典，他的版本至少部分是基于特殊的贵族传统。他的叙述关涉历史大事件和战争，语气是理性的而非具有某种道德或宗教色彩的，并以此来有意识地提升或证明某些特殊群体的地位。在德尔斐，有另一类型的传统可资利用，那就是祭司讲述的一系列与圣地纪念和供奉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了很多民间传说主题，有着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如英雄从兴盛走向不幸，成为神灵嫉妒的牺牲品。这种伦理教化无关贵族传统，而属于一个神灵的圣地，他的神庙上刻着的箴言曰：“认识你自己”“适可而止”。同样的故事范式在爱奥尼也占据支配地位——希罗多德对他家乡地区的历史叙述，相较他对希腊大陆的叙述来说，远非“历史的”或政治的态度。譬如，关于萨摩斯的历史，他经常被认为拥有独特的优质史料来源，因为他在这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光。然而，他对只比他早两辈人的僭主波里克拉特斯的记载，就已经倾向于一种民间故事的叙述风格了。

希罗多德的爱奥尼史料来源，展示了一种通俗的、非贵族化的故事叙述传统，这种传统与希罗多德的成就有直接联系。在希罗多德所构建的整幅历史图景里，爱奥尼与德尔斐的传说故事体现了同一种道德范式。波斯战争的故事讲述了“神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高大的生灵，使它们不能自我炫耀，同时也不让那些幼小的生灵激怒它们。你会看到，他的雷电总是摧毁最大的楼房和最好的树木”。通过一系列设计——预兆的梦境、对英明的建议者置之不理、循环的故事模式，创造了这样一个源自民间故事艺术的预言。就像在荷马背后存在着一种由职业的游吟诗人吟唱口头诗歌的长期传统一样，希罗多德背后也有着一种故事讲述的爱奥尼传统，而他自己则是最后的也是最高明的大师。

因此，希罗多德的信息收集工作并不是在任何系统的质询精神引导下进行，也不是随意的好奇心的产物。他收集的故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逻各斯”（logos）原则广为人知。他把所有工作、其中的主要部分（埃及或吕底亚的逻各斯）以及其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归于“逻各斯”一词。很明显，他将自己当成一个逻各斯制造者，就像他认为赫卡泰奥斯是神话讲述者、伊索是动物寓言的创造者一样。但修昔底德实际上将他从一个“逻各斯作家”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在这一语境下，“逻各斯”一词可能经常和英语里的“故事”（story）相差无几。但如果我们记得每个故事都有一种形态、一个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保存下来的孤立事实，这便可能是事实，也非常有意思。希罗多德的成就在于运用逻各斯制造者的技巧来描述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类社会。

从他与诗人索福克勒斯的友谊可以知道，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40年里已经是一个活跃的演讲者了。他的《历史》发表于公元前425年之前不久，这时候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阿卡奈人》里滑稽地模仿了他对波斯战争起因的叙述。此时的希罗多德似乎已经过时了，因为宽泛的、爱奥尼式的对文明互动的回应，已经被一种狭獈的、只关心希腊城邦及其利益的态度所取代。历史成为城邦的历史，并且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地方志与编年史

这一类型的文献最早出现在一个希罗多德的残篇中；其中有一些概要性的观点，关于怎样系统地开发利用事件发生地的传统以及那些更为重要的地方档案。这种当地或族群的历史，满足了一个当地听众对他们自己城邦历史的兴趣。因此只要城邦存在，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就得以持续编撰。所有这类史书现皆已散佚，不过奥古斯都时代的批评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描述了其一般特征：

这些人在选材方面相差无几，彼此之间的才能也并无多大差异，有些人写希腊人的历史，有些人写蛮族人的历史，相互间完全没有联系，而是按照民族和城邦分类、分别写作；所有作品都只有一个且是同一个目的：不论口头传统是保留在当地民族中还是城邦中，不管文献是保存在圣殿还是档案馆，将它们带到每个人面前、使之获得普遍注意，就像它们被当作标准认可一样，既不增加也不删减其内容。（《论修昔底德》第5节）

在希腊，这一潮流第一次将书写记录作为历史的原始资料，与口头传统相提并论。最早阶段的两位代表能够说明这一特征。约公元前5世纪末，旅行在古代城市间的博学者和演讲者、埃利斯的西庇阿斯（HippiasofElis），发表了奥林匹亚赛会的胜利者名单，以四年为周期按照时间顺序一直回溯到公元前776年。这成为希腊历史纪年的基础，就像罗马人以他们建城之日纪年、早期希腊人以亚伯拉罕的诞生纪年、我们以基督诞生纪年一样。编年史，即对人类历史事件进行年代定位和排序，是历史学的基本原理。西庇阿斯开启的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整个希腊化时期，并在古代世界后期催生了现今流传下来的、由基督教作家尤西比乌斯（Eusebius）和圣哲罗姆（SaintJerome）编撰的神圣和世俗的历史年表。

