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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悲喜交加2（第1页）

第十三章悲喜交加2

兰迪斯短片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比尔·康纳（维克·莫罗饰）的偏执狂，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先后变成在法国德占区被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被三K党处以私刑的美国南部黑人，以及被美军挥枪扫射的越南人。特里·塞梅尔和另一位华纳兄弟的高管露西·费舍尔要求兰迪斯设法弥补这个角色的心胸狭隘（在影片中莫罗是个种族歧视者），于是兰迪斯补充了一个场景，讲述莫罗从炮火连天的村庄里救出两名越南儿童。兰迪斯认为自己的短片是“整部电影中唯一带有政治色彩和道德寓意的段落”，他的剧本也让人想起瑟林原版中的说教性和拙劣的讽刺。

1982年7月23日黎明前，《阴阳魔界：电影版》的制片助理小乔治·福尔西致电他的秘书唐娜·舒曼。“出事了，”他对她说，“事实上，发生了最可怕的事：维克和孩子们都死了。一架直升机砸在了他们身上。”

老牌演员维克·莫罗、6岁的陈欣怡，以及7岁的麦卡·丁·黎在凌晨2点20分当场死亡。当时正在拍摄越南村庄被轰炸的场面。这场可怕的事故发生在洛杉矶以北40英里、索格斯附近的印第安沙丘公园外景地，导致导演兰迪斯、福尔西以及另外3名工作人员：单元制片主任丹·阿林汉姆、特效协调员保罗·斯图尔特、直升机驾驶员多西·温格，被控过失杀人罪。兰迪斯、福尔西和阿林汉姆因危害儿童各自被指控两项过失杀人罪，而兰迪斯、斯图尔特和温格因片场的“重大疏忽”被指控另外3项过失杀人罪。

这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次有导演因片场死亡事故而受到刑事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兰迪斯可能面临最高6年的监禁，其他人则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1985年，兰迪斯、阿林汉姆和福尔西对非法雇用儿童的指控表示认罪，以换取撤销对其过失杀人罪的指控，并撤销对斯图尔特和温格的所有指控。但这份认罪协议被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驳回。1987年5月29日，经过漫长的、煎熬的、饱受争议的杀人罪审判，兰迪斯和同案被告们被宣判无罪。然而，1988年1月，美国导演工会的全国导演董事会谴责兰迪斯、阿林汉姆以及影片的首席助理导演埃里·科恩“违反了职业道德，有悖于自身责任，严重损害了美国导演工会的声誉”。

由于这两名非专业儿童演员皆为非法雇用，违反了儿童安全法，因此加州劳工委员会、州行业安全与卫生部门对华纳兄弟影业及被告处以罚款。3名受害者的家属通过对制片厂，以及对影片制作人（包括斯皮尔伯格）的民事诉讼，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和解金。华纳还向被告方的律师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

这起事故给好莱坞的许多人敲响了警钟，尽管无法完全杜绝将演员和剧组成员置于危险境地的情况，但确实加强了行业的安全意识。然而这起事故对约翰·兰迪斯的职业生涯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事故发生后，兰迪斯在电影和电视领域仍工作不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阴阳魔界：电影版》的摄影师史蒂芬·利德克尔，他在法庭上指证了兰迪斯，却发现自己被“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从事电影26年后被列入了黑名单（转而从事房地产）。大多数业内人士不愿理会那些关于兰迪斯在《阴阳魔界：电影版》片场失责的指控，因为承认这些指控意味着改变好莱坞对这些“摇钱树”导演授予特权的基本态度。

飞机坠毁后，兰迪斯在凌晨给另一位制片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打了电话。据兰迪斯说，斯皮尔伯格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新闻发言人吗？”

尽管在危急关头有比公众形象更为重要的事，斯皮尔伯格还是立马对公众如何看待他参与了《阴阳魔界：电影版》表示关切。一些关于事故的早期新闻报道将《阴阳魔界：电影版》定义为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而无名小卒兰迪斯的名字则在报道中不太显眼。《E。T。外星人》公映仅6周，印第安沙丘公园就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故，可能使斯皮尔伯格在此前作品中树立的正面形象瞬间崩塌。一旦他对死者负有任何责任——尤其是那两个孩子——他的声誉将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害，毕竟他所制作的温馨家庭电影常以儿童为主角。如果他被查出涉嫌非法雇用那两名儿童演员，则将不再被允许在自己的电影中使用儿童演员。

