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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重大突破2（第1页）

第七章重大突破2

“接下去的好几个月我都没再见他，然后我在某个周日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我有东西要给你看。’我问他：‘多长？’‘26分钟。’‘好的，我今天下午订个房间。’我想我应该是感到内疚了。他不肯进放映室，他太紧张了，要么就是他不想被问任何问题。我一个人走进放映室看了《安培林》。至今我都觉得这是一部完美的电影。”

尽管斯皮尔伯格已经远非新手——毕竟，他22年的岁月里有一半时间在拍电影——但1968年12月在电影院发行的《安培林》，仍被视为这位年轻导演的正式处女作。这部富有表现力却台词极少的短片，讲述了一对男女苦乐参半的故事，他们相遇了，但最终在搭乘顺风车从沙漠到南加州海边的旅途中渐行渐远。

并未在《安培林》片尾名单上出现的朱莉·雷蒙德堪称影片的教母，她曾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介绍给心怀抱负的制作人丹尼斯·霍夫曼，她与后者在“太平洋字幕公司”一起共事过。霍夫曼比斯皮尔伯格年大9岁，管理着一家特效和后期公司efx，同时还作为一支名叫“十月乡村”（Octobertry）的摇滚乐队的经纪人，正在寻求一部能够用这支乐队配乐的电影。1968年初，就在斯皮尔伯格21岁生日后不久，雷蒙德带霍夫曼来和这位年轻的电影人共进午餐。

霍夫曼对斯皮尔伯格的第一印象是，他“很有进取心，很有魅力，也很敬业。他无论吃饭、呼吸还是睡觉，都离不开电影。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导演，简单明了。他说如果我愿意投资，他什么都肯做。史蒂文是一个让人放下戒心的人。他有一种孩子般的气质，天真烂漫，让你想要帮助他。斯皮尔伯格达成今天的成就不是意外，不是靠运气，这一切都在他计划之中。他不仅是电影制作的天才，也是自我推销的天才。他和我都有拍电影的雄心壮志。没错，我愿意帮助他是因为我也想要有所成就。我想要进入制片行业。我以朋友的身份帮助他，因为我喜欢他，他也需要帮助。”

他们洽谈的第一个项目是《随心逐流》。

“他需要大约5000美元来完成这部电影。他找过父亲，父亲没有给他钱。摄影很出色，但我回忆起来又觉得这部片子很无聊——很多人骑着自行车，没完没了，一点也不让我兴奋。也可能是因为我比较自大吧，我告诉他：‘我真的对拍完这部电影不感兴趣。’

“我告诉史蒂文我想看看他正在写的东西，比如大纲或剧本。他给我看了两到三个不同的项目，三页到四页的大纲。他首先提议拍摄一部关于汽车电影院的短片。故事都发生在晚上，人们下车去拿糖果，大概讲述了他们一路上看到的东西。而他们回来之后，就找不到他们的车了——那些车都是大众牌的。这个想法挺不错，但成本太高，而我的乐队也没法配乐。我想，如果他不需要处理对白，那么对他第一次当导演来说会比较简单。我告诉他：‘我们来拍点不需要这么多场景、这么多人员的电影吧，来拍点没有声音、没有对话的东西。我们可以找个外景，不要这么多设备，这样会更简单。我们来拍点可以用到我音乐的东西。’

“而下一个剧本就是量身定制的。我选择《安培林》是因为片中几乎没有任何对话，他也很及时地提出了这个方案。史蒂文不喜欢摇滚乐，但还是为我们破了例，并按照我们的要求撰写了剧本。故事虽然是他写的，但是根据我的指导来完成的。我们开了几次会，促成了合作。《安培林》并不是他愿意倾注热爱的作品，他拍这部片子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跳板来成为导演。”

斯皮尔伯格将《安培林》描述为“粗鲁的商业主义反击。我拍了很多16毫米的短片，但一点用都没有，它们太深奥了。我想拍一些东西，可以向那些电影投资人证明，我确实可以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影人。《安培林》是我有意识地尝试跻身行业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向人们证明我可以操控摄影机、找到好构图，并且能够处理照明和表演。《安培林》给我带来的唯一的符合心意的挑战是，我必须在没有对话的情况下讲述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故事。我发现即便我想加入对话，也负担不起费用，所以我只好这么拍。”

