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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华海权的建立（第3页）

最让中国人和外国人印象深刻的，是某些中国商船的吨位如此之大。在南宋的152年历史中，中国人突然异军突起，在造船技术上走在了前面。徐兢曾提及，在1122年由中国前往高丽的船队中，福建和浙江的海上商船长十余丈，宽二丈五尺，深三丈，可载货两千斛粟，而由朝廷打造的两艘神舟规模更大，且容量为前者三倍。[363]

宋末时，大型船舶已经十分常见。1274年，钱塘人吴自牧的书中记载：“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364]

元朝时，据旅居中国的马可·波罗记录，他曾见过能载五六千担胡椒或两三百人乘客的船舶。[365]伊本·白图泰于14世纪中期到访过中国，他曾说中国有载千人的船舶。[366]从长江下游前往北方的船舶能载漕粮8000担。[367]郑和1407年第二次下西洋时，48艘船共载27，000人，平均每艘船约500人。[368]

宋、元及明初时的中国船的特点是船舷宽，载货量大，在海上行驶平稳。徐兢提及的1122年出使高丽时的商船长十余丈，宽二丈五尺，[369]而在15世纪初郑和的船队中：（1）大者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2）中者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370]因此也有人将这些船比喻成巨大的木桶。

朝廷会在紧急时刻征召大型商船组建水师。南宋有些商船舷宽三丈，被改装成远近闻名的“海鳅”战船。明初郑和船队中的大型船也是武装后的商船。

战舰对速度和机动性均有要求，因此通常设计成小型狭长的船。宋朝用于海战的大型单层甲板帆船被称为“海鹘”。宋朝的兵书《武经总要》（1064年）中对“海鹘”的描述如下：

海鹘者，船形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鹘翼翅，助其船，虽风涛怒涨，而无侧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371]

从这段文字来看，“海鹘”似有两个浮板。这类战船的标准尺寸长八丈，容量四百料。[372]1169年建造的某些“海鹘”战船通长八丈三尺，阔二丈，能载二百士兵，容量八百料。[373]1203年新设计的战船通长一十丈，梁头阔一丈八尺，容量一千料。[374]有些规模更大的船甚至能达到两千料。[375]

在1275年的焦山之战中，宋军对战元军的“黄鹄”和“白鹞”战船，以及蒙古人海战中使用的“拔突”和“钻风”，可能都是由“海鹘”变化而来。南宋短短的152年，是一个充满发明和实验的时代。但到了南宋末期，只有一些基本的价廉实用的海上战船存留了下来。

明朝时，海防战舰的容量分别有两百、四百和七百料，但后来七百料及以上的船都停止建造了。[376]四百料的明代战船甲板长八丈九五，宽十六丈五，吃水深为六尺。[377]徐兢在书中记载，1122年，他出使高丽的船队有三层：最底层为压舱物，中间为供给物资和兵甲宿棚，最上层则是装备用具。[378]两百年后的伊本·白图泰说他乘坐的中国船有四层。[379]

乘客数量不断增加，也促使了船舶住宿条件的改善。12世纪初，朱彧的书中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380]但徐兢在1122年出使高丽时，使团中的人已经有舱房可住。[381]之后的150年间，船舶又有了很大的改进。马可·波罗的书中说每艘船有“60个小房间或舱房……每个船舱能让一位商人舒适地居于其中”[382]。半个世纪后，又出现了更先进的设施，伊本·白图泰的描述是：“……船舶上提供给商人舱房和公共间。有些舱房带有柜子和其他便利设施。这些房子都配有钥匙，房间主人可以带上妻妾出行，并随时上锁。有些船员和儿女一起住在舱房里，还在木桶里种厨房用的香料植物和生姜。”[383]

先进的造船术与精良的航海工具密不可分。比如，锚得到推广后，人们在深海中便用其代替原始的碇。尽管在6世纪时中国就有关于锚的记载，[386]但人们一直普遍使用碇。1281年进攻日本的元军舰队，每艘船上都携带了两个碇，前后各一。但过了120年后，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及其他明朝出使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船队中全都使用了锚。[387]中国人也在船上使用船舵。12世纪关于船舶的描述中提到使用长竿定向。[388]1281年进攻日本的船舶图片显示船上已经有船舵。后来，中国人发明了平衡舵，成为此后几个世纪最有效的定向设计。

另一项技术的进步是用棉布制帆。唐代阿拉伯商人将棉花（当时名为吉贝，源于马来语kapok）传入中国，宋代时中国人开始种植棉花，并生产棉纺织品。[389]棉帆解决了影响中国海上活动的一大问题，因为中国人使用了几百年的席帆过于僵硬，不灵活，不利于收帆，而丝帆的造价高得令人咋舌。棉帆的使用必定始于12世纪初。11、12世纪之交时，朱彧曾写到过船舶使用席帆，因为它们“开岸就岸风皆可使”[390]。20年后，徐兢出使高丽时，他提到所乘船舶并用席帆和棉帆：

