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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仰望星空2（第1页）

第十一章仰望星空2

特吕弗在接受《纽约客》的一次采访时表示了某种悔意：“让娜·莫罗[8]曾告诉我：‘在每部电影中，你必须爱护每一个人，除了那个成为替罪羊的人。’我听从了让娜的建议，我让制片人茱莉亚·菲利普斯做了我的替罪羊。每当我发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都说这肯定是茱莉亚·菲利普斯的错。”

凭借《第三类接触》，斯皮尔伯格完成了一项非凡的壮举，即在好莱坞电影制片厂体系内，完成一部极具个人色彩的大制作影片。更了不起的是，他将自己的个人构想传达给了全世界的观众。“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具合作性的艺术形式，”他在《美国电影摄影师》上发表的一篇赞美《第三类接触》剧组成员的文章中写道，“世界上根本没有‘电影作者’，要是没有这些工作人员，根本没法拍出任何电影。”然而斯皮尔伯格依靠这些工作人员的才能实现了一个梦，一个当他还是凤凰城的小男孩时，被父亲半夜从**叫醒去看流星雨时就在心中种下的梦。

那件事被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罗伊·尼尔瑞第一次见到UFO后兴奋地叫醒家人，并为了分享他的外星接触经历而带家人们进行了一次（徒劳的）夜间寻碟的剧情。斯皮尔伯格对尼尔瑞的问题家庭的描述与自己儿时的经历相呼应。在《第三类接触》中，斯皮尔伯格非但没有像诋毁他的人经常指责的那样赞美郊区的和谐，反而对郊区生活持悲观态度，将其描绘成一个寂静的绝望之地，一个罗伊·尼尔瑞渴望逃离的变形的炼狱。罗伊缺乏想象力的妻子罗妮极力反对他对UFO的兴趣，认为他疯了。她对罗伊的不理解和抛弃（尽管这是这种情况下的合理反应），使得观众同情罗伊离家出走去外太空另谋新生的决定。一路上，罗伊与同样对UFO深信不疑的吉利安·盖勒（梅琳达·狄龙饰）组成了临时的新“家庭”。吉利安的小儿子巴里（卡里·加菲饰）被外星人绑架的这段痛苦经历使她成了斯皮尔伯格电影中被迫与孩子分开的母亲们的一员，这些母亲们从《横冲直撞大逃亡》中的鲁·琴·波普林开始，一直延续到《辛德勒的名单》中普拉绍夫强制劳动集中营里的囚犯。罗妮嘲讽地称自己的丈夫为“小蟋蟀吉米尼”，她是位不快乐的家庭主妇，她的情感和智力的地平线都被她那杂乱小屋的墙壁所框定。斯皮尔伯格对罗妮的刻画不仅出于情节需要，更是自己年轻时对母亲形象的憎恶的反映。在1990年的一部关于《第三类接触》幕后制作的纪录片中，斯皮尔伯格反思了自己对罗妮的塑造。他回忆起自己是在看到泰瑞尔的咖啡广告后才让她出演了这个角色：“我那时说：‘家庭主妇——能煮出好咖啡!’我当时很年轻，很天真，大男子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在电影里是坏人。但实际上，她并不是真正的坏人，她只是试图保护自己的家庭，把家人从她所认为的德莱福斯陷入的疯狂状态中拯救出来，她只是不希望自己的家庭因此被毁。”

如果是一个情感上更成熟的斯皮尔伯格，可能会对罗妮有更多的同情，他对尼尔瑞混乱家庭弥漫着的原始痛苦的描写也可能会被削弱。由这位30岁单身电影人的“另一个自我”扮演的罗伊，是个童心未泯的男人，还没有准备好承担婚姻或父亲的责任，直到他象征性地回归到一种幼稚状态，将他的家人逼走——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摆弄自己的破烂儿一般，在客厅里用泥巴堆出了一座山的模型——罗伊才找到逃离压抑环境的出路。当罗伊升入母舰子宫般的舱室，实现了他“对星星许愿”的迪士尼式的梦想时，也象征他重获了新生，就像《2001太空漫游》结尾的那位宇航员那样。在这些将罗伊视作兄弟和父亲的孩子般矮小的外星人的护送下，罗伊登上了飞船，按照斯皮尔伯格的描述，罗伊在这一刻“成长为真正的人，就像摆脱了绳子和木制关节的木偶，以及……他做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决定”。

