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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元朝水师征战东南亚（第4页）

律法虽严，但执行力度却十分松弛，朝廷发现，在面对海外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时，很难再由朝廷一家，甚至少数特权商户垄断。忽必烈死后的两年，即1294年，朝廷解除了禁令。[1315]此后，朝廷并未进一步开放或压缩对外贸易。民间的商人、官员、皇族甚至某位皇后都或入股或派船出海加入对外贸易。[1316]不少商人因此发家致富，腰缠万贯。[1317]除委派、组织船队出海贸易，[1318]朝廷还通过提高关税来增加收入，上品货高至十抽二，下品十五抽二。[1319]

朝廷鼓励货物出口，提高关税则限制了进口货物，这些措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商业运输发展。中国的船舶满载货物，冒险出海，前往东海和南海周边诸国、印度马八儿和科罗曼德尔沿岸以及波斯湾进行贸易。[1320]古里（今科泽科德）以北十六英里（约五十里）外的班达里是中国商人在雨季过冬的港口之一。[1321]他们在甘杯与乳香商碰面，贩卖香料、苏木、中国瓷器和胡椒，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在东印度群岛进货。[1322]他们带着丝绸[1323]、锦缎、泉州瓷器、棉布、铜、铁、漆器、铸币、梳子、雨伞、铜丝、铁丝从中国港口出发。除小部分黄金、瓷器和丝绸外，大部分货品在第一站港口就已销售一空，商人们再挑选当地的特产带去其他港口销售。他们会将从爪哇进的八都剌布销到假里马打岛（今卡里马塔）、暹国甚至麻呵斯离（今摩苏尔），在高郎步（今斯里兰卡科伦坡）贩卖蔷薇水、亚力酒和八丹布。[1324]

海上贸易帝国

在国内，商人要和朝廷竞争，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打破了朝廷垄断海外贸易的期望，并从海上贸易中分得一大杯羹，而这些利润原本都应归朝廷所有。但在海外，商人尽心竭力帮助元朝皇帝建立了强大的海外经济帝国。

元朝派遣使臣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招谕”海外诸国，与元朝建立外交关系且派使者回访元朝，效忠大汗，以提高蒙古皇帝的声望。但这些使臣另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便是将这些国家纳入元朝的经济圈，从而创建一个元朝统治的海外经济帝国。

对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来说，海外国家就意味着惊人的财富。他们听说日本有黄金宫殿和染成玫瑰色的珍珠；[1325]旧港的土壤肥沃富饶，“一季种谷，三年生金”；[1326]苏禄国（古代以现菲律宾苏禄群岛为统治中心的酋长国）盛产珍珠——

大者已直七八百余锭，中者二三百锭，小者一二十锭。其余小珠一万上两重者，或一千至三四百上两重者，出于西洋之第三港，此地无之。[1327]

《元史》中对爪哇有如下描述：“大率海外诸蕃国多出奇宝，取贵于中国。”[1328]马八儿的苏丹告诉元使哈撒儿海牙和杨庭璧自己国家十分贫瘠，《元史》中提到：“此是妄言。凡回回国金珠宝贝尽出本国，其余回回尽来商贾。”[1329]

元朝统治者认为海外诸国十分富庶，将之视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的途径。维持水军和正规军、征伐他国、供养皇亲贵族和宗教团体、兴办土木、创办各类产业都需要大量费用支出。在元朝统治者眼中，臣服元朝的海外诸国已被纳入帝国，和其他行省没有区别。既然其他行省都须上缴税收和纳贡，这些藩属国为什么不能办到呢？因此，元廷便要求邻近的高丽、安南和占城在大汗发动海外战争时提供军队、船舶、粮草和资金。尽管距离遥远的国家不必提供军队、船舶和粮草，但它们至少能提供资金。

因此，元廷认为，与自己建立了联系的藩国不仅是定期派使者来元以表忠心的藩属国，还是大元帝国经济体系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些藩国的存在除了抬高元朝作为宗主国的地位外，还要保障元朝的经济利益。藩属国的经济支持有两种：首先，间接的方式是通过贸易，藩属国用珍贵的金属、宝石和其他价值不菲的货品来交换宗主国的货物。而他们出售货物时，宗主国用纸钞兑付，其目的是吸收更多稀有金属。其次，直接的方式是纳贡。藩属国直接向大汗上贡黄金、宝石和昂贵的货物。

蒙古人早在1237年就开始推行纸钞，至1276年时其价值一直比较稳定。攻打南宋及征讨海外诸国让国库开支大幅提高，朝廷增加收入的措施中有一条便是超发纸钞。1276年的纸钞发行量是1275年的五倍。[1332]1282年，根据投靠权臣阿合马的耿仁的提议，元廷正式下诏用纸钞兑换民间的铜币，铜币被运往市舶司，用于支付商人的金、珍珠、香料等货，关税抽分增多，国库收入也得以增长。[1333]这道诏书的目的是保存金量，效果也立等可见。几个月后，在忙兀台的提议下，朝廷又下诏，除铁以外，禁止商人用黄金或铸币交换其他货物。[1334]朝廷还采取手段防止人们用纸钞从港口的外国商人手上换取铜币，并限购黄金、珍珠、宝石和稀有货品。[1335]

这一措施收效并不如意，但元廷一心要限制稀有金属储备的流失。1285年，卢世荣主理朝廷财政，他企图通过发行更多纸钞促进商业贸易。他提议增加三百万锭纸钞量，大量铸造铜币，分至杭州和泉州港与外商交易，但遭到否决。结果，朝廷只发行了两百万锭纸钞，并禁止走私出口铜币。[1336]

