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章 走向海洋（第2页）

人口流动

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游牧民族的冲击以及国都位置的周期性变化，人口也从西北流向了东南。西北日渐干燥，耕地不断减少，灌溉系统缺乏水源，人们起早贪黑却收成甚少。兵荒马乱，满目疮痍，连年干旱，饥荒不断，百姓穷困潦倒，民不聊生，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另寻谋生出路。外族入侵及压迫性的统治更是加速了人口的迁移。317年及1127年之后，北方内陆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秦汉时期，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中游的两岸，即今天的陕西省和河南省。[208]河南省的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七百人以上。[209]过量的人口由中原地区向四周边缘地带扩散，但最初是中亚地区引发了拓荒者的想象力，驱使他们向西部进发。[210]从河西走廊沿着商旅路线直到土耳其斯坦的丝绸之路上，有很多移民定居在此。[211]

从汉朝至宋朝的一千多年间，西北的人口逐年下降，而东南的人口却成倍增长。[212]在当时，江苏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江西鄱阳湖周边地区以及浙江和福建的沿海丘陵地区的人口密度已接近今天，有些地区密度甚至已经和今天持平。明朝学者章潢曾研究过人口的变化，指出：“西汉元始五年，岁在乙丑，东南县户仅得天下十之一……当宋元丰末，东南县户乃过天下十之五。”[213]

但是也有人指出，人口变化的模式更多的是东南人口显著增长，而不是西北人口下降，因为流失的汉人人口又不断地被涌入的边境少数民族人口补充。比较742年和1080年的人口数后，可以发现西北各省的人口并未出现剧烈的变化，只有北方的河北省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湖广（湖南和广东）两地的人口数翻倍，淮南（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的人口增长至近3倍（从390，583户增至1，079，054户），江南（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以及福建北部）的人口增长至3。5倍（从1，756，132户增至6，319，739户）。[214]整个沿海地区人口的激增可见表3。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和唐代时期，中国的重心放在西北大陆的边疆，沿海地区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清朝时，西北地区再度受到重视，西南的省份如四川、湖南、贵州以及云南也开始发展起来，沿海人口又减少到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宋、元、明时期，全国人口半数以上——如果133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信的话，有一小段时期内这个数字几乎达到四分之三——都集中在沿海的六个省份，而这六个省份的面积只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表3　沿海地区人口比例

沿海省份人口的快速增长可参见宋代两浙路（今浙江及江苏长江以南地区）的情况，80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如下：1080年为320万，1134年为350万，1162年为430万。[215]

宋元时期沿海地区人口的剧增是天灾和人祸的共同结果：惨绝人寰的战乱（中国正史上记载的规模、持续时间及惨烈程度各不相同）加上残酷无情的旱涝。宋代发生旱涝灾害的频率比以前要高，元代更是达到了顶点。在蒙古人统治的89年间，全国发生了163次水灾和116次旱灾。[216]除了兵燹之祸、暴乱冲突，数百万百姓由于洪水和饥荒而流离失所。

晚唐、五代十国及宋代的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217]将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的这种人口两分法最早出现在8世纪，根据唐代、五代及宋代的会要，如果符合以下任一条件，可由客户变更为主户：（1）购买农田；（2）有工作或其他收入来源；（3）户籍内的所有人在迁至地居住满一年；（4）交税。[218]

但是由于宋朝形势动**不安，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在流动。1038年，36。4%的人口为客户；[219]而到了1080年，有31。98%~34。3%的人口为客户。[220]由于外族侵扰、烽火不断，北方地区客户比例更高，而东南沿海地区因为有很多移民落脚定居，所以客户比例较低。[221]关于人口流入沿海地区的情况，表4显示了南方地区明州（今宁波）、泰州及福州的客户占比。

表4　流入明州、泰州及福州的客户占比（宋代）[222]

全国性的战争及旱涝灾害引发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而地区性的内战和自然灾害引发另一种类型的人口流动——由乡村流入城市，因为城市是最近的逃难之处。由于敌军袭击、粮食短缺、洪涝旱灾等原因，至今难民涌入城市的现象也很普遍。引起的后果便是城市人口增长，乡村人口下降。

