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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海外贸易的发展（第2页）

宋朝与海外的这一贸易系统维持了近一个世纪。财政短缺迫使宋廷鼓励加大海上贸易以增加国库收入。1074年，朝廷敦促商人组织贸易使团，所有携带货物回国，支付五千贯以上关税的商人都能得到嘉奖，记录其名，并发给公凭。[763]但只有杭州、明州和广州三个港口的商人能够享受这一特权，[764]如从其他港口冒险出去或没有公凭擅自出去的商人则会受到惩罚。[765]

1087年和1088年，朝廷又先后在泉州和密州（今胶州）的板桥设立市舶司。板桥港的设立旨在协助开展与辽国和高丽国之间的海上贸易。北宋末（约1113年）[9]，华亭（今上海）港开放进行贸易。[766]但广州依然是北宋最繁华的港口城市，大部分的贸易在此进行。[767]

朝廷鼓励发展海上商贸，开设港市，立时便有成效。海外的贸易量成倍增长，在1086年至1093年间平均岁入四十一万七千贯，到1102年至1109年上升至平均岁入一百一十一万一千贯。[768]库银短缺迫使宋廷从开封南迁后，尤为重视对外贸易，以提高岁入。朝廷开设的市舶司越来越多，1131年在温州设立市舶司，1146年在江阴开设市舶司，[769]后者在山东密州港被金兵攻陷后，代替其成为与高丽进行贸易的中心。[770]华亭港遭金兵洗劫后，又得以重建，在宋廷支持商贸的政策下蓬勃发展，其改名为上海后成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港口城市。[771]随后，在1173年及1176年，占城的商人向宋廷请求在其国家附近建立港市，朝廷讨论在海南建立市舶司的可行性，但未有定论。[772]1246年，杭州湾北岸的澉浦开埠事宜提上日程。[773]

朝廷向市舶司拨款开展对外通商。1128年，仅在开封沦陷后一年，尽管当时宋朝军事告急，经济萎靡，朝廷仍然下拨市舶司三十万贯用于对外贸易，[774]回报也立竿见影。如1131年，从国外购得乳香十万九百五十二斤，[775]朝廷很快从海上贸易中获利两百万贯，比北宋末期翻了一番。[776]

海上贸易的扩张本就意义非凡，若考虑到其扩张是在反对声中完成的，则更加难能可贵。宋高宗和当时许多官员一样，对海外贸易知之甚少。早在1127年逃亡之时，他便断言购自海外的物品多为无用之物或是铺张浪费的奢侈品，他下令除用于笏板的象牙和用于腰扣的犀角外，严禁引进硬树脂、玛瑙和其他物品。[777]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市舶司被废止，并入转运司。[778]

但海外贸易带来的巨大财富显然让宋高宗转变了想法。1133年，他允许引进“中国有用之物并民间常用”的乳香和药材等。[779]1137年，宋高宗全力支持开展对外贸易，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780]

转卖舶来品的获利，成为朝廷垄断对外贸易的最大收入来源。对外贸易也成为朝廷岁入的补充，其中一项便是对海船征税，并将之用于军费。[781]另一项则是对舶来品征税。1136年，对质量上乘的物品十分抽取一分关税，对粗劣庞大的物品十五分抽取一分关税。[782]1144年，对香料和药物的关税提高到四成，但三年后又降回一成。[783]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贾必须让朝廷博买大部分货物。犀角和象牙的关税为两成，但四成的货须由朝廷博买；珍珠之类的贵重品关税为一成，但六成的货须朝廷博买。[784]

商人不满高额的关税，于是故意欺瞒，少报数量。舶来品数量下降，朝廷的收入也随之下降，许多官员上请朝廷降低关税和国家博买数量，让商人在市场上有更多货物可贩。临安和明州的市舶司共同上奏：“抽买比他货至重，非所以来远人。欲乞十分抽解一分，更不博买。”[785]朝廷允之，对外贸易数量立即回升，至1238年，舶来品总数达五十余万（斤、条、株、颗）。[786]

舶来品数量上升，很快超过了宋廷作为交换用的丝绸、瓷器、布帛、酒及其他出口物品的量。宋廷要填补这一贸易逆差的方法之一，是金银和钱币。从日本至非洲东海岸都发现了中国钱币的踪迹。这一举措让宋朝的金属货币流失严重：

而自熙宁七年[10]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787]

南宋期间，钱币主要由行在临安流出，外国商人只将最好的铸币运往国外。[788]朝廷再三试图阻止货币流失，但未有成效。[789]1219年，朝廷为填补贸易逆差，下令提高绢帛、锦绮、瓷漆器的出口量，而不用金银来支付进口的乳香。[790]

