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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第2页）

除戏剧外，诗歌偶尔也会得到赞助。诗人可以自由往来于各个王宫，但文本研究者的流动性不大。我们至今仍然保存着的并给予无限赞美的诗歌，并不是当时流行的。希腊化时期的诗歌得以留存，主要是通过约公元前100年以前的两份纸草文献：一份可能是学校教师的手稿，另一份包括了对大量晦涩诗歌的释译。散文也是如此（不包括历史）。国王的手下对此并不大重视。正如12世纪欧洲君主制的发展促进了对有关王室故事的赞助一样，国王和朝臣的新时代也发展成为记载小道传闻的黄金时代。最好的故事都与国王有关，甚至托勒密八世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能回忆起大约一个世纪之前记载着托勒密二世嫔妃的那份令人炫目的名单。上层阶级通过这些小道传闻揭示了自身的情况，也进行自我评判。希腊化时期的宫廷是优雅的、具有讥讽意味的，并未被王权所压倒。小道传闻跨越了文学的界限，在亚历山大里亚，喜剧诗人马孔出版了关于大人物和妓女交往的讽刺诗；之后在帕加玛，好笑的奇闻异事似乎成为卡里斯提乌斯（Carystius）散文体的《历史笔记》（Historiotes）的主要内容。上流社会喜欢读这样的故事：不知疲倦的希培（Hippe）如何在私下里叫托勒密二世为“爸爸”；“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theBessieger）在让拉弥亚（“吸血鬼”）[3]在一大堆香味和药膏中选择的同时，如何说着和做着最粗俗的事。在安条克，塞琉古王朝晚期的国王们所拥有的绰号，也是在一种与此相似的不敬气氛下产生的。

图书馆被证明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学术研究是公元前4世纪的作者们的发明，王室的赞助只不过是推动其自由发展。文学因好古趣味而备受青睐。在王室圈子里，其关注范围（历史除外）与后来（公元9—10世纪）伊斯兰统治者同样优雅的圈子中的学者与朝臣们所关注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拓展至简略的传记辞典、列表和名录、关于自然奇景的生动作品，以及一长串世界奇观和奇迹的名称。同伊斯兰朝臣一样，希腊化时期的作者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对传说和异国情调情有独钟，这使得他们的作品远比阿基米德以“特别迟钝的多利安风格”写成的杰出科学小册子更具可读性。这些书是旨在探究的书，探寻的东西比亚里士多德知晓的还要古怪。总体来说，它们是非科学的，但却是绝好的谈资，比如关于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观等受人欢迎的名录。我们应该记住它们的可取之处。散文作家如此兴奋炫耀的浩繁卷宗，很少能保留下来，但它们的题目道出了这些卷宗的内容，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的作品说得最为清楚。他的《德谟克利特的稀有词汇和文章一览表》（TableoftheRareositious）只针对爱好者；不过读者可以在他的《蛮族人的习俗》（sofBarbarians）、《世界奇迹集》（ofWoheWorld）以及《论欧洲的河流》（OntheRiversofEurope）、《论鸟》（OnBirds）、《论风》（OnWinds）等著作中发现更多东西；但在他的专著《关于鱼类名字的变化》（OnesinFish）中可能不会有如此多的信息。

希腊化时期，最令人殚精竭虑的学问得到了很好的指导。在亚历山大里亚，第一批图书馆员是学者、诗人；从这样的组合中产生了专业的科学研究，并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之后，发展至顶峰。诗人最初为何是这种角色是可以解释的。散文使用宫廷中通用的阿提卡方言，直到公元前1世纪古典复兴前，才与日渐发展起来的俗语相对抗。然而，所有希腊诗人都忽视了口语方言，反而去追寻古老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韵律。不和谐的韵律重新兴起或被应用到令人不愉快的主题上。卡里马库斯通过复制最难的形式，增加了一种新的韵律，即在一种宗教颂歌中使用的、由两个抑扬格音步组成的短句断裂文体（stabics）。学者诗人开始通过自己的研究充实语言。如今，W。H。奥登（W。H。Auden）[4]把为语言立法和保护语言的纯洁视为诗人的职责。希腊化时期的诗人还制定了规则，但针对的是已死的文学语言。他们的诗歌大多极难翻译，因为其中充斥着仿荷马的创新词、古典文学中晦涩的双关语以及对同义词的过度喜爱。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一份纸草文献上，我们找到了一首诗歌的“词汇表”，上面列出了罕用的复合词。在寻找非常贴切的字眼时，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会去查找手边的目录。到了公元前2世纪早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员阿里斯托芬编纂了一部鸿篇巨著《词语》（Words），可能与他的《论被疑为早期作家没有使用的词语》（OnWordsSuspeotBeiheEarlyWriters）主题相同。到公元前200年，文学研究有了自己的专家，而他们已不再是诗人。

