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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第1页）

第十四章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文学

罗宾·莱恩·福克斯（RobinLaneFox）

导言：亚历山大之后的世界

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世界的地平线最远延伸到了印度。即使是亚历山大本人也惊讶于其地域之辽阔。他曾怀疑里海是世界的外海；在印度，他最初认为印度河将舒缓地流进埃及的尼罗河。新的地平线并没有在与希腊人毗邻的人那里便彻底消失。大约在公元前260年，印度国王阿育王（Asoka）在他的王国范围内颁布了一道法令，针对的是“我的子民们的世界”。从阿育王的亚洲边界，穿过埃及和马其顿，一直到北非的昔兰尼，法令准确列出了这些希腊化地区的国王们。我们在坎大哈（Kandahar）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居住地附近，发现了这个法令的希腊语摹本。

而与此同时，在西方，皮提亚斯（Pytheas）有了惊人的发现。此人生活在亚历山大时代或稍晚的时期，他是一名船长，从马赛向北航行、经过了苏格兰。他看到了午夜的太阳，并继续向北航行，“直到没有合适的海、陆地或空气，只有一种三者的混合物，像是海蜇，人在里面无法走动也无法航行……”任何在北冰洋航行过的人都领教过北方雾墙的黏稠。后来，最好的希腊地理学家也没再弄清楚过多瑙河沿线及以北的欧洲地理状况。在罗马人征服之前，人们认为，凯尔特人无异于蛮族，也没有人过问西班牙内地的情况。

在东方，新来的定居者所发现的东西，同样没有产生影响吗？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亚历山大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在统治上的“伙伴关系”而祈祷。然而，他的伙伴关系要求东方人说希腊语和学习希腊语。一个有趣的故事提到，他为被俘的波斯王室女性安排了希腊语课程。在东方，从乌浒河（Oxus）[1]到波斯湾，希腊人坚持在希腊体育馆里锻炼，并按照他们自己文化中的传说来解释周围的人。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人的祖先是伊阿宋（Jason），而“佛陀”曾追随了他们的狄奥尼索斯。在这样一个两种语言已成为惯例的世界里，希腊人却只说希腊语，也只读希腊语。他们进口葡萄酒到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只要可能，他们就要种植橄榄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文化和政治仍然以城市或“城邦”为中心，也以那些非常重视希腊和爱琴海的国王们的混乱统治为中心。因此，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的背景是宫廷和城市，而不是波斯或印度。

在主要的宫廷里，国王和他们的好友用大量金钱来突显自我，公然蔑视理性。大小宫廷在风格上的差异在于，大宫廷藏有大量的贵金属。公元前3世纪70年代的某个冬天，在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二世举行了尊崇狄奥尼索斯的盛大游行。由机械操控的雕像安放在巨大的彩车里行进；葡萄酒从巨大的酒罐里流淌到街道上；香甜的点心被分给观众。演员和大量妇女加入到扮成萨提儿的官员中间进行表演，演出的场景包括狄奥尼索斯醉醺醺地从印度归来、亚历山大的形象，以及一个巨大的黄金**——这个黄金**长180英尺，上面覆盖着缎带，顶端是一颗巨大的黄金质地的星星；晨星指引着方向，昏星处在最后的位置上。在它们之间，行进着2000头身上覆盖着黄金的公牛，2400条狗，一些长颈鹿、羚羊、印度鹦鹉、大象、一只角马（或者一只大羚羊），拉着彩车的鸵鸟，以及一头“白色的母熊”——很遗憾，它不是来自北冰洋。“科林斯”的画像引导着一队以爱奥尼各城市和诸岛的名字命名的妇女，这一画像清晰地影射了科林斯同盟和托勒密王朝对希腊自由的关注。奴隶们拉着彩车，上千名士兵也走在行进的队伍中。

这个超级展示，混杂了艺术技巧和纵情饮酒、世界奇迹和可移动的动物园、王朝对希腊政治主题的关注和现代分列式的力量。这些因素与王室奇境的风格不同，但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王室风格附着了太多的该时期的宫廷文化。与此相应的是，精通文学的学者们对关于非科学奇迹的书籍的喜爱。王室对书籍本身的狂热也反映了这一点。