元廷在禁止对外贸易中使用金属币的同时，鼓励使用纸钞。[1337]有些商人不愿接受元朝纸钞，便用大米交换舶来品，但这一行为也很快被朝廷禁止。[1338]1287年，元朝发行新的纸钞——至元钞（因年号至元而命名，1264—1294年），以区别原来的中统钞（因年号中统而命名，1260—1264年）。该年，元廷拨出116，000锭（等值5，800，000两）新钞、1593锭（979，650两）白银和100两黄金，用于南方商人与外国商人的对外贸易中。[1339]商人还得到货币，用以在马八儿交换珍珠和宝石。朝廷分别于1285年[1340]和1289年[1341]各拨钞1000锭（50，000两）在马八儿、俱蓝和朋加剌[11]（今孟加拉）进行贸易，大获成功后，朝廷又于1296年拨钞5000锭（2，500，000两）。[1342]

元廷的方略是让元钞成为亚洲海上诸国的通用货币，要求与元朝建立联系的所有国家、藩属国接受并流通元钞，并通过从元朝出口大量货物来维持元钞的稳定。[1343]然而，这些国家只有在货物大幅降价的情况下才愿意接受元钞。在安南国，价值白银一两的中统钞官方值铜钱70，而在民间只值铜钱67。[1344]在暹罗，面值24两的中统钞换10，000贝钱，[1345]邻国罗斛则十贯中统钞换10，000贝钱。[1346]但在印度的乌爹，10两中统钞可换二钱八分（0。26两）的银钱，或11，520贝钱。[1347]

宋朝时，贡品内容和应该进贡的国家都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原正从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转变，各地的土贡不仅包括珍禽异兽、水果和其他农作物，还有黄金、白银、铸币、丝绸、棉织品及手工艺品。同一时间，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辽国和金国中，朝廷接收的贡品则既有农作物也有钱币、黄金、宝石，且进贡的既有本国各地区，也有邻国。贡品被视为国库的固定收入之一。[1348]

亟须用钱的蒙古人自然不会错过这一进项。他们对贡品的观念和契丹人及女真人比较接近。因此，他们不仅通过提高税金，实行朝廷垄断，操控货币及卖官鬻爵收敛钱财，[1349]而且对贡品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各行省既要交税也要上贡，数量最多的一次是1330年云南的贡品，足有五千盎司黄金。[1350]官员也要朝贡，如阿里海牙于1279年入觐献金三千五百八十两和白银五万三千一百两，忙兀台于1283年献一百斤珍珠，[1351]1289年市舶司献四百斤珍珠和金三千四百两，[1352]商人玛哈玛（玛哈玛迪沙）献大珠及数百万两钞。[1353]

向元朝皇帝俯首称臣的国家被视为大元帝国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必须定期入朝进贡。如1291年，罗斛国王遣使上表将会继续进贡黄金。[1354]1297年，缅王答应愿每岁进金银二千五百两。[1355]

元朝要求诸国进献大量金银珠宝和贵重物，也是各国不愿与元朝建交的原因。对一些小国来说，只要能与国力强盛的元朝建立关系，在大汗面前叩首及进献一些无关紧要的礼物并无所谓，但若是要进献财物就要三思了。向蒙古人称臣不仅关乎国家荣誉，还关乎国库支出。所以，国力稍强的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进贡的数量远超小国，于是它们拒绝了元朝的要求，迫使大汗发水军征讨对方。若开先例免除某一国家的贡品，就会造成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最终将会破坏元朝的整个海外经济体系。因此，元朝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海上力量。

结论

从宋朝的自由贸易转变到明朝的朝贡贸易，元朝是中间的过渡期。这一时期，商户大量涌现。纵观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宋朝时商品经济繁盛，打下了基础；元朝“重商抑农”扶持商人，作为提高岁入的最佳途径，使得这一时期商户大量涌现。元朝统治者的政策是通过贡品、贸易、兑换纸钞从藩属国吸纳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在实施这一策略时，元廷得到有钱有势、深受皇恩的商人阶层的支持和帮助。商人们也协助朝廷建造、装备船舶，经营海外贸易和其他朝廷产业，充当细作、使者让海外国家纳入元朝统治以扩张海上势力。

除了缺乏对这些国家的认识以外，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人力和船舶的紧缺。远征南方的士兵和战船都是朝廷从远征日本的军队中抽调出来的，并非最强的兵力。1285年从湖广调集的28，700名远征安南的士兵中，有17，800人不具备战斗力。1284年远征占城时，一整支舰队发动兵变，逃得无影无踪。最严重的问题还是运往前线的粮草供给不能跟上，造成元军两次击溃敌军，攻下东京的红河三角洲后被迫撤兵。这些都是造成元廷在南海势力扩张失败的因素。

[1]　《元史》中只提到阿术、张禧率四翼水军进战，未提到任命解诚。

[2]　原文的沦江或为沦河。即今天的府河，在汉口汇入长江。

[3]　应为4岁。

[4]　王禃1258年离开高丽王室避难的江华岛，作为人质来到蒙古，换来了高丽的和平。1260年，忽必烈派兵护送王禃回高丽即位，是为元宗。

[5]　根据《元史》，还有赣州，共四地。

[6]　古地名为真腊。

[7]　古地名为阇婆。

[8]　根据《古代南海地名汇释》，舒眉莲港又译作“新州港”，即归仁港。

[9]　《元史》记载为五千余人。

[10]　八罗孛在南洋。

[11]　文献为马八儿、呗喃和梵答剌亦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