在为腓力和亚历山大服务期间，王室教师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亲戚卡里斯提尼（es）致力于荷马文本的研究，这是他们的伟大学生亚历山大热爱的人物。大约从公元前201年到前145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王室图书馆员做了开路前锋。卡里马库斯已经出版了120卷本的著名目录《各分支学科名人及其著作表》（TablesofPersonsspiEveryBranchandaListofTheirpositions）。后来的学者也做了大量工作，使图书馆的馆藏日渐丰富而不是规模萎缩。没有证据表明存在针对伪造文书的批评性作品。由于学者们宣称旧的文本无法令人满意，国王们不得不努力获得新的著作和新的文本。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约前215—前145年）是艺术大师，作为教师和图书馆员，他培养出下一代最好的考据家；他的特征便是拥有敏锐的历史感觉、谨慎以及理智的语法规则理论。这些考据家提出的假设以及对文献的删改产生的影响，远远小于他们对我们今天所见的文本的整理。

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此后同哲学一样，陷入了对不同观点所做的颇为费力的综合整理。评注考据也类似哲学。这一综合整理之后，是激烈的派别争论时代，即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类比推理者”（analogists）和帕加玛的“人定论者”（anomalists）之间的论战。学习这些学科的最好方法是个人面授，因而在语法学家那里，师生间的关系非常紧密。阿里斯塔库斯到底说了什么？他的教义没有大量手抄本，而在一手讲义笔记的流通中却发展起来了一种常见的手工业。于是，学术研究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学者作品本身。阿里斯塔库斯的学生，图书馆员阿摩尼乌斯（Ammonius）写下了关于希腊学者虔敬的杰作——《论阿里斯塔库斯的〈伊利亚特〉校订本只有两个版本的事实》（OhatThereWerewoEditionsOfAristarchus’sReOftheIliad）。

王室有学问的人不仅要接受他们的文本，彼此之间也要互相接受。除了编纂更多的信息和攻击其他人的观点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自己比其他那些可怜的人更博学呢？后来的一个传说把3500本书归于亚历山大学派的学者迪迪玛斯（Didymus），证明了他的绰号“厚脸皮”名副其实。著名的埃拉托色尼涉足众多领域，自此很少有人能与他比肩。他在地理学、年代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出色的著述，比如《好的和坏的品质》（GoodandBadQualities）。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一些著名诗歌，包括一首关于立方体对折方法的机智短诗。很多稍逊色一些的人涉足的范围，也几乎同样宽广。

乍一看，那些争论简直令人沮丧。缪斯圣殿一度被描写成“缪斯的鸟笼”，其主题是关于一些壮观的斗鸡场面的。争斗始于卡里马库斯对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的攻击——这些人的品位和目的与卡里马库斯不同。在文本研究的题目方面，亚历山大里亚与帕加玛的学者们进行了一场关于希腊化的小型“战争”。文学批评则得益于这些相互抨击而繁荣起来。阿里斯塔库斯抨击泽诺多图斯（Zenodotus），德米特里乌斯和克雷特斯抨击阿里斯塔库斯，帕勒摩攻击埃拉托色尼，等等。胜人一筹的伎俩能使一个人成名：阿里斯托芬尼斯（Aristophanes）甚至写了这样一本书《反对卡里马库斯的图书馆目录》（AgainstCallimachus’LibraryLists）。但这是一个不能引起学术争论的死题目。人们的语调是可怕的，然而经审查发现，这些争吵不只是为了获得升迁而展开的斗争，也不是老一代对新一代的粗暴反应。参与的竞争者们认为原则危在旦夕。卡里马库斯认为一派的诗歌品位完全是被误导的，这一点也不能说不公正。在学术研究中，相信寓意是一种使诗人意喻的远超出其表面含义的工具，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论一个人是否是敏感的类比推理者，又或是否是不负责任的不拘常规者。而通过语法学家的创新，这种被证明是最糟糕的个人争执已变得臭名昭著。后人认为，两位亚历山大里亚的诗人卡里马库斯和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可能是因为卡里马库斯的好斗尽人皆知。并且在后代那些对他们已有成见的学者眼中，作为导师和想象中的学生，两人也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敌人。现代学者同样扭曲了传说，认为卡里马库斯辱骂了自己的学生，因为学生使用了他的资料却没有向他致谢。这是对学者的有趣评价，但不是对诗人的评价，因为诗人很乐意被人模仿。这一“争执”缺乏任何可靠的证据。

