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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熊孩子（第2页）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所以我不知道别人家有没有像他这样的孩子……如果我知道的话，就会带他去看心理医生，这样‘外星人’（E。T。）就不会诞生了。”

当被问及在辛辛那提埃文代尔社区的列克星敦大道长大的史蒂文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时，隔壁邻居罗斯琳·米特曼用一个词回答：“与众不同。”

米特曼太太有两个比史蒂文大几岁的女儿。她解释道：“有段时间，我确实不喜欢我的孩子们和他一起玩。有件事我一直记得。那时每家都有高压锅，它们经常爆炸。有一次他妈妈的高压锅爆炸了，食物炸飞到天花板上，把整个厨房弄得一团糟，他却觉得这太棒了。”

让米特曼太太感到烦恼的还不止史蒂文无法无天的幽默感，莉亚没有为此责备史蒂文也让她感到不安。一个爆炸的高压锅“不足以惹莉亚发火”，她轻蔑地评论道：“要是换作我，这件事会让我气到杀了自己的孩子。”

从传统角度来看，史蒂文似乎确实被他同样不同寻常的母亲无可救药地宠坏了。“可以确信，我也是个神经病，”莉亚1994年对一位采访者开玩笑说，“如果我没那么出名，他们会把我关起来。”莉亚似乎对儿子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认同感，觉得他总能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不断鼓励他叛逆、富有创造力的天性。追溯过去，很明显她似乎正在把自己放弃的艺术理想转嫁到孩子身上。熟悉这两家的人都评论说，小史蒂文看上去更像来自波斯纳家族的人，而不像斯皮尔伯格家族的人，更像他那位身材瘦小、金发碧眼的母亲，而不像他那位高大结实、一头黑发的父亲。如果史蒂文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个特殊孩子的苗头，莉亚也会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特别的母亲。尽管回想起来，莉亚似乎比当时大多数人拥有更加明显的宽容美德。

当被问及如何形容孩提时期的史蒂文时，他父亲回答：“早熟、精力充沛、好奇心强，总想深入探究每件事，喜欢问问题。当还坐在一辆小型玩具车里的时候，他喜欢去商店，总想停下来看看橱窗里的东西。他是个非常早熟的孩子，老想填满自己的大脑。他学东西很快，很早就轻松地学会了说话。他喜欢问一些关于消防车的问题，他的问题总与那些被毁灭的东西有关。”

以色列圣会教堂的拉比菲舍尔·戈德费德就如何对待莉亚不同寻常的儿子，给了她一些建议。米莉·蒂格想起来：“一天，拉比一看见史蒂文就十分恼火，因为史蒂文正大吵大闹地想买一些玩具，也许是一辆消防车。拉比对莉亚说：‘你给他买吧，反正你总要给他买的。’”

莉亚听从了拉比的建议。“从来没有人对史蒂文说不，”多年后她承认，“不管怎么说，他总是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省省力气，早点说‘好’。”当被问及她是如何影响儿子的成长时，她回答：“我给了他自由。史蒂文碰巧和我很相像，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甚至一切……史蒂文想做的一切，他都做了。我们的生活完全凭兴之所至，没有什么计划。不能否认，他有着神奇的天赋，同时他也有着表达他天赋的自由。”

当史蒂文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他的父亲正在辛辛那提大学攻读学位，并且“一直在学习”，米莉·蒂格回忆，阿诺德在学习阶段以及后来在电子职业生涯中的专注，反映出他在经历战前前途渺茫的生活后期望有所成就的决心。但这也让史蒂文觉得在感情上跟父亲很疏远。

“我总觉得父亲把工作排在我之前，”史蒂文说，“我一直认为他爱我不如爱他的工作，于是我很痛苦……我父亲还坚持那套二战式的行为准则。他会把熏肉带回家，我妈妈烹饪，然后我们一起吃。我找爸爸问问题，他总是有一套说法。但我更喜欢用我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总是发生冲突，我喜欢这种戏剧化的冲突。”

史蒂文继承了他父亲所谓的“工作狂”性格，以及父亲对讲故事的热爱和对高科技的痴迷（这在史蒂文的身上有点相互冲突）。与母亲的外向截然不同，史蒂文倾向于遁入自己的世界，这也是遗传自他的父亲。“史蒂文的父亲是一位知识分子，”拉比阿尔伯特·路易斯回忆说，“和史蒂文一样，他也是一个内向的人。”当被问及在20世纪60年代婚姻破裂前那段时期的情况时，阿诺德说：“每当我压力太大时，我就会投入工作中，以平衡自己。”