风正则张布帆五十幅，稍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大樯之巅，更加小帆十幅，谓之“野狐帆”，风息则用之。然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其立竿以鸟羽候风所向，谓之五两。大抵难得正风，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张之能顺人意也。[391]

根据这段描述，似乎可以认为棉帆在12世纪的前25年中还是新事物，中国人并未掌握如何使用棉帆，不得不借助席帆逆风而行。大量的船帆也说明当时使用横帆而不是纵帆，横帆通常用在大型船舶上，而纵帆通常和今天的中国舢板联系在一起。周去非曾将船帆比作垂天之云。

至明代，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使用棉帆的技巧。明初海运漕粮的船上，每根桅杆有三张船帆，[392]可以根据风力张开或收拢。[393]费信的书中记载，1409年郑和的船队中每船张十二帆。[394]每根桅杆有三张帆，意味着船上有四根桅杆。尽管马可·波罗的书中有描述过一些船舶有四根固定的桅杆和两根活动的桅杆，[395]伊本·白图泰也声称见过有十二根桅杆的船，[396]但宋元明时期的船一般是三桅船或四桅船。

中国人操控大型的帆船有一定的难度，这一点在徐兢的书中有所提及。他写道，在船舶进出港、靠岸或穿过狭长水域时，航行须尤为小心谨慎，需要用到船桨推动船舶前进。十支船桨由“篙师跳踯号叫，用力甚至”[399]。一百五十年后，据吴自牧的书中记载，一千料、三千料和五千料的船舶各可载两百至五百人不等，配有六到八支船桨。[400]然而伊本·白图泰称，大型船舶的船桨尺寸和桅杆相似，十到三十人摇一桨，伴随着“啦啦啦”的歌谣。[401]有些船上最多用桨四十二支，如1203年建造的船。[402]

郑和的船队中有两类大型船，长四十四丈，宽三十七丈。除此以外，还有两种船，分别称大八橹船（一等八橹）和二八橹船（二等八橹）。[403]海战时，船只需要突然加速时就会用到船桨。南宋时期，在长江和近海作战的战船都配备了八支船桨。[404]

武器装备

宋、元及明初三百年间，中国人不仅改进了常规的兵器，还发明了更新式、更致命的武器。阿拉伯商人为中国人带来了更精炼的钢铁，其品质远在中国自己锻造的钢铁之上，被称为镔铁，[31][405]同时他们还带来了铁剑。[406]其他从国外引进的武器装备有牛皮筋角、硫黄、蜡、油等。[407]牛筋兽角也被用于制造箭弩。1068年，宋廷得到了新发明的克敌弓，其弩身用坚硬的山桑木制成，威力强大，可射穿一百四十步开外的榆树。[408]这种兵器在对金人和蒙古人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铠甲方面也有所改进。中国人的防护装具通常由铁环、铁链或鳞片盔甲和有衬垫的锁子甲制成。锁子甲是最独特的防具，由多块铁片组成，每块铁片被两块厚布缝在中间。铁片是用于防护前胸、后背和膝盖；铠甲下摆是金属鳞片，头盔则是由钢铁制成。[409]963年，按规定，铠甲由红色皮革制成，外披金属片。1134年，根据御前军器所的规定，一副铠甲重五十斤，头盔和皮带近八斤。[410]冶金技术的进步使制造轻型铠甲成为可能。明初的铠甲重四十斤八两，[411]有些只有三十斤。[412]1383年规定，除海防和水师以外的所有士兵皆穿附皮带的亮色铠甲。而浙江、广东的海防以及水师穿棉绳和黑色铁片交织的铠甲，[413]用这种材料可能是为了防止海风和海水的侵蚀。

虽然火油使用很广泛，但它是舶来品，不像国内自制的火药一样轻易获得。10世纪时，火药不再是属于炼丹师的秘密。许洞的《虎钤经》（1000年）和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1046年）这两部兵书，都具体提到了火药的配方。尽管朝廷想垄断火药的生产，[416]但由火药制成的烟花爆竹在民间随处可见。关于火药在战争中的使用，有书籍中提到904年围攻豫章（今南昌）时使用的“发机飞火”[417]。《虎钤经》中记载，“飞火”就是火箭火炮，一种燃烧的弹药。[418]

975年，濒海的吴越国君主向宋廷进献懂得射火箭的军士，[419]这说明在这之前宋军并不知道这种新型火器。[420]根据《宋史》记载，[421]火箭最早在959年使用，但也有记载1000年，神卫水军队长唐福进献一系列所制火器，包括火毬、火蒺藜和火药箭等（可能是类似炸药、手榴弹和火箭之类）[422]。

使用最广泛的武器是火炮，可能是一种由投石机发射的燃烧弹。水战中普遍会使用这种武器，烧毁敌船的帆具。[423]1221年，不仅宋军一天能制造三千个火炮，金人也能制造出由二寸生铁包住的火炮，称为铁火炮。[424]这一时期新制造的武器还有烟毬和毒烟毬[425]，以及爆炸时能发出巨响用作信号、惊吓敌军战马的信炮。

