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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一部原始的尖叫电影2（第2页）

环球影业为该片的首映前广告投入了18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其中包括70万美元的电视广告。然而，正如《新闻周刊》所言，《大白鲨》能够激发“潜藏在人类集体潜意识深处的原始恐惧”，这是再多的大吹大擂也解释不了的。该杂志还指出，这部电影大获成功的潜在政治原因，并援引了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梅塞尔的话，“这部电影暗喻了美国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无力’——不过这一次，结局还算皆大欢喜”。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大白鲨》给出了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解读，将其看作对贪婪资本家的控诉，这些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说得太好了!”斯皮尔伯格听到卡斯特罗的评论后惊呼，“《全民公敌》整部片子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针对这部电影的评论毁誉参半，斯皮尔伯格开始陷入了旋涡中央。

“《大白鲨》是一部艺术兼商业大片”，《每日综艺》的评论员阿特·墨菲称其为“一部将悬疑、紧张和恐怖完美结合的电影”。《时代》杂志的匿名封面故事将《大白鲨》描述为“一部技术复杂、制作精巧的电影，每一处冲击都会带来巨大的惊喜”。弗兰克·里奇在《纽约时报》上宣称：“斯皮尔伯格有一种天赋，而这是当今大多数美国电影人所缺乏的：他真正懂得如何在银幕上讲述一个故事……这部电影很好地诠释了这位导演的天赋，在那些《大白鲨》中最令人恐惧的镜头中，我们甚至根本没有看到鲨鱼。”

但是威廉·S。佩奇特在《评论》（entary）中承认，他对“这种本质上带有操纵性的电影拍摄手法不太感兴趣，这种电影的唯一目的就是有组织地使观众受到惊吓。《大白鲨》实际上就是布莱希特所谓的现代艺术中‘烹饪’元素的精髓所在，无论高雅还是低俗，都是为满足口腹之欲的饕餮者准备的一顿令人麻木的大餐”。莫莉·哈斯克尔不情愿地承认《大白鲨》是“一部像电脑一样精密运作的惊吓机器”，她告诉《村声》（TheVillageVoice）的读者，她并不觉得“因为被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就有必要对这部影片大肆赞美……你会觉得自己像只小白鼠，正在接受电击治疗”。

当《大白鲨》打破票房纪录时，环球影业在《综艺》上刊登了一则长达8页的广告，引用了所有评论中最正面的数10条评论，并夸张地称《大白鲨》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最受赞誉的电影”。希德·谢恩伯格在7月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我想第一个预测史蒂文会赢得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但是斯皮尔伯格指出：“在《大白鲨》上映的前12周，人们被它吓到了。但6个月后，他们说没有一部票房如此高的电影能拍得这么好。”

1976年2月，斯皮尔伯格愉快地把洛杉矶一家电视台的摄制人员领进他的办公室，记录下他在电视上观看奥斯卡提名时的反应。“《大白鲨》将获得11项提名，”他声称，“你将看到它横扫奥斯卡提名。我们非常有信心。”但是当最佳导演奖提名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被念出来时，电视摄制组捕捉到了斯皮尔伯格的惊讶：“啊，我没拿到!”他感慨着，紧握双拳支撑着脸颊。“我没被提名!我没有!我败给了费里尼[18]!”当《大白鲨》获得最佳影片提名时，刚刚那一记耳光又刺痛了他的脸。当被告知自己的电影还获得了最佳音乐、最佳剪辑、最佳音效奖提名时，斯皮尔伯格说：“仅此而已吗？最佳剧本，我们没有——连最佳特效奖都没有吗？”稍微冷静下来后，他拿起自己的摄影机，以开玩笑的口吻录下自己的这番话：“我现在很愤怒，因为我没能凭借《大白鲨》获得最佳导演奖提名。”他补充说，“这就叫作‘商业的反作用’……如果一部电影赚了大钱，人们就会憎恶它。每个人都想做赢家，但没人真正喜欢赢家。”尽管《大白鲨》在3月29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3座奥斯卡奖杯，但最佳影片奖最终花落《飞越疯人院》，其导演米洛斯·福尔曼还同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理查德·扎努克后来评论说：斯皮尔伯格“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让电视摄制组记录下自己观看奥斯卡宣读提名时的反应”。那次丢脸的经历显然教会了斯皮尔伯格，不要在诸如奥斯卡之类的敏感话题上，公开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他年轻时在采访者面前的直言不讳逐渐让位于更为谨慎的公开言论，正如他在几年后说道：“我觉得自己的电影在奥斯卡看来太过于流行。”

