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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是大亨也是导演（第2页）

《狮子的回声》确实包含了许多与电影相似的元素，但梦工厂的律师认为，当两部作品涉及同一历史题材时，相似性是不可避免的。这部电影的戏剧性场景、人物和对话都与小说大相径庭。但从影片中的黑人废奴主义印刷工（监管梦工厂指出这个角色的原型是位黑人废奴主义牧师，当红巨星摩根·弗里曼在该片中饰演这位印刷工），到电影开头一名奴隶从阿米斯塔德号甲板上拔出一根钉子撬开铁链上的锁等关键细节，都与蔡斯-里布虚构的故事相吻合。此外，蔡斯-里布还声称，电影署名的编剧大卫·弗兰佐尼曾与达斯汀·霍夫曼的公司合作开发电影版《狮子的回声》，弗兰佐尼也承认读过她的小说，但是弗兰佐尼否认曾参与剧本开发的事。（斯皮尔伯格邀请达斯汀·霍夫曼饰演曾在美国最高法院为阿米斯塔德号的奴隶们做过辩护的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但霍夫曼的档期有冲突；安东尼·霍普金斯最后获得了这个角色。）

经过一场漫长而尖刻的媒体审判，期间梦工厂的律师反诉蔡斯-里布抄袭了欧文斯的《黑人暴动》，蔡斯-里布申请禁止电影发行的禁令也未被批准，小说家与梦工厂于1998年2月终于达成了协议（没有关于财务决定的报道）。她发表了一篇免除梦工厂责任的声明：“经由我的律师们审阅过梦工厂的档案和其他文件及证据后，我和我的律师得出的结论是，斯皮尔伯格和梦工厂没有做任何不恰当的事情，因此我要求我的律师以及时和友好的方式结束这件事。我认为《勇者无惧》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我为斯皮尔伯格有勇气拍出它而鼓掌。”

但那时斯皮尔伯格的名声已经受损，因为很多作家似乎认定了他有罪。这个案子如果进行审判，结果会怎样还有待推测。当美国州地方法院法官奥黛丽·柯林斯拒绝了禁令的申请时，她说：“在早期阶段，法庭还不能断定原告（蔡斯-里布）一定能胜诉。尽管如此……法庭认为，原告对她的版权侵权索赔提出了严肃的问题。”

这一悬而未决的争论是否会否定《勇者无惧》的美学价值，取决于个人的判断。《公民凯恩》也曾经被诉侵权，当时陪审团意见不一，雷电华电影公司（RadioKeithOrpheum，简称：RKO）选择庭外和解。这个被遗忘已久的小插曲，并没有损害这部电影及其导演奥逊·威尔斯的声誉。但是，蔡斯-里布对斯皮尔伯格诚信度的攻击，迎合了某些人的想法。他们一直对这位受欢迎的电影人对历史题材的间歇性尝试保持怀疑。就连《辛德勒的名单》和2005年的《慕尼黑》（讲述以色列对其运动员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遭到大屠杀的报复），也让斯皮尔伯格受到了质疑。

《勇者无惧》基本尊重了历史事实，令人信服地戏剧化了法庭上的争斗，如同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表现的大屠杀一样，集中表现了“中间通道”的残酷。但《勇者无惧》在表现戏剧冲突时更加随性。最后的剧本是由《辛德勒的名单》的编剧斯蒂文·泽里安所写，他大幅改进了对白，丰富了戏剧文本。梦工厂想将他和弗兰佐尼一起写入演职员表，但经过美国编剧协会的仲裁，泽里安的名字被排除在外。黑奴们的首席律师罗杰·鲍德温在现实中是个杰出的中年男人，未来的康涅狄格州州长，而不是电影中马修·麦康纳饰演的那个邋遢骗子，从真实人物到角色的改编是为了让他更贴近当代的观众，同时也加强了斯皮尔伯格本人对这一角色的认同感。电影对白人废奴主义者严厉的刻画似乎有些片面，电影中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成员中有7位都是南方奴隶主，并不符合史实，令人难以接受。事实上，1841年最高法院的5名成员都是北方人，其中有一位是阿米斯塔德号案的唯一持反对意见者。影片中亚当斯在法庭上11分钟的陈词，巧妙地浓缩了现实中他在两天内长达8个小时的发言。

