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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第2页）

后期对话是彼此不相干的作品集，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强大的总体观念，比如理型或中期对话中的知识模式。我们发现的是对具体主题细致而丰富的调查，但这些主题不适宜于综合或者进行个别的总结。哲学家们常常发现这些对话是最有益的——这当然大部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发现柏拉图已回到传统哲学问题上，而这些都是他在早些时候不屑于讨论的。（现在这一点就像它们被书写下来时那样真实。早期对话吸引的是非哲学家，而只有哲学家才能读懂《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柏拉图不仅更加严肃地重视传统的哲学问题——可能这些对话写作的时间正是在柏拉图建立“阿卡德米”（Academy）哲学学园的时候——更是在这时他开始认为，哲学思想是不能传授的东西，是一项齐心协力的和发展中的事业，而不是强烈的个人洞察力。随着柏拉图越来越多地涉及宇宙论传统、对社会的研究和对论证的考察，尤其是涉及埃利亚学派的论证，苏格拉底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太合适的、时间错乱的发言角色。

在这些对话里，我们不断发现，早期的不妥协态度得到了修正，柏拉图更愿意讨论和重视他人的哲学观点。《斐多篇》里的苏格拉底把宇宙论仅仅看成是一个错误；但是在《蒂迈欧篇》里，柏拉图认为它是哲学推理的一部分，并对物质世界提出了他自己的解释（非常怪异）。在《高尔吉亚篇》里，修辞被愤怒地拒绝了；在《斐德罗篇》里，修辞则是一个优秀的哲学理解能被很好运用的领域。在《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里，柏拉图对埃利亚派问题的结构和来源给予了细致的关注，他正是曾试图通过雄心勃勃的实在理论来对此做解答。在《克拉底鲁篇》（具有很多后期对话的特点）里，他讨论了当时关于语言和词义的理论。最引人注意的也许是，他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兴趣发生了相当本质的变化。在早期对话里，他关注个人美德的实现，这也是最有名的中期对话《理想国》的主题。在那篇对话里，他将兴趣充分延伸到社会，是为了解释被置放于正义社会背景下的公正之人——但是很清楚，这是一个存在于理想的正义社会中，而不存在于政治实践操作性的理想。然而，在后期对话里，我们看到柏拉图终于并且几次回到伦理学和政治学问题上，视角也发生了变化。这种视角，与之前被轻视的普罗塔哥拉及其他智者的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政治家篇》《克里蒂亚篇》和《法律篇》里，他回到了关于社会起源这一公元前5世纪的问题上；他重视历史和史前史，从多个角度调查研究关于社会组织实际运作和建立功能稳定的真实社会的问题；他研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角度，不再是关注个体如何成为正义的人，而是从调查者外部的视角来研究，客观且具有历史感。（正如我们所预见的，尽管基础更坚实，也毫无疑问更加有益，但是结果却更加无趣。）

后期对话显示出对苏格拉底曾经漠视的传统问题有了相当全面的重新思考：宇宙论、埃利亚学派的论证、对推理和修辞的兴趣、对社会进行历史和政治的研究。而且，后期对话很有可能是在哲学学校的论坛上，柏拉图教学和与学生讨论的成果。我们甚至听说柏拉图提出了“未成文学说”，听起来像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这是一种奇怪的数学形而上学，其中，宇宙的内容“派生”于太一和不定的二。（这一点的主要有趣之处，包含在亚里士多德于《形而上学》的M和N卷中对它的批评。）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里出发，在历经了漫长的回归后，终于与传统重新结合。

然而，如果把这点视为核心点或者原初创意的失败，那就错了。柏拉图与哲学模棱两可的关系，正如他发现的那样，引发了他对其所回归的传统的丰富和改变。同他与写作的模糊关系一样，这一点也使其创作出前所未有、别具魅力的文集，其中对当时问题的讨论从不流俗，也从不是拾人牙慧的产物。如果没有苏格拉底对他的影响，或者对他的影响要更透彻些，那柏拉图就不会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是“阿卡德米”学园的学生。他18岁时来到学园学习，直到柏拉图故去。他来自希腊北部的斯达奇拉（Stagira），出身于一个与日益强大的马其顿宫廷有联系的医生家庭。在离开学园之后，他在小亚细亚的阿苏斯（Assus）宫廷里待了一段时间，接着成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这只是一个插曲，对两人的影响都非常小。大约公元前335年，他又重回雅典，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学校吕克昂（Lyceum）学园。为了躲避人们对亲马其顿人的敌意——这种敌意直到亚历山大逝世后才消除，公元前323年，他离开了雅典；第二年，他在优卑亚逝世。同柏拉图一样，我们对亚里士多德个人的情况知之甚少；就他的情况而言，“传记”传统甚至更加不可信，其中充斥着敌意和有成见的资料。我们对他人格魅力的印象，来自于他的一个保存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ius）《名哲言行录》（Life）里的心愿。

