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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非洲人 多样性和统一性（第2页）

伪科学种族理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消亡，以及历史学科证据规则在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并没有终结任何非洲文明理念的吸引力。它以各种扩展理论形式留存至今，其中有一些是历史研究的著作，但实际上对布莱顿和弗洛贝尼乌斯的思考几乎没有什么推进。这种写作方式被称为“非洲中心主义”，更准确的术语可能是埃及中心主义。然而法老统治下的埃及是所有非洲文化，或者说独特的“黑人”文明的发源地的观点，仍然让埃及人目瞪口呆。并非所有这类作品都缺乏学术研究，例如马丁·伯纳尔（Martin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Blaa，1987）就代表了对古地中海东部跨文化交流史的认真尝试。但其中大部分都是激烈的争论，而且所有争论都带有极大的经验缺陷。它在非洲历史的主流学术研究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非洲统一性”仍然只是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结构，其演变需要认真研究。然而，意识形态无法取代历史，非洲人正在展现的历史比非洲中心主义理论所允许的历史要复杂得多。

身份认同

对非洲历史学家来说，无论对于过去还是现在的非洲人，身份认同可能都是一个棘手的智力问题。非洲人同世界各地的人一样，是许多身份的汇编，其中一些身份是个人或集体声称的，另一些身份是外人强加的。如果人们被问及在世的非洲人中最著名的是谁，通常他们给出的答案是“纳尔逊·曼德拉”。但是，当我们在2006年世界杯之后写这篇文章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说，在世的最著名的非洲人是齐达内（ZindeneZidane）。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人。齐达内是谁？他是什么？他是法国人，在马赛出生长大；但他也是一个北非人，他的父母从阿尔及利亚移民过来；他还是一个柏柏尔人，他的家族扎根于卡比尔（Kabyle）山脉，据说他为自己的祖籍村庄感到无比自豪。他还称自己是一个（不会完全遵循安拉规范的）穆斯林。当然，他还是个足球运动员。齐达内自己选择使用哪一个标签，既取决于他在哪里，也取决于他当时的想法。换言之，身份是多方面的，也是流动的。

具体的个人身份是身份认同中较容易的部分。然而，身份认同，甚至是家庭身份认同，往往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非洲人和其他人一样，在生物学上是直系亲属和更大的亲属网络中的成员。“血缘关系”是殖民时期人类学家的主要关注点，他们了解到非洲人在设计管理家庭事务的方式方面具有不同寻常的创造性。事实上，几乎每一种亲属制度都可以用非洲的例子来说明。与其他人类分类不同的是，这些亲缘关系最终可以被现代的基因研究方法证明或否定。毕竟，你要么是曾祖母的曾孙，要么不是。

然而，大多数关于血缘关系的说法还没有经过基因测试。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非洲为想象力和发明创造了空间。从历史上看，许多个人或家庭都声称与其他更高贵、更富有或更有精神影响力的人有关系。这些说法中，一些是基于真实的血统，但另一些则是虚构的。此类团体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虚构的能力要归功于它们的权力和集体的能力，能够让那些可能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人保持沉默。同样地，如果缺乏足够的权力来维持这些虚构的说法，那些拥有合法生育优势的团体和个人就会将这些说法搁置一边。

其他身份认同——种族、政治、文化、宗教——不再那么直截了当，但同样具有政治性和争议性。它们有时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仅在20世纪就有数百万人因为身份问题而丧生。非洲为我们提供了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例子，“胡图人”中的极端势力对“图西人”实施了系统的追捕和杀害。仅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有约80万人丧生，其中包括图西人和温和派胡图人——他们被认为是同情者而被杀害。我们将在下文回顾这一悲剧性的历史。

因此，历史学家不断地对这些标签和身份进行质疑。但是，他们有义务对非洲人自己的身份，对他们自称的身份，以及对那些被别人强加给他们的身份进行全面的调查。今天的学术共识是，非生物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换句话说，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它们都是人为“构建”的。一旦构建起来，身份很少是静态的，而是常常被改变的。环境可以迫使或鼓励人们改变他们的身份。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均来自19世纪动**的非洲，当时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混乱的变化。

