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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是大亨也是导演（第1页）

第十七章是大亨，也是导演

事实证明，要将他们新成立的多媒体公司梦工厂从梦想变为现实，远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合伙人想象中困难得多。斯皮尔伯格于1994年提出的，建立“一个由创意和有创意的人驱动之地”的宏大愿景，那个21世纪的新式制片厂，那个包含各种形式动态影像的高科技、尖端“大本营”，却遇到了电影界最顽固的障碍。斯皮尔伯格、杰弗里·卡岑伯格和大卫·格芬发现，他们几乎无法完全独立于好莱坞体系之外。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大亨的责任与电影导演主要职责间挣扎时，他仍然设法保持了很大程度的电影制作自主权。

运营一家制片厂的无数问题，以及身为亿万富翁名流越来越复杂的生活，是否影响了他作为导演的工作质量？如果是这样的话，矛盾的是，这种影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斯皮尔伯格喜欢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尽管这会让大多数人晕头转向，但他认为这对保持自己的创造力是至关重要的。“他是个工作狂，喜欢同时进行很多工作。”格芬这样评价他。“我一生都在同时处理多项事务，”2009年，斯皮尔伯格在接受《综艺》杂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过去的经验表明，我可以执导一部电影，同时也能与合作伙伴一起监督一系列复杂的开发和制作。”他补充说，身为7个孩子的父亲，忙碌的家庭生活“塑造了我的职业道德，促使我排好优先事项，这是最好的锻炼”。还有一次，他说：“我干这行够久了，已经熟知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最好。当我只专注于一个项目而忽略其他事情时，往往会失去客观性……我会爱上自己拍摄的每一个场景，会把不是很好的事物想得很美妙。”他对付自己偏执特质的办法是阅读其他项目的剧本，协助同事完成他们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经营一家制片厂也许是多任务工作的一种极端形式，很少有其他电影人尝试过这样做，即使伟大的恩斯特·刘别谦[1]在20世纪30年代也无法做到，但斯皮尔伯格把这件让大多数人手忙脚乱的事情做得很好。

为了专心建设梦工厂，他中断了3年的导演生涯，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但这个新任务也让他焦虑，分散了他作为电影人的主要精力。1997年，在经历了些许坎坷之后，他展现出了一股新的创作力，并在接下来的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创作力。作为导演，他再次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富创造力、最多样和最冒险的时期，不断开辟新的艺术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他拍摄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电影，以反映和审视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创伤性后遗症，以及乔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政府对公民自由的压制。

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代问题的电影包括《少数派报告》《幸福终点站》《世界之战》和《慕尼黑》。没有任何一位美国主流艺术家，能以如此持久和野心的手法处理本世纪头10年的重大事件。在这些电影以及诸如《勇者无惧》和《人工智能》等被不公正中伤的作品中，斯皮尔伯格一次次将自己的声誉置于危险境地，他冒着艺术风险，不顾意料之中的攻击，制作出了高度个人化、饱含**的电影。他在2002年说：“现在我正处于一生中的实验性阶段，正在尝试挑战自我的事情。在我挑战自己的同时，我也在挑战观众。现在我正往各个方向尝试，只为找到自我，想在50多岁时发现自我。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少数派报告》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有点实验性。”

斯皮尔伯格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冒险，这体现了他对于自己的作品的自信；冒着票房失败的风险去拍他坚信的电影，这标志着他过去渴望被人接受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减弱，因为他已经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世俗成功。在他五六十岁时，他的精力依旧惊人地旺盛，他多面发展并且保持高产，有意赶上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电影人，比如约翰·福特、维克多·弗莱明和迈克尔·柯蒂兹[2]。

1995年，当斯皮尔伯格获得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时，他回忆起当年参加第一届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时的情况，当时约翰·福特获奖，“他是一位作品总计超过130部电影的艺术家……我必须打起精神来参加。”到了2003年，一度对斯皮尔伯格颇有微词的影评人已经掉转风头，《纽约时报》的A。O。斯科特写道，他“早就经历了辉煌的学徒期和早熟的成功，成了好莱坞的资深电影人，更重要的是，他还保护了美国电影的崇高愿景和悠久传统。”

