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灾难后不久,一名叫于阊的士兵千方百计回到了国内,几年后又有两名士兵莫青和吴万五逃回。“十万之众,得还者三人耳。”[1142]他们陈述的情况成为元廷审判远征将领的证供,结果范文虎获罪,而张禧则受到赦免。
三人透露,范文虎和部将挑选了最好的船舶于8月20日返航后,有十万人留在九州众岛上。众人推张百户为主,听其号令。张百户让大家伐木造舟返家。8月22日,日本人来战,大部分元军被杀,余下二三万人被俘虏,并于8月24日被送至八角岛关押,除新附军外,蒙古人、高丽人及汉人(北方汉人和女真人)皆被杀害。[1143]
日本典籍记载,日本人于8月20日和22日两次向鹰岛的幸存元军发起攻击。直到9月3日将一队被逼得无路可退的蒙古人消灭后,才肃清了元军所有的残余势力。两千人并三艘船投降。[1144]
这次元军远征的失利,不仅日本举国欢庆,祈福感激“神风”天佑,而且高丽和元朝也有诗人赋诗称颂。[1145]
大都的元廷中,官员们灰心沮丧、忧心忡忡,害怕日本人乘胜追击攻打大陆。
最薄弱的防守地带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高丽的东南沿海。应高丽王的请求,元廷从金州和合浦到全罗道沿海置镇边万户府,加强防守。[1146]江南的后备军仍驻庆元、澉浦和上海,以防敌军侵袭。返航的船舶被送去修整。[1147]
随后的几个月,高丽和南方三番五次地受到侵扰。1283年初,日本人袭击了高丽海岸,烧居室、掠子女。[1148]晚些时候,在南方发现了日本谍者。从一名被抓捕的间谍口中得知,他和其他同伙都是被日军俘虏的江南军士卒,被日本征召从事间谍活动。他们乘坐日本商船回到元朝境内,刺探造船及兵力,并混入新附军的队伍。[1149]
经历元朝两次东征后,日本可能想探听元朝的军备情况,以便早作应对。但对元廷而言,传播日本侵扰高丽和日本谍者在南方活动的消息,目的可能是故意激起百姓对日本的不满,支持朝廷准备再次东征。
第二次东征失利,舰队受损严重,让忽必烈大为震怒。他命阿塔海马上着手第三次远征。朝廷上无人敢劝说大汗打消念头,只有第二次远征幸存回来的江南军将领相威,在奏章中上言:
倭不奉职贡,可伐而不可恕,可缓而不可急。向者师行迫期,战船不坚,前车已覆,后当改辙。今为之计,预修战舰,训练士卒,耀兵扬武,使彼闻之,深自备御。迟以岁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风疾往,一举而下,万全之策也。[1150]
大汗答应收回对阿塔海的诏令,并解散日本行中书省,暂缓东征的行动,[1151]但备战并未中止。因为大汗希望下一次远征的军队必定要实力最强,装备最先进,胜过前两次。元廷还于1282年和1283年两次下令,将除谋反和杀人外的所有重犯都发配充军,远征日本、中南半岛,[1152]任命阿塔海为总帅,阇里帖木儿和刘国杰为副将。除已经调集的军队外,忽必烈还派两千蒙古人、一万探马赤(蒙古其他部落的人)和两万禁军参加水战训习。[1153]
大汗还应阿塔海的请求,指派富有水战经验的大都炮队指挥张林(前南宋将领)、海道运粮招讨使万户张瑄和朱清(二人均曾为海寇)加入重置的日本行中书省。[1154]前南宋将领程鹏飞设置了赏罚制度,有军功者当即予以奖励。[1155]
与此同时,朝廷推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船工程。1282年曾就造船事宜五次发诏:(1)2月,遣使往乾山(热河南部),造江南战船千艘;(2)6月,造船工程从乾山转移到平滦(今河北东北的滦县);(3)8月,应允高丽国王请自造船一百五十艘;(4)10月18日,敕平滦、高丽、耽罗及扬州、隆兴(南昌)、泉州共造大小船三千艘;(5)修整范文虎东征所带回的三百艘船舶。[1156]1283年初,綦公直奉命前往南方造船千艘。1274年东征日本,綦公直奉命在高丽督造战船;1275年攻打长江,綦公直奉命在襄阳督造战船,经验颇丰。
万木森森截尽时,
青山无处不伤悲。
斧斤若到耶溪上,
留个长松啼子规。[1160]
士兵们从木材场抢占贮存的木材,拆下庙宇民居的横梁,朝廷允诺给予赔偿。[1161]
远征定于1283年夏出发,高丽王廷受命储备二十万石军粮,[1162]远征之举遭到强烈反对。刑部尚书崔彧上奏请求暂缓两三年再出征。他认为征召水手、建造船舶已经让百姓怨声载道,南方盗贼相继而起,召募水手,当从所欲。[1163]大汗又让太常寺卿汪忠良选择吉日出征,汪忠良也建议先取消东征计划,因为他认为征用自己国内资源去跨海征服一座小岛,得不偿失。[1164]忽必烈无视谏书,命在南方的忙兀台镇压叛乱。
之后,忽必烈突然之间又改变主意,令阿塔海放松对船匠的要求,并返还强征的商船。[1165]原本纳入东征军的一万禁军被遣回上都,遣散在热河南部和河北东南部伐木的探马赤军,恢复屯田。忽必烈突然改变主意,可能是因为1283年夏他派往暹罗和马拉巴尔的使臣被占城人扣押。