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著述颇丰，为公众撰写了大量对话为形式的著作。这些著作仅有残篇保留下来，我们所读的“亚里士多德文集”由学园的课程讲义和笔记组成。后来又有人将其编纂成册，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物理学》（Physics）、《工具论》（anon）等——但很多迹象表明这些编纂都是伪造的。我们发现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处理：令人迷惑的相互矛盾、后来插入、水平不一的润饰风格。论据通常很密集，并且作为讨论的基础被明确使用，读者很少能毫不费力地弄懂书中的思想，必须不断地停下来慢慢（理解）。对那些寻找纯粹文学感染力的人来说，亚里士多德没有吸引力；但是如果一个人对努力工作与合作有正确期待的话，亚里士多德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和能给予丰厚回报的作者。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从未离开过传统。在传统中，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及其系统解释，都是一般的哲学任务。《物理学》、《生灭论》（Degee）和《论天》（Decaelo）以高度理论化的原则解释了自然活动，描绘了宇宙的结构和物理构造。但亚里士多德旺盛的求知欲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入了更为现实的层面。例如，在《天象论》（Meteica）中，他提出了（可理解为原始的）地质学、气象学和化学；在《论感觉》（DeSensu）第三章中，我们找到了关于颜色的理论。然而，生物在最大限度上吸引了亚里士多德的兴趣。《论灵魂》（Deanima）和《自然诸短篇》（Parvanaturalia）是开创生物心理学的论文。之后他对动物（包括人）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论动物繁衍》（Degeioneanimalium）讨论了动物的繁衍，《论运动》（Demotu）和《论动物前进》（Deinimalium）讨论了动物运动的方式，《论动物的部分》（Departibusanimalium）讨论了动物的组成部分和结构。《动物志》（Historiaanimalium）是对动物行为习惯的记录——这一定是与他人合作共同编纂的，尽管错误百出，有时又人云亦云，却仍不失为经验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亚里士多德是世界上第一个生物学家，至今仍然被生物学家所尊敬。他竭尽全力亲自观察生物，获得与他的探究相关的数据和观察资料，而不是随意使用已有的报告。既投身于理论的物理学，又致力于经验的生物学，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特点——而用一种宽阔的视角同时评估这两个领域，在今天已经不可能做到了。

在自然创造的物体中，有些是非生成的、不死的和永恒的，有些是生成的和有死的。与前者有关的，具有价值——实际上是神圣的——但我们能做的研究很少，因为对源头的探究和我们渴望了解的事物的可供观察的表象不多。但是在获得关于有死的植物和动物的知识方面，我们就可以有所作为了，因为它们就生长在我们身边……这两种研究都具有吸引力。尽管我们对前者的了解很少，我们获得的愉悦仍然远远超过了从周围万物中获得的快乐……（不过因为后者）离我们更近，更符合我们的本性，因此在同与神圣事物相关的哲学进行比较时，他们有自己的平衡……甚至在对感官没有吸引力的动物研究中，创造它们的自然也会带来无法估量的快乐……对那些能够剖析原因并且本能热爱智慧的人来说……因为所有自然的物体都是神奇的。（《论动物的部分》1。5，Balme英译本）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不同于任何现代科学（由于这一点，他受到了相当不恰当的批评）。尽管他对数学有一种哲学上的兴趣，却没有将之系统地运用到物质现实的研究中；在他的物理学里，性质的变化是基础，而他并没有试图给出更为基本的定量分析，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做，他所知道的物理现象的数学模型，从柏拉图到毕达哥拉斯学派，都是想象的和不真实的。实际上，尤其是在能够说明问题的领域内，他应用了数学模型，特别是几何模型，来分析颜色的层次或者将肉体运动的模式缩减至最基本程度。他经常遭到的另一项指控是，他没有使用实验，显然对在经常变化的条件下研究某种现象不感兴趣。但这应该归因于直到相当晚的时候才被质疑的一个假设：在真实世界中，而不是在人为制造的世界里，物体在通常的环境下展现了真实本性。在物理学和化学这样的领域里，这个假想被发现是无效果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过时了，但在诸如动物学和行为学等领域里，它依然有效，现代的科学家仍然认为，在自然栖息地的狮子要比在实验室或动物园里的狮子能更好地揭示出物种的实质。