布里斯和斯皮尔伯格从《随心逐流》的不幸经历中汲取了很多关于节省经费的经验，或者他们至少学会了未来怎么去操纵一个没有经验的准制片人。“他们为《安培林》做的最初预算是3000到4000美元，”霍夫曼回忆，“他们抄了不少近路。”意识到这个数目低得不切实际后，霍夫曼批准了进一步的支出，而最终的成本达到2万美元左右，包括efx和莱德声音的实验室费用，特艺色彩的35毫米胶片发行拷贝，还有几千美元的广告和宣传费。

《安培林》的拍摄几乎完全在南加州的自然环境中进行，霍夫曼设法让结尾场景在杰克·帕兰斯位于马里布的海滩别墅拍摄，并在为一个夜晚外景的拍摄提供了自己在efx的小摄影棚。两位主人公在篝火旁的睡袋里**的场景是在摄影棚里拍摄，以减少外景费用，也为了让摄影师艾伦·达维奥更好地控制灯光。

参加这部电影的所有人，包括斯皮尔伯格，都是为了银幕上的署名而无偿工作的，这对他们25个人（包括十月乡村乐队的5名成员）来说，都是一次展现自己的机会。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学院演员名录》（AcademyPlayersDirectory）里找到了那位妖冶的红发女主角帕梅拉·麦克迈勒。她毕业于帕萨迪纳戏剧学院，已经在《波士顿杀人王》（TheBler）中演过一个小角色。而男主角理查德·莱文则在比弗利山庄公共图书馆里做图书管理员，他和导演长得很像，因此有助于突出该角色的自传体色彩。

斯皮尔伯格称霍夫曼“想要影片的所有权署名，这意味着这部电影的片名会是‘丹尼斯·霍夫曼的《安培林》’。我说：‘那好吧。’然后我就拿了钱，拍了这部电影。”不过《安培林》片中并没有所有权署名，比尔·霍夫曼是制片人，而布里斯则是“制片主任”，影片最后字幕打出了：“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编剧和导演。”霍夫曼觉得提到这部电影的人只强调斯皮尔伯格的创作贡献是不公平的，而“把我说成是一个有钱没脑子的暴发户。是我发现了斯皮尔伯格。我为他的电影投资，我照顾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我支付了所有费用。一切都说过做过之后，我就被遗忘了。我才是制片人啊。”

1968年7月6日，拍摄《安培林》的第一天，布里斯在efx的摄影棚里看到斯皮尔伯格的某个举动时突然紧张起来，他“当时在拍摄一段火柴点燃篝火的移动长镜头。就故事来说是合理的，但他不肯告诉我们他在做什么。我知道胶片是我们最昂贵的耗材，如果整部电影都这么拍，我们会用掉一万英尺胶片。我大声喊道，‘卡!’史蒂文就发飙了：‘没人能在我的片场喊“卡”!’我吸取了教训，从此我再没在片场喊过‘卡’。我觉得他从未原谅我。”

“第一个周末，丹尼斯差点撤销了整个项目，”达维奥说，“那个周末我们拍摄了篝火的场景，到周六结束时我们已经用掉了三四倍当日配额的胶片。丹尼斯说：‘到此为止了，我们现在就撤吧。我负担不起了。’我们只好说：‘好吧，我们会听话的，我们会听话的!’第二天我们小心翼翼，只用了很少的胶片，这样我们才能前往沙漠拍点‘真东西’。”

对他的导演权威的测验一旦结束，斯皮尔伯格似乎就能得心应手。在接下来的八天里，拍摄工作转移到了洛杉矶北部梨花城附近的沙漠地区。“梨花城7月的温度可达105华氏度，”达维奥回忆，“根本不适合人类带着摄影机出外景。”除了身体上的折磨，斯皮尔伯格对参与拍摄的每个人都“好极了”，霍夫曼说：“我们只是群孩子，绝对的业余爱好者。史蒂文和大家相处得很好，他和任何人都能立即搞好关系。不管你是谁，他都会指引你。此外他也提前做好功课和准备。”斯皮尔伯格甚至用自己的8毫米摄影机记录下了《安培林》的摄制过程。