批评影片更多地关注白人角色而非黑奴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辛克（由非洲演员兼模特杰曼·翰苏出色地饰演）和其他非洲人角色，分配到了很长的银幕时间，以他们的母语门德语进行表演，一直占据剧情发展的中心。在一段加长的镜头中，辛克从牢房里向愤怒的亚当斯传达了一些精明的法律建议，而辛克与亚当斯在这位前总统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家中会面（这是艺术化创作，因为两人从未见过面）则是这部电影的戏剧中心。辛克说他将会召唤他的祖先与他一起上法庭，“他们必须来，因为此刻，我是他们存在的全部原因”，斯皮尔伯格缓慢的推拉镜头对准沉默的、沉思的亚当斯向前推动，非常感人，辛克认为自己作为伟人失败的儿子，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历史使命，这是他的第二次机会，通过这些非洲奴隶来塑造历史。当辛克问亚当斯他用什么陈词说服了法庭时，亚当斯回答：“你的话。”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西奥多·乔德森深入参与了奴隶的辩护工作。尽管一些影评人抱怨这个角色的刻画还不够充分，但当亚当斯称赞弗里曼是从奴隶制中崛起的英雄时，他们忽略了表现弗里曼骄傲之情的无声的特写镜头。乔德森在挑战亚当斯时的犹豫，在时代背景下是现实的，但他最终还是那样做了，不仅激怒了这位前总统，又让他感到羞愧，促使其采取行动。这种对黑人角色在那个时代控制自己命运的展示如果再直接点，就会与历史语境相悖，但泽里安最终的剧本微妙地展示了他们对历史的参与与影响。

这些斯皮尔伯格式的“异类”改变了那些周围人的人生，就像《第三类接触》中外星人给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飞跃一样。斯皮尔伯格作品的典型特征是关注局外人的积极影响，以及他们为被接纳而进行的斗争，这在《勇者无惧》的许多场景中都有体现，这些场景展示了他们是如何让他们的律师更关注他们的人权，而不仅关注案件中的财产问题；激励法官违抗腐败的总统命令；并激发出这位性情乖戾的前总统最好的一面。这位前总统对废奴主义的同情在过去没有充分表达出来，现在却已成为他毕生的使命。电影持续关注着交流的问题，这是斯皮尔伯格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不同于《第三类接触》让外星访客与地球人沟通的音乐，在《勇者无惧》中，只有当那些偏狭的美国同情者们不嫌麻烦地学习的语言时，阿米斯塔德号上来自另一个大陆的访客才得以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人类的联系。转折从他们雇用了一位门德语翻译柯维（切瓦特·埃加福特饰）开始，这位曾经的奴隶最终与这些自由人一起回到了非洲。在这部有声电影中，语言的重要性体现在其西班牙语片名上，片名意思是“友谊”，同时也双关暗指“友谊之船”。通过共享语言，律师们和废奴主义者们能够将非洲人作为有着各自历史的个体与自身产生联系，并注意到亚当斯提出的那个紧迫问题：“他们的故事是什么？”一旦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勇者无惧》便更大程度上围绕着辛克和他的同伴们创造的叙事动力而展开。

在辛克向亚当斯解释了求助于祖先的重要性之后，这位老人在法庭上的总结，是霍普金斯在电影史上最精彩的发言之一，也是电影的核心主题。亚当斯对他的父亲、前总统约翰·亚当斯[5]的影射，以及父亲与其他开国元勋遗留问题的调和，在斯皮尔伯格的作品中具有双重意义。在那一刻，亚当斯正讲到关键时刻，镜头推向了约翰·亚当斯，超越了直接的文本，代表了斯皮尔伯格与自己的父亲，以及他作品中充满缺陷的父亲形象的和解。亚当斯被他父亲和其他国父的半身像和画像所环绕，这些人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理想在实践中被妥协。“我们一直拒绝向你们寻求指导，”他对这些国父们说道，“也许我们害怕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大约就等于承认，我们如此尊重的独立，并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也许我们担心向你求助会被认为是软弱，但我们终于明白，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明白了，理解是我们的本能，我们也需要理解，我们的过去造就了我们的现在。”