没有人能充分地获得真理，另一方面，我们也没有集体地失败。但是每个人都在谈论物体本性的真理，我们每个个人贡献得很少或者全无贡献；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贡献的数量是巨大的。（《形而上学》999a31-b4，Ross英译本）

不管是在风格上还是在目的上，亚里士多德从不试图与他所知道的不断累积和发展的哲学思想主体决裂（实际上，他对柏拉图的处理，通常没感到柏拉图已经与该传统进行决裂的程度）。他把自己看成是联合企业的合伙人，能够改进前辈所做的基础性工作。最初的成就不仅存在于对无助者的推进，还存在于对他人所提供的观点进行理智的运用：

我们必须首先考察别人的意见，如果他们有说得不恰当的地方，我们不应该像他们那样提出异议，但如果他们的某些意见与我们的相同，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不必再费周折了。因为一个人应该对陈述某些观点时优于他的前辈感到满足，而在陈述另一些观点时做到至少不比前辈差。（《形而上学》1076a12—16，Ross英译本）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方法论是细致的，避开了在一个领域使用仅适合其他领域的方法的陷阱。“这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标志：追求每一种类事物的精确性，只要在事物本性所允许的范围内。”（《尼各马科伦理学》，hics1094b23—5）

在《物理学》和《伦理学》里，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对一个问题恰当的处理就是能公正地对待表象或者“现象”。这涉及两种“事实”，一为世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一为它激励我们做的观察和解释。他对现象不会盲目地尊重，但他认为没有寻找理论解释的迫切需要：以他对哲学史一贯的熟悉，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论很容易走进死胡同。开始，他展示了要介绍的各种观点，比如关于时间、空间或意志的弱点；接着分析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冲突。他自己的回答则试图理解和合理调整这些材料，表明为什么我们会倾向于某些观点，又为什么在接受另一些观点时犯错。这并不意味着是对常识的适当尊重：他的回答经常有很高的技巧，暗示我们所相信的很多都是错误的。[例如，我们试图相信存在着这样一种“空”（void）或空的空间（emptyspace）；但亚里士多德的分析令人惊讶地显示出，这些不可能存在，我们关于“空”的概念从根本上就是混乱的。]重要的是，他的分析能够解释这种现象：他旨在向我们说明的不是正确答案是什么，而是为什么我们在推进问题的同时也会犯错。

他的最引人入胜的著作《物理学》完美地展示了这一点。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而是一本这样的书：在书里，他论证和提炼的分析概念帮助我们理解物理世界，特别是理解时间、空间、无限、进程、行为和变化。例如，在深思熟虑之前，我们发现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事物是变化的；但是，弄懂哲学上变化的意义，就会遇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哲学难题。亚里士多德分析了难题的来源，表明按照他对变化的分析，这些难题并不亟待解决。这一分析聚焦于：一个物体具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性质。可以说，他的范式限制过多，使他没能看到其他变化类型的重要性。在他的范式里，我们似乎不能合理地找到一个具有特性的物体。但正是这种分析，使我们对那些被自然地看成是变化的基本案例，有了更深入的见解；它为我们提供了具有理论基础的视角，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以那种方式去理解世界是对的。

同样，他对解释本身（所谓的“四因说”）的分析也极具特色。在《斐多篇》里，柏拉图不耐烦地拒绝了对形式的所有其他解释（aitia）。而在《物理学》第二卷里，亚里士多德对四种相互间不可约的解释类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形式”或定义的特征；“质料”或成分；运动的来源（离我们的“原因”最近）；目标或目的（目的论解释）。哲学史中充满着要将所有类型的解释减至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的（失败）尝试；亚里士多德很明确地拒绝过于简单化，拒绝仓促地统一具有根深蒂固复杂性的现象。解释有许多类型和层次，它们相互之间也并不排斥。亚里士多德能够自成体系。他最系统化的著作是《后分析篇》（PosteriorAnalytics），雄心勃勃地要把知识的各个分支按类别构建成柏拉图式的等级体系，从基本的真理中衍生出不同领域内更为具体的真理。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更为现实。每种科学都有自己的基本原理，不是从单一的源头衍生来的；系统本身作为调整的典范，代表着整体科学的有秩序状态——当然，这是我们现在所没有的。

