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九章 古典希腊的生活与社会（第2页）

这就是娶个女人做妻子的含义：让她生孩子，让儿子们成为胞族和德谟的成员，将女儿许配给她们自己的丈夫。我们要妓女（hetairai）是为了愉悦，要情妇是为了每天放松我们的身体，但是娶个妻子是为了给我们生育合法的孩子并且忠实地照顾家。

所以，一个雅典演说家请求陪审团要牢记雅典女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

一个陌生人走进一间有女人在场或可能在场的房间，会引来愤怒——除非他受到了主人的邀请。雅典住宅的结构布局实际上反映出，甚至在一个住宅内，在女人区和男人的公共房间之间也有严格的分隔：在大宅院里，女人区坐落在远离街口的地方，而街口一般都有奴隶门童把守。在乡下，农舍的主要特征是庭院，女人和孩子白天在这里活动；庭院的四周是平房，角落里有一座坚固的储物塔楼，当有陌生人造访的时候，女人可以到塔楼上回避。在较小的城市住宅里，男人住在一楼，女人区在楼上。有一个著名的谋杀案件，被告声称，他年轻的妻子要与他交换睡觉的地方，这样她能离井近一点，以便给婴儿洗澡——也能让她和情人约会。但是这个情人是怎样做到与一个有夫之妇交往的呢？他在一个葬礼上注意到她，买通了她的女奴隶为他传信，在地母节这个女性节日的掩护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她才能离开家——他们相见了。这个丈夫带着一帮邻居、当场抓到了妻子的情人并杀死了他。当然，这是合法的：原告只能宣称，杀人者是出于其他原因事先计划好的行凶。女人离开家通常是有人陪伴的；一个女人在外面劳作则表明，要么她非常穷，要么她不是公民。

不管这种对女人的态度在农业社会多么普遍，只要我们把希腊人理想化成西方文明的鼻祖，我们就很难认同这种态度。

在雅典，这种态度的影响再加上对男性社会群体的强调，构建了作为城邦中心的公共生活：古代雅典的重心从家庭转移到城邦集体，所以就有了辉煌的节日和展示，以及用于宗教和政治目的的大型公共建筑。在阿哥拉，也就是在被这些大型建筑围绕的广场上，雅典男子度过了他们的一生。相比之下，他的家是寒酸的，不起眼的：在民主制下，炫耀与其他公民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危险的——不管怎么说，男人的生活是在公共空间而不是在私人空间里度过的。雅典能够展现这个古代城市理想典范的成就，存在着根本原因：家庭的磨蚀，是雅典人能够成功逃避部落和亲缘纽带关系进而建立新型社会和政治组织所付出的代价。

经济

把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进行比较和对照太过简单，而且很容易陷入古代经济就是原始的、农业的误解中，仿佛农业经济天生就是简单的。雅典的例子对此是一个有益的矫正。阿提卡的土地基本上不适合简单经济：它的面积大约为1000平方英里，由山脉、高地的丛林、草场，以及小块的耕地组成，而大部分耕地只适合种植橄榄；这样的地理限制意味着，大量完全不同且高度专业化的农业活动，要由一个用于交换的中心定居区进行协调。最近对公元前6世纪末克里斯提尼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的研究有一项奇异的成果，即我们能够计算出古典时代初期阿提卡人口的分布，因为每个德谟都按照其人口比例提供议事会成员。最肥沃的土地是厄琉西斯（Eleusis）平原、刻菲索斯（Cephissus）河谷以及马拉松（Marathon）平原。在这里，农业种植和葡萄栽培一定是最主要的，土地比较肥沃的摩索吉亚（Mesogeia）地区仍然是松香酒（restina）生产的中心。这些地区生活着五分之二的人口就毫不奇怪了。而城市本身集中了手工业、贸易和服务活动，构成了人口的另五分之一。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地以及在多岩石的劳里昂（Laurium）半岛上，存在大型定居点的证据。这里的主要活动是在可能的地方种植橄榄，不然就是放牧——主要是山羊和绵羊，以获取羊毛和奶制品（在希腊世界，肉类总是要留待节日期间和祭祀时才能享用），当然还有林业。即使在今天，阿提卡地区依然林木茂盛。因此，尽管这些地区总人口密度较低，却拥有不少大型定居点；其中最大的一个德谟是阿卡奈（Aae），拥有的代表人数约相当于其他类似德谟的两倍，相当于雅典城本身代表人数的一半以上。阿卡奈又以木炭工业闻名：在使用煤之前的时代里，木炭是主要的家用和工业用燃料，熔化金属、做饭和城市取暖都需要大量的木炭。