从1997年到2010年，作为导演，斯皮尔伯格是如何在参与了数以百计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制片或执行工作的同时，完成他自己雄心勃勃作品的呢？他又是如何帮助梦工厂度过一些灾难性的财务危机的呢？

梦工厂花了3年时间才推出了第一部电影。这个缓慢的速度引起了好莱坞内外对这家新企业存活能力的质疑。《末日戒备》的独特之处在于只有该片启用了女导演（米密·莱德），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解除俄罗斯武器威胁的故事，不算太有新意，无非是一部好莱坞任何其他制片厂都能拍出的动作惊悚片。这部电影的首映也并不顺利。1997年9月23日，在去往好莱坞中国剧院的路上，斯皮尔伯格和妻子凯特·卡普肖乘坐的林肯轿车在西好莱坞与另一辆汽车相撞。

斯皮尔伯格后来告诉《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比尔·希金斯：“我们被撞出了十字路口，汽车旋转了90度，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车玻璃都碎了，车内都是安全气囊爆开的酸味，车喇叭也按不动了，我才不会把这个烂场景拍进我的电影。”斯皮尔伯格由于肩部受伤被送往医院。那年晚些时候，他终于成功地参加了梦工厂影片《勇者无惧》的首映礼，斯皮尔伯格开玩笑说：“上次我想来参加《末日戒备》的首映，结果路上出车祸了。所以这次我们系上了安全带，而且开得非常慢。”

这家制片厂建立初始就许下宏伟承诺。媒体和公众热切地接受了梦工厂创始人关于打造全能制片厂的愿景，创始人也是三位冒险家：全面发展的明星导演斯皮尔伯格，曾用《侏罗纪公园》中的壮观场面令观众们惊叹不已，同年又以《辛德勒的名单》中令人震颤的题材触动了全世界的良知；精力充沛、富有远见的制片厂执行官卡岑伯格，擅长制作喧闹的当代动画电影，远远超越了迪士尼式的老套路；还有一个性急而精明的音乐制作人格芬，他靠在主流唱片公司的游戏中击败他们而发家致富。梦工厂的三位合作伙伴，有着自由的政治观点和对社会事业的慷慨支持，似乎也做好了准备，要制作出比一般的好莱坞电影更严肃的影片。而他们以创新的方式拓展技术边界的能力，使他们宣称创建一家与其他竞争者不同的制片厂非常可信，他们会在墨守成规的娱乐行业所有领域，积极地应用最新的电子技术工具。

梦工厂初创阶段带来的兴奋感，让人忘记停下来思考，要从零开始建立一家新的制片厂，与好莱坞老牌大厂及其功能完备的制作和发行体系相抗衡，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尤其是在那个制作和销售成本飙升的时代。梦工厂将门槛设得更高，宣称自己不打算按常规方式经营业务。斯皮尔伯格在1997年说：“我们不会随波逐流。每家大制片厂每年都要拍一些连自己都不想拍的电影，只为与隔壁的同行竞争。我们拍摄的电影和电视剧，首先要吸引我们自己，而不是随大流，或受上市公司的信托义务的强迫。”1999年，当这家新公司仍为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而苦苦挣扎时，制片主管劳里·麦克唐纳宣布：“我们不想让那些从一开始就对公司另眼相看的人失望，我们想坚守我们的初衷。”

梦工厂最开始建立的基石是它的核心理念，也就是斯皮尔伯格“发自内心地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心灵港湾，在这里，怀有相同梦想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庇护下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在洛杉矶西部的普莱亚·维斯塔地区建造制片厂园区的计划，遭到了环保组织的反对，与土地开发商的财务协议也没有谈妥。这块土地曾经属于霍华德·休斯。环保人士不友善地将聚光灯对准了这样一个事实：制片厂的建造计划威胁到了这座城市仅存的主要湿地之一。尽管梦工厂试图向公众保证巴罗纳的一些湿地会得到保护，但将《E。T。外星人》制作者视为青蛙敌人的宣传还是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对于市政府给这三位富有的合伙人减税的批评，也影响了公众对该项目的支持。洛杉矶非主流报纸《新时代》的一位作者谴责斯皮尔伯格是个“卑鄙的骗子”，并抨击好莱坞其他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派政客们，因为他们不愿意批评斯皮尔伯格。几个月过去了，就像这块土地的原主人休斯造出的那台承载过度的野心却无法飞行的庞然大物“云杉鹅”一样，梦工厂同样举步维艰。在普莱亚·维斯塔地区打造综合体的宏大计划，不仅体现在制片厂设施的设计上，而且体现在将娱乐工厂作为未来媒介之城的精心构想上，在美学上与现代商业和住宅发展紧密相连。

