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六章 想象未来重建过去（第1页）

第六章想象未来，重建过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是非洲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殖民帝国的紧张局势和矛盾在20世纪30年代变得十分明显，但一直要到1945年之后，在欧洲统治者竭力遏制非洲臣民的愿望下，这种矛盾才达到了顶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这种殖民状态几乎无法维持，在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和对政治自由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双重压力下，它先是屈服，然后崩溃。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试图通过建立经过改革的、更具包容性的殖民制度来控制变革。但是当地的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开始想象一个没有殖民统治导致的不公平和挫折的未来，一个可以保证经济和社会进步到现代世界的自治国家的未来。

改革计划被非洲人日益高涨的期望所抛弃。1945年，只有四个非洲国家独立，这四个非洲国家是埃塞俄比亚（1941年从意大利统治下解放出来）、利比里亚、埃及和南非——尽管埃及名义上仍是英国的保护国，而南非则由一个白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除阿尔及利亚外的所有北非国家都独立了；到60年代中期，大部分热带非洲国家也相继独立。除顽固的葡萄牙帝国和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国家外，非洲的“后殖民”时期开始了，解放战争在这里持续了25年。

反殖民民族主义和解放的时代也是非洲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出现的时代，这并非巧合。如果说，战后迅速变化的局势需要新的方式来设想当代非洲社会及其未来的话，那么它也带来了一场如何看待过去的革命。西方的教育和文化改变了非洲的社会和政治，正是殖民统治末期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大学里，新一代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开始了重建非洲大陆历史的任务。

就像殖民统治本身一样，关于非洲非殖民化的动态也有许多争论。权力移交给民族主义领导人是否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即土著主权的重新获得及政治自由新时代的开始？或者这一进程的特点更多的是连续性，即在从殖民地到“后殖民地”的无缝过渡中，一拨专制统治者被另一拨取代？这些争论还在继续——随着战后时期档案记录的公开，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参与进来。然而，人们对非洲大陆过去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毫无疑问的。尽管欧洲知识界长期以来一直否定非洲人的历史，但在20世纪下半叶，非洲历史叩响了西方学术的大门。从一开始，重建非洲过去的项目就与设想非洲的新未来联系在一起。

非洲的战后时刻

从我们在21世纪初的有利位置来看，欧洲统治的殖民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但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非洲人并不一定会这么想。对许多人来说，帝国的纽带似乎在收紧，而不是放松。随着战时中央计划的继续，以及提高商品生产和动员劳动力的努力，殖民地国家变得越来越雄心勃勃，“发展主义”侵入日常生活。所谓的“第二次殖民占领”的影响是复杂的：它为许多非洲人扩大了机会，扩大了卫生、教育和福利供应（诚然，这些人的基数往往很低），但农民和城市工人的骚乱也在加剧。

在大萧条时期，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劳工斗争，导致了1935年北罗得西亚铜矿大罢工。战争期间，许多殖民地的动乱仍在继续，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达到**，出现了一系列的罢工：1946年南非金矿罢工尤为明显；1946年达喀尔罢工、1947年蒙巴萨和达累斯萨拉姆罢工，以及1948年南罗得西亚大罢工；最引人注目的是，1947至1978年，法属西非铁路发生了为期五个月的罢工。随着医疗保健和生育水平的提高导致人口增长加速，来自农村的移民涌入非洲大陆的各个城市。尽管非洲殖民者试图控制移民劳工制度和间接统治的意识形态，认为非洲社会本质上是农村的、部落的和传统的，然而正是快速发展的城市成为变革的关键熔炉，殖民统治者开始失去对权力的脆弱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但正如弗雷德里克·库珀自1940年以来在他的新书《论非洲》（OnAfrica）中所指出的那样，非洲大陆未来的政治方向远未明朗。1944年起，渴望在战争失败的创伤后夺回对帝国的控制权的法国，与殖民地建立了新的宪法关系，这是第一次强调经济和社会进步，但也肯定了“法国联盟”的团结。