古典时代没有类似这样的资料。但是，阿提卡在城市化充分发展之前，就已经存在着复杂而多样的农业经济。还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作为一个拥有卫星城的大都市，雅典很早就需要大量进口谷物，对谷物进口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晚期。保护谷物（贸易）路线，尤其是保护来自黑海的谷物（贸易）路线，在整个古典时期一直是雅典公共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雅典的成年男性公民的人口，从大约30，000人增长至公元前5世纪的40，000人；然后在公元前317年的人口统计中降至21，000人，其中人口的减少主要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次人口统计还涵盖了10，000名外邦人。

如果要说明自由民家眷人数，那么这些数字乘以四就应该非常接近了，还应该加上约100，000名的奴隶。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谷物产量数据显示，为了养活这些人口，至少一半或者可能近80%的谷物——即主食，不得不依赖进口。因此，贸易成为雅典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谷物贸易被严格管理：雅典居民禁止运送谷物，不过运送到皮拉奥斯的除外。法律禁止谷物的再出口或囤积，有专职官员管理市场。混合贷款、利润分享和保险制度似乎主要是为谷物贸易设计的。凭借这样的制度，个人以高额的利率把资本借给船主进行特定的航行：只要航行圆满完成，贷款就可以还付了。不过，雅典还给予外邦人快捷出入雅典法庭的权利，公正对待外邦人，鼓励外邦人在雅典定居，以此来促进其他贸易地区的发展。公元前5世纪早期，狄米斯托克利在皮拉奥斯建立了城垒和良港，为雅典的贸易霸权奠定了基础。公元前457年，老城和港口随着它们之间的长城的建立而联结在了一起。到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成为希腊的主要贸易中心。雅典在内战中的失败以及雅典帝国的崩溃，并没有影响其贸易地位。但随着亚历山大的征服，东地中海与新希腊化城市周围的中东地区完成了统一，经济中心由此发生了转移。只是在这种情况下，雅典才开始失去了贸易霸权。

在雅典，第二种类型的经济活动源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伯里克利发起的公共建设项目。保存下来的账目记录涉及建筑的后期阶段、修整工作以及技术工匠进行的雕刻装饰活动；劳动者中混杂着雅典人和外邦人、自由民和奴隶；每种类型的工作、工资都是一样的，不分社会阶层。早些时候，一定也需要大量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挖掘地基、测量工地，进行建筑物主体的建设。而建筑项目本身首次大规模使用潘提里库姆山（Mouelicum）大理石采石场的石料，同样带来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采石场以及到雅典的石头运输都需要劳动力（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建筑作业中，运送石料一直是花费最多的部分）。在缺少大量奴隶劳动力的情况下，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贫穷的公民从这项工作中获益最多。在公元前5世纪的公共雕刻和公元前4世纪末的私人墓地纪念碑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神庙建设停止后，雕刻家们或者去希腊的其他地区，或者转移到私人领域。类似的还有那些没有技术的劳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典，除了战争期间和金融危机时期，民主国家一直支持重大公共建筑规划。公元前4世纪末期的巨大边境堡垒和吕库古斯（Lycurgus）建设规划，都是借公共建筑提供国家就业政策的直接延续；而这种政策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僭主时代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其他经济活动主要以工艺技能为基础，因此不需要雇用大量的劳动力，但总的来说，他们对创造活跃而多样的市场是相当重要的。公元前5世纪，雅典成为希腊高品质绘画陶器的中心。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一直保持着这种优势地位。彼时，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活动，可用的贵重金属不断增加，从而转移了人们对艺术陶器的需求。雅典城内最有名的一个区域被称为“凯拉美科斯”（Kerameikos），即陶工区。据计算，在雅典工作的瓶画师的人数在从来不超过100人，陶工的人数也是一样。然而，想想制陶过程的每个阶段，从挖土、燃料提供到作坊雇工及最后将产品卖到远至埃特鲁里亚和西班牙的商人网络——我们便会明白，这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