在这种勤勉和竞争的氛围下，我们能在哪里找到那些好的、可读的诗歌呢？在已知的极少的散文里，隐隐地显露出新的形式和新的重点，但它们与王室赞助人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传记的早期形式在这与众不同的时代繁荣发展，培养出人们对过去的那些伟人的兴趣。然而，它是虚弱无力的，常常由于缺少社会和心理背景意识，变得呆板且流于八卦风格。传奇的种子此时也被大量孵化出来。亚历山大传奇是其中最好的一部，出现在伟人辞世后的十几年里。与大众小说相应的是一种大众说教的新形式，作为“咒骂”放在散文里，被归到吟游诗人彼翁（Bion）[5]名下。学者埃拉托色尼抨击他是一个穿着妓女花衣的骗子。而我们对此了解得太少，以致无法判定。不过在与他相近时代的梅尼普斯（Menippus）发明的散文与诗歌的讽刺混合体中，存在一些原创性内容。这些作品取笑了哲学家们和他们的双重标准，并在后来赢得了罗马讽刺作家的兴趣。最好的例子可能来自那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物泰蒙（Timon）。他只有一只眼睛，却因为美德，因为对花园的爱、回避学生的技巧，以及对被狗和仆人打扰的深恶痛绝，而为人所怀念。在讽刺诗里，他调侃式地模仿哲学家，并取笑当时的地理学家。他称缪斯圣殿的学者为“隐居的书虫”，他打击图书馆里的学者，他说最好的荷马史诗是在诗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之前的老文本。泰蒙早年是以舞蹈为生的，对此人多一些了解不无裨益。

不太引人注意的还有，在亚历山大辞世后的十多年里，以嘲笑言论对具体的两难推理和法律决定进行的学术辩论扩大了。新喜剧与它们的精神有共同之处，我们首次听说这一切发生在新喜剧的早期阶段。我们也知道了韵律的和夸大其词的修辞风格，即亚洲风格（Asianicstyle）。在奥古斯都时期，批评给了罗马人结束这种奢华的信心，并通过稳定的道德影响使散文回归到冷静的古典风格。但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演说术并没有堕落成浮夸，它仍然是城市源源不断遣派去国王——此后是派往罗马——那里的使节的看家本领。但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实用的演说术。在公元前2世纪40年代，“东方化”的大师正受到阿加塔尔齐德斯（Agatharchides）的批评。而他自己的散文风格却因其言辞高贵、清晰和雅致，在后世备受赞誉。

希腊化时期的诗歌

在保留至今的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为精美的一种类型。对于诗歌的古典风格而言，抒情诗无疑可以作为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之后的候选类型。贵族在政治上对其公民同伴们提出建议和进行抨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男人们仍然会死，会坠入爱河，仍然会饮酒、参加宴会、追求迷人的男孩子。传统的宴饮聚会，即“酒会”，在公民和朝臣中非常流行，也为优雅的诗歌提供了一种自然背景。尽管没有王室的鼓励，希腊化时代的第一批诗人仍然找到了机会，回归于以往抒情诗大师们的主题、韵律和方式。同早期的诗人一样，他们也致力于创作底层大众的歌曲。为了适应新的背景，他们扭曲了这些主题，并添加了学识、智慧和雅致，让歌曲适合受过市民教育的真正的“老男孩”。