通过罗伊·尼尔瑞，“彼得·潘综合征”上升到了宇宙维度。这部电影的一些批评者认为，斯皮尔伯格只是在美化一位不负责任的父亲对家庭的抛弃，称这部电影是“一首对道德退化、冷漠无情的赞歌”。史蒂芬·法伯在《新西部》中写道：“如果平凡的世界有一定的吸引力，如果家庭对罗伊有强烈的情感羁绊，那么电影的结局会变得更加丰富，更有意义。”虽然这种说法本身很有道理——“我今天肯定拍不出《第三类接触》，”已经身为人父的斯皮尔伯格在1994年说，“因为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家人。”——这样的批评往往会降低电影世俗的意义，同时低估了斯皮尔伯格成功说服我们罗伊“异化”的合理性。法伯本人也指出，《第三类接触》改写了被文学评论家莱斯利·费德勒所定义的典型美国神话，即“载着梦想家的航班从泼妇身边逃走——飞入群山，超越时间，逃离家乡和小镇单调乏味的责任”。电影以相当强劲的情感张力，向人们传达出罗伊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存在主义式的悲凉感，以及他的家人无法理解的、对更美好和更充实的生活的精神追求。

为了给电影增添导演公开或隐秘的自传性色彩，外星人借助壮观的灯光和音乐表演进行交流，与弗朗索瓦·特吕弗“导演”下的人类进行回应的场景，以及罗伊和吉莉安对他们从人类社会“异化”的应对和妥协都转向了艺术表达。当特吕弗饰演的拉康姆见到尼尔瑞时，他问：“尼尔瑞先生，您是艺术家还是画家？”在一组根据施拉德的原始剧本草稿改编的扩展镜头中，罗伊（在巴里的引导下）痴迷地雕刻出了一座由外星人植入他意识中的山峰模型（这座雕塑名为“娱乐山”，也就是斯皮尔伯格这个姓氏在德语中的意思）。吉莉安也得了强迫症似的画出了那个同样神秘形状的素描和画作，后来她和罗伊（通过电视）发现那地方就是位于魔鬼塔的着陆点。

罗伊所谓的“艺术”，在传统社会看来却是“疯狂”。斯皮尔伯格很清楚这个两难困境，因为他早期在亚利桑那州郊区的电影拍摄也被贴上过“疯子”和“街区里奇怪孩子”的标签。在德莱福斯的表演中，最感人的时刻是罗伊在家庭餐桌上用土豆泥雕刻出那座山时的情绪崩溃（“嗯，我想你已经注意到爸爸有点奇怪”）。当浑身都是泥巴的罗伊将他的大型艺术品堆在一起时，惊动了邻居，还差点在此过程中毁掉了自己的房子，他表现出一位疯子雕刻家的狂热和暴怒。这些黑色幽默的场景是如此令人不安，以至于许多观众和评论家都发自内心地不想看到主人公“发疯”，这也是主流美国电影中，塑造父亲形象或主角时的禁忌。面对这种负面反应，斯皮尔伯格做出了让步，在特别版中彻底删除了那些镜头。那个不幸的决定削弱了罗伊的经历给其造成的心理影响，默认了这样一个误解：罗伊对不明飞行物的痴迷仅仅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而不是压倒一切的精神诉求。