有些工艺超越了手工作坊阶段，发展成以使用奴隶劳动为主的手工工场。政治家之父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拥有两个工场，一个用30名奴隶生产剑，另一个用20名奴隶生产卧榻；吕西阿斯（Lysias）的盾牌工场是已知最大的工场，用了120名奴隶。古典时期，大量著名的政治家似乎都从这样的企业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红利。这是根据喜剧诗人对他们职业的评论所做出的推断（例如，对喜剧诗人来说，富有的克里昂是鞣皮工）。工场的发展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契约的存在，特别是在武器装备部门；二是大城市更普遍的需要。

必须提及的是财富的最后一项来源：银矿的开采。公元前5世纪早期，在劳里昂山上发现了一条新的银矿脉；于是在整个古典时期，人们持续而集中地进行银矿开采，只是在动**时期有过短暂的中断。国家授予雅典的企业或企业联合特许权，这些企业则用大量的奴隶进行开采。利润是巨大的，国家从银矿中得到的税收总和，与谷物贸易的总消费相当，每个特许权在三年的时间里能够带来多达100塔兰特的收益。公元前5世纪的政治家尼西阿斯（Nicias）用另一种方式获利，即为银矿提供劳动力：他有1000名奴隶被放出去在银矿劳动，每年能得到10塔兰特的收入，资本回报率为33%。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篇》和色诺芬的《会饮篇》，都以贵族卡里阿斯（Callias）的家为背景；而卡利阿斯家族是公元前5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家族之一，其庞大的财富基本上来自于银矿。

与从事直接的经济活动相比，富人更愿意以租金和利润为生。但正是古代哲学家的偏见——即认为土地的拥有是唯一值得尊敬的财富来源——把我们骗进了这样的想法。税款申报和继承目的证明了财富来源的多样性，这些财富种类都以标准的形式登记在册：农业财产、城市财产出租、手工工场和作坊、私人产业、现金、储蓄或借贷出去的钱。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声明，列出了这些种类中所有的或者绝大多数的资本和收入。

有三分之一的自由民不是公民。外邦人则被称为“麦提克”（metoikos）。在雅典，他必须要找一个公民保护人，并且在当局登记，缴纳小额年税。作为回报，他能够在法律上获得全面有效的保护；但也须承担公民的大部分责任，比如捐献公共基金，为节日和军事服务提供资金。他不只是不能与雅典公民通婚，也不得在阿提卡拥有地产。公民和麦提克之间的界限，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被跨越。后代作家经常把希腊城市的排他性与罗马的宽容相对比，断言这就是希腊帝国如此短命和不得人心的原因。但是事实上，整个古典时代，在雅典的麦提克人口众多，生活富裕，对雅典忠诚，也以自己的身份自豪。他们集中在皮拉奥斯，很自然地在非农业领域，在手工业、技能工艺、贸易和诸如银行业之类的贸易企业中表现尤其出色。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麦提克融合的程度。叙拉古人凯法鲁斯（Cephalus）受伯里克利的邀请来到雅典：他拥有一个正履行政府合同的大型盾牌制造厂；他在皮拉奥斯的家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背景，对话开始于他同苏格拉底讨论他对巨额财富的态度。他的儿子波利马库斯（Polemarchus）和吕西阿斯（Lysias）都是激进民主的坚定支持者。公元前404年，在亲斯巴达的寡头派统治时期，波利马库斯被处决，财产丧失殆尽。吕西阿斯则成功出逃，长期流亡异乡；等到返回雅典时，他因忠诚而赢得了公民权，尽管这种授予很快就失去了法律效力。吕西阿斯于是变成了法庭演说稿的主要撰写者，直到约公元前380年他去世为止。由于所有的诉讼当事人都不得不为自己辩护，雇用专业人士只是为了撰写演说稿而已，因此，作为一个非公民，他不能在法庭上讲话这一事实已也没什么要紧了。很明显，凯法鲁和他的家庭与雅典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精英能够自由地交往，他们自己就是雅典社会的重要成员，并坚定不移地忠诚于它——即使他们并没有公民权。