摄影机的显著移动、表演的严肃性以及斯皮尔伯格作品的中心思想，造就了他职业生涯的**时刻。这位电影人执着的、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主题是与有缺陷的父亲形象作斗争，象征性地在两代人相互接受的这一刻戛然而止。亚当斯开始接受自己之前的不足，接受他所代表的不完美但强大的传统。这个私人的问题被置于国家的大家庭和内战即将爆发的背景下。亚当斯甚至接受了这种悲剧性的可能（“如果这意味着内战，那就让它来吧”）来维护联界统一和全国大家庭：“如果战争真的发生了，但愿它是美国革命的最后一场战役。”这个场景中唯一的缺陷是斯皮尔伯格选用了约翰·威廉姆斯平淡而无味的配乐。这首被认为是威廉姆斯最好的作品之一的配乐，大量融合了非洲风格，却对霍普金斯的台词造成了不必要的干扰。不相信只用语言也能够表现场景，是斯皮尔伯格有时会掉进的陷阱。

饱受争议困扰的《勇者无惧》相对来说是一部在商业上惨败的影片，美国国内的总票房仅为4400万美元（制作成本为4100万美元），并且与奥斯卡奖擦肩而过，获得了4项提名却没有获奖。但斯皮尔伯格的下一部影片，由梦工厂和派拉蒙联合出品的《拯救大兵瑞恩》（1998）出人意料地成了票房热门，制作成本为6500万美元，全球总票房高达4。79亿美元，为他赢得了第2个奥斯卡奖。斯皮尔伯格曾担心，这部二战电影开头表现的诺曼底登陆，情节过于紧张和震撼，可能会让大多数观众不堪忍受，就像他对奴隶制的再现一样。《拯救大兵瑞恩》的大受欢迎让他“大吃一惊”，这证明了他想“让人们真实感受战争现实”的想法没错，就像他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所做的那样。他说，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我要求观众有一种生理上的体验，这样他们就能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那些战争中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尽管这种要求有些过分。”观众的反应证明了他对于自己使命的严肃态度。通过如此生动地唤醒普通美国人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拯救大兵瑞恩》抓住了当年全国性与父亲和解的时代风潮，同年汤姆·布罗考[6]的《美国最伟大的一代》歌颂了经历大萧条和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美国人，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畅销书籍。

“《拯救大兵瑞恩》是我为父亲而创作的，”斯皮尔伯格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是那个让我满脑子都是战争故事的人……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剧本时，我说：‘爸爸会喜欢这部电影的。’”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曾是美国陆军空军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无线电操作员。当宣布史蒂文成为奥斯卡奖得主时，他亲吻了妻子，拥抱了多年来公开不和的父亲。他们之前在史蒂文职业选择上的冲突，在儿子的记忆中被夸大了，史蒂文忽略了父亲对他早期电影制作的积极鼓励，但这些冲突，终于在史蒂文向他父亲那一代退伍军人致敬的电影中被埋葬。《拯救大兵瑞恩》是斯皮尔伯格与父亲和解的产物，这种和解此前在《勇者无惧》中达到**。“我可以说我真的想要这个吗？”斯皮尔伯格在拿着奥斯卡小金人的时候对台下的观众们说。他接着说，“爸爸，你是最棒的。谢谢你让我明白回首往事和尊重过去是一种荣耀。我非常爱你，这部电影献给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阿诺德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感激之情，但他也抱怨这部电影与亚洲战场无关。所以最终史蒂文开始策划一部名为《太平洋战争》的有线电视迷你剧。他与《拯救大兵瑞恩》的主演汤姆·汉克斯已投保费担任这部迷你剧的监制。两人曾合作制作过2001年的二战迷你剧《兄弟连》，同样以欧洲战争为背景。