“我多次将理查德比作梵高，”斯皮尔伯格在1978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当我为他在小屋里建造山峰模型的疯狂行为辩护时，好几次用梵高的疯狂作比。身为艺术家——尼尔瑞也是位艺术家——可能所有疯狂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艺术家，即使他们没有外显的才能，但他们肯定有某种内在的东西能使自身的存在变得有价值。”

虽然艺术冲动被错误地等同于疯狂，但对斯皮尔伯格来说，它的真正来源是童年时期“天真的好奇心”，罗伊、拉康姆和小巴里·盖勒在不同层次的意识中代表了这种品质。由于缺乏导致成年人产生排外反应的文化条件，巴里将外星人（起初只有他能看见外星人）视作“朋友”，这些朋友们像彼得·潘一样召唤他去进行伟大的冒险。为了强调他们的亲切关系，斯皮尔伯格找了一位天使模样的小孩来饰演巴里，这孩子柔软、圆圆的大眼睛和幸福的微笑，让他看起来如同那些长得像鬼马精灵卡斯珀那般外星人的家人一样。“我真的很想从孩子的视角出发。”斯皮尔伯格说，“尚未受过教育的纯真让一个人迈出了量子跳跃般的一步……如果你愿意，就可以登上飞船。有责任心的成年人却不太可能如此行事。”

在巴里发现外星人弄乱母亲厨房的奇妙场景中，斯皮尔伯格激发出这位未经训练的童星非常自然和动人的一系列表情。巴里穿着睡衣站在门口的阴影之中，脸上的表情在一个特写镜头中从最初的惊恐变成后来惊讶的开心，最后，几乎是万分喜悦。

斯皮尔伯格对孩子本能的亲和力表现在那一幕中他用来指导卡里·加菲的神奇手段上：“我不得不在摄影机左边加一个硬纸板隔板，在摄影机右边再加上第二块隔板。在摄影机的左边，我让化妆师鲍勃·韦斯特莫兰德穿上大猩猩的服装——完整的面具、手套和毛茸茸的身体。在摄影机右边，我把自己打扮成一只复活节的兔子，戴上耳朵和鼻子，并在脸上画好胡须。加里·加菲事先并不知道自己会看到什么。他不知道自己会作何反应，他的任务是走进厨房，停在门前，然后享受这一刻……就在他走进厨房时，我打开第一块硬纸隔板，然后鲍勃·韦斯特莫兰德假扮的大猩猩出现了。卡里僵住了，就像一只被车前灯照到的鹿……我接着打开我那边的隔板，他朝我这边看过来，复活节兔子正对着他笑呢。他吓坏了。然后他开始对我微笑，但他还是很害怕那个东西。接着我对鲍勃说：‘把你的头套摘下来。’鲍勃摘下了他的面具，当卡里看到大猩猩原来是早上给他化妆的家伙时，便笑了起来。尽管这不过是个玩笑，但他的反应是纯粹和诚实的[9]。”

斯皮尔伯格用“孩子的视角”来展示特朗布尔的那些光彩耀人、五颜六色的太空飞船（巴里称它们为“玩具!”），给予观众与那些声称自己与外星人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一样的惊奇感。即使你不相信UFO存在，也会和斯皮尔伯格一样，对与更高等生命相遇的可能性感到惊奇。斯皮尔伯格“向那些对任何事物都失去信仰的人提供了一个诱人的选择”，他用一个超越的神话，用现代世界的世俗语言表达了对后越战和后水门事件时代日益增长的犬儒主义的抨击。秉持着对有组织的宗教信仰的怀疑，斯皮尔伯格以对另类现实的高科技和准精神化的构思，表达了对社会和谐的希望。

“当前的世界形势是前所未有的，它唤起了人们对一场救赎的、超自然事件的渴望。”荣格在其1959年出版的关于飞碟的书中写道，“……我们的确已远远偏离了中世纪形而上学的确定性，但还不至于使我们的历史和心理背景完全失去形而上学的希望……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与从前的表述相对，原型现在应该取自一个物体，一种技术化的建构，以避免对神话的人物化身的憎恶。任何看起来技术化的东西，都能毫不费力地为现代人所接受。太空旅行的可能性使得原本不受欢迎的形而上学的介入更容易被接受。”