图24　高等教育。1947年，一名学生在尼日利亚拉各斯的亚巴学院图书馆学习

在巴黎举行的选举中，非洲代表逐渐扩大了自己的选举权，其中包括塞内加尔诗人及黑人运动的联合创始人利奥波德·森古尔，以及医生菲利克斯·霍普-博伊尼（FélixHouphouёt-Boigny）。博伊尼是科特迪瓦非洲可可种植者的拥护者。1946年，霍普-博伊尼提出了最终结束法兰西帝国强迫劳动的立法，而塞内加尔律师拉明·盖耶（LamineGuèye）提出了结束公民（s）和臣民（subjects）之间法律区别的立法。法属北部、西部、赤道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岛上的广大领土上的居民终于摆脱了令人憎恨的“土著”（indigénat）身份，他们现在都是“公民”，但他们是中央集权和复兴的大法国的公民。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农民起义威胁到法国的统治时，法国的反应是残酷的。大约10万马达加斯加人在镇压叛乱的战役中丧生，这是对殖民征服时代的血腥提醒，也预示着解放战争的来临。

尽管1947年失去了印度帝国，英国仍然急于恢复其大国地位，它动员殖民地生产，以重建其支离破碎的经济。与法国相比，南非在宪法改革方面采取了在开始之初更为犹豫的不同路线，它计划扩大非洲在地方立法机构的代表权，并将正在崩溃的间接统治体系转变为更加民主的“地方政府”。然而，正是非洲发生的事件推动了变革的步伐。1948年2月，长期以来被公认为英国“模范”非洲殖民地的黄金海岸，受到城市骚乱的冲击，导致带有严格限制的改革计划流产。按照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伦敦殖民办事处承诺走一条走向黄金海岸自治的道路——这正是英国对这场政治危机的反应。激进的反殖民煽动者夸梅·恩克鲁玛（KwameNkrumah）很快抓住了这一政治主动权。恩克鲁玛从较为成熟和精英主义的非洲政界人士中分离出来，成立了自己的大规模民族主义政党。到1951年，魅力超凡的恩克鲁玛被选为“政府事务领袖”（实际上是总理），他对完全独立的大声疾呼鼓舞了非洲各地新兴的民族主义者。

黄金海岸的统治者在危急时刻交出了对政治改革进程的控制权，这种模式在随后几年中的整个非洲大陆都得到了重现。让步遭遇了更多的要求。在新兴的冷战背景下，殖民大国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和培养“温和”的非洲伙伴，以阻止更激进的行动。后者对殖民控制构成直接挑战，如1947年马达加斯加的武装起义、1952至1956年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6至1958年喀麦隆的武装起义以及1954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遭遇的结果是激烈的镇压。在欧洲统治者和殖民者看来，茅茅起义是部分混乱、“有害”的非洲人的非理性暴力行为的爆发，而肯尼亚历史学家对茅茅起义进行了极为复杂的分析。这场冲突被认为是无法解释的，在当今非殖民化的史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与此同时，各种肤色的非洲政客都需要确立自己的民意合法性。与上一代亚洲民族主义者一样，大多数人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来自受益于殖民时期机遇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任务是“占领农村”，也就是说，让广大新获得选举权的农村选民相信，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既定的实施间接统治的“酋长”手中。还有小部分人，比如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森古尔和塞拉利昂的米尔顿·马尔盖（Miltai）是农村利益的代表，他们的政治目标是驱逐已确立的城市精英。非殖民化进程远非欧洲总督和民族主义解放者之间的简单的双向竞争，而是非洲社会内部政治斗争的杂烩。

图25　非殖民化谈判。1951年的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选举在阿克拉投票，结果夸梅·恩克鲁玛领导的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是一张英国殖民时期的公共关系照片，标题为《曼萨小姐去投票》（MissMee）