我们对公元前4世纪的诗歌所知甚少，以致我们可能丢掉了重新发现抒情诗的根基。对我们来说，它的影响在讽刺短诗中是最为明显的，跨越了从约公元前300年到前240年之间的黄金时代。诗歌大师们用他们的个性和文学品位填充了这个时代，不断超越他人的诗歌，设计的双关语如此文雅，至今我们仍可以带着愉悦对之进行解读。特别是在亚历山大里亚，讽刺短诗表达了对一个亲密而自由的朋友圈子的印象，他们正为自己新技艺的优雅而狂欢。他们留下了更多其中带有观点和对话的诗歌，这些诗歌被他们置于谜一样的背景中。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在酒和女人、酒会和轻浮男孩中间的生活。

最早的大师是萨摩斯的阿斯克勒皮阿德斯（AsclepiadesofSamos），一位令人尊敬的诗人，他给我们留下的多数是他的爱情诗。在他关于妓女和以会饮为背景的诗歌里，有观点，更有一种善意的自我意识。爱与酒的关系是他的主题；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一份爱情失败了，人总会在某一天拥有另一份爱情。波西迪普斯（Posidippus）涉足了类似领域，同样在城市的主要建筑物上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令人愉悦的短诗。学者们发现，很难将阿斯克勒皮阿德斯的诗歌与他的萨摩斯同伴赫狄鲁斯（Hedylus）的诗歌区分开来，可能他们本来就是亲密的朋友。赫狄鲁斯留下来的短诗嘲讽了贪吃者和盛大的酒宴，使我们认识到：好的酒会是一种品位和修养的表现。这三个人之后是辞藻华丽而富有吸引力的狄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他为一个波斯人和一个在埃及乡间居住的人所写的墓志铭，引导我们走出了这个狭小的都市世界。当过去和当时剧作家的诗歌提出文学史上那些引人入胜的问题时，他正以华丽的诗作展现出亲密同伴多利斯（Doris）矮胖而殷勤的形象。

讽刺短诗的大师是王室教师卡里马库斯。他熟知别人的作品，并在长诗中攻击他们的品位。反过来，他们挑出他的一句最好的诗，把它重新放置在一种猥亵的背景中。如果卡里马库斯的讽刺短诗是我们已知的他的全部作品的话，那我们对他的描绘该有多么大的不同!在这些诗中，他的语言清晰而流畅，他对诗歌形式的把握仍然受到所有希腊挽歌作者的艳羡。在他的短诗中，我们看到了男孩们的不幸情人卡里马库斯，正饱受他自己无法控制而他人又无力承受的热情的折磨。他是“知道如何在传酒过程中获得快乐”的卡里马库斯，也是能斥责神的裁决的卡里马库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艺术。他能说出有关盐窖的绝妙双关语，或者为自己优雅的文学品位进行辩护。而现存的有限的阿斯克勒皮阿德斯诗歌，则是自我意识更浓厚，感情也就比主题更深刻。王室教师和编目员同样可以很幽默。他为自己的朋友医生菲利普斯（Philippus）写下一组绝妙的诗句，说明诗歌能够治愈深陷情伤的男孩子，饥饿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诗人和他的朋友能藐视爱情，因为他们拥有这两种治疗方法。提及诗歌可能是在暗指伟大的狄奥克利托斯（Theocritus）所作的一首诗。讽刺短诗的语言则具有一种与医生相称的治疗性的音调。

更深入地说，卡里马库斯给我们留下了一组最出色的希腊文墓志铭。这些都是讽刺短诗的传统主题，并且因几个已逝的朋友再次流行、兴盛起来。这些朋友中，有贫穷却多才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他的谈话累坏了太阳”，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首精妙的葬礼诗作为纪念。这都是些伟大的诗歌，简洁、角度精准且感人至深。不过，讽刺短诗是偶然献给卡里马库斯的赞助人的。没有国王会像支持诗人那样给予其他艺术家长久的支持。他们所要感谢的应该是他们所提及的城市和宫廷社会奇观。两位重要诗人在亚历山大里亚来来去去，其他的好诗则都是在远离国王的地方写下的，然而缺少了大城市的语调。