“那段时间史蒂文非常情绪化，”丹特回忆说，“那次事故对史蒂文影响很大。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突然间成了众矢之的。我想他非常痛恨那种感觉。”

1982年11月5日，电影中驾驶特效卡车的司机卡尔·皮特曼告诉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简称NTSB）以及洛杉矶县警局，自己在事故发生当晚的拍摄现场看到了斯皮尔伯格。皮特曼在宣誓证词中说，事故发生后，自己护送兰迪斯和死去孩子的父母上车时，“斯皮尔伯格先生要一辆车，我给他找来了一辆——他又要去接电话，我当时很生气，然后我先走开了，让他一个人接电话”。当被调查员问及为何对斯皮尔伯格“很生气”时，皮特曼回答：“他对发生的一切太冷漠了……事实上，我根本不想给他车，我想把车留在那里，以防万一有人需要用车——当时那种情况下，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受伤。”然而，在NTSB采访的另外31位参与该片制作的人员中，无一人看到斯皮尔伯格当时在片场。兰迪斯称皮特曼的证词“很荒谬”。皮特曼后来承认，自己可能把监制弗兰克·马歇尔错认成了斯皮尔伯格。尽管如此，NTSB还是决定向斯皮尔伯格发出书面质询，询问他是否掌握事故相关线索。结果，斯皮尔伯格只得就此发表声明，原文如下：

“应你的要求回答，我从未在事故发生当晚或任何时间去过位于印第安沙丘的《阴阳魔界：电影版》片场。

“本人声明上述所言均真实无欺，1982年12月1日，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在长达5年的调查和10个月的审讯期间，没有任何证据直接证明斯皮尔伯格与此事故相关的犯罪行为有任何联系。尽管《阴阳魔界：电影版》确实由斯皮尔伯格与兰迪斯联合制片，但斯皮尔伯格本人从未接到任何政府机构关于此次事故的质询，没有被传唤出庭，甚至不必在这起事故引发的民事诉讼中作证。对于警察局为何无需斯皮尔伯格作证，负责调查本案的警长汤姆·巴德解释说：“没有线索表明斯皮尔伯格知道任何有关非法雇用这些儿童的事。”

斯皮尔伯格能够与此案撇清关系，以及在公众场合对这起事故近乎完全的沉默，足以让一些人心生疑虑。“NTSB是否听从了华盛顿的命令，以保护好莱坞的某个权势人物？”史蒂芬·法伯和马克·格林在其1988年出版的《无法容忍的行为：艺术、自我，以及“阴阳魔界”案》一书中写道：“当得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成功避免了安全委员会的质询时，这样的谣言就传开了。”

事实上，由于斯皮尔伯格最亲密的手下，包括他的得力助手弗兰克·马歇尔都参与了非法雇用儿童演员，此类质疑才久久不能平息。1985年，兰迪斯的辩护律师哈兰德·布劳恩公开要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调查斯皮尔伯格是否与非法雇用儿童有关，尽管当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布劳恩指责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对于坠机事故的调查结果“刻意隐瞒”，并在1985年11月20日致信首席副检察官吉尔伯特·加西提，指出斯皮尔伯格“仅凭一封声称自己于案发当晚不在现场的信，就躲过了调查。斯皮尔伯格是否根本早就知道并授意了当晚将发生的一切，也并非没有可能，但这一点从来就没被质疑。”

“试问有哪位主要证人可以通过一纸信件就免于质询？贵单位从未问过斯皮尔伯格任何关于事故或非法雇用儿童的问题。你们声称斯皮尔伯格‘没空出面’，这完全是隐瞒。”

布劳恩随后声称：“如果弗兰克·马歇尔参与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并非法雇用了意外死亡的孩子们，而斯皮尔伯格对此毫不知情的话，他应该立即解雇马歇尔。很明显，马歇尔和凯瑟琳·肯尼迪（斯皮尔伯格导演短片的制片助理）早就告诉了斯皮尔伯格。”兰迪斯的制片助理兼共同被告福尔西也坚持说：“除非斯皮尔伯格或他的手下早就知情，否则我们不会雇用儿童来拍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知情而被陷害就太可怕了。弗兰克同意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才认为这样可行，这也确实是他的责任。”