斯皮尔伯格在《第三类接触》中的视觉风格，以人们惊奇地凝视着比生命更伟大的东西的镜头为特点，影像中充斥着他所谓的“‘神之光’。这道光来自天空，或从飞船射出，或是从门口的过道穿堂而过”。这样的影像后来成为斯皮尔伯格电影的标志，他也用这种方式延续了祖父费韦尔曾经表达过的感受：“你的作品何等奇妙。”

1977年初，距离《第三类接触》完成还有几个月时，乔治·卢卡斯在加州北部圣安塞尔莫的家中展示了《星球大战》的粗剪版（没有约翰·威廉姆斯激动人心的配乐）。观众包括20世纪福克斯的高管们、参与剧本创作的格洛丽亚·卡茨和威拉德·赫依克，还有卢卡斯的其他几位电影人朋友，其中包括布莱恩·德·帕尔马、约翰·米利厄斯、哈尔·巴伍德、马修·罗宾斯和斯皮尔伯格。

“这是福克斯的高管们第一次看到它，”卡茨回忆说，“没有任何特效，战斗场面也是用二战老电影代替的，放映结束后，现场一片沉默。乔治当时的妻子（玛西娅）突然哭了起来。我告诉她：‘不要在这些制片厂的人面前哭。’她说：‘这是《永恒的爱》（AtLongLastLove）的科幻版。’布莱恩·德·帕尔马却说：‘这是什么狗屎？’”

但当卢卡斯、斯皮尔伯格和编剧们在放映结束后驱车前往一家餐馆时，斯皮尔伯格高声说道：“我喜欢它，我觉得这部电影能卖到一亿美元。”

卢卡斯比较悲观，他预测自己这部标新立异的科幻史诗巨作在票房上的表现也许和一般的迪士尼电影相近。当年5月《星球大战》公映时，卢卡斯逃到夏威夷群岛中的毛伊岛上以恢复后期剪辑过程中消耗的精力，同时逃避电影上映带来的焦虑。他邀请斯皮尔伯格来毛纳基亚酒店与他一同度假。这两位电影人在海滩上堆砌一座沙堡以祈求好运时，卢卡斯不得不离开去接一通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得知《星球大战》的电影票在美国的所有上映这部电影的影院中都已售罄，卢卡斯带着斯皮尔伯格所说的“狂喜的状态”回来了。

当他们继续雕塑沙堡时，卢卡斯问斯皮尔伯格在《第三类接触》之后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做一部詹姆斯·邦德（007）电影，”斯皮尔伯格回忆说，“联艺在《横冲直撞大逃亡》之后找到我，并请我为他们拍一部电影，我说：‘好的，把下一部007电影交给我就行了。’但是他们说不行，然后乔治说他有一部比007还棒的电影，名叫《法柜奇兵》，讲的是一位考古冒险家家寻找约柜的故事。当他说这部电影会像老式系列片一样，主角会戴着软呢帽、拿着长鞭时，我完全被吸引住了。乔治问：‘你感兴趣吗？’我说：‘我想导演这片子。’然后他说：‘是你的了。’”

《星球大战》的票房甚至超过了斯皮尔伯格的乐观预测，仅3个月就突破了一亿美元大关，最终总票房超过5亿。《星球大战》打破《大白鲨》的票房纪录后，斯皮尔伯格在商业媒体上慷慨地祝贺卢卡斯，但这并不是他的全部反应。“《星球大战》是我们的竞争对手。”《第三类接触》的制片人迈克尔·菲利普斯说，“对于他们的片子在我们的片子之前上映这一事实，史蒂文感到非常沮丧。”斯皮尔伯格不仅对自己的纪录被超越感到失望，更担心《星球大战》会偷走《第三类接触》的不少潜在票房。