从很多方面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都是他的《物理学》的延续。他提出了形式和质料、实现和潜能、实体和属性等概念；作为解释的工具，诸如过程和变化这样的概念被经常使用。他相信，有一些东西具有形而上学的基础性，它们独立于、基础于且也能解释其他东西。这一观点也经历变化。在通常被看作是早期作品的《范畴论》（Categories）里，具体的个人，如苏格拉底和考瑞克斯（Coriscus），就符合上述条件，并被称为“第一实体”（firstsubstances）。在《形而上学》里，特别是在那些难以理解的核心卷目里，实体似乎不是个体而是其形式；鉴于形式还有其他形而上学的作用，于是，出现了无法清楚解决的难题。对于亚里士多德在此处的观点，有多种解释和评价；相比其著作的其他部分，这里更为明显地指出，他最关切的是找到难题的根源，而不是为最初提出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有一点他从未动摇过：反对柏拉图“理型”（或数字或其他抽象的物体）——这一理型被认为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外，可以看成是与我们所处世界的分离。要了解这个世界，理型是至关重要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将我们与使世界变得可以理解之物割裂的理论，一定是错误的。

亚里士多德将大部分哲学精力投入对社会中的人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的研究。有时是柏拉图已抨击过的行为，比如戏剧和艺术。在《诗学》（Poetics）里，亚里士多德关于各种文学类型细致而复杂的理论，可谓将它们从柏拉图毫无必要的过分抨击中拯救出来了。但大部分情况下，他直接就把柏拉图拿过来用——其中一项就是柏拉图晚期对话中对社会的重要研究。有若干作品被编纂成现在的《政治学》（Politics），还有三部关于伦理的著作，《尼各马科伦理学》（Nia）、《欧台谟伦理学》（Eudemiahics）和《大伦理学》（Magnamoralia）。（前两部之间的关系未有定论，第三部著作的真实性也存在争议。）通过阐明当时的政治分类，亚里士多德加深和推进了柏拉图在后期对历史的研究：他组织了大量对希腊城邦政体的历史研究[其中《雅典政制》（stitutionofAthens）得以保留至今]，并使对体育胜利者的重要公共记载在年代顺序上有了改进。他关注点的分布，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在物理学著作里的发现：全面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常常需要清晰的理论指导。（历史学家对他著作的评价差别很大，取决于他们对自己学科的概念有着怎样的理论水平。）亚里士多德不是出于历史的考虑才对历史产生哲学上的兴趣，正如我们从《诗学》中一句插入语那里看到的那样：诗歌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也更重要”，因为它不关心纯粹的残忍事实。但哲学家仍然能对历史和人类实践活动的其他形式进行有益的分类和分析，尽管是偶然的和特殊的。尤其是《尼各马科伦理学》，理所当然地吸引了持久而细致的关注。因为在书里，实践生活问题——卓越、最好的生活，实践推理——都进行了某种美好而适当的、严格和抽象的分析。例如，“美德在于中庸”的理论，展现了我们行为意向的结构，并对它们做了澄清，同时却没有使它们成为过于简单的人工模板。在实践的推理上，很少有哲学家能对这个话题说出既真实又发人深省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无疑是这个领域内最好的。它为我们展示了看似混乱的日常思考的结构，却没有难以置信地把我们对行为的所有推理简化成关于如何到达固定目标的计算形式。解释而不是拒绝表象的工作，在这里达到了最可理解和至今依然相关的形态。伦理学著作尤其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展现了亚里士多德为阐明某个主题而给出解释、从而运用适当方法的天才般的能力——以这种方式阐明，也并没有使我们疏远了主题的最初观点及其引发的困难。