在小史蒂文看来，如果说父亲常常是一个冷漠甚至令人生畏的人的话，那么母亲有时可能恰恰相反，显得过于轻浮和孩子气。“我们家都不成熟。”莉亚曾说。“家里的规矩是‘不要像个成年人’，谁不想永远像个小孩儿呢？我们在家里长不大，因为她也从未长大。”史蒂文评论说。

史蒂文童年经历中的被纵容和情感上的孤立，可能共同促使他延缓了成熟过程，让他成长为一个自恋的幻想世界的特权统治者。他的母亲经常给他读詹姆斯·马修·巴利写的睡前故事《彼得·潘》，“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回忆之一。11岁的时候，我在学校的一次演出中导演了这个故事”。毫无疑问，彼得·潘对达林太太的挑衅宣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想去学校学习严肃的东西。没人能抓住我把我变成个大人，太太。我想永远是一个小男孩，永远在玩。”斯皮尔伯格在1985年承认，“我一直觉得自己像彼得·潘，现在也这么觉得。我一直很难长大……我是彼得·潘综合征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成年人和一个电影人，斯皮尔伯格是否会“长大”？随着他到了中年，影评人和媒体对此的担心愈发强烈。

丹·基利博士1983年发表的颇受欢迎的著作《彼得·潘综合征：从未长大的男人们》，受到女性主义者对婴儿潮一代男性晚熟问题分析的强烈影响。基利写道，患有这种综合征的男人由于在人际关系上“难以适应现实”而长期保持青春期的行为方式，例如避免承诺和通过强迫他人的赞同来寻求自我接纳。这类人通常是父母溺爱的结果，是这些父母“不负责任的行为造就……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会认为没有规则能够制约他”。从童年开始，“患有这种综合征的人就充满了焦虑。在生命的早期，紧张情绪便开始弥漫整个家庭，并且每年都在增长……导致这种焦虑的原因，是父母那辈人的不幸福”。

斯皮尔伯格1991年的当代彼得·潘电影《铁钩船长》的主角达斯汀·霍夫曼[4]说，至今还会把指甲咬得生疼的斯皮尔伯格“将极度的安全感与极度的不安感混杂在一起……我原来不知道这点，但他说他每天来上班时都觉得想吐”。在这部褒贬不一但自传性很强的电影中，斯皮尔伯格直接处理了彼得·潘综合征的破坏性影响。由罗宾·威廉斯饰演的彼得，是一个焦虑的中年雅皮士[5]工作狂，在感情上经常忽略自己的儿子。最后他被逼入痛恨小孩的代理父亲“铁钩船长”的魔掌，变得反叛且充满敌意。

1991年，亨利·西汉在一篇关于斯皮尔伯格作品的精辟文章中写道：“从片段上来看，这个故事几乎涵盖了斯皮尔伯格所有电影的故事……虽然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通常被形容为温暖的，甚至令人振奋和欣快的，但这些电影传达出的最普遍情绪是焦虑。从《决斗》开始，每个斯皮尔伯格式的英雄，都或多或少地担心自己在某些男性属性角色上的失败，要么是爱人，要么是父亲。在《铁钩船长》中，这两种恐惧都出现在彼得身上，一方面他是一个可怜的父亲，另一方面他又想隐蔽地从性的问题上退缩。”

基利提醒我们，那些容易患上彼得·潘综合征，并受其困扰的人身上，也会存在一些积极特质，斯皮尔伯格从小便富有这些特质。“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内心对青春永驻的渴望。难道这些特质不能成为通往才华和沉稳的路径吗？”无论斯皮尔伯格所受的教养对其情感成长产生了多大阻碍，它都赋予了他心灵上的自由，让他以罕见的大胆和自信来探索自己的创造力。“难以适应现实”并不一定会成为电影人的障碍，尤其是像斯皮尔伯格这样致力于奇幻类型片的导演，这也有助于解释他在处理成人题材时经常遇到的困难。

斯皮尔伯格是听着父母谈论“杀人的纳粹”和关于犹太人灭绝的“祖父母的口头故事”长大的。纳粹上台后，欧洲犹太人在辛辛那提的埃文代尔找到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社区作为避难所，那里生活着很多大屠杀的幸存者。史蒂文的祖母珍妮·波斯纳每天要教四节英语课，在她位于格伦伍德大道的家中，总有8到10名学生围坐在餐桌旁，听幸存者们讲述他们称之为“大屠杀”的故事。

史蒂文和母亲会在外祖母上课时去探望她，他还从其中一名学生那里学会了数字。这名学生给史蒂文看了他手臂上的文身，那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烙上的身份编号。史蒂文记得：“他卷起袖子对我说。‘这是4，这是7，这是2。’这是我对数字的最初概念。他还总是说，‘我给你变个魔术’。他指着数字6，然后弯起胳膊说：‘现在6变成9了。’”