李奥尼达（Leonidas）来自希腊西部的塔林敦（Tarentum）。他的主要才华体现在对乡村生活的场景和物品的描写上，以及他写下的关于自己简单而贫穷的生活的诗句。我们听说两个天才女诗人也具有相似的风格，一个是洛克里的诺西斯（NossisofLocri），她的诗描绘了女性的家居生活；另一个是提吉亚的安妮特（Aegea），她用迷人的诗句展现了浓烈的田园风情。得益于安妮特，我们还拥有了最早的、为宠物所写的著名墓志铭，这很快演变成为托勒密王朝“上等人”的狗，和在埃及或阿富汗的狩猎中被“隆重”宰杀的动物而写作的诗歌。这些“西方化”短诗的音调在翻译过程中已经丢失了，最终被转换成了韵律。大体而言，它们消失了，“不是结束于锤子在铁砧上的撞击声，而是结束于六弦琴衰弱的音符中”。这种安详而静谧的静物氛围，不得不与精美的语言和优雅韵律的缺失相抗争，但有时它却能赢得这场战争。

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讽刺短诗尊崇新的剧作家，但评判他们的依据却没有留下来。然而，在较低水平上，一种对哑剧的新兴趣突然产生了。这种粗俗的、大众的描述，在多利安散文里活跃起来；西西里的大师叙弗伦（Sophron）曾一度影响了柏拉图。从其特点来看，希腊化时期的诗人赫罗达斯（Herodas）和狄奥克利托斯给文学带来了新意和精美。赫罗达斯的天才一度被低估。他的诗歌仅仅重新出现在1891年的纸草文献中，又被错误地认为是同时代的“现实主义”风格。评论弄错了他的形式和语言。他复兴了衰落的抑扬格韵律和公元前6世纪诗歌所用的古老爱奥尼方言，并把这种知识附加在平庸的哑剧里。他保存下来的描述是生动的，并且展现了社会历史邪恶的一面。最优秀的诗涉及女性，尽管少有令人愉悦的视角。一个女人试图说服另一个丈夫远在埃及的女人，让她必须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有自己的婚外情。一个生气的母亲把**的儿子带到校长那里接受鞭打：首先，一个曾向奴隶求爱的女人，因这个奴隶的背叛决定让人鞭打他；接着，在仆人的请求下，她平息了怒火。没有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好演员不能在舞台上表演这些情节。赫罗达斯有自己的批评者，有明显的例子表明，他的描述与科斯岛有关。他还进入了托勒密王朝的内部政治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可以确定的是，他留下了希腊化时期最恶作剧的一个笑话：当他的一个女人唱出了对在友人家发现的假**的赞美之歌时，有人告诉她这曾经属于“诺西斯（Nossis）和伊利娜（Erinna）”。这两个名字属于两位著名的女诗人。赫罗达斯无疑在取笑两位文学世界中的古板女性。

其他的哑剧诗是狄奥克利托斯写的，在音调和语言上都十分讲究。他将诗歌置于六步格中，这是一种针对平庸主题的庄重韵律，营造一种故意的不和谐。诗作中最好的一首讲述了两个叙拉古女人参观亚历山大里亚王室节庆的故事。方言、反语和参观者穿过人群时单纯的惊奇感觉，都是对这个大都市繁荣的刻画。有一部关于魔术以及青少年初恋的戏剧也不错。我们还应该更好地了解两个穷渔夫之间的对话，不管狄奥克利托斯是否是其作者。狄奥克利托斯一直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诗人。他生于西西里，可能是在叙拉古。在公元前3世纪70年代，他尽力侍奉托勒密二世，之后又回到饱经战火的家乡西西里，侍奉国王希罗（Hiero）。他曾经在作品中影射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师们，最好的两首诗流行于亚历山大里亚城市群之中，一首在城里，一首在科斯岛上。在他提到的诸多植物里，他对爱琴海东部的而不是西西里的植物群有种轻微的偏见。除此之外，他是那样神秘，尽管在对普鲁克斯（Pollux）的颂歌中有一段很出色的短诗显示出他懂拳击，堪称同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员中的翘楚。