最终，当项目开发商在筹集必要资金方面遇到严重困难时，已经同意支付2000万美元购买土地的梦工厂合作伙伴被要求拿出更多自己的钱来进行建设，但在各自财务专家的建议下，他们犹豫了。1999年这个项目被放弃时，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想哭，这个项目无法实现是多么多么悲哀的事情。我真的很想，比杰弗里和大卫更想，建造一个家园，真正拥有一个活动大本营。”

但即使是斯皮尔伯格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实现这个梦想。当年，十几岁的斯皮尔伯格遇到约翰·福特时，这位经验丰富的导演就告诫他不要拿自己的钱投资电影。尽管斯皮尔伯格已经违反了这一建议，将自己的部分资产投入了梦工厂的建设，他也不愿意冒太大的险来建造这个他期望中的“大本营”。2009年底，据《福布斯》杂志估计，斯皮尔伯格的净资产为30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205位；2010年，他的资产估值与上年持平，但排名滑落至第316位。据格芬所说，斯皮尔伯格积累了那么多财富正因为他在投资上很保守：“他持有巨额的债券投资组合，这说明他不愿意冒险。”他大约80%的资产都是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钱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斯皮尔伯格在1999年说。格芬对此评价道：“和大部分非常成功、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一样，他喜欢别人付给他大笔钱。但我也不会说这是他的兴趣所在。”

启动自己制片厂的设想，被慢慢削弱到了一个更易于执行的维度。梦工厂从一个大型电影制片厂转变为一家精品电影制作公司，虽然不同寻常地备受期待，但与其他追名逐利的企业并无本质不同，在规模大大缩小但仍占主导地位的好莱坞制片厂体系的阴影下运营着。

斯皮尔伯格从一开始就对这家企业的规模表示怀疑，觉得他们本可以慢慢地，一次只拍一部电影，“我入睡前总想着我们应该更保守，行事更谨慎”。这些评论是在梦工厂发起后5个月他对《时代》杂志所说的。他还担心自己从真正的职业上分心，似乎有些后悔了。1997年他的一位同事告诉《时代》：“你可以看出，他对自己陷入的商业困境感到沮丧。他总是恳求地说：‘我只是个电影导演!’他当然还拥有更多身份，无论他自己怎么想，他还是制片厂老板、流行偶像、父亲、导师，以及一位重要的电影大亨。”这些年里，格芬和卡岑伯格比斯皮尔伯格承担了更多公司运营的责任，斯皮尔伯格把大部分功劳都归功于格芬，甚至在2008年说：“杰弗里和我就像孩子一样。”

许多好莱坞观察家也会问斯皮尔伯格问自己的那个问题：他是否更适合做导演，而不是电影大亨？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梦工厂的野心是否太大？在电影制作成本膨胀到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创建一个新制片厂对任何人来说都太具挑战性，即使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是不是梦工厂的三位合伙人分身乏术？他们（尤其是斯皮尔伯格）是不是对制片厂日常的运作投入不足？他们的想法是否太过传统而不能真正挑战固有体制？他们的想法是不是过于传统，根本没有真正挑战到这个系统？接下来10年内和以后发生的事情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确切答案，但这些不断提出的问题表明，即使是这三位才华横溢、声名显赫的好莱坞玩家也面临着巨大困扰。

创办自己的制片厂之后，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1997）却是为另一家公司（环球）拍摄的，这对好莱坞的观察者们来说是一个警告信号。斯皮尔伯格与梦工厂的协议使他可以有偿为其他公司提供服务，结果他三分之二的电影都是为其他公司制作的，这给了他更多的自由，但削弱了他与合作伙伴的合作价值，并剥夺了梦工厂可能的重要收入来源。