有一个很古怪的现象是，自然灾害会随人口中心变化而转移。汉代时，大部分的旱涝灾害发生在北方和西北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也最密集。一千年后，人口中心转移到了东南沿海地区，这一地区的旱涝灾害也最严重。每一时期受灾最严重地区以及该地区灾害发生的比例可见下表。

表5　历史上两个时期旱涝灾害发生比例

（1）公元前206—公元420年，共626年

（2）960—1644年，共684年

战乱及天灾促使人口重心向城市转移，这是城镇发展的原因之一。因此，当东南人口超过西北，旱涝灾害发生的频率高于西北时，东南地区建造的城镇就比西北多。表6显示了中国城垣修造的重心从西北向东南转移，其中“绝对指数”指每100年每1万平方英里筑城数。

表6　西北地区与东南地区筑城比率[223]

表中的指数表明西北和东南筑城两相相反的明显趋势：东南地区的人不仅建造更多的市镇，而且建造更多的大城市。今浙江、江西、福建和江苏南部人口过万的县的数量增长如下：公元前280年——9；公元464年——74；公元740年——118；公元1102年——193；元朝——253。[224]其中有一些是纳税人口近百万的群落中心，即城市及其各自有村落包围的城郊。北宋年间，人口近百万的群落中心有三个：山西太原、湖南潭州（今长沙）及江西吉州（今吉安）。[225]

元代的人口记录显示，某些群落中心的人口数量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扬州路（150万）、嘉兴路（220万）、平江路（今苏州）（240万）、南昌县（150万）、吉安路（220万）、饶州路（400万）。[226]明初（1371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有三个府人口过百万，且都位于长江三角洲：应天府（今南京）（100万）、松江府（120万）、苏州府（240万）。[227]

元代长江三角洲居住区的扩张证明了自然灾害是引发城市扩张的原因之一。据官方记载，浙江和江苏受灾程度最严重，公元前206至公元1911年，洪水暴发率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为33。7%，旱灾暴发率每100年每1000平方公里为27。5%。[228]根据1330年的人口统计，人口过百万的19个行政区域中有9个是在浙江和江苏。这两个省城市扩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五代十国和宋代时修造了堤坝和围垦滩地。上海就是在滩地上形成的众多城市之一。[229]第三个原因是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乡村居民进城。

人们有理由相信，行政地区人口数据是由城市及其近郊人口所构成，城市得名也来自其近郊。例如杭州，旧称临安，是南宋的行都。13世纪，临安府的建筑物已经延伸至邻近的钱塘县和仁和县，形成了一座开阔的大型都市。[230]具体人口增长见下表。

表7　南宋时期杭州的人口增长[231]

咸淳年间的数据和几年后到访杭州的马可·波罗给出的数字比较吻合，他估计的居民数约为160万人。[232]1330年对杭州路（包括杭州城及下属九个县）的人口统计为“钱粮户”（纳税户）360，850，人口1，834，711。[233]这说明大量的人口聚集在杭州城，而不是分散在偏远的县城。

确实，杭州城规模之大，人口之多，令同时代的中外文人叹为观止。1255年，城中一位文人曾提及，当时南宋朝廷在杭州建都时，这座城市的规模已经“过京师（开封）十倍”，在随后的百年中，“视前又过十数倍”。[234]他在书中如此描绘杭州：

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235]

宋代时有12个这样的市井，被称为“厢”，类似于现代的中心商业区。一个世纪后，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游览了杭州，并在书中写道：“杭州是我在世界上所见到的最大城市。城市两端需要3天才能走完，过城的游客们不得不走走停停……这座城市分为6个小城，每个小城都有城墙，另有一座大城墙环绕6个小城。”[236]他的描述和同时代的基督教教士约翰·马黎诺里有相似之处，后者曾称杭州为“最好、最大、最富饶，人口最多，总之是最绝妙的城市。这是地球上现存的，也可能是至今……最富有，建筑最辉煌的城市”[237]。