长久以来，狄奥克利托斯变化多样的田园诗形式，令读者迷惑。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PhilipSidney）说，“诗歌的樊篱所在的”那一点“是最低点”。一些人为他的现实主义惋惜，另一些人为他的技巧惋惜。牧羊人怎么会那样讲话？同样，狄奥克利托斯怎么能让他的牧羊人如此粗鲁？18世纪的田园诗人更喜欢维吉尔。“我不把狄奥克利托斯看作是一个传奇作家”，蒙太古夫人（MaryWortleyMontagu）[6]对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这样说，而蒲柏在年轻时就是一个田园诗人：“他仅仅描述了故乡农民生活的平凡画面……我毫不怀疑，如果他是大不列颠人的话，他的田园诗里就会充满对打谷和搅乳的描写……”

事实上，狄奥克利托斯的魅力就在于他“脚踏两只船”。他笔下的牧羊人仍然彼此之间开着粗俗的玩笑，对着他们的羊群吹口哨。除了对植物的细致观察，他对希腊的季节变换以及昆虫的习性也有所体悟，以至一个批评家认为他跟科斯岛上的医生学过博物学。与此同时，他又以其优雅和对早期抒情诗主题的运用而**着我们。狄奥克利托斯的牧羊人在彼此相遇时，用歌唱来互相挑战。他们的歌声以叠句和重复令我们愉悦——这样的风格可能源自于真正的山歌。但它们也会把被驱逐的情人和狂欢者的主题编织在一起，把为告别和回归的旅行者而写的诗歌编织在一起。在过去的挽歌和抒情诗中，我们经常能找得到这种写法。人物丑陋而透着机智，他们喜欢海边圆目巨人的“都市”悲叹，喜欢少女的嬉戏，在狂吠的狗和一捧苹果中向少女示爱。在其中的一种形式——挽歌中，田园诗几乎可以迎合每一种品位。狄奥克利托斯笔下的诗歌既有形式，又有哀婉动人的诗句。所有特征都齐聚在为一个垂死的牧羊诗人而作的挽歌中，并附和着对叠句的优雅使用。为牧羊人达夫妮（Daphnis）而作的田园挽歌，发展成为死去的诗人朋友或老师而作的挽歌。为彼翁所作的令人感动的哀歌中，有自公元前100年以来最优美的希腊诗歌。在意大利的佚名作者，则在作品中比较了年复一年的自然更迭以及人的永久死亡。而以下这些挽歌中，我们立刻就能找出三首堪称伟大的诗作，弥尔顿的《利西达斯》[Lycidas，为他大学时期的朋友爱德华·金（EdwardKing）而作]、阿诺德的《塞西斯》[Thyrsis，为诗人克拉夫（Clough）而作]，以及《阿多尼斯》（Adonais，或济慈悼歌）——这是雪莱的成名佳作。他的朋友利·亨特（LeighHunt）在1816年秋天向他介绍了希腊化时期的田园诗。“像夜来香的芳香，”他后来写道，“以过量的甜腻控制了灵魂，使人觉得晕眩。”

同文学上的哑剧和讽刺短诗一样，田园诗将都市风格融进了博大精深的语言和韵律之中。而早期抒情诗则促使都市风格的风头盖过了其他风格，成为主导。在亚历山大里亚，两类顶级学者——王室的教师和王室的图书馆员，以更为大胆的形式追求着同样的价值观。

年纪较轻的一位图书馆员是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他最有名的一首诗表达颇为大胆。在伟大史诗占主导、口头文化已消失甚久的时代背景下，他试图为被详细研究的阿尔戈英雄们的历险写一首史诗。古代人断言，阿波罗尼乌斯在年轻时写了这首诗，首次发表后反响并不好；诗人遂隐退至罗德岛，待到返回时，他带来了修订版本。说这个是“第二版”，似乎是正确的。但在这首诗的背后，作者的阅读范围也显示出，王室图书馆的魅力已经进入故事里了——不管是在阿波罗尼乌斯被任命之前还是之后。多亏了他的学识，古代评注者的工作也因他的眼界拓展到了极限。透过他的语言，我们能够对这一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有关具体词汇的准确含义的某些论点提出质疑。至于他的作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关于地方古迹的散文始终伴随着精彩的荷马式双关语和晚近诗人的典故。在他全部的参考文献里，对卡里马库斯明显的影射和感谢被格外夸大了。但为什么这位图书馆员和教师未曾读过与他的主题相关的书籍，人们不得而知。