所有宫廷都有图书馆，甚至在黑海沿岸都有，不过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是最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们定居在这座城市里，带来了他们导师所熟知的社会回忆和大量书籍。可能是他们向第一个托勒密国王提出了建立王室缪斯圣殿（Museum）和图书馆的想法。王室图书馆可能与缪斯圣殿的柱廊和公共休息室相连；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书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阅览室。据说，里面藏有近500，000件书卷，另有42，000件书卷藏在与塞拉皮斯（Serapis）神庙相连的另一个图书馆内。文献成为热门的王室财产。一旦有船停靠在亚历山大里亚，就有人上来搜寻书籍。在船上找到的都要上缴给王室，抄写在名册中，并印上这样的文字：“来自船上”。从雅典人那里“借阅”伟大戏剧家的杰作，是托勒密在外交上最精明的一项策略。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盗版，就是希腊化时期的发明。因为需求是无止境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貌似可信的伪造就出现了。文献被伪造、被“偷窃”给国王们，直到亚里士多德被赋予了各种有趣的、即便是鲜为人知的称号。

国王们为何要这般不厌其烦呢？因为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们无疑会向心甘情愿的托勒密一世解释说：图书馆和学术研究能让国王跟上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托勒密王室有优秀的教师，他们也没有丧失对学习的兴趣。托勒密四世为荷马建立了神庙，还写了一部悲剧，一个朝臣献殷勤地为其写了评论。歹毒的托勒密八世认为克丽普索（Calypso）花园里的花是水芹菜而不是紫罗兰。塞琉古王朝末期的某个国王还写了一首关于被蛇咬伤的诗歌。王室的奢华使这种品位得以膨胀，在又有其他一些人加入竞争后，收集书籍成为一种疯狂的竞赛。据说，为了打击帕加玛的阿塔利德王朝的国王，托勒密王朝切断了埃及莎草纸的出口。于是，阿塔利德的国王首创了羊皮纸或“帕加玛皮”。但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质地良好的羊皮纸早就有了。

竞赛预示了文学良好的发展前景。在一首宫廷短诗中，托勒密三世被尊崇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文武双全是重要的，因为国王也要为吸引原希腊城邦中的人才而相互竞争。很多这样的人才被流放后，在新的宫廷里充当顾问和学者，从而找到了较好的安身之处。对像芝诺这样的托勒密王朝的代言人来说，缪斯圣殿和图书馆是毫无疑问的资产。从他的纸草文献上，我们了解到，这项资产的管理者可能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早期生动文本的拥有者，是关于其猎狗的短诗的赞助人，是关于使者们的书和演讲稿的征订者，这些使者从亚历山大里亚被派给了他的兄弟，这显然是为了使他得到提升。学园派哲学的伦理学理想鞭策着国王们，并在其官员和代理人的赞美和法令中被不断重复。同书籍一样，它们也使国王们变得更具魅力。

通过这些移民的朝臣，国王们与原希腊城邦的文化和教育保持了联系，作为他们隐蔽的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也有反向的交流。他们把王室建筑师派到各个城市，鼓励对王室节日的参与，建造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庞大建筑物，为城市里年青一代的教育提供巨额经费：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晚期，雅典就建起了一个“托勒密馆”，这是为年轻公民建造的体育馆，馆内有藏书，也可以举办演讲。这些礼物具有施加影响的企图，因为王室文化的繁荣没有扼杀兴盛的市民教育。在希腊城市里，儿童从7岁时开始在私人出资建立的学校里学习，这类学校有时也会得到个人捐赠。他们学习阅读，练习句子写作，正如纸草文献所显示的，其中有极端反对女性和反对蛮族的内容。纪律需要用鞭打来维持。14岁时，他们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学习，主要是文学上的练习，以及关于希腊河流名称和关于荷马的特洛伊人的小测验。进入“预备役”即18岁之前的这段时间，被许多希腊青年用来学习经典（包括古老的诗歌）和写作学校作文。然后，未来的公民将进入体育馆。这是在城市控制下，由一位富裕的官员出资建立起来的。训练最重要的部分是体育运动，不过一些体育馆也有图书馆，能够举办演讲。富裕的年轻人更渴望请一位修辞学或哲学的私人教师。修辞学训练非常呆板。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有很多迹象表明在早期阶段，学生们学习了越来越正式的语法，总而言之，学业变得更具有文学性。从来没有法律方面的课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数学是最为基本的。随着音乐日益专业化，普通的学校不再设置音乐课程。