第一个例子是非洲南部祖鲁人的身份塑造。这涉及国家建设、军事征服、地理扩张、难民和战败者的接收，以及大英帝国最终将其征服与殖民。因此，祖鲁人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正如自称祖鲁人或被称祖鲁人的人构成了迅速变化的人口一样。大约在1820年以前，“祖鲁”这个词是一个氏族的名字，它指的是由更强大的姆特瓦（Mthetwa）王国统治的小王国的统治者的名字。军事上的革新和祖鲁统治者沙卡（Shaka）的战略天赋，最终使这个小祖鲁王国战胜了他们的姆特瓦君主，并及时击败了该地区的许多王国，其中一些王国开始认为自己是祖鲁人。这种身份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在更广阔的区域内的其他王国并没有如此合并，但它们与祖鲁人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属性，包括语言。

我们的第二个例子是今天尼日利亚西南部和邻近的贝宁共和国的约鲁巴人。与“祖鲁人”这个词一样，“约鲁巴人”在20世纪初的意思与100年前大不相同。事实上，它最初是从稀树草原来到北部的豪萨人用来描述奥约（Oyo）居民的一个词，奥约只是该地区划分的众多城邦之一。

图11　沙卡（1828），著名的祖鲁王国建造者雕像，根据纳撒尼尔·艾萨克斯（NathanielIsaacs）的著作《东非之旅与冒险》（伦敦，1836）中英国商人詹姆斯·金（JamesKing）的一幅画作改编

尽管语言和文化有着潜在的相似性，但正是这些以城市为基础的王国提供了政治和种族认同的关键点。在19世纪早期，最强大的奥约面对豪萨和富拉尼穆斯林革命者的袭击开始衰落，该地区陷入了数十年的自相残杀。

那是一段混乱的时期。难民在流动，新的城镇建立起来，大量的俘虏被卖给了沿海的欧洲奴隶贩子。许多人在巴西和古巴沦为奴隶。另外一些人在海上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反奴隶贸易中队拦截，在数千英里外的沿海殖民地塞拉利昂获得解放。正是在这里，“约鲁巴”的概念开始被重新表述。

这一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基督徒，比如塞缪尔·阿加伊·克劳瑟（SamuelAjayiCrowther，约1806—1891），1822年他被从葡萄牙奴隶贩子手中解放出来，1843年被任命为圣公会牧师。那一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约鲁巴语言语法和词汇》（GrammarandVocabularyuage）一书，第二年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主持了第一次约鲁巴语教堂仪式。1845年，克劳瑟作为教会传教士协会的一名代理人回到家乡，加入其他返回塞拉利昂的人以及从巴西解放出来的奴隶的行列[在巴西，关于约鲁巴兰（Yorubaland）的观念也在不断演变]，努力创建一个现代的、充满活力的约鲁巴兰。尽管这两个群体都包括穆斯林，但基督教才是他们的核心，其目的是培养一种更广泛的新社区意识。另一位塞拉利昂牧师塞缪尔·约翰逊甚至在其著名的《约鲁巴人的历史》（HistoryoftheYorubas，1921年出版，但在1897年已经完成）中指出，奥约的统治者——他自己的祖先——实际上是《旧约》人物的后裔，他们的宗教曾经是一神论的。因此，皈依基督教代表着对古代约鲁巴理想的回归，这种理想曾被“异教”、政治分裂和奴隶贸易所腐蚀。这些基督徒由此铺设了通往现代约鲁巴民族的道路。

祖鲁人和约鲁巴人只是许多非洲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进行了所谓的“种族进化”项目（ethnogenesisprojects）的两个例子。这里的关键词是“项目”，也就是说，这些是有意识的尝试——在我们的例子中，这种尝试主要通过贵族阶层和基督教化的精英阶层来改造和扩大归属感而展开。