1283年下半年,元廷派兵从广州出发征讨占城。原先被征召入伍准备远征日本的重犯加入了攻打占城和缅甸的军队。[1166]1284年3月中旬,阿塔海受命从麾下分派一万五千人和两百艘战船支援远征占城的军队。[1167]
深入部署东征日本
尽管征日计划暂且推迟再议,但并未取消。因反对意见过多,且困难重重,元廷决定换个方式建造战船和征兵。1283年9月,浙西道宣慰使史弼上言,建造远征日本的五百艘战船为百姓带来了过多负担,可以取阿八赤手下“新开河”的船只,交付阿塔海,并付钱在沿海招募有航海经验的水手,而不可强征。[1168]1284年又下谕,长年向导、舵手、篙手及其他水手,除军饷外,再额外付钞奖赏,[1169]这些人连同原来从事海运而转来入伍的人都参加水战训习。[1170]至于造船和奖赏所需的经费,元廷敦促官员和民间捐赠,很多投降元朝的前南宋官员,如陈懿等人,献出巨资以求讨好大汗。[1171]
然而,造船工程和征兵计划都没有很大进展。前往南方巡视造船坊的官员回来说承揽人渎职,当地官员袒护。[1172]朝廷试图设立市舶都转运司,监督并协调江苏、江西和湖南等地造船坊的任务,但数月之后又撤了这一机构。[1173]高丽建造船舶时,也发生了官员腐败渎职,百姓民不聊生的状况,1284年高丽暂停造船工程。[1174]朝廷允许高丽王保留自行出资建造的一百艘船。[1175]
由于自愿应征入水师的有航海经验的人寥寥无几,朝廷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其中一项措施是募水工至千人者为千户,百人者为百户。忙兀台建议,赦免贩运私盐之人,招其入伍,服役期间给予钱钞奖励。[1178]另一项措施是征兵制度,元廷下令征召水手,“括江淮水手”[1179],及曾在造船坊干活的南方汉人、高丽人、女真人。[1180]为补充士兵人数,朝廷赦囚徒,黥其面,招入伍。[1181]朝廷还收集占城散军,纳入征日队伍。[1182]又增阿塔海征日本士兵万人、巨石炮炮手五十人。[1183]
1285年12月22日和23日两日,大汗在朝上议会,制定征日战略及确定出征日期。计划从高丽派一支远征军进攻日本。征东行省受令派战船护送一百万石米从南方海运至高丽合浦港。[1184]令高丽贮米十万石,发兵一万人,除小船和登陆船外备船六百五十艘。[1185]粮食和兵力须在次年3月于合浦准备完毕,征讨日期不得晚于次年8月。[1186]
一个月后,计划突然取消。1285年夏,东京的安南人埋伏突袭元军,让元军蒙受重创。不少元军将领被杀,元帅皇子脱欢也匆匆撤回元朝境内。或许到当年末,忽必烈才意识到在南边所受到的巨大挫败。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中南半岛却控制了中国和南亚和东南亚诸国的水路要塞。和平的中南半岛才能保障商船的安全,给元朝带来了东印度群岛和印度地区的财富。于是大汗于1286年正式下诏,推迟东征日本,称不值得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远征一海之隔的日本,而且日本未曾相侵,如今安南犯边,应全力以赴应对安南。[1187]
朝野内外听闻停止征日的消息,皆大欢喜。吏部尚书上言:“江浙军民欢声如雷。”[1188]但忽必烈并未完全放弃征日计划,直到1294年驾崩前,他还下令让南方及高丽继续调集军马、教习士卒并建造船舶。[1189]
结论
元军将领之间长期不和,纠纷不断破坏了元军的团结,造成了远征日本的失败。1272年远征珍岛时,金方庆和阿塔海之间有过冲突,1274年征日时,金方庆和洪茶丘之间又有对抗。将领之间意见不合、民族矛盾尖锐以及私人恩怨都已经不是秘密,且根深蒂固,所以1281年登船出征日本前,忽必烈不得不出面让将领们和睦相处,完成任务。
不仅作战的武将之间没有统一的目的。1280年,昂吉儿指出,军队上下级之间,各部队之间都相互妒忌猜疑、相互对立。更严重的是,大汗和赞同征日的武将与反对征日的文官之间也多有争执。每一回要备战日本时,在京师及地方众多反对此举的官员中,王磐、耶律希亮、昂吉儿、相威、崔彧、汪忠良和刘瑄只是少数敢于发声的朝臣。高丽的官员不情不愿地拖延备战任务,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征日的准备工作。
江南军的船舶数量不充裕,质量也不上乘。1281年,蒲寿庚受命打造两百艘海船用于征日,但他只完成了五十艘。[1190]这些船舶粗制滥造,都沉没在日本海岸,而大部分的高丽船舶却经受住了暴风雨的侵袭。正如元朝将领相威指出,百姓匆忙赶工,在大兵出征前草草完成任务,船舶质量堪忧。后来,又发现了承揽工程之人敷衍了事,因为很多造船坊的工人都是出自原南宋水师的将士,他们很可能暗中破坏工事。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远征的失利,忽必烈耀武东海异域的雄心寂然而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