除舶来品外，商贾也接受国外的订单。如12世纪末，位于今苏门答腊的三佛齐国请宋朝铸铜瓦三万，朝廷诏泉、广二州守臣督造付之。但泉州的汪大猷提出反对，称法令规定铜不下海，朝廷于是作罢。[791]

外国商人的影响

经济压力迫使宋廷尤其关注其在南方的贸易垄断。大约到1160年，对盐、茶、酒、明矾、矿产和冶金、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及朝廷放贷的利息，让朝廷获利六千万贯钱币，[792]其中百分之八十来自两浙。[793]

此时，朝廷垄断的产业落入商贾手中。起初，商人辅助朝廷运输官方垄断的物资，[794]然后获得官府的凭证，得以贩卖茶、盐、明矾、酒及舶来的香料、药材，最终他们对垄断产业的运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95]朝廷的授权，以及物品出口需求的强劲，结果促进了丝绸、漆器、瓷器、布帛和酒等出口产业的发展。[796]

朝廷授权的商人中有一部分从事对外贸易，《宋史》中提到：“茶、盐、矾之外，惟香之为利博。”[797]1136年，一名宋朝商人蔡景芳因出国“招诱舶货”，使泉州市舶司于1128年至1134年间收息钱九十八万贯。另一名大食商人蒲啰辛，受蔡景芳影响开始从事贸易，贩乳香三十万贯。[798]两人都被授予承信郎的官爵。[799]

宋廷嘉奖蔡景芳和蒲啰辛之后，泉州市舶司宣布，只要能招引外商来中国贩货，且能让朝廷获利五万或十万贯的商人，都能在市舶司的举荐下被授予官职。朝廷官员只要能抽买乳香及一百万两，就能官升一级。[800]

各国商人跨海而来，他们大部分是大食后裔，近的从占城和三佛齐国附近来，远的来自中东。为了安置这些商人，1115年泉州设立了来远驿。外国商人来到后，会有特别的接风宴，并伴有伎乐招待他们，[801]这项费用每年花费朝廷约三千贯。[802]1132年，广州也开始有这项业务。[803]朝廷会给从国外带来大量货物的商人许以特权和官职，若遇到宋廷迟迟不嘉奖的情况——1157年广州曾发生过——商人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不再来华。[804]官府也会对遭遇沉船的水手施以援手，这些水手在等待船舶回国期间，每人每天可从官府处领到50钱和2升米。[805]

自唐朝起，一些港口城市就建立了外国商人的聚居区。他们有自己的清真寺和集市，遵循唐朝建立的惯例。朝廷允许这些商人由自己的族长、判官进行管理。通常只要没有严重违反法令，即使有轻微的违法行为，官府一般也会从轻发落。[806]因为一方面朝廷希望吸引外国商人来宋，另一方面这些商人远道而来，不了解宋朝的法令。[807]在一些涉及宋人和外国商人的诉状中，判决结果都偏向外国人，所以许多官员反对从轻发落外国人。[808]

外国商人通常很快能发财。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曾记载：“宋时蕃商巨富，服饰皆珍珠罗绮，器用皆金银器皿。”[809]他们为朝廷出资、出船，也在当地留下大量善举和建筑。[810]很多商人在朝廷为官，且职位不低。

但这些人主要还是从事商业。南宋时，泉州超越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的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规模最大。[811]宋朝最后几十年间，一位名叫蒲寿庚的阿拉伯后裔任泉州市舶司提举和海防统领，同时他还是东南沿海一带举足轻重的巨富，[812]甚至他的女婿佛莲名下也有八十艘海船。1293年佛莲死后，人们在盘查他的仓库清单时发现，他拥有价值连城的货物，其中仅珍珠就有130石。[813]

除了官方的对外贸易外，还有其他途径的贸易。外国使臣可允许携带一定量的免税物品进入宋朝贩卖。也有货物是以贡品的形式进入中国。安南之类的国家没有与宋朝开展贸易，但每年会向宋朝进贡。[814]1132年，宋廷派一批使臣前往东南亚一些海上国家，加强双方的友好联系，因为自失去北方土地以后，宋廷已经与中亚的国家中断了联系。这些使臣在安南、占婆、柬埔寨[11]和阇婆等国被授予郡王头衔。[815]有一位使臣前往高丽，但或许高丽王担心惹怒邻国的金朝皇帝，并未对宋表现出友好的态度。[816]

以贡品形式进入中国的舶来品数量和通过贸易形式进入的货品数量相当。如1155年，占城上贡各类香料约65，579斤。[817]次年，三佛齐国的使臣上贡111，615斤乳香和檀香木。[818]1167年，占城使者上贡100，730斤乳香。[819]