然而，《大白鲨》对好莱坞及其商业运作方式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其中最显著也最为肤浅的影响是：随之而来的《大白鲨》续集和数不胜数的山寨片，比如《杀人鲸》（Orca）、《大灰熊》（Grizzly）、《大鳄鱼》（Alligator）、《凶兽出笼》（DayoftheAnimals）、《食人族大屠杀》（EatenAlive）、《恐怖触须》（Tentacles）、《巨浪白鲨》（GreatWhite）、《死亡之喉》（TheJawsofDeath）、《魔口毒牙》（JawsofSatan）以及《食人鱼》（Piranha）。斯皮尔伯格认为低成本的恶搞片《食人鱼》“是最好的《大白鲨》山寨片”。该片导演乔·丹特后来得知环球“很不满《食人鱼》与《大白鲨2》（在1978年）同期上映的做法，他们打算对其发出警告。史蒂文看了之后说‘这片子还行，随他们去吧’”。

斯皮尔伯格最初并不想参与环球利用《大白鲨》的成功来进一步牟利。1975年10月，当他在旧金山电影节上做一个不太成熟的回顾展时，他告诉观众，“拍任何东西的续集都不过是种低级骗局”。他还说，环球影业“给了我执导续集的机会，但我甚至没有回复他们。我没有回电话，也没有回信，我什么都没有做”。尽管说了这些难听的话，他的态度在1977年6月却发生了改变，当时《大白鲨2》的导演约翰·汉考克在拍摄初期被炒了鱿鱼。环球影业将该片的导演一职交给了当时的故事片生产部副总裁弗娜·菲尔兹。由于斯皮尔伯格认为菲尔兹因《大白鲨》的成功而获得了太多的赞誉，也许正是她执导续集的前景让他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大卫·布朗回忆说，他与扎努克当时正在跟菲尔兹沟通，斯皮尔伯格（当时正在进行《第三类接触》的后期制作）“打电话给当时正在玛莎葡萄园岛的我和迪克，说他愿意尽其所能地给我们提供帮助。他愿意为这个项目效力。我们问：‘你觉得你能来导吗？’他说：‘让我想想。’这时我问弗娜：‘你觉得把史蒂文找来怎么样？我们觉得应该叫上他，你觉得呢？’她说：“我非常同意。’史蒂文还给希德·谢恩伯格打了个电话……我们终于接到了史蒂文的另一个电话，他说他非常乐意加入。于是交谈就这么结束了。然而由于他受《第三类接触》的合同限制，他在一年内没法签下这个合同。此外，他还想对剧本进行彻底的修改。”

斯皮尔伯格给出了一个稍微不同的解释：“我说过我会在7月的第4个周末努力寻找续集的解决方案，如果我能写出来，并且扎努克和布朗同意将制作推迟到1978年春天，我就拍。我花了3天的时间在打字机上，写了七八页大纲。我保留了德莱福斯与施耐德的角色。然后我终于对自己说：‘不行，我做不到。’对我来说，续集真的成了一条鱼的故事。我给希德回了电话，告诉他我做不到……我拍续集的决定不能只为了拓展自己的视野，这也是公司的业务。”

据乔·阿尔夫斯所说，斯皮尔伯格打算推翻《大白鲨2》的现成剧本，并打算创作1945年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军舰上水手遭到鲨鱼大规模袭击的事件，也就是罗伯特·肖在《大白鲨》中讲述的故事。与卡尔·哥特列布共同完成《大白鲨2》剧本的霍华德·塞克勒曾建议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事件[19]为基础进行创作，但被谢恩伯格否决了，他说：“这不是我们想拍的主题。”不管斯皮尔伯格有没有说服谢恩伯格，事实证明，是导演对档期的要求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等不了那么久，”布朗解释道，“我们有演员和剧组在等着，还签了合同，发行时间也定了。”环球重新找到了菲尔兹，但美国导演工会不允许她导演这部电影，所以导演一职最终交给了让诺·什瓦茨。《大白鲨2》遇到了许多与第一部一样的制作问题，但它在1978年取得的商业成功促使环球又拍摄了两部更烂、更加没有意义的续集，《大白鲨3D》（1983，阿尔夫斯导演）与《大白鲨：复仇》（1987，约瑟夫·萨金特导演）。