最后，当他母亲告诉他：“你知道，这并不全是你父亲的错，这也是我的错。”史蒂文说，当她解释发生的一切时（离婚后不久，她嫁给了史蒂文家的老朋友伯尼·阿德勒），“我转过头来，意识到我怪错了人。就在那时，我开始想办法找回父亲对我的爱，将父亲拉回我身边。”史蒂文开始公开承认，事实上，父亲对他成为一名艺术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阿诺德很快又成了儿子生活中的常客，不仅是家庭聚会上的常客，还作为电脑专家，从史蒂文的大屠杀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建会伊始就向儿子提供帮助，该基金会位于环球影业的地段，距离史蒂文位于西南风格的安培林娱乐综合体只有几分钟路程。（该基金会的档案和资源在2006年被转移到南加州大学，通过南加州大学视觉历史和教育研究所公开了近5。2万段幸存者和其他证人的证词录像。多年来，斯皮尔伯格向慈善事业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其中包括其他教育团体、电影基金会、西好莱坞的西达塞奈医疗中心，以及他帮助成立的重症儿童支持机构——星光灿烂儿童基金会。）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儿子在凤凰城合作拍摄了两部二战电影，《战斗机小队》（1960）和40分钟长的《无处可逃》（1962）。后者是一部以北非为背景的动作片，讲述了在混乱中搜救一名被困在德国后方的美军士兵的故事，并对近距离战斗进行了细致刻画，之后的《拯救大兵瑞恩》才得以如此震撼人心。两部电影都是彩色影片，而阿诺德影响了是否将《拯救大兵瑞恩》拍摄成彩色片的关键审美决定。当阿诺德问史蒂文为什么把《辛德勒的名单》拍成黑白影片时，史蒂文说因为他也只能通过黑白的档案片段了解大屠杀。阿诺德回答说：“那时我还活着，我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经历是完整的，鲜活的，血淋淋的。”这使得史蒂文决定用曾计划在《辛德勒名单》中使用的低饱和度色彩来拍摄《拯救大兵瑞恩》。他模仿了约翰·福特为美国海军纪录片《中途岛战役》和乔治·史蒂文斯在欧洲给部队拍摄黑白录像时的个人战争记录（史蒂文斯的非官方片段是由他的儿子小乔治·史蒂文斯在1994年收集的，制成了名为《乔治·史蒂文斯：从诺曼底登陆到柏林》的纪录片）中16毫米战斗镜头的颗粒感和柔和色彩。

“就像拍《辛德勒的名单》，我完全没用故事板，”斯皮尔伯格谈起《拯救大兵瑞恩》中连续拍摄的诺曼底登陆场景时说，“……我只是觉得按常规流程拍摄并不是很自然，与之相对，我尝试化身一名战地摄影师，凭直觉去思考，置身于这些挣扎着安全上岸的士兵间，我应该在什么机位……我在即兴创作，就像真的在战争中即兴拍摄一样。”

由于奥马哈海滩禁止实地拍摄电影，同时法国政府也无法提供斯皮尔伯格想要的税收减免，所以斯皮尔伯格在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巴利尼斯克的卡拉克鲁海滩重现了诺曼底登陆场景，与职业演员一起出演的是750名爱尔兰国防部队成员，其中一些曾参加过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的拍摄。在外景地进行了11周的准备后，这个段落在1999年6月和7月进行拍摄，耗时15天，耗资12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跟随着汉克斯饰演的角色约翰·米勒上尉，在米勒和其士兵受到德军机关枪扫射时，沿着海滩艰难地缓慢前行。那些士兵被子弹击中、被火焚烧的骇人细节，爆炸后正要从希金斯小船上下来的士兵被炸掉脑袋的恐怖景象。安东尼·莱恩在《纽约客》上称这一场景“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真实和最混乱的地狱景象……就像高速运动的博斯[7]的画作一样。”超过1000具人造尸体和大约20名真正的截肢者被用来重现斯皮尔伯格所说的“大屠杀，这是一次彻底的混乱：从远征军到侦察部队，再到未击中大部分主要目标的狂轰滥炸。考虑到这些，我不想美化这些镜头，所以我尽可能地保持场景的真实。”

斯皮尔伯格决定从船上到滩头紧跟米勒上尉，使得观众能够以这个典型的美国兵的视角，直观地感受到他的恐惧以及顽强的毅力，尤其体现在他的听力因爆炸而受损，挣扎着重新找回自己的方向时，音轨被主观地扭曲了。这一串镜头中持续不断的冲击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动作导演片段之一，其力量如此强大，使得影片的其余部分显得后劲不足，从而造成了叙事问题。斯皮尔伯格可能无意识地复制了其“夺宝奇兵”系列电影的标准化结构，总是模仿旧系列，以另一部电影的**作为开始。在拍摄了诺曼底登陆后，他担心影片后面的部分无法“超越”这个开场，就像他在拍摄《法柜奇兵》开场时那样。“当时我不太清楚诺曼底登陆的场景会拍成什么样，因为我是连续地拍完整部电影。”没用故事板，加上大量的即兴创作。他的担心是对的，在印第安纳·琼斯的那场冒险中，这样的装置不过充当笑料，而在这部片子中，精彩的开场让人们对影片的其余部分深深失望。