注意力的转移，可能是斯皮尔伯格对其宏大的制片厂计划缺乏后续行动力的原因。他还留着自己的旧公司安培林娱乐，作为私人避难所，这是另一个对冲风险的例子。对他个人来说这可能是合理的策略，但业界和公众因此更认为他没有完全履行对梦工厂的承诺。即使卡岑伯格也承认，斯皮尔伯格对梦工厂以外的责任“比我们所有人预期的都更繁重”。《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是斯皮尔伯格1993年执导的恐龙主题票房大片《侏罗纪公园》的续集，《侏罗纪公园》曾是电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影，直到1997年其票房纪录才被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泰坦尼克号》打破（卡梅隆最终在2009年以《阿凡达》打破了自己的纪录）。斯皮尔伯格说，他看了看自己的日志，发现“自己安排的每一次会议都与拍电影无关。那时我意识到，我最擅长的是我的合伙人希望我做的事：导演。”于是他同意拍《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

但斯皮尔伯格拍摄这部恐龙电影续集的动机十分现实，不管质量如何，都能保证大卖。斯皮尔伯格也想要掌控这部续集，因为他对环球影业制作的《大白鲨》的俗气续集嗤之以鼻。他一直不愿执导自己拍摄的《大白鲨》续集，而且拒绝拍摄《E。T。外星人》的续集，担心会贬低原作的价值。1989年，在安培林的科幻喜剧《回到未来2》中，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和监制斯皮尔伯格讽刺了这些项目背后的犬儒主义，某个场景展示了2015年剧院入口处张贴着由麦克斯·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和艾米·欧文的大儿子）导演的《大白鲨19》的海报。其他导演利用《侏罗纪公园》牟利的想法令斯皮尔伯格深为厌恶。但他自己的占有欲也令人遗憾，尽管《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的全球票房达到了6。14亿美元，帮助宣传了环球影城的主题乐园“侏罗纪公园”，但他本人似乎也对这部公式化的电影感到厌倦。

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斯皮尔伯格经常在“娱乐电影”和更严肃的电影之间徘徊，比如1997年，他在《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之后拍摄了历史片《勇者无惧》，讲述了1841年非洲俘虏起义和美国最高法院最后释放他们的故事。这种艺术灵活性是斯皮尔伯格的长处，有些时候他的娱乐性更强。但那一年不是这样，《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这部粗劣的作品完全失去了当初那种发现快乐的感觉。CGI（电脑合成图像）的奇迹使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公司能够在银幕上重现恐龙的形象，很快成了常规。尽管《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里的生物比《侏罗纪公园》里的更灵活、更生动，但其效果似乎是可以预见的，也没有对观众带来新的刺激，尤其再加上几乎没有悬念或与角色无关的故事情节。《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可能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生涯中最糟糕的一部电影，是他在凭借《辛德勒的名单》获得首座奥斯卡奖后重返影坛的一步臭棋。在拍摄过程中，斯皮尔伯格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沮丧的颓败，他说：“我痛打了自己……对自己越来越不耐烦……这让我很想拍一部‘有声’电影，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只是在拍一部带着咆哮的无声电影……我发现自己在说：‘就这样了吗？我不甘心。’”

迈克尔·克莱顿为《失落的世界》创作的这部阴郁的原著小说，甚至无耻地剽窃了阿瑟·柯南·道尔1912年同名小说中的标题，否则整个冒险故事可能就不存在了。克莱顿的小说缺乏《侏罗纪公园》中那种伪科学推测的娱乐性，对人物的刻画也更贫乏。展示主题公园新地点“恐龙繁殖地”的噱头，似乎是一个明显的骗局，只为了蹭第一部小说和电影的热度，而没有好好开发。在一些冗长但有趣的说明性场景中，杰夫·戈德布拉姆饰演的数学家伊恩·马尔科姆博士对欺骗表示了愤怒，并试图阻挠将将恐龙带往美国大陆的疯狂计划，影片的情节也发生了转折，并最终演变成一系列机械的、嘈杂的暴力场面，只有追逐和混乱。戈德布卢姆对公园里的讽刺和尖刻的言论，反映了斯皮尔伯格自己对这些素材不加掩饰的轻蔑，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影片单调的节奏、平凡的元素、黑暗和肮脏的照明风格，和斯皮尔伯格一反常态对演员的随意指导，比如朱利安·摩尔滔滔不绝地讲着枯燥的科学语句，就像在读电话簿上的内容一样。