哥伦比亚影业在10月19日和20日于达拉斯的奖章影院举行的《第三类接触》公开放映前的预映，加剧了他们的担忧。斯皮尔伯格觉得他还需要7周的后期制作才可能使这部电影赶在12月中旬发行，但是哥伦比亚要求在11月1日首映。压力之下，斯皮尔伯格将最初发行的版本视为“尚未完成，仍在改进的作品”。他留给预映观众们的一个决定是，当母舰与登船后的罗伊·尼尔瑞一起飞向天空时，他们是否希望在片尾演职人员表打出时听到蟋蟀杰米尼演唱的《当你向星星许愿》。在预映了有歌曲和没歌曲的两种版本后，斯皮尔伯格意识到这首歌似乎在暗示了“直到最后30分钟前的一切都是幻想，观众对此的反应是五五开。喜欢它的人也并没有那么喜欢，仅仅觉得还不错而已。不喜欢它的人则立场坚定”。“歌曲削弱了电影，”道格拉斯·特朗布尔觉得，“它太出戏了，而且过分参考其他的东西会让你脱离为电影所营造的情绪氛围。”尽管这首歌曾经激发了影片的创作灵感，最后斯皮尔伯格还是不情愿地删去了它。但他选用了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中两个乐器的演奏选段。早在1978年，他就发誓要在电影重新发行时把那首歌加回去（1980年的特别版里在播放片尾字幕时使用了纯器乐版）。达拉斯预映后，原定于洛杉矶的国际新闻发布会和东海岸的媒体预映会被推迟，斯皮尔伯格又将电影剪掉了7分半钟。

《纽约客》杂志的财经作家威廉·弗拉纳甘的一篇不成熟的评论，掀起了这些预映最具戏剧性的余波。弗拉纳甘向一个长得像他的人行贿25美元，让自己顺利通过检查预选观众驾照照片的保安，进入影院观看了电影。弗拉纳甘措辞尖刻的负面文章，于10月31号一炮打响，文中指出，因为《第三类接触》的即将发行，哥伦比亚影业的股价已经在过去几个月内从每股8美元上涨到每股17美元，但制片厂仍然似乎异常焦虑地选择将这部电影保密。“我能理解所有的焦虑，”弗拉纳甘写道，“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将是一个巨大的失败，它缺乏《星球大战》那样的炫目、魅力、智慧、想象力和广泛的观众吸引力。华尔街执意将它与《星球大战》比较，不顾编剧兼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艺术上的异议。”

弗拉纳甘的这篇文章在华尔街引发了恐慌性的股票抛售，使得哥伦比亚影业发表声明，重申其“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坚定支持”，并抨击弗拉纳甘预设的偏见，“因为他并没有被允许观看影片，并且在没有被邀请的情况下于预映上观看了影片。事实上，没有任何一名媒体人员被邀请参加预映。”然而，《时代》杂志的弗兰克·里奇也设法在达拉斯观看了这部电影，并且于弗拉纳甘发表那篇严厉批评的文章的同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评论。里奇写道：“尽管这部电影不一定会是票房炸弹——它缺乏过往那些票房冠军所共有的那种简单的效果——但它的成功一定足以让哥伦比亚的股东们感到高兴。”不过里奇没有提到时代集团也是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个秘密投资方。哥伦比亚影业松了一口气，因此也没有批评《时代》周刊提前刊发了影评。里奇继续写道：“更重要的是，《第三类接触》证明了斯皮尔伯格的名声并非偶然，如果一定需要什么证明的话。他的新电影比《大白鲨》更丰满、更有野心，而且这部电影对观众的影响比《星球大战》更为深远。”

这足以扭转股价的下跌，尽管《好莱坞报道》指出，“斯皮尔伯格因为太过关心大众对电影的反应，因此留在了酒店的房间内不愿参加首映礼（11月6日）”，此次首映礼在纽约的齐格菲尔德影院召开，邀请了媒体和金融分析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