“人们会问：‘你是怎么认识斯皮尔伯格的？’”达维奥笑着说，“我开始真正了解斯皮尔伯格是当我和他一起连续8天高强度地拍摄日出和日落的时候。每天早上他都想起来拍日出。‘史蒂文，我们昨天的日出拍得很棒了。’‘是的，但今天的可能会更好!’我们的拍摄非常随意，史蒂文边走边拍。我们拍了日出，之后又拍一整天，再拍日落。然后我们开车进城，去特艺公司看前一天的样片。史蒂文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如何在重拍时把这个小小的镜头拍得更好。我们开车回来，上床睡觉，然后，砰!清晨5点，史蒂文就起来了，大叫‘快起床!快起床’。”

《安培林》剧组成员中后来继续在好莱坞工作的包括：作曲家迈克·劳埃德；斯皮尔伯格十几岁的妹妹安妮，她当时担任场记并负责准备食物；制片助理索姆·艾伯哈特，当时是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学生，现在已是一名导演；制片助理罗宾·C。钱柏林，后来制作了电视剧《插翅难飞》（Wings）；摄影助理唐纳德·E。海策尔，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学院，曾与达维奥合作拍摄过摇滚短片，后来成为制片助理和制片经理。

在霍夫曼的记忆中，所有人都对这部影片倾注了心血，但对某些人而言，它只是一种劳动，而且是无偿的劳动。海策尔说，工作人员们在条件严苛的外景地起早贪黑地辛苦干活，等回到沙漠里的小旅馆时早已“筋疲力尽”。布里斯回忆，剧组人员一直在换，因为“有人会说‘就这样吧，我不干了’”。“那段时间很难熬，”海策尔承认，他也在拍摄结束前就离开了梨花城，“太苦了。条件十分艰苦，天又热，还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要爬上山坡架好摄影机，也没有常规的便利设施。”

海策尔很快发现，斯皮尔伯格并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我们总是一大早就出发去外景地，斯皮尔伯格说他每天早晨出发前都会呕吐。我可以理解，每个导演都很紧张，而他不过是个小孩子。但他仍然是领导者，他是认真的。当你拿别人的钱去做一些可能没有市场的东西时，最好还是认真点。”

斯皮尔伯格发现，《安培林》的剪辑过程对他来说是“堪比泻药，因为剪辑对这个故事至关重要”。为了这部26分钟的短片，他拍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素材。当他准备开始剪辑时，他的制片人几乎没有钱给他租剪辑室了。朱莉·雷蒙德再一次伸出援手：“我帮他在好莱坞找了一间可以让他剪片子的剪辑室——哈尔·曼恩洗印厂。我认识哈尔，他曾是太平洋字幕公司洗印工作室的主管。”

“朱莉·雷蒙德打电话给我，向我推荐了斯皮尔伯格，”曼恩回忆，“我们以前在太平洋字幕公司一起共事过。他拍了一些16毫米的东西，并带来洗印。公司老总拉里·格里克曼接过不少学生作业的活儿，他很善良，乐于助人又善解人意。我们以成本加5%的价格向他们提供胶片。那时斯皮尔伯格不过是一名学生，我隐约记得他。他和助理剪辑师布里斯一起进行《安培林》的剪辑工作，他刚刚到要制作特效的阶段。我猜他的钱花光了，需要找个地方剪片子，并且希望随时都能工作。他过来和我聊了聊。我们对他印象深刻，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看上去是个好孩子，懂礼貌，尊敬人，他把每个人都称呼为“先生’，他的举止像个生意人。我们正好有一间空闲的剪辑室，就借给他了。我们跟他说就算他工作到很晚也可以免费使用这个房间。”

斯皮尔伯格整整六周都在曼恩的声画剪辑机上操作，剪辑画面和声音，其中包括迈克·劳埃德的配乐，一首由十月乡村主唱卡罗尔·卡马乔演唱的充满哲思的主题曲，以及片中仅有的人声——帕梅拉·麦克迈勒在一段抽大麻的连续镜头中咯咯的笑声。斯皮尔伯格的剪辑风格大胆、简洁、有力，带有一种奔放的新浪潮色彩，例如突然的、不寻常的跳跃剪辑和定格。每周7天他都在剪辑，从下午4点到次日凌晨4点，整栋大楼里只有一位剧组成员陪他工作，晚上还有布里斯。斯皮尔伯格决定在今年年底，也就是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奖的评选截止日期前，发行这部电影。