如果说1948年的黄金海岸骚乱是西非的一个象征性转折点，那么南非国民党（NationalParty）在白人占多数的南非大选中获胜，则标志着南部和中部非洲大部分地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南非国民党是南非民族主义复兴的载体，它在“种族隔离”的口号下，开始在南非巩固种族隔离制度和白人经济实力。这个压迫性日益加剧的种族隔离国家决心扭转黑人城市化的趋势，可以被视为丑陋的殖民主义移民劳工制度的最终表现，该制度试图剥削“传统的”非洲农村。南非模式吸引了罗得西亚和肯尼亚这两个较小的殖民者社区，这两个社区也在战争后得到了强化，并准备要求白人主导的自治。

图26　反殖民抗议和白人势力。1962年9月20日，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imbable’sUnion，ZAPU）在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后，索尔兹伯里（现哈拉雷）的示威者与武装警察对峙

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葡萄牙殖民地及比属刚果南部的矿区，殖民者人口和移居国外的矿业公司也在迅速扩大。直到1957年，刚果的家长式统治者认为，几代人之后才能实现自治；而葡萄牙的右翼独裁政权无意将民主权利扩大到自己的人民，更不用说非洲帝国的人民了。随着北非和西非大部分地区走上宪法改革的道路，南部白人定居者的势力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优势时期。在这里，非殖民化往往是长期和暴力的，其特点是农村叛乱，而不是城市谈判。在1954至1962年之间，在拥有100万欧洲殖民者的阿尔及利亚也经历了一场痛苦的解放战争，这场冲突对殖民地和殖民者都造成了创伤。在后期，这场冲突有蔓延到法国自身的危险。

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

正是这种令人兴奋的社会变革氛围、高涨的期望和政治斗争为非洲历史的学术研究播下了种子。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扩大英属西非教育的一部分而建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在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大学院系，成为这一学术发展的推动力量。1948年同样是关键的一年，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学院和阿克拉市郊莱贡（Legon）的黄金海岸大学成立，位于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的西北大学，在北美创立了第一个跨学科的非洲研究项目，任命罗兰·奥利弗（RolandOliver）为伦敦亚非研究学院第一位非洲历史讲师。奥利弗和他的同事约翰·法奇（JohnFage）随后创办了《非洲史杂志》（TheJournalofAfriHistory），并共同编写了第一本关于非洲大陆历史的现代教科书。到1951年，乌干达和苏丹也有了新的大学，独立的埃塞俄比亚也是如此。

然而，摆脱殖民史学遗产的过程将是漫长、艰巨和充满争议的。在新的非洲大学里，“历史”基本上仍指欧洲历史，正如尼日利亚历史学家雅各布·阿加伊提到的1949年伊巴丹大学学院（UyCollege，Ibadan）所提供的学位那样。学生们上的最接近自己过去的研究课程名为“非洲的欧洲活动史”，该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先驱语言学家、殖民官员哈里·约翰逊（HarryJohnson）1899年出版的专著《外来种族对非洲的殖民历史》（AHistoryoftheizationofAfricabyAlienRaces）。阿加伊回忆说，这本书“被认为是关于非洲历史的最具学术性的一卷书”，尽管它逐渐补充了新材料，但直到1962年伊巴丹大学结束与伦敦大学的合作之前，这门课程一直存在。

就像黄金海岸及其后的尼日利亚走在了通过谈判走向独立的道路的前列一样，它们最好的大学也在非洲历史非殖民化项目中发挥了带头作用。特别是伊巴丹大学成为第一次所谓的“民族主义”非洲史学浪潮的象征，这一浪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反殖民斗争和60年代的第一个欣欣向荣的独立年的同时发展起来的。由尼日利亚历史学家K。翁武卡·戴克（K。OnwukaDike）于1956年开始领导的“伊巴丹学派”，开始与一些特定的研究议程相联系，包括关注前殖民时期，特别是前殖民国家的形成；关注特定地区的“贸易和政治”平衡；关注殖民征服反抗，以及19世纪一批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的出现。戴克撰写的《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与政治》（TradeandPolitithea，1956）是一篇奠基性的文章，它使用欧洲的书面资料，但明显以非洲视角研究非洲与欧洲之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