这部乏味的剧本出自大卫·凯普之手，斯皮尔伯格不那么理性的电影都会找大卫编剧（凯普还参与了《侏罗纪公园》《世界之战》和《夺宝奇兵4：水晶头骨王国》的剧本写作）。2008年，导演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赞美：“当大卫有了原创的想法时，你甚至可以闻到他电脑里爆米花的味道。”凯普在《失落的世界》中客串了一名配角，在圣地亚哥一家音像店外被一只狂暴的恐龙袭击（他的角色在字幕中被称为“不幸的混蛋”）。这段半开玩笑的片段离开了单调的丛林，斯皮尔伯格的创意就活跃了起来，拿在郊区玩耍的恐龙搞笑。他还用上了一个日本游客被这个类似哥斯拉的怪物追逐的段子，为了影片的日本发行，他还添加了一个特写镜头：其中一名游客惊呼道：“我来美国就是为了躲避这个!”

《失落的世界》包含了一个全新的元素，讽刺的是这个元素招致了一些批评。马尔科姆有一个青春期的黑人女儿凯利（凡妮莎·李·切斯特饰），凯利只是以他女儿的身份出现，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有些影评人甚至抱怨这种描写非传统现代家庭关系时，不带感情的方式“令人钦佩”；每当斯皮尔伯格处理黑人角色时，这种批评就会出现，这似乎更多地反映了影评人的偏见，而不是导演对社会局外人的真正同情。当凯莉开始向马尔科姆抱怨他太忙、太自私，无法履行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个斯皮尔伯格式的家庭主题，成了他在所有场合都要下意识地拿出来的剧情装置。但父女之间也有真情流露的时刻。当他们在岛上遇到了危险，马尔科姆向吓坏了的女儿保证：“我向你保证，我一会儿就回来。”她回答说：“但你从来没有信守诺言。”斯皮尔伯格给了她的脸一个大特写，让人感到一阵揪心的颤抖，在这部无关紧要的电影中，瞬间刺中了真相。

梦工厂推出的第二部电影《勇者无惧》（1997）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也是斯皮尔伯格职业生涯中票房最不成功的电影之一。“在《勇者无惧》上映第二周的周末时，我接到了亲戚们打来的电话，因为影片差劲的票房表现而安慰我，”斯皮尔伯格悲伤地回忆说。“……我说：‘嘿，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吗？’‘哦，没有。’”这部电影对南北战争前美国的种族问题和废奴主义进行了尖锐的审视，但在媒体上引起的反响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甚至还不如一场由一位非裔美国小说家提起诉讼所引发的争议更大，她声称影片盗用了她的小说。斯派克·李[3]和其他人谴责斯皮尔伯格在处理这一被美国历史学家和电影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的历史事件时的厚颜无耻。影评人和观众似乎都急于从影片对奴隶制和围绕它的道德问题毫不留情的审视中撤退；而正是这起诉讼让他们摆脱了纠结于真实故事的困境，同时也为斯皮尔伯格的反对者提供了抨击他无病呻吟的机会。斯皮尔伯格说：“比起《勇者无惧》的内容，人们更感兴趣的是那场诉讼。”《紫色》的原著小说作者爱丽丝·沃克当年从人们对《紫色》的批评中察觉出的潜台词（“这个犹太男孩为什么认为他能执导一部关于黑人的电影？”），彻底覆盖了对《勇者无惧》的接受。尽管有这些烦心事，《勇者无惧》仍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电影，是斯皮尔伯格最洋洋洒洒、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青春期时，斯皮尔伯格对民权事业充满感情，这让他一生都忠于民权事业，也让他和妻子凯特·卡普肖收养了两个非裔美国孩子西奥和米凯拉。在拍摄《勇者无惧》的过程中，他说：“这部电影是为我的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而拍。他们都需要知道这个故事。”斯皮尔伯格其他以黑人为主角的作品包括《夜间画廊》电视连续剧中的《让我大笑》部分，以及《阴阳魔界：电影版》中的《踢罐子》部分。同时，他为命名不当的CBS电视台特别节目《美国新千年》拍摄了关于美国历史的纪录片《未完成的旅途》，作为1999年12月31日在林肯纪念堂的多媒体现场演出的一部分，他也启用了很多非裔美国艺术家，比如奥西·戴维斯、鲁比·迪伊和玛雅·安杰洛担任演出的解说员。新片中还有一大段讲述了民权运动（以及斯皮尔伯格痴迷的二战、流行文化、航空和太空飞行等）。在《失落的世界》中，给杰夫·戈德布拉姆设置一个黑人女儿进一步证明了斯皮尔伯格的身体力行。他对各种“异类”的长期认同反映了他个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奴隶们运到美国的“阿米斯塔德号”（LaAmistad）在他先前的《第三类接触》和《一九一四》等影片中都出现过。《紫色》和《勇者无惧》受到的抨击，并没有使斯皮尔伯格放弃对种族主题的探索，也没有使他放弃对其他可能具有煽动性的社会议题的钻研，这是斯皮尔伯格的巨大贡献。