当时的记载也证实了杭州，即南宋行都临安的迅速发展。1141年，城市南北纵跨30里（约10英里）。但122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记载北厢至南厢的距离是60~70里（约20~30英里）[238]，《咸淳临安志》对此也有所提及。[239]

元代时，很多城市和地区都超越了杭州，苏州、嘉兴、福州和鄱阳的规模都比杭州大。北方城市就没法和富饶的南方城市相提并论，即使是元代的京城大都，居民人口还不足50万。[240]元初，南宋爱国画家郑所南曾写过以下文字：

北地称真定府（今正定）最为繁华富庶，有南人北游归而言曰：“曾不及吴城十之二一。”他州城郭，更荒凉不足取。[241]

心理、文化及知识的变化

随着经济、战略、政治及人口中心南移，文化中心也从西北转移到了东南。与西北内陆省份相对萧条的情形相比，东南沿海地区建造大城市、修筑堤坝、挖掘运河以及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扩大工商业，充满活力和干劲。过去，帝王、官员、画家及文人都出自陕西、山西和河南。但北方日渐萧条贫瘠，百姓苦苦挣扎在温饱线上，无暇也无钱来娱乐和提升自己。读书成了奢侈的行为，教育和文化都落后于相对富庶的南方。

外族对中原的奴役也是影响北方人民性情的因素之一。在1279年蒙古人入侵之前，北方已经历经了450年的外族高压统治，主动性被扼杀，热情被浇灭。有独立精神和反抗意识的人都遭到杀害，活下来的都是或投降或痛苦顺从之人。面对残暴的外族统治者，很多人学会了各种偷奸耍滑、坑蒙拐骗的下作手段，只为苟且偷生。

北方人高大健壮，通常都是骁勇善战的士兵，史书上对他们的战事也有详细记载。通常受苦最深的是文官、文人和乡绅士族，他们掌握着地方事务的实际管理权。9世纪初，韩愈曾写道：“燕赵（湖北和山西[27]）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242]与这一感叹相反的是三百年后金国皇帝完颜雍的评价：“燕人自古忠直者鲜，每事但委顺而已。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243]但同时，他却对南方人评论甚高：“南人劲挺，敢言直谏者多，前有一人见杀，后复一人谏之，甚可尚也。”[244]

北方的百姓大部分是本性保守的农民，受昏庸的吏治的影响，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委曲顺从，因而得到了一个似褒实贬的称号——顺民。土地贫瘠，天灾连年，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庠序之教不存，黎民百姓苦苦求生。北方和西北地区文化凋零，斯文不存。

外族入侵，中原百姓被迫南迁。一同南迁的，还有他们对外族入侵者刻骨的仇恨，反抗的火焰一直在他们的内心熊熊燃烧。因此，迁往南方的北方人比留在北方的同胞们更善战。即使战败，他们宁愿乘船避身海外，也不愿屈服。南宋初年抗击女真的军官将领大部分都是北方人，同样，一个半世纪后在南方与蒙古人作战的也多为北方人。[245]

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也决定了去留的人群。过去的中国，有钱有势之人才有条件远行，无钱无势之人即使想出逃避难也无能为力。因此，在317年晋朝从洛阳迁至建康，1127年宋朝从开封南渡至杭州时，编写史书的史官都特别提到“衣冠南渡”，强调勋贵、士大夫、大族这些移民的重要性，并认为是他们为南方带去了文化和礼仪。[246]唐代史学家杜佑写过：“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247]

知识分子为东南省份带去了繁荣的文化，而他们离开北地也让北方的文化走向萎缩。章潢曾在书中写过：

盖自晋之渡而东也，收数十代之衣冠礼乐，而生聚长养其中。彼号为中原者，方且沦于戎马荆榛之域，故相悬也。其后宋又渡而南也，举数百年之皇图帝籍，以保有亿万之命，彼号为二京者，方且为汇兵讲武之场，故益远也。[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