与雇佣劳动不同，在古代地中海世界里，奴隶制是一种自然的剥削形式，尽管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但很可能阿提卡的奴隶数量大体相当于自由居民的人数，在100，000人左右。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奴隶身份是没有疑义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主人可以随意对待他们——尽管只有傻瓜才会虐待自己的工具；他人对奴隶造成伤害的话要对奴隶的主人进行赔偿。但雅典的法律规定，奴隶的证言只有在他受到酷刑的折磨之后才可被采信——原因显而易见；为了把一个奴隶从对其主人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必须代之以更大的恐惧。

关于数字的问题的探讨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证明，在绝大多数经济领域里，奴隶和自由民是如何在一起劳动并且如何在同样条件下工作的：实际上，有一种奴隶能作为工匠真正独立地工作，然后把挣得的一部分收入交给他们的主人。这种工作关系解释了为什么雅典社会明显是一个拥有奴隶的社会，同时又在很多方面缺乏奴隶经济的特征，奴隶制特殊的剥削方式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发展。从真正意义上说，奴隶制是对雇佣劳动的替代，这意味着二者的社会条件属于同一类型。一个反动的雅典评论家以夸张的描述反映了这种情况：

至于雅典的奴隶和麦提克[3]，他们过着一种最没有修养的生活；打他们是不被允许的，但奴隶对你却可以极端漠视。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吧。如果法律允许自由民打奴隶或麦提克或被释奴的话，他会经常发现自己误将一个雅典人当成奴隶而殴打他。因为仅就穿衣和外貌而言，普通人看起来和奴隶、麦提克一样。（伪色诺芬，《雅典政制》）

只在一种情况下，真正的奴隶经济才发展起来：在组织开采银矿的人力时，会避开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因为没有自由民能忍受矿井的条件。奴隶主在合同中要求填充所有死去奴隶的数量，以保护自己免遭损失，然而这种合同却几乎不能对奴隶提供保护。奴隶主获得的利润着实丰厚，三年就能让他买得起新奴隶。矿井的框架，生活在300英尺的地下的坑道内，仅仅在通风井半腰生的火堆产生的向下气流带来赖以为生的空气，矿井出口处的看守房间、非常狭窄的坑道，矿工在工作时必须爬行或跪着，所有的搬运工作都由儿童来做——这一切都揭开了矿井的真相。几乎没有雅典人来参观他们投资的劳里昂银矿，因为矿上已雇用了专门的监工。甚至在地面上，矿工也要被拴着锁链。尼西阿斯的财富都来自童工的劳动，但他却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具道德感、最虔诚的人。这真是对雅典人的冷漠的严酷证据。

文化需要闲暇和场合：在前工业世界，或者在人们工作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的地方，闲暇通常不是一个问题。在古典世界里，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场合，私人的和公共的，酒会（symposion）和节日。