编舞和制片人黛比·艾伦是一位非裔美国人，她在1994年向斯皮尔伯格提出了拍摄《勇者无惧》的想法，因为她认为《辛德勒的名单》证明了斯皮尔伯格对这个项目的青睐。被俘虏的首领辛克的故事，让斯皮尔伯格想到了美国黑人运动家唐纳德·德弗里兹，他在20世纪70年代以这个化名担任共生解放军[4]首领。斯皮尔伯格承认，他从来没听过这个关于非洲人从中间通道（MiddlePassage）的奴隶船上活下来，在反抗他们的西班牙捕捉者之前，把“阿米斯塔德号”驶向了康涅狄格州海岸线的故事。这件事在当年成了废奴运动中的轰动事件。“真的吗？”斯皮尔伯格问艾伦，“这件事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吗？”她必须劝斯皮尔伯格克服面临强烈抵制的焦虑，就像他拍摄《紫色》面临的那样。“史蒂文，那是过去，这是现在，”她告诉他，“我认为现在人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已有所改变。”从那时起，“史蒂文就非常投入，热情满怀。”她回忆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见一致。”斯皮尔伯格说，当她告诉他这个故事时，“我立刻想到，只要能对我儿子西奥说：‘看，这是关于你的故事。’我就会感到非常自豪。”

艾伦在1997年电影开拍前，告诉本书作者，她于1978年在她的母校霍华德大学无意中看到这个故事，当时她发现了一本约翰·阿尔弗雷德·威廉姆斯和查尔斯F。哈里斯编辑的论文集《阿米斯塔德1号》。她说她在1984年获得了威廉·A。欧文斯1953年的小说《黑人暴动：阿米斯特德号帆船上的起义》的改编权，决定将其改编为电影（在影片的结尾字幕中，这部小说被列为“主要的参考资料来源”），但在《辛德勒的名单》让她相信斯皮尔伯格是实现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之前，她曾遭到多次拒绝。

然而，小说家芭芭拉·蔡斯-里布已于1988年通过她在双日出版社的编辑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向梦工厂提交了1989年的历史小说《狮子的回声》（EchoofLions）。梦工厂没有通过这个项目，当蔡斯-里布后来得知它要拍一部以这个主题为题材的电影时，她提出了反对，并要求支付片酬和在演职员表中提及她。在与梦工厂的和解谈判失败后，1997年10月里布又提起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版权侵权诉讼。蔡斯-里布向媒体表示：“我绝对觉得我的知识产权被绑架了。因此，我的成果被剽窃了，尽管是智力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现在不是19世纪，美国不再是种植园。”梦工厂的辩护律师伯特伦·菲尔茨回应说：“蔡斯-里布小姐表现得好像这一段美国史只归她所有，就像在说我们再也不能写关于乔治·华盛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