《大白鲨》对好莱坞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其引入了所谓的“大片心态”。在《大白鲨》之前，一部重要的电影同时在几百家影院上映的做法十分罕见。但环球影业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环球打算在1000多家影院同时进行闪电战式的公映，”斯皮尔伯格在电影上映一周后告诉《好莱坞报道》，“我不认为环球知道它手里握着的到底是什么。”但在长滩进行了第二次预映后，环球缩小了计划规模，打算先在409家影院上映，并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这部电影”，斯皮尔伯格说。宣传与口碑远超同期上映的其他作品，使得《大白鲨》不仅像20世纪50年代的呼啦圈一样掀起了全国热潮，更使其成了一个全国性事件。结果，制片厂开始在越来越广的范围放映电影。最终，一部有潜力的大片同时在2000甚至3000块银幕上同期放映，并得到相应的巨额广告费支持，也没有什么稀奇。

《大白鲨》改变了斯皮尔伯格的个人命运。扎努克说，相比于其他导演，环球影业原本在合同中给予斯皮尔伯格的导演片酬可谓“非常微薄”，而且制片厂起初“拒绝给他任何分成”，但在电影上映之前，斯皮尔伯格得到了2。5%的净利润分成。斯皮尔伯格的经纪人盖伊·麦克埃尔韦恩还在1975年7月与环球影业重新调整了他的合同。新合同规定，在1981年前，斯皮尔伯格要为环球拍摄4部电影，并为他自己的安培林工作室拍摄两部电影，但合同中写明了他可以获得利润分成。

由于《大白鲨》的总收入中每个百分点都价值超过1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在28岁时就成了一位富翁。尽管他还无法与扎努克和布朗相提并论，他们得到了大约40%的收入分成。扎努克说他从《大白鲨》中获得的收入比他父亲达里尔一辈子在电影行业赚的钱都多。《第三类接触》的制片人迈克尔·菲利普斯说斯皮尔伯格“还是认为，相比于他对《大白鲨》做出的贡献，他所获得的2。5%的利润分成实在太少了”。

然而，对斯皮尔伯格来说，比赚钱更重要的是《大白鲨》为他带来的创作自由：“这像是一张至少可以免费使用六七次的票。”这件事给他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说服哥伦比亚影业在其财政极度堪忧的情况下继续追加《第三类接触》的预算。“在《大白鲨》之后，”菲利普斯回忆说，“资金的水龙头便打开了。”

“童子军是我的起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曾经这么说。那时，作为一名童子军，他开始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制作故事短片。拍电影让他能够在“一个让自己感到更安全的地方——自己的摄影机前”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这张拍摄于1961年7月的照片上，他和童子军队友雷·钱哈尔、比尔·霍夫曼正在英格尔赛德小学外架起摄影机拍摄。当时他们的童子军小队正准备出发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夏季露营旅行。

多年来，斯皮尔伯格一直声称自己出生于1947年12月18日，但他的出生证明显示，他的出生时间要早一年。

斯皮尔伯格童年时期的住宅，位于辛辛那提埃文代尔大区的列克星敦大道817号（照片拍摄于1994年）。20世纪40年代末，史蒂文和他的父母住在这套公寓里。当时社区里主要居住的都是犹太人。

史蒂文的父母，莉亚和阿诺德。他们对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不寻常生物感到非常高兴，但也有些抓狂。“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天才，”他的母亲后来承认，“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他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995年3月2日，斯皮尔伯格荣获美国电影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时，他离异的父母再次聚在了一起。他在获奖感言中感谢了他们，他说：“成长对我来说是令人沮丧的……但我感谢你们让我拥有这段经历。谢谢你们给我机会为自己的问题寻找答案，既没有让我惊慌失措，也没有把所有的答案直接灌输给我。”