“那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历史，要么关于自己，要么关于家庭，要么关于他们认识的某个人，”莉亚回忆道，她经常给史蒂文转述她听过的故事，“有些故事太可怕了，简直像电影一样。很难想象这种可怕的事情会真的发生。这些故事拉近了我们与大屠杀的距离，因为你正在和有过这些难以想象的经历的人谈话……”

“我记得一个女人的故事。几个纳粹党徒想抢她的戒指，可戒指取不下来。他们正要割下她的手指时，戒指突然自己掉了下来。我猜是因为她太恐慌了。这个故事把我吓坏了。我肯定这个故事多少影响了史蒂文……谁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听进去了多少呢？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我的生活总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回到这些大屠杀的画面中，”史蒂文在1993年承认，“只是基于我父母在餐桌上所讲的故事，大屠杀就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失去了不少兄弟姐妹、阿姨和叔叔。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母亲告诉我，她在德国的一个钢琴家朋友，因为演奏了一首被禁止的交响曲，德国人便冲上台打断了她的每根手指。我是听着纳粹分子打断犹太人手指的故事长大的。”

离开埃文代尔的传统犹太社区，选择搬到周围大部分是非犹太人的环境中抚育自己的孩子，是“我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回忆起史蒂文在欧裔新教徒郊区长大期间遭遇的公开反犹主义事件，莉亚自责不已。虽然不断举家搬迁是迫于阿诺德职业发展的需要，但从1950年起，全家逐渐搬到犹太人越来越少的社区却是莉亚造成的。“我不想成为任何社区的一员，也不想被贴上任何标签，”她解释，“哪怕与人结伴旅行，我也觉得浑身不自在[6]。”

但是，斯皮尔伯格的生活状况并不像他自己和母亲回忆的那样简单明晰。他们在埃文代尔有非犹太人邻居，其中一些人对他们有着毫不掩饰的敌意。但他们在新泽西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又不是完全没有犹太邻居和朋友的陪伴。这些地方之间的差别很细微，有助于史蒂文性格的逐渐形成。

对于一个出生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小孩，生活在诸如埃文代尔这样的犹太社区，可能充满了噩梦般的画面，但在一个与世隔绝、像茧一样的环境中生活，其实对史蒂文还是有好处的，这种环境使他远离了中产阶级犹太社区之外的许多严酷现实。犹太人和他们的少数非犹太邻居之间，表面上很有礼貌，但潜藏着紧张情绪。

“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不太了解他们。”安娜斯塔西娅·德尔·法维罗承认，她是一名意大利裔美国天主教徒，带着三个孩子一起住在斯皮尔伯格家隔壁。“大部分犹太人都是好人，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有一家人生活在那里，带着一个小孩，但我当时太忙了，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我丈夫忙于工作，所以我没有时间社交。”

“遗憾的是，我对（史蒂文）完全没有印象，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应该也注意不到那些两岁大的孩子，”斯皮尔伯格家的隔壁邻居，安娜斯塔西娅的嫂子德洛丽丝·德尔·法维罗·哈夫说，“我没有给他做过保姆，他们是犹太人。我在埃文代尔长大的时候，作为一名非犹太人，没有犹太朋友。犹太小孩都只和他们的同类一起玩，他们不愿意跟非犹太小孩玩。我相信这只是种族的问题，我猜他们觉得自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会跟我打招呼，但至于一起玩或一起看电影，我没尝试过。”

跟斯皮尔伯格家仅有两户之隔的迈耶·辛格曼，是一名美国空军退伍老兵，曾经在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工作过。虽然他记得埃文代尔的居民和辛辛那提人一样排斥美国黑人：“我认为黑人不可能搬到我们家和斯皮尔伯格家之间。”但他也说：“我不记得我和我的家人参与过任何反犹主义事件。如果你还年轻，又生活在一个犹太社区，你不会看到真实的世界。”史蒂文的表弟塞缪尔·格特曼出生于1949年，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说，不管史蒂文在辛辛那提遇到过什么样的反犹事件，也不过“像我们小时候打架闹着玩一样”。

附近像史蒂文这么大的孩子并不多，住在那里的大多是中年人。因此，史蒂文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成年人打交道上，父母、祖父母和亲戚朋友，珍妮的海外学生，以及商店和犹太教堂里的人们。史蒂文人生的头两年半时间，生活在一个被佩吉·辛格曼描述为“文化上很先进”、米莉·蒂格形容为“聪明人的温床”的社区中。毫无疑问，史蒂文从小就学会了和比自己年长得多的人打交道，这培养了他性格中的另类、早熟的内敛和严肃。许多比他大的人都认为他“与众不同”（无论是否出自善意）。这个很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的小孩，在别人和他说话时才开口，他学会了在孤独和想象中生活，发现自己的乐趣很少来自他人，更多是来自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