当然，两者都比本文描述的要复杂。在“祖鲁”（Zulu-ness）和“约鲁巴”（Yoruba-ness）不断发展的领域内外，关于这些标签的确切内容和含义有很多争论。此外，这两个假设的“民族”（nations）在殖民征服后被赋予更广泛的政治身份，使情况更加复杂。在祖鲁人和南非人之间，约鲁巴人和尼日利亚人之间，以及在南非人或尼日利亚人和“非洲人”之间，无论是单一的个体还是集中的群体，都需要重新确定界限。这项工作代代相传，对许多人来说，今天仍在继续。

“部落”

在我们写作本书时，一个受欢迎的纪录片节目刚刚结束了它在BBC电视台的第二季播放。它讲述了主持人布鲁斯·帕里（BruceParry）的经历，他每周都充满热情地沉浸在埃塞俄比亚奥莫河谷（Omorivervalley）不同非洲人的文化中。这个系列纪录片节目的名字叫《部落》（Tribe）。这个节目很有趣，有时也很有启发性，但有一个问题。对非洲身份问题的许多误解，是其他国家对非洲人数百年来看法的结果。过去，欧洲的旅行者、传教士、殖民地管理者和人类学家都倾向于将多重身份划分为单一的“部落”概念。这是一种对非洲人是谁和他们如何生活的局外人理解模式。对使用这种模式的人来说，它承载着各种各样的含义，使用者经常提到它们，就像谈到非洲国家和社会的现实一样。

这一概念存在的问题是其隐含的意义，即我们所有人的多重身份与我们所受统治的政治国家之间有密切的契合。这意味着，例如，阿桑蒂或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身份——也必然与由血缘关系、宗教、文化或语言衍生出的其他身份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建设者统治着多元人口，而多元人口很少表现出“部落”概念所假定的那种整齐划一的一致性。虽然有些国家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口是由血统、文化和宗教倾向联系在一起的，但最近的史学研究强调非洲人的物质流动性以及物质、智力和社会实验的活力。

我们还不断面临关于“部落”成员的分裂和不可沟通性的断言。卢旺达和邻国布隆迪的胡图族和图西族的例子可能会有启发性。世界新闻界普遍认为，导致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的仇恨是基于一些原始的部落差别。我们被告知，图西人是高大的牧民，他们传统上统治着矮小的胡图人，胡图人是从事耕种的农民。卢旺达和布隆迪的欧洲殖民者，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比利时人，把图西人看作是含米特假设的代表。也就是说，他们被认为是来自北方的贵族入侵者，征服了当地的胡图人。

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历史可以挖掘。简单的部落模式根本行不通。从我们对该地区的了解来看，殖民主义出现之前的几个世纪以来，分散的王国之间一直在争夺政治权力，但这些冲突的断层线与图西人和胡图人之间的分裂无关。这两组人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首先，图西人和胡图人说同一种语言——巴尼亚卢旺达语（Banyarwanda）。此外，在成为殖民地以前和殖民地时期，大量的胡图人是养牛人；殖民前时期，也有占统治地位的胡图人和屈从的图西人。胡图人可以，也确实能够成为图西人，就像图西人成为胡图人一样。虽然“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含义源自非洲历史动态——那些变化的王权拥有者。这些身份的易变性是变化的后果之一，也是变化的原因之一。

部落的概念与帝国的语言有关。这是罗马征服者对北非土著柏柏尔人（“柏柏尔”一词源于希腊语“barbaroi”，意为“野蛮人”），以及野蛮不羁的不列颠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设想。有人认为，“部落”并不总是有这样的贬低含义。毕竟，这是《钦定版圣经》（KingJamesBible）描述“以色列子民”分裂的方式。然而，这个词的现代用法是在欧洲帝国扩张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到了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家自信地认为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高形式的社会组织——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理性而现代的机构，是对陈旧的不民主帝国和王国的一种替代。使用“部落”一词来描述非洲社会，是出于赞扬民族国家的愿望，同时也暗示了其他国家固有的低人一等的地位。这也是进行殖民征服的道德借口。简而言之，相比于民族国家而言，它意味着那些欠发达的原始政治、尚未被启蒙思想所照亮的文化、未受现代科学影响的技术，以及迷信而未达到精神层面的宗教。