酒会或是男性宴饮群体，属于前面已经描述过的社会群体，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在古典时期仍然存在的贵族文化形式，只是不再占据优势地位。较早的时候，希腊诗歌、希腊音乐和希腊陶器的大部分都是为这样的群体创造的；在希腊各地，这些群体保持着非常明显的一致性。虽然艺术的创造力衰减了，但酒会仍然是社会生活的焦点。酒会在“男人的房间”（andrōn）里举行，房间通常是专门设计的。门在偏离中心的位置，里面放着供参加者躺卧的卧榻；一两个人共用一张卧榻，左臂支撑在榻上。在他们前面的矮桌上，摆放着清淡的点心。房间大小因卧榻的多寡而定：或两三张或十二张又或者更多——因此，酒会的规模相对来说不大。在房间里，有一个大的调酒罐（kratēr），葡萄酒要按一定的比例兑上水，通常是加上两三倍的水，酒精度大约与现代啤酒相当；斟酒人是年轻的男女奴隶，通常因貌美而被挑选来。参加者有时用金属器皿喝酒，但更多时候，他们使用精美的带绘画的陶器，这是雅典的特产。他们的行为举止要遵循复杂的社会习俗，并在一个领导者的指导下进行。尽管没有像阿那克里翁（Ana）或阿尔凯奥斯（Alcaeus）这样伟大的诗人了，但仍然有诗歌表演。那些能够确定时间的无名宴饮（skolia）发生的年代大部分非常早；被认为由忒奥格尼斯（Theognis）[4]创作的短歌集似乎也可以溯源至这个时期的宴饮歌集。酒会中有大量游戏（kottabos，把酒弹向靶子，是其中最成熟的一项游戏），以及后来逐渐增加的、由男女奴隶表演的专业娱乐活动。柏拉图和色诺芬对古典时期酒会的文学再现，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个是秩序和次序的因素：同喝酒一样，讲话是有次序的——每个人轮流讨论选定的主题；第二个是爱情和性的重要性：这些自然的情感被排斥在家庭环境之外，却在酒会的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也是同性恋在古代希腊十分重要的主要原因，因为酒会为“尘世的”和“精神的”两种类型的结合提供了交点，不论是涉及饮者同伴还是涉及奴隶男孩：对这些情感的理想化，也激发了欧洲文学中对爱情的最高表达。雅典女人从不参加酒会，但妓女却很常见，奴隶经常被一个或几个男人所共有，作为娱乐的一部分陪伴他们。“被告内亚厄拉（Neaera）在很多男人面前喝酒吃饭，就像一个妓女做的那样”——她不可能是雅典公民。瓶画最为清晰地描绘了酒会的行为范围。在文学作品里，色诺芬是最好的指导者，他轻松愉快地叙述了关于爱情的谈话，关于卡里阿斯对他的某个客人的儿子的迷恋，以及关于两个专业奴隶表演者献上的既惊险又色情的娱乐节目。晚会结束后，参加酒会的人经常在大街上借酒闹事，无辜的路人可能会被痛殴，甚至还会发生凶险的事件。比如在公元前415年5月的一个漆黑夜晚，就发生了雅典公民家门外的赫耳墨斯雕像被毁事件。据称，很多躲在私宅里的聚会故意亵渎了厄琉西斯秘仪。

“来，躺下来，学一学在酒会和聚会的场合怎么做。”

“然后，我怎么做呢？得了，告诉我吧。”

“文雅一些。”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哦，不。”

“然后怎样？”

“把膝头伸直，把自己放在卧榻上，像一个运动员那样流畅。”

“然后赞美一只铜盘，观看天花板，欣赏大厅里的挂毯。”

不用说，这个老头以丢脸的行为结束了酒会，他偷走了一个吹笛女孩，又因打人行为被愤怒的公民追击。

酒会是青年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也在体育场（gymnasion）里得到了表达。希腊社会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严肃对待体育的社会。有顶级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节日的联赛（奥林匹克运动会仅仅是最著名的一个）在公元前6世纪就设立起来了；运动员在他们的城市里都是著名人物，在为他们的胜利举行的庆祝和宴饮上，品达这样的诗人都会为他们献上颂歌。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竞技以及其他活动中的群体非常重要，却没有团体项目。年轻人在体育场花费了大量时间，他们**训练，追求自己所爱，或者在谈话中消磨时光。两个著名体育场的名字“阿卡德米”（Academy）和“吕克昂”（Lyceum）后来成为两所著名哲学学校的名字，分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园。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哲学家规定的活动有意接近于体育训练的原理。

节日是民主文化的中心，在节日里，人们沉浸在公众宴饮、宗教体验和大型艺术之中。我们在其他章节也会探讨节日的剧场（第7章）和宗教（第11章），而在这里，只要记住节日不同的层面是不可分割的就足够了。在大狄奥尼索斯节上，剧场表演的前一天，多达240头的公牛按照仪式被宰杀、被吃掉，然后是酒后的狂欢，许多人整晚睡在大街上，悲剧观众的经历一定包括鲜血凝干后的恶臭以及难以忍受的宿醉。从文化角度看，公众节日所蕴含的资助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重要方面：制作伟大艺术作品的人不再是僭主或贵族，而是作为整体的民众。艺术创作要满足于更加公开、更加多样的娱乐需求：以适合于宗教节日的歌队舞蹈的传统为基础，产生了真正的大众艺术。但是艺术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仍然不可忽视，这对伟大的艺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认识到，在支持歌队或戏剧节日或体育比赛或装备海上战舰等事情上，是富人提供了金钱，而普通人则享受着节日和比赛；他们的三列桨战舰也有人提供装备”。事实上，法律要求富人承担公共的“捐助”，并在人民面前竞相展现他们的慷慨。