在每个城市里，男性青年的培养文化继续受到高度重视。父亲们为把儿子送进一个好的体育馆而烦恼，然后体育馆又指望这些“老小孩”提供资金赞助。到公元前2世纪末，最明智的城市雅典，在这种青年培训中也接纳了富裕的外邦人。反过来，这些外邦人也支持城市的理想化模式。尽管如此，学习荷马以及努力记住斯巴达河流的名称有什么社会价值呢？据说，这是一种“文化强化”，用以保持海外希腊人的道德水平，并将蛮族人排斥在外。但这一目标并没有说服力。同样的学习，在过去的希腊就十分兴盛，当时并没有人感觉吃力。比较贴切的解释是，它是希腊人自身社会分化的标志。粗俗的人不能进入体育馆。入训青年的父母通常是富人，其表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雅典，每年的新增青年只有40名。这种排外性，在城市的国际化形象方面创造了奇迹。在马其顿某城市最近发现的一份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法令中，明确排斥奴隶、被释奴和他们的孩子，以及那些没有入摔跤学校学习的人，那些在广场做生意的人，那些醉汉或疯子，还排斥**者。体育馆是青年男子们享受黄金岁月的浪漫场所，但这只是对“业余爱好者”而言。

奢侈的宫廷文化只是久置的干瘪无味的蛋糕上的糖霜。在富有公民的资金支持下，城市构建了男子的文化领域。他们中的演说家和古文物收藏者不是“无关的”。当历史学家和地方专家在地方边界争端以及在众多仲裁委员会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时，演说家和古文物收藏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历史有着迫切的公共用途。城市在各自的水平上仍然是表演和朗诵、竞技和戏剧的中心。云游诗人、乐师和职业演员的剧团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在穿过处于敌对状态的希腊化王国时，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

乌浒河旁边的阿伊·哈努姆（A?Khanoum）出土了一座大型剧场遗址，这表明，很可能希腊戏剧的形式对印度剧场艺术的出现产生了影响。希腊化时期，大量小的社会组织繁荣发展，其成员经常参加宴饮和赞助朗诵。在罗德岛或提洛岛这样的地区，非公民在这些通常以公民生活名义组织起来的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公元前300年，又出现了一些为纪念死者建立的机构。在城市政府的赞助下，这些群体增强了地方文化生活中心的多样性。

在此类地区，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有单一的文化呢？在各城市里，没有共同的历法，也没有共同的法律主体。但城市生活和许多运动比赛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宫廷里，国王们使用“通用希腊语”散文，或称“柯因奈”（koinē）。这种语言发端于阿提卡，又逐渐地将希腊本土的古老方言排挤出去。于是，在官方希腊语外围，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语言。公元前279年，希腊人将高卢人逐出希腊和德尔斐后制作了浮雕，很好地展现了面对蛮族威胁时出现的某种共同的情感。从文化上讲，国王们都尊重雅典的遗产。雅典发明了剧场，此时，每个大城市都对之竞相模仿。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散文及其过去对亚洲蛮族的记载，混杂了从前哲学家和戏剧家所享有的盛誉。所有这些都提升了雅典的魅力。