事情不能就此打住。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许多地区的殖民统治“收编”了前殖民时期的当地政治体制。它试图利用较老的非洲国家的统治者作为辅助力量，执行维持和平、向人民征税、筑路和动员劳工的任务。这种地方政府权力下放的制度，是建立在被神圣化为部落地区的基础上的。有时这些地区与殖民前的管辖范围相对应。但也常常发生政府权力没有下放的情况。在没有明显王国或非洲人的地区，或殖民统治者喜欢称其为“酋长国”的地区，非洲人被鼓励推选酋长。例如，在尼日利亚东南部，所谓的“委任酋长”（warrantchiefs）是在讲伊博语的贫困地区设立的，这些委任酋长的合法性依赖于英国政府签发的委任令。在许多地区，酋长缺乏传统的合法性，但在军队或警察中为殖民国家做过一些工作。

在许多情况下，通过殖民干预和土著机构的权力实施，新的身份被创造，旧的身份被重新构想。李·克朗（Leek）对肯尼亚穆科戈多人（Mukogodo）的研究表明，这群从事狩猎采集（和养蜂）的人是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放弃自己作为穆科戈多人的身份，转而自称马赛人（Maasai）的。这一进程的催化剂，是英国殖民地国家保留了肯尼亚高地最肥沃的土地，供白人定居者使用。穆科戈多人被命令成为这片土地的原始居民，并被分配到他们自己的保护区内，在那里他们将狩猎采集经济发展成了畜牧经济。邻近的马赛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养牛是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在马赛语（Maa）中，人的狩猎采集生活被侮辱性地称为“伊尔·托罗博”（iltorrobo）。但是英国人错误地将这个贬义词理解为多罗博（dorobo）部族的名字。不过，多罗博人自己也有其他想法。现在，穆科戈多人在自己保留的土地上建立牛群，以此来统治他们的邻居，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上升了。他们正在成为马赛人。对那些做出这种转变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智力上都不是一件小事。它包括抛弃旧的身份，旧的身份部分是围绕着独特的语言——雅库（Yakuu）而形成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不相关的新语言——马赛语，以及其他适应新文化的努力。现在有一群人自称马赛人，而他们的身份也将被外人如此认定，他们离成为完全不同的马赛人只有两代之遥。

比利时统治下的卢旺达和布隆迪也走上了类似的进程。殖民国家要求非洲人在出生登记、工作和跨界旅行所需的文件上说明他们的部落关系。“图西”（Tutsi）和“胡图”（Hutu）这两个词——如我们所知，源自某种更像是阶级术语而非种族的东西——成了部落名称。对某个成员的身份进行记录来确认和形成个人身份。而图西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种族优越的民族，所以变得更受比利时人的青睐，他们在殖民地官僚机构中享有更多接受传教教育和有偿就业的机会。殖民统治并没有造成部落不平等和冲突，而是把它推向了危险的，最终是灾难性的新方向。

在欧洲帝国主义时期，“部落”的概念概括了非洲人的差异性；但就像殖民征服带来的许多变化一样，这个概念已经生根发芽。部落归属感（或者用一个更礼貌但内涵更少的词——“种族”）在许多地方已经被非洲人自己所接纳，与亲属、宗教和国家在同一种归属框架展开竞争。对一些人来说，它包含的道德观念根植于社区和国家所形成的历史记忆之中。对另一些人来说，特别是对寻求区域选民支持的政治家来说，它成了积累权力的工具。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那样，争夺新国家蛋糕的斗争往往是由民粹主义引发的；民粹主义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所谓的部落或种族差异的敏感。简而言之，在当代非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十分突出。

[1]　Asantehene，加纳阿桑蒂人的国王。

[2]　黑人性文化运动，也被译为黑人学文化运动，其主要主张是黑人是感性的，白人是理性的，各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