“每当我刚刚习惯一所学校、熟悉一个老师、交到一个最好的朋友，”史蒂文回忆说，“一块‘房屋待售’的牌子就会插在家门口的草坪上……”就像1956年12月16日，在新泽西州哈敦镇水晶露台267号斯皮尔伯格家门前那样，那时他们全家正要搬去亚利桑那州。

史蒂文回忆说，他那“工作狂”爸爸偶尔会陪他去参加凤凰城附近的童子军露营，“我们成了最亲密的人”。照片拍摄于1958年11月，就在史蒂文12岁生日前不久。右边是比尔·霍夫曼。

1960年秋天，史蒂文手握着英格尔赛德294部队的火焰箭巡逻队队旗。在斯皮尔伯格心中，童子军就如同自己的“代理父亲”。

这张手工制作的卡片上印着斯皮尔伯格1960年的二战飞行题材电影《战斗机小队》。

当斯皮尔伯格在《无处可逃》（1959—1962）中重新诠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已经有了做另一个大卫·里恩的梦想，这部8毫米的史诗电影以北非为背景。照片中的战斗场景取景于驼峰山，这是史蒂文在凤凰城的家附近常用的外景地。

从1964年的《火光》中放大的一帧画面：亚利桑那州的山丘上出现了外星人的亮光。后来和斯皮尔伯格一起拍摄了《安培林》和《E。T。外星人》等电影的电影摄影师艾伦·达维奥在谈到这部业余作品时说：“电影的特效真的不可思议，那是他非常用心设计的。他用揉皱的铝箔纸和厨房桌子上的果冻碎做出的特效真是太神奇了。”

在凤凰城的最后几年，斯皮尔伯格已经成为了家乡的名人，亚利桑那州共和报还专门派摄影师拉尔夫到野外来报道他1963年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火光》的制作过程。

照片中，史蒂文蹲在自己的宝莱克斯8毫米摄影机后面，指导女演员卡罗尔·斯特罗姆。史蒂文的父亲也成了剧组成员，史蒂文还在家中的车库里拍摄了开场镜头，用他母亲的吉普车模拟了夜晚在沙漠中的行驶。

《火光》在凤凰城首映时用油墨印刷的节目单。

斯皮尔伯格与摄影师塞尔日·艾涅雷对其自行车电影《随心逐流》的拍摄日程进行交谈。这部影片后来并未完成。因为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看到的导演都打领带、穿毛衣，所以这位有抱负的年轻导演也这么穿。

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第一部35毫米电影《安培林》（1968）是一部短片，旨在证明他能拍出一部看起来很专业的电影。那年7月，他开始在好莱坞的摄影棚拍摄这个苦乐参半的故事，情节关于一对搭便车的情侣。《安培林》是为斯皮尔伯格赢得了环球影业7年的导演合同。

《安培林》中的道路的尽头：这是斯皮尔伯格成熟视觉风格的铺垫，构图表现了帕梅拉·迈克米勒和理查德·莱文到达太平洋时对比鲜明的情绪。摄影师是艾伦·达维奥，他后来还参与了《E。T。外星人》和斯皮尔伯格其他影片的拍摄。

1968年12月18日，在斯皮尔伯格22岁生日那天，他穿着尼赫鲁夹克，在洛杉矶日落大道的一间放映厅举行了《安培林》的首映典礼。

1969年的亚特兰大电影节上，制片人丹尼斯·C。霍夫曼和斯皮尔伯格一起凭借《安培林》获奖。26年后，这对曾经的合伙人因合同中的特权条款互相将对方告上法庭。

当年，希德·谢恩伯格聘请斯皮尔伯格作为环球影业的导演，从而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并带着父亲般的骄傲看着他的这位门生接受1995年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

斯皮尔伯格认为自己最好的电视连续剧作品是1971年《心理医生》中的《平杆完赛》这集，在这一集里，克鲁·古拉格饰演死于癌症的职业高尔夫球手，琼·达林饰演他悲痛欲绝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