希腊字母，即英文字母的本源，是在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字母发展而来的，为文字的广泛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到了公元前5世纪，一个男性公民能读会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使我们很难确定文字是怎样传播的。但是某些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读写能力在希腊从来不是一种只被专家占据的职业技能；从一开始，写作就被用于大量的活动中，从写作诗歌到咒骂敌人，从公布法律到投票选举，从雕刻墓碑或题词到书写商品目录。目不识丁被认为是愚昧的、没有教养的。然而我们的资料也显示，写作、拼读和语法知识的掌握，也存在水平等级：只有文化普及的社会才能提供这样的从半文盲到文盲的证据。当然，没有迹象表明，女性被期待和被鼓励去阅读，尽管她们中的不少人有这种能力。为谨慎起见，我们应该说，在雅典这样的城市里，有半数以上的男性能读会写，希腊城市在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化水平，要高于20世纪之前西方文化的任何阶段。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希腊文化仍然是一种口传文化；人们喜欢的交流方式是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

文化普及意味着学校教育的普及：有组织的学校最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出现了。教育是要付费的，但是费用很低，因为学校教师通常被人看不起。雅典法律规定了开学和放学的时间、允许上学的男童数量和年龄，并建立了对教师的国家监管——很明显这是一种为了使孩子免受教师侵害的道德保护；那些能花得起钱的孩子上学时则由奴隶陪伴。学校教育从7岁开始，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在学习基本技能所必需的三四年之后，不能继续学习。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被认为是从18岁开始的，所以我们必须设想很多人有10年的学龄。教育在传统上被分为三个领域，由三个不同类型的老师进行传授：文学、体育和音乐。文学从阅读和写作、语法和语言工作开始学起，也包括背诵诗歌（特别是荷马史诗），吸纳道德内容，讨论有限的文学作品和作者提出的其他问题。教师十分强调呆板的练习和写作；为了弥补自己较低的社会地位，他们会通过体罚学生建立纪律约束。学生们不学习散文作品，也不学习数学或者任何技术性的科目：希腊人总体上认为诗人有益于指导实践，他们的道德价值反映了他们的教育实践。体育教育是在摔跤场上完成的，有专业老师指导。至少有一部分体育教育是公开的，包括在希腊从事的基础运动，这些都是个人的而不是团体的项目。音乐在古典时期似乎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包括歌队舞蹈和乐器演奏。

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教育起初是贵族的，提供的基本文化和体育技能是为了满足在运动场和酒会中的炫耀的需求。但是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很多迹象表明，教育是为了满足更广大群体的需要，这也能解释阿里斯托芬《云》里的几种教育类型之间存在的明显冲突。到公元前4世纪末，雅典体制已经足够标准和普及，由国家对青年人的训练体系进行完善。所有成年人从18岁开始，要在专门任命的官员指导下，在体育场内和军事训练中度过两年的时间，这种被称为“埃菲贝亚”（ephēbeia）的组织，在希腊化时期成为一个希腊城市的标志，也是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主要区别。

公元前5世纪末，智者派对贵族青年的影响是巨大的：新一代政治家出现了，他们更老于世故，也更愤世嫉俗，与蛊惑民心的政客的粗鄙态度形成对立；他们卷入了这一时期各种各样的寡头政变，使宣称政治是一种艺术的企图受到怀疑——至少在现实世界里是如此。但显然，在公元前4世纪的两个伟大教育家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指导下，智者派教育体系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在柏拉图的对话所展现的公元前5世纪这一虚构世界的背后，存在着日益有效的公元前4世纪的教育机构，试图为新的哲学时代创造领袖，几乎系统地研究了从数学到形而上学的哲学的各个分支。伊索克拉底是天生的教育家，却堪称雅典最乏味的作家；非常不幸的是，他竟然活到了98岁高龄。他推进了智者派运动，为学生提供毫无内容可言的技巧训练——于是，修辞学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不仅用于公开演说，还适用于各种语言场合。他还提供了一种普及的文化教育，据说许多著名的演讲家和文化名人都跟他学习过；但是他的理论缺少让人深入思考的动力。尽管如此，这些方法依然非常适合作为高等教育框架的标准模式。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的冲突，发展了逻辑学和修辞学的系统理论——这一点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是能够感觉到的——也发展了哲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对立。而正是这两种适合成人心智的精神活动形式，在古代世界的文化中占据了首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