同样，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30年里，莱斯博斯的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出版了一系列完整的地方历史与编年史（至少28卷），极少部分是基于档案研究。其中有关于雅典最早的历史以及在埃及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雅典政治的散佚作品纸草（写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使我们得以从某些细节出发、重构一个城邦历史的发展过程。在赫拉尼库斯开创的《阿提斯》（Atthis，或《雅典历史》）这种非雅典人的作品、处于一个更广泛的传统影响下。后来的作家主要是雅典人，通常出自祭司家庭，如克雷迪姆斯（Cleidemus）；或政治家，如安德罗提昂（Androtion，亚里士多德的大量依据出自此人）；或者两种背景兼具，如斐洛克罗斯（Philochorus）。他们的作品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对当地神话有着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又有固定的年代顺序：按照雅典的名年执政官[2]或执政官的序列安排历史事件（可能有某种程度上的任意性）。这样的序列被刻在了石头上。实际上，我们已经在雅典市政广场发现其残篇，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此类公共记录几乎就是城邦对赫拉尼库斯的作品深感兴趣的证据，其作品激励雅典人将他们的成就进行有序展示。这是公民荣誉感与历史撰述相互影响的极好例证。因此，这种传统深受城邦利益、当地祭仪习俗和政治控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也是城邦世界高度发展的产物，与第一批方志历史学家大致属于同一时代，然而他开篇第一句就申明他有意与希罗多德进行竞争：

（本人）雅典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与雅典之间的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就开始写作这一部战争史。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这种信念是根据下列事实得来的：双方都竭尽全力来准备；同时我发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有的是立即参战，有的权衡之后即参战。

作品的主题立即出现：在对这场伟大战争的描述上，与希罗多德截然不同；对同一时代记录的宣言，对证实自己观点的强调，对自己是一个作家而不是口头传统的表演者的自觉宣称——所有这些，都在一部极其深刻和睿智的散文作品中表现出来。修昔底德记述的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到前404年，整整持续了一代人；其间只有公元前421年到前416年短暂的官方和平，但是随即被打破；最后以雅典战败及其帝国瓦解而告终。修昔底德身前并未能完结他的作品：在第8卷第411行叙事的进程突然中断；而第6卷和第7卷关于雅典向西西里的扩张，似乎是一个已经发表的艺术作品；第5卷和第8卷则有明显未完成的痕迹。修昔底德本人在战争中的活动，由他自己作了最好的描述：

我一直在战争中生活着，我的年龄相当大了，我了解事物发展的意义，我专心研究事实的真相。我在指挥安菲玻利斯的军事行动以后，曾被放逐而离开母国二十年：我看见了双方的一切行动，尤其是伯罗奔尼撒人的行动。由于我流亡在外，闲暇的时间给了我特殊的便利，使我能够深入研究一切。

修昔底德首先是一个“史家之史家”：他一直受到方法论的困扰。为了证明他所经历的这场战争有多伟大，他用一个关于先前历史的冗长补记来说明早期战争之不足道和先前居民有多贫困；同时，他全面质疑希罗多德所提出的关于证据的标准。他精确划定了所述战争的起点和终点，谨慎地论证所谓的和平时期其实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像同时代人一样，他也热衷于编年史，但是他拒绝使用他们的名年官序列，认为其不适合战争的历史，而代之以战役季节的时间——“夏季和冬季”。他批评其他人在探知事实真相时缺乏批判性，并且宣称他不会听信于任何单个目击者的解释，而是努力在不同参与者的不同证据中寻求关联，作出评判。即便是他作品中所用的演说词，他也在一段著名的争议段落中宣称，“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尽量保持实际演讲的大意”。他所认可的这些原则，可能会降低其作品的文学魅力——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他的目的是科学的，是要“垂诸永远，而不是迎合一时的听众”。从这种态度来说，我们认为他是第一个批判性的历史学家，西方传统史学的奠基人。这样说可能非常奇怪，因为修昔底德本人根本没有想要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宣称不可能完全准确地写出过去之事，他的方法和关于证据的标准只适用于当前。他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当前世界的学习者，而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直到19世纪档案的发现和史料批评方法的发明，才使得过去的历史学家相信他们能够满足修昔底德提出的标准。甚至直到20世纪，F。雅各布（F。Jacoby）汇集、出版了一些希腊历史学家散佚的残篇后，这些标准才能应用于希腊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