单独的战斗场景被导演得清晰又简洁，但在诺曼底登陆镜头营造的幻觉、几乎是前卫的新鲜感之后，这些战斗场面的熟悉感却令人失望。影片的**部分，在满目疮痍的法国小镇上，寡不敌众的小队巧妙地打败了一支德军坦克队。虽然这一过程经过精心设计且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展示出来，但似乎违背了影片最初将战争视为非人狂热的初衷，而鼓励观众公正地看待对敌人血淋淋的屠杀。此前的段落中，斯皮尔伯格展示了美国士兵是如何无情地屠杀了一群投降了的德国士兵，这似乎是对战争片惯例一种振奋人心的背离，然而到了影片结尾《拯救大兵瑞恩》也并没能避免陷入这类电影团结一心取得胜利的……中。（他和汉克斯的迷你剧《兄弟连》的剧本更贴近士兵们的日常生活，还巧妙地避免了那损害了《拯救大兵瑞恩》的情节剧手法。）

《拯救大兵瑞恩》中的许多情节都很老套，这反映出其基本的虚假前提。米勒和他的手下被派去营救二等兵詹姆斯·瑞恩（马特·达蒙饰），因为这位士兵的三个兄弟刚刚在战争中牺牲，当他们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在爱荷华州的农舍里悲伤地瘫倒在地。这一情节装置在电影中被多方面地描述为一项有关怜悯的任务（乔治·C。马歇尔将军向比克斯比夫人朗读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件，哈威·普雷斯内尔将马歇尔将军演绎得如同蜡像一般）和一个公关噱头（米勒和他的手下对此更多的是嘲讽），并引出了一个人为的道德问题：值得为救一个人将其他人的生命置于不顾吗？这似乎偏离了战争的真正问题。这一情节装置可能会让人想起《辛德勒的名单》中引用《塔木德》中的一句台词——“拯救一人，即拯救世界。”但在《拯救大兵瑞恩》中，这一设定被廉价化了，更不用说在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历史上，并没有此类救援的直接先例。

在瑞恩身上发生的所有故事，包括6人（米勒本人在内）为了帮助瑞恩回家而牺牲生命，都是电影编剧的原创。事实上，这只是好莱坞的“高概念”，很难像电影期望的那样让我们神经紧张。电影的结尾是一名上了年纪的老兵（哈里森·扬饰）在诺曼底美军公墓的崩溃的情景，斯皮尔伯格说这一幕来自他于1972年在法国宣传《决斗》造访诺曼底时偶然目睹的情景，导演和表演呈现出笨拙的伤感，加强了这一幕的间离性而不是令人感动。斯皮尔伯格甚至欺骗观众，让他们以为这个老人就是米勒上尉（通过给米勒的眼睛配上与之匹配的大特写镜头），但最后我们知道这个老人实际上是詹姆斯·瑞恩（马特·达蒙老年的样子）。在一部声称要代表历史的影片中，对观众隐瞒，而且诉诸这种视觉把戏，并大肆渲染主要的戏剧手法，这种表现历史的手段实际上对电影更具破坏性。在我们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老瑞恩急切地想从家人那里得到安慰，证明他是个好人，这似乎是毫无道理的。这进一步表明，《拯救大兵瑞恩》对观众的情感影响并不深刻。

这部电影的虚构和矛盾之处有助于解释它受到的各种批评，其中大部分都有一定的道理。尽管大多数主流影评人都对这部电影赞不绝口，称其为反战宣言（《纽约时报》的珍妮特·马斯林称赞它“令人恐惧但真实地叙述了故事”……斯皮尔伯格用旋风般的力量恢复了这战争类型电影的**和意义，似乎对这一类型进行了彻底的重新想象”，而大卫·安森在《新闻周刊》上写道：“当你从斯皮尔伯格的熔炉中走出来时，世界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斯皮尔伯格的批评者们则指责这是狂热爱国主义的宣传。文森特·坎比在《纽约时报》上说：“随着《拯救大兵瑞恩》的上映，战争又成了一件好事。”约翰·霍吉金斯在《流行电影和电视杂志》上把《拯救大兵瑞恩》与其他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放在一起比较：“我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自越南战争以来一直在恶化的疑虑和恐惧，让这位美国士兵回到他应有的位置，成为英雄的象征。”弗兰克·P。托马苏洛在文集《我们所知的电影终结：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斯皮尔伯格的作品“是当代电影界美国例外主义和耀武扬威的主要传播载体之一”。