如果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共同文化，除了我们偶然了解的以外，这种共同文化在各城市中又是如何与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相区别的呢？这些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它们是某些希腊化时期的进步的后续效果。与东方香料的密切接触，改变了制作女性香水和肥皂的手工业。化妆在借鉴近东技术后得到了改进，尤其是在眼影绘制艺术上。尽管亚历山大里亚的**女人是很出名的，但从来没有过像马其顿将军的阿提卡情人那样的妓女。与竞技场和亚洲的野兽相比，希腊古老的猎兔赛无趣得如同带着猎犬狩猎一般。印度人的鲜血喂养了更好的猎狗，以满足在亚洲的盛大狩猎活动。烹饪技术无疑也提高了：亚历山大里亚烹制鱼和南瓜的调料汁被写进了罗马人的烹饪书里；顶级宴会规模盛大，尽管某位托勒密国王饲养了雉鸡，但并不食用，而是将其与一只几内亚鸡杂交，吃杂交鸡蛋。埃及的卷心菜很苦，于是人们从罗德岛进口了种子——结果第一年味道很好，但接下来苦味就又出现了。希腊人把鹰嘴豆从拜占庭引入埃及，更好的小麦几乎取代了古老的、带壳的谷物。在希腊，人们还在棕榈树上做试验，近东的庄园主费尽心力生产出了乳香。对王室的花园，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在托勒密王朝的大臣写给他代理人的信中，倒是有一些能提示我们的内容。大臣在信中告诉他的代理人，在他领地的园林里种植了300棵杉树，不仅是为造船之用，还因为杉树具有“引人注目的外形”。其他希腊人也会在埃及种植松柏吗？他们到处开垦土地，获得了更多的可耕地。据推测，在埃及的法尤姆（Fayum），耕地面积扩大至原来的三倍。在乌浒河畔，城市后方平原的灌溉和耕作都比从前更精细。在奥林匹亚，我们发现了属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带有地下供暖的浴池——这无疑是罗马时代之前的设施。希腊化的体育馆发明了详细的健康运动方法，被记录在公元2世纪的指导手册里。与纯粹的体育运动不同，它们被设计成一种“锻炼”。据说，慢跑有益于性病的治疗。

这种文化生活大部分被限制在极少一部分有钱人中。亚历山大里亚优雅生活的反面，则是王室赋税的重压、作为附庸的劳动力和金矿里令人震惊的惨无人道。到了公元前2世纪50年代，金矿矿工由政治犯及其无辜的家属充任。当亚历山大在乌浒河畔建城时，他可能把大批反叛的亚洲人作为奴隶，赏赐给了其中一个城市。公元前3世纪晚期，在黑海沿岸的城市里，一个富人的巨额捐赠就来自于当地奴隶贸易。在古代的经济中，人们要想生活得富裕，只能极大地牺牲他人的利益。

要想参加文化生活，必然要希腊化——当地人也的确这样做了，这也是该时期令人着迷的一面。国王们在殖民地安置了曾为王室服役的、会说希腊语的当地士兵，也因此在亚洲我们意想不到的地区留下了希腊化的痕迹。在马里萨（Marissa），隔着约旦河与耶路撒冷相距仅30英里，出土了大量希腊风格的墓葬和壁画。其中一座墓葬有一块描绘着野兽的楣饰带，堪与托勒密宫廷的非洲动物相媲美。在墓葬的墙上，铭刻着一首非常优美的希腊诗歌，讲述了一个女人与两个情人中的一个短暂离别的故事。托勒密王朝曾在马里萨驻扎过从西顿（Sidon）开来的军队，于是我们在诗歌中可以看到，女人留下情人的外套作为信物。这一主题来自古老的闪米特文化。

希腊文化并不总是受到外界的影响，它同样能发挥自身的魅力。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有自愿被希腊化的人。他们希望学习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信仰其宗教。只是在一场激烈的战争后，他们才停止了自己的做法。马加比时代（公元前175—前63）出现的犹太文化，从本质上反对希腊文化的内核。罗马人则更为灵活，而帕提亚人也选择了时尚：在他们的早期都城里，人们发现了制作希腊演员面具的指导手册。希腊文化是如此生动有趣：它有剧场，有体育运动，有引人入胜的书籍，还有优雅的宴饮方式——酒会。作为对希腊文化的回应，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一个犹太人将《出埃及记》的故事改编成希腊悲剧。相比之下，在希腊人到来之前，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乏味的。在贸易和艺术、福利和知识、文学和文化等诸方面，希腊人都超过了他们的亚洲臣民。与此相比，只有犹太人创作了一些文学性的作品，但数量很少，很大一部分又是寻求神圣的启示和“智慧”的。仅有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传说证明了这一点，即托勒密二世赞助了对犹太经典《旧约圣经》进行严谨的希腊语翻译[2]。尽管有些人相信这个故事，但也可能这个故事是在翻译之后为了扩大其影响而附会的。