爆竹和信炮的出现，说明中国人发明了爆炸性武器，火药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最闻名遐迩的爆炸性武器应当是霹雳炮（地雷），它曾被用于1126年的开封守卫战和1161年的长江采石之战。[426]制造爆炸性武器的技术很快就传入了金国，金人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爆炸性的炮弹震天雷，并将之用于对蒙古人的战争中。[427]中国人改进的另一种爆炸性武器是灰炮，用火药射出石灰和石块的混合物。[428]

1132年，中国人又研制出火枪，这是一种用竹管射出火药的燃烧性武器。两人共持一条，在近身战中用于喷射火焰。[429]金兵很快也采用了这种武器，但因北方竹子稀缺，他们便用厚纸卷成枪管，将之命名为飞火枪。1234年蒙古人进攻开封，金人守城就使用了飞火枪。[430]据记载，蒙古人在1257年进攻东京时也使用了火枪。[431]

随后中国人的这些发明距离火枪只差了一小步。1259年，中国人发明了突火枪，即将投掷物塞入枪管后，利用火药的爆破力将其射出。这种火器以巨竹为枪管，以巨竹筒为枪身，内部装填火药与子窠（子弹和炸药）。引线被点燃后，火药喷发，将“子窠”射出，如炮声，射程远达一百五十步。[432]突火枪可谓枪支的鼻祖，在火器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蒙古人征讨四方，大量使用了汉人在火器方面的创新发明，但他们最喜欢用的武器还是巨石炮。尽管如此，火器技术仍然在不断进步，至明初时，中国人已经有了铸铁手铳。[435]1380年，朝廷对火器的生产作了定例：军器、鞍辔二局造碗口铜铳三千个，手把铜铳三千把，铳箭头九万个，信炮三千个。此外，兵仗局受命制造24种不同的火铳，包括俗称的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等大口径炮，手铳、夺门将军、斩马铳、手把铜铳、手把铁铳。[436]

安南讨伐战（1406—1407）之后，工匠用粗铜和精赤铜改进了铸铁火铳，只余少量铁制火铳。新火铳的射程和威力大大超过当时的其他武器。这种名为“神机枪炮”的新式火铳被视为“秘密武器”。1422年，朝廷将神机枪炮运至长城沿途各个卫所，用以对付蒙古人。[437]

中国历史上，火器发展最活跃的时期恰巧也是中国海洋扩张的时期。火器是水战最理想的武器。水军迅速地采用了这些新发明，在战争中试用加以改进。所有兵法都将它们列为标配武器装备。1129年，南宋新建水师，诏令所有战船须配备“箭隔、铁撞、硬弹、石炮、火炮、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类”[438]。

1130年，宋军和金兵在黄天**进行了首次水上会战。宋军发现自己的火器射程不够远，士兵经验不够，训练不足，也无法熟练运用火器。宋军的船要逼近敌船才能精准发射火枪和投掷火炮，但在靠近之前，便已被金兵火箭射中燃烧。[439]

吃一堑，长一智。三十年后，金国皇帝派水师沿海南下时，汉人已做好万全应对之策。1161年，在山东附近的一场海战中，宋人利用火炮以及火箭、烟火摧毁了金人的战舰。[440]长江上另一支宋军水师利用霹雳炮（水雷）击沉焚毁敌舟三百，[441]阻止了金兵渡江南下。

南宋和蒙古对战时，双方都广泛使用了火器。襄阳失陷，蒙古人开始从汉水南下进入长江，并利用巨石炮击沉阻止自己入江的宋军战船。[442]1275年，蒙古军在长江南进时的三场战役中，利用易燃投射物击毁了宋军在长江上的战船。[443]

规模最大的海战是1279年3月19日发生在广东沿海的崖山海战。这场战役之后会进行长篇论述。但只从武器装备的角度来说，腹背受敌的宋人用火炮阻挡元军的进攻，直至弹尽援绝。[444]元军想俘获宋军的战船用于海外战争，因此并未对其使用炮击，而是在靠近宋军战船后，用易燃物之类的杀伤性武器攻之。[445]

朱元璋起兵抗元时，一位元军炮兵指挥受降后，帮助他训练士兵使用各种投石机，并利用飞炮（可能是巨石炮的改装版）于1356年在采石渡江之战中击散了一艘元军战舰。[447]朱元璋初期的胜利都是在长江战场上，他在重视水师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火器。1362年的鄱阳湖大战中，他就是通过在战船上架置火器和火炮，击败了实力更强的陈友谅水师。[448]

明朝时，火器是军队的标配武器。每百人编制的军队中就有十人操作火铳，三十个弓箭手。[449]当时战船的装备并未留下文字记载，但海运漕粮的随船军器每船包括弓二十张，箭二千支，手铳筒十六个，摆锡铁甲二十副，碗口筒四个及箭二百支，火枪二十条，火攻箭二十支，蒺藜炮十个，铳马一千个，神机箭二十支。[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