斯皮尔伯格“靠比萨和夜晚的空气过活”，曼恩回忆：“他花了近两周的时间，日夜不停地听着电影配乐（以便根据音乐来剪辑）。他有一个留声机，他带来了所有这些每分钟33转的唱片。他会边听边看自己的电影，就这么一整夜走来走去。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他想知道一切的一切，他想知道我们的洗印室是如何工作的、我们的特效机器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有两三名特效师，他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从许多好人那里得到了建议。很少有人嫉妒他的时间和知识，大家都想帮助他。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不会表现得无所不知，他渴望学习。我们从中得到了乐趣，总有某些人会让你想要帮助。我们都认为他会有所成就，电影就是他的生命[26]。”

在后来的几年里，斯皮尔伯格把《安培林》贬为“一部伟大的百事广告”，它的“灵魂和内容就像一根漂流木”。自1977年从霍夫曼手中买下自己处女作的版权以来，斯皮尔伯格一直认为这部片子不适合重新发行。“多年来，史蒂文一直不愿意让人们看到那部电影，”达维奥说，“因为他觉得那部电影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说服环球公司的一群高管把钱投给这个21岁的导演。它显然是针对这类观众的，有足够多的新奇亮点，但在其他方面又显得很老套。我觉得这部片子让他有点尴尬。”

“这片子我现在简直看不下去，”斯皮尔伯格在1978年承认，“这片子证明了我在20世纪60年代多么冷漠。当我回头看那部电影时，我可以轻松地说，‘难怪我没有去肯特州’，或者‘怪不得我没有去越南，而当我的朋友们在世纪城联合举着标语抗议时，我也没有参加反战游行’。我当时一门心思搞电影，而《安培林》只是一个沉浸在电影世界中的孩子的意外收获。”

斯皮尔伯格低估了自己的电影。这么多年过去了，《安培林》的成熟的视觉效果依旧震撼人心。尽管它是针对市场需求量身定做的，但这部电影绝不仅是导演的“敲门砖”，或者只是一部为了迎合20世纪60年代青少年题材电影市场而没有灵魂的作品。该片简洁而又迷人的叙事方式感人至深，斯皮尔伯格以微观视角，通过描绘搭车人的不同个性，对那个时代不同文化族群进行了精准而又有深度的刻画。影片对嬉皮士文化的矛盾视角，反映了导演自身在体制内特立独行的性格，同时展现了斯皮尔伯格精准的行业嗅觉。斯皮尔伯格一边表面上满足了年轻人这一目标观众群，另一边也在向他真正且更小众的目标观众推销这部电影，这些目标观众是好莱坞的中年高管，他们对新兴的青年文化既警惕又喜爱。通过这种方式，他成功地使这部电影既具有广泛的商业吸引力，又具有隐秘的个人情感——这种结合将成为斯皮尔伯格职业生涯的一个标志。

理查德·莱文饰演的角色拎着吉他箱，戴着迷彩帽，穿着休闲服，看上去像个嬉皮士，或者至少是努力想成为嬉皮士的中产阶级犹太孩子。他的羞涩和性问题上的笨拙吸引了帕梅拉·麦克迈勒饰演的角色，她美丽且时髦，脆弱但饱经风霜的外表表明她是一个被生活弄得遍体鳞伤的流浪者。她引诱他抽大麻，并与他**，她爱玩的天性似乎让他放松下来，但随着故事的推进，他内心的拘谨变得日益明显。

男孩焦虑地拒绝让旅伴查看他的吉他盒，起初这只是看似无害的奇怪举动，但逐渐引发女孩对他性格隐秘一面的注意。当他们最终到达太平洋时，男孩穿着衣服在海浪中嬉戏，而她在海滩上愁眉不展地**着秋千，觉得他们短暂的交集不会有未来。在一系列紧凑的跳跃式剪辑中，斯皮尔伯格让女孩越来越靠近沙滩上的吉他盒。她打开了吉他盒，脸上动人的微笑混合着懊恼和好笑，她发现男孩真实身份的象征——一套商务西装和领带、一双棕色的双尖头皮鞋、牙膏、漱口水、一卷卫生纸与阿瑟·克拉克的《城市与群星》平装本。这些看似不协调的物品，有助于向细心的观众提示斯皮尔伯格与这个角色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