反过来，希腊人的情况如何呢？同亚历山大一样，大多数人不会两种语言，但学校教育仍然同化了他们。乌许斯河畔，将希腊化城市分成两部分的城墙是为分开希腊人和土著人而建的，这同古老的马西利亚（Massilia，今马赛）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此处还应该提及的是，任期内的统治者通常比城市更加开明：犹太朝臣和一些埃及人就一同为数位早期托勒密王朝君主服务过。亚历山大的同伴们并没有立刻忘记他的野心。军队需要人才，特别是伊朗的骑兵，托勒密王朝创造的新神塞拉皮斯（Serapis），实际上就是希腊神和土著神的混合体。帕加玛的阿塔利德国王将自己作为希腊文化免受野蛮高卢人劫掠的保护者来颂扬，这也是事实。而在埃及，早期托勒密王朝把希腊文化置于新王国的风俗习惯之上。像埃拉托提尼（Eratosthenes）这样的博学家，对所有土著人都十分开明、平等；他关于气候“带”和地理的总体理论，支持了他的这种态度。克里亚库斯（Clearchus）曾从德尔斐旅行至乌浒河，还对犹太人、婆罗门（Brahmins）和波斯僧侣（Magi）的智慧进行了比较。塞琉古王朝派往印度的使者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留下了引人入胜的记载，记述了他在前往印度恒河河畔孔雀昂过宫殿的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某些轻微的误解。希腊的教育和理论并没有完全扭曲阿加塔尔齐德斯（Agatharchides，约前170—前145）生动描写红海沿岸部落的价值。此人是托勒密王朝后期一个官员的秘书，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

基本来说，观察其他民族的希腊人，比他们同时期的一整代历史学家具有更敏锐的洞察力。睿智的人立刻就能发现罗马强权的致命企图，“西方的云”正威胁着他们的自由。的确，与汉尼拔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在内陆的希腊人就已经认识到：威胁他们的是罗马而非迦太基，西西里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学习拉丁语，但他们比后来那些掌握拉丁语的学者更具远见。公元前146年，科林斯被洗劫，阿加塔尔齐德斯评论说，遥远的塞巴阿拉伯人（SabaeanArabs）认为，他们之所以“直到我们的时代”还能拥有丰富的文物，是因为他们远离了那些“以强权打击所有地区的人”——实际上，他指的是罗马人。

文学和赞助人

在公元前300年至前145年间，最好的希腊文学作品是如何与奢靡的国王和坚韧的城市文化这一背景相适应的呢？我们遗失了太多东西，特别是在散文方面，因此，对它们的评价都是暂时性的。在130个曾写过希腊悲剧的零散名字中，可能会有某个符合我们口味的大师吗？作为一个有才能的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因为在散文和诗歌的古老传统中出现了新的形式。每部高质量作品的作者，都会在王室所属的城市里得到国王的赞助。那么，这些国王对新的文化复兴做出过贡献吗？

只有被放逐的人、囚犯或者饥饿的人，比如说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喜剧里的某个角色，才会求助于国王。作者们看到了机会。他们一直宣称自己忍饥挨饿，在从自己的家乡被流放之后，通常会从事写作。尽管米南德表示拒绝离开雅典，其后却有很多文化人自由地前往各个都城。宫廷里的文学生活并非令人无法应对。没有要求诗人撰写官方作品却遭到拒绝的故事，也无须圆滑的中间人来指导国王和作者之间的关系。阿塔利德的国王们收到了赞扬的散文，塞琉古王朝收到了史诗，但是这些并非其作者兴趣的全部。在亚历山大里亚，对王朝的诗歌赞美经常采用一种诙谐和间接的风格——最好的诗歌是献给王后的，而不是献给国王的。在派拉（Pella）也有诗歌应和的迹象。

然而，除了偶尔的政治宣传材料外，国王们会长期赞助什么研究呢？我们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赞助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但在这里，托勒密王朝的记录也很有限。他们赞助的文学并没有产生出类似历史学和哲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有一个按字母顺序列出的津贴表，一个缪斯圣殿和两个图书馆。他们亟须一名王室教师来指导小王子们的学业，一名王室图书馆员来管理藏书不断增加的书库。国王们长期赞助实用的行当和行业，比如家庭教师、科学、图书馆和文本研究。起初家庭教师和图书馆员也包括那些写得一手好诗的人；但到了公元前2世纪，他们就只是文献批评家，而不再是原创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