虽然指责斯皮尔伯格只是试图使战争“变成好事”有些过分，诺曼底登陆部分的震撼性影响无法轻易撼动，但诺曼底登陆之后的情节的确有些让人失望，影片的意识形态混乱是其自作自受的硬伤。一般而言，这种问题一般从剧本开始，具体到这部影片，责任应该由编剧罗达特承担，但斯皮尔伯格和汤姆·汉克斯也要承担责任，因为主创成员主要来自他们的经纪公司CAA，太过于玩弄商业技巧，而不在乎影片历史基础的真实性。

斯皮尔伯格在处理自己对战争的矛盾态度时遇到的麻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1998年买下了斯科特·伯格的《林德伯格》的版权（未公开）后，没有拍摄这部获得普利策奖的传记。林德伯格的有些事迹吸引着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对林德伯格飞行的英雄气概有着孩子气的迷恋，他对这个项目产生兴趣的同时，也对他孤立主义者、纳粹同情者和反犹主义者的立场感到震惊。尽管如此，斯皮尔伯格发誓要对这个复杂的话题采取“坚定”的态度，他说：“这从根本上困扰着我，我不想赞美一个反犹分子，除非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但在委托保罗·阿塔纳西奥和门诺·迈依杰斯改编剧本后，斯皮尔伯格就搁置了这个项目。《纽约观察家报》的作家罗恩·罗森鲍姆曾公开向斯皮尔伯格提出挑战，要求他将菲利普·罗斯2004年的小说《反美阴谋》，一个关于林德伯格在1940年成为总统的“假设”故事改编成电影。斯皮尔伯格难以接受如此令人焦虑的题材，这显示出他历史视角的局限性。

《拯救大兵瑞恩》中矛盾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它吸引那些反战人士的部分原因。这部电影给斯皮尔伯格带来了铺天盖地的喝彩，但并没有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在梦工厂和米拉麦克斯公司激烈的竞争之后，最终，《莎翁情史》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2000年，斯皮尔伯格获得美国导演工会终身成就奖，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洛杉矶分院授予他斯坦利·库布里克奖，表彰他在电影界的卓越成就。他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电影界的范围，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使斯皮尔伯格成为反对大屠杀的国际代言人一样，《拯救大兵瑞恩》让他成为二战老兵的支持者，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世界政治家，这些角色对于一个电影人来说是极不寻常的。1999年，他获得了国防部杰出公共服务奖章，因为这部电影促进了“民众对军队为国家安全和民族性格所做贡献的理解”。陆军、海军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都为他颁发了奖项，比尔·克林顿总统也在1999年授予他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HumanitiesMedal）。同年，斯皮尔伯格和汉克斯一起赞助了位于新奥尔良的国家诺曼底登陆日博物馆，该博物馆由斯蒂芬·安布罗斯创办，后来更名为国家二战博物馆。

[1]　恩斯特·刘别谦（ErnstLubitsch），德国演员、导演、编剧，对有声时代早期的歌舞片有奠基之功。代表作《牡蛎公主》《少奶奶的扇子》《天堂可待》。——译者注

[2]　迈克尔·柯蒂兹（MichaelCurtiz），匈牙利导演，一生共拍摄了169部电影。代表作《蜡像馆的秘密》《胜利之歌》《卡萨布兰卡》。——译者注

[3]　斯派克·李（SpikeLee），美国电影制作人、导演、编剧、演员，代表作包括《丛林热》《悬疑犯》《四个小女孩》《25小时》等。——译者注

[4]　共生解放军SymbioionArmy（SLA），美国自封的左翼激进组织，在1973年由唐纳德·德弗里兹（DonaldDeFreeze）创立。——译者注

[5]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第二任总统，其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美国第六任总统。——译者注

[6]　汤姆·布罗考（TomBrokaw），美国新闻主播。2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是NBC保证收视率的一张王牌，曾获得过新闻报道的各项大奖。——译者注

[7]　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Bosch），荷兰著名画家。——译者注

[8]　珍珠港事件后，沙利文兄弟5人一起报名加入美国海军并在巡洋舰“朱诺号”上服役，在瓜岛战役中全部遇难。——译者注

[9]　大英帝国勋章中的第二等：爵级司令勋章（KnightDameander），男性简称KBE，女性简称DBE。——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