阿波罗尼乌斯诗歌的弱点也显而易见，诗作中没有平衡感，结束得十分突然。我们一会儿在西方遇到瑟茜（Circe），她正受困于噩梦之中；而200行之后，我们又在利比亚的沙漠里汗流浃背，担心死亡的到来，此刻，美狄亚的女仆正唱着她们的天鹅之歌。以我们的观点看，在他的诗里，一些显示博学的段落有着相当多的诗化脚注的痕迹，王室图书馆的收藏对诗人来说是一种长久的**。从本质上看，故事本身是插话式的——去往柯尔契斯（Colchis）的漫长旅程（第一至二卷）、在柯尔契斯的活动（第三卷）、漫长的回乡历程（第四卷）。但阿波罗尼乌斯没有摆脱这种令人不甚满意的结构。在很多方面，与普遍存在于希腊化时代最好诗人中的周期性作品展示相比，他的四卷本长诗不大像史诗。他时常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形式上的话——是与狄奥克利托斯相似的。

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插曲，在第一卷伊阿宋与女王许珀茜伯勒（Hypsipyle）的相遇中已经有所预示。这个场景写得十分出色，同样值得阅读。在维吉尔那里，这段插曲也没有消失，他把他的特洛伊人带到了迦太基女王那里。但阿波罗尼乌斯与他所叙述的历险保持了一段距离，他是睿智而带着嘲讽的。他有一种塞巴斯蒂亚诺·里奇（SebastianoRicci）[8]式的轻触和绘画天赋，当他讲到海上的仙女一整天都来回摇**着阿尔戈英雄们的大船，像挽起长裙在海边上玩球的姑娘时——我们能看到他在为自己的洛可可式想象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利比亚沙漠那一边，领头的船像头马一样引领着阿尔戈大船。阿波罗尼乌斯喜欢诙谐的逆转。本质上说，他是希腊化时代早期的学者，正如我们开始要看到的那种类型一样。

他的史诗并不是时代错乱的，而是在两种极端的希腊文化之间摇摆，逃避了一个的同时却又接近了另一个。他几乎避开了那些不出名的作家在“说教”风格下的枯燥学习，比如阿拉图斯（Aratus）关于星星的诗歌，此人“赫西俄德式的”特质和“不倦的”努力为卡里马库斯所钦佩。这些诗人用韵文撰写了大量学习心得，话题从烹饪到种植，但留下来的东西很难让人佩服。尼坎德尔（Nider）作了一首诗《被野生动物噬咬的解毒剂》（AheBitesofWildCreatures），同他声称要消除的危险一样致命。

相反，阿波罗尼乌斯的手法与迷人的史诗描写非常接近，以某个次要人物（通常是女性），和神话中某一新奇的事件为中心。这些短诗是独立的，是“短叙事诗”（epyllia）。卡里马库斯和埃拉托色尼这样的宫廷学者也写过微型史诗，我们从莫斯库斯（Moschus，阿里斯塔库斯的学生）那里得到一首绝好的诗，是关于欧罗巴（Europa）骑在由宙斯变成的牛背上穿越大海的故事。这些短诗是睿智的，常常也是浪漫的，它们强烈的色彩让人想起提也波洛（Tiepolo）[9]的壁画。这使得维吉尔揶揄并改变了那些一本正经说教的诗人，通过他的《农事诗》（Geics）把这一风格传递下来，使之在乔治一世、二世治下的英格兰奥古斯图斯时代[10]（theAugustasland）达到鼎盛，在诗人中颇为流行。但短叙事诗只是挪动了地方，它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它首先传到了罗马，接着传给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诗人，传给学识与诙谐再次相映成趣时期里的最适当的继承人。尽管受到奥维德的直接启迪，马洛（arlowe）[11]的唯美诗歌《英雄和利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熟谙希腊文化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