很快，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对比、并且宣称他们的“体系”在各方面都彼此敌对，成为一种标准。（只有小部分人认为，他们只是对同一真理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之间的确有明显的差别，从他们的风格开始——但是概括性地总结他们的风格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对柏拉图后期对话给予应有的关注，并且牢记他们在阿卡德米学园共同度过了漫长的哲学生活的话。柏拉图在整个古代一直保有广泛的吸引力，部分是因为他的文采，部分是因为在中期对话里，他吸引了我们中间那些喜爱令人兴奋的概括的人。尽管柏拉图的描绘更为生动，但亚里士多德所关注的却没有失去日常经历的复杂性和精妙之所在——然而这只能以艰苦细致的工作为代价，也无助于著作的普及或文学的魅力增加。特别典型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或普绪喀（psychē）的讨论，在《论灵魂》和其他著作对人和动物的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得十分细致，以及在对这些著作的理论推理中也颇具启发性。哲学家们发现，这着实令人振奋，却也因为太难理解而无法具有广泛的吸引力。柏拉图写到灵魂时，采用的是高远而发人深省的方法，吸引了诗人、宗教思想者和很多其他对哲学没有兴趣的人。但哲学家们认为，这种方法不能令人满意，也经常由于柏拉图没有明确给出肉体和灵魂这一对立的重要区别而受挫。

作为从对话中提炼出来的一套学说，“柏拉图主义”比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具有更广泛的吸引力。柏拉图的学校也更幸运一些，尽管部分是出于历史的偶然。阿卡德米学园和吕克昂学园都是备受尊敬的学术机构。但是，阿卡德米学园在柏拉图的后继者斯派西普斯（Speusippus）和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卒于公元前314年）领导之下，致力于数学的形而上学研究，之后又在克雷特斯（Crates）、克兰托尔（tor）和波勒摩（Polemo）领导下，研究伦理学教育。吕克昂学园则致力于科学研究，狭窄的兴趣点和战争的创伤都令它的发展障碍重重，因为学园的资料、仪器设备和建筑物很难得到保护。阿卡德米学园继续发展，复兴为新阿卡德米学园。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学校，作为活跃的发展中的哲学团体所代表的精神，很快便衰落了。亚里士多德的后继者提奥弗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写出了在很多领域都堪称非凡的作品，他的后继者斯特拉波（Strato）也因科学研究而闻名于世；但是此后，吕克昂学园的领导人就转而研究一系列既不是原创也没有任何价值的问题了。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兴趣仍然存在，不过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无益的形式，即只是在他那里寻找一套能被机械运用的学说。在这种形式下，“亚里士多德学说”存在了很久，但这却是与亚里士多德最不相称的一类。

智者和背景

全面论述的专著包括：W。K。C。Guthrie，HistreekPhilosophy，vol。Ill（Cambridge，1971）；还有两卷本的平装书：TheSophists和S。B。Kerferd，TheSophistient（Cambridge，1981）这本书并不厚重。

希腊语文本、翻译及出色的评论可以在平装本的G。S。KirkahePresocraticPhilosophers，2ndedn，byM。Sbridge，1984）里找到。

柏拉图

大部头著作：TheCollectedDialoguesofPlato，ed。E。HamiltonandH。s，BollingenSeries71（Prion，1973）包括几乎所有的对话，译文很好。它所忽略的有争议著作被收录到劳易布丛书里，包括：Charmides，Minos，andEpinomis（ed。W。Lamb，LondonandCambridge，Mass。，1964）。

关于柏拉图的二手文献有很多。下面的著作将会引导读者关注特别的领域：I。bie，AionofPlato’sDoes，2vols。（London，1963）；G。Vlastos，PlatonicStudies，2ndedon，1981）。

还有一些不错的论文集：R。G。AlleudiesinPlato’sMetaphysi，1965）；G。Vlastos（ed。），PlatoI（关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论文），II（关于道德、政治、艺术哲学和宗教的论文）（London，1972）。

Guthrie的《希腊哲学史》（HistreekPhilosophy）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也详细地论述了柏拉图和早期学园的情况。

亚里士多德

&ranslationofAristotle，revisedbyJ。Barnes，2vols。（Prion，1984）包括对所有现存著作的翻译和一些遗失著作的残篇的翻译。

J。Barle（Oxford，1982：大师系列丛书）关注于科学和逻辑著作。G。E。R。Lloyd，Aristotle：TheGrowthandStructureofHisThought（Cambridge，1968：平装本）重建了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发展历程。关于伦理学的著作有：A。Rorty，EssaysonAristotle’sEthics（ia，1980）。

还有一组论文集：J。Barnes，M。Schofield，R。Sorabji（eds。），ArtiAristotle（London，1975—9）：1。科学；2。伦理学；3。形而上学；4。心理学和美学。

Guthrie的《希腊哲学史》（HistreekPhilosophy）第六卷（最后完成的部分）也论述了亚里士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