宋廷认为这些是“中国有用之物及民间常使”的物品。[820]但和后来的元朝、明朝皇帝不同，宋朝的皇帝并未要求进贡宝石或稀有物。如1127年，宋高宗为减负于民，推行节俭作风，下令各地官员不得向朝廷献礼。[821]一位大食商人进献的珠玉宝贝被朝廷婉拒。[822]上贡的大象也再三被皇帝婉拒，因为宋人认为大象是无用之物。[823]1157年，安南进献的翠鸟翎毛被当众焚烧，因为前来进献的使臣并非真正的使臣，而是商人假扮。[824]官员受命尽量少接纳上贡。1177年，可接受三成，[825]而到1184年只可接受一成。[826]

中国商人在海外的聚居区

政局不稳，社会动**，导致了唐朝的覆灭，五代十国和宋朝战乱频繁，经济混乱，汉人兵力孱弱，又遭遇气候变迁，让游牧民族有机可乘，南下中原，中国经历了一次民族大迁徙。土地贫瘠，外族入侵、压迫，内战不断，大量北方百姓蜂拥而至东南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多丘陵，水运发达。人们听闻海外国家富庶，而从东南沿海只需要勇敢踏出一步便可航行至海外国家。大量的商贾、冒险家、朝廷使臣、佛教高僧出走海外，百姓也纷纷相随。

中国的商人早在南宋时期便于海外建立了聚居区。这些聚居区通常位于当地政府势力强悍或秩序良好，能提供保护且有机会能发展商业的地方。早在1128年，几百个来自福建的商人在高丽王都松都（今朝鲜开城）建立聚居区。[827]龙牙门岛（今新加坡附近），苏门答腊的旧港，爪哇的杜板（今图班）、新村（今锦石）和苏鲁马益（今泗水）也有中国商人的聚居区。[828]早在宋朝，中国商人就在婆罗洲的砂拉越河口处的山都望岛上建立了聚居区。[829]

如此，中国商人与不少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有些商人甚至移居到了这些国家。当时的商贸系统相当发达，有明确的汇率[830]，甚至还可延期付款。[831]在大部分地区，中国商人被免除了入港税。[832]有些地区，若中国人犯了死罪，只要交一笔罚款就可免于死罪。[833]

到访的中国商人一般会和当地的首领搞好关系。他们通常在开始做生意之前，会邀请国王或王室成员上船，设宴款待他们。[834]但在有些地区，当地人充满敌意，中国商人通常将船停泊在近海，然后俘虏一些当地人作为人质，再进行交易。[835]

宋朝大力鼓励海外贸易，促使一大批商人前往海外。[836]13世纪前期，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在所著的《诸蕃志》一书中列举了中国商人到访过的一些国家，以及从中国出口至海外的一些货物。事实上，中国人建造的船舶规模庞大，牢固耐用，从广州出发只需七十日便能到达印度。[837]中国商人建立的聚居区已经远至南印度。出生于北非菲斯的阿拉伯旅行家兼学者伊本·白图泰曾提到，中国商人惯常会在南印度的三个港口度过冬日的雨季。[838]与他同时代的中国商人汪大渊约在1331年到达印度，有记载显示，他在八丹（马拉巴尔海岸的纳加帕蒂南）见过一座刻有汉字的砖塔，表明该塔建于1267年。[839]学者们认为，该塔为中国商人聚居区的集会堂。[840]

但是，除了商人之外，一些中国的雇佣兵也曾为了赚钱到达海外，并常常定居于当地。许多雇佣兵涉海到达印度尼西亚，因为此地不仅邻近中国，也有很多赚钱的机会。中国的冒险家们甚至建立过王朝。沈括凭借敏锐、准确的观察，于1004年在书中记录了发生在安南的事件：“土人黎桓杀琏（丁琏）自立；三年（景德三年，1006年），桓死，安南大乱，久无酋长。其后国人共立闽人李公蕴为主。”[841]这一事件发生在1009年。[842]

根据书中的描述，李公蕴成为安南李朝的开国君主。两百多年后，1225年，李朝的末代皇帝因没有男性子嗣继位，将皇位传给次女，而她又即刻退位，并传给丈夫陈日煚。[843]五十年后，据周密的记载：“安南国王陈日煚者，本福州长乐邑人，姓名为谢升卿。”[844]他对宋朝忠心耿耿，因而被宋朝皇帝加封。后1256年至1257年间，他还曾召集安南人民抵抗蒙古人的入侵。

港口的发展

贸易不仅加快了水师的建设，也促进了更多安全可靠的港口的发展，因为东南沿海地区一直备受台风和风暴的困扰。唐朝后期就已开始这项工作。当时，高骈收复了交趾，清除河内[12]至广州的海道中的礁石。[845]高骈[13]还清除了福州附近海域的礁石，并建立了甘棠港。[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