复杂的选角工作在事故发生前5周就开始了，当时兰迪斯和福尔西向选角导演迈克·芬顿和玛西·里洛夫描述了涉及孩子们的场景。里洛夫曾参与《E。T。外星人》和《鬼驱人》的工作，她告诉电影人们，加州劳工法不允许儿童工作到深夜。她还说那个准备拍摄的场景“听起来有点危险”。因为孩子们在影片中没有台词，芬顿告诉兰迪斯和福尔西：“那他们就是临时演员，我们公司不能雇临时演员。”“你们这些家伙见鬼去吧，”兰迪斯没好气地回答，“我们不需要你们，我们自己到街上找去。”里洛夫随后又向马歇尔重申了她的反对意见，而马歇尔跟她说：“我会仔细看看法律规定。”

据福尔西说，肯尼迪在马歇尔的要求下，给州劳工委员会打了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特许儿童在夜间工作，她被告知那么小的孩子不准工作到很晚。因此，兰迪斯在法庭上承认：“我们决定违法。我们错误地决定违反劳动法……我考虑过，我们也讨论过，我们要尊重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法律精神。同样，我们会向孩子的父母解释这种技术违规，向他们解释我们将如何操作，也就是在儿童们工作时没有老师在片场。”那些家长“将充当监护人和孩子们一起待在片场……弗兰克和乔治自请去找合适的人选”。

事故发生的3天前，马歇尔的会计师邦恩·拉德福德，当时邦恩的办公地点位于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之外，问华纳的资深制片主任詹姆斯·亨德林，是否可以在电影临时演员工会提供的演员名单之外，雇用儿童临时演员。亨德林说，雇用任何儿童演员，无论是不是通过工会，都需要劳工委员会的工作许可。在与马歇尔商议后，拉德福德告诉亨德林他们最终决定不雇用任何儿童演员。

那两名没有表演经验的儿童，是通过福尔西的制片秘书唐娜·舒曼的丈夫、精神病学家哈罗德·舒曼博士招募的。付给孩子父母的钱来自制片的备用现金，由福尔西开支票，马歇尔和亨德林共同签发。亨德林后来说，他曾怀疑过这笔钱到底被用去干吗，但他的上司爱德华·莫里要求他在支票上签字，理由是不能拒绝给制片人备用现金。兑现这张支票的是拉德福德（斯皮尔伯格的长期助手，现在仍在为他工作）。兰迪斯的助手卡洛琳·爱普斯坦从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拿走了一个装有20张100美元的密封信封，并将其交给福尔西，用于向孩子们的父母支付费用。

孩子们的家长作证说，并没有人告诉他们法律要求孩子需要获得工作许可，而且他们也并不知道拍摄现场有多么危险。尽管如此，被告律师还是试图将事故的部分责任推到家长身上，因为是家长同意让孩子们参与危险场景的拍摄。斯皮尔伯格的律师提交了一份简短的法律陈述，以回应陈欣怡的父母对斯皮尔伯格及其他人提起的非正常死亡诉讼，全文如下：

“斯皮尔伯格清楚并相信，且随后宣称，在案发当时和现场，原告方（陈和黎两名孩子的家长）并没有小心看顾孩子，来防止他们或死者遭受伤害，因此，此事故中产生的伤害应该归结于原告方的疏忽或相对疏忽。”

在回应这名6岁受害者的父母提起的诉讼时，华纳兄弟更为极端，其辩称几近麻木不仁：“如果原告遭受或承受了任何损失、损伤或伤害……如果当时有任何危险，死者陈欣怡应该事先就知情。”

找出谁该为非法雇用儿童负责的过程十分曲折，尽管付给家长的钱经手了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尽管他最亲密的几位助手参与了雇用行为，但没有证据表明斯皮尔伯格直接参与了这些过程。因此法伯和格林提出的关键问题依旧疑云密布：作为电影制片人之一，“斯皮伯格当真不知道自己的手下打算违反童工法吗？不管斯皮尔伯格是故意对非法雇用儿童的行为视而不见，还是因为太忙而没能及时了解情况，两种做法对他而言都不是明智选择。”

《洛杉矶时报》在1985年报道，该案的首席检察官加里·凯塞尔曼称：“调查人员试图质询马歇尔和斯皮尔伯格，但没能成功。因为大陪审团审议期间，他们两个要么联系不上，要么不在美国。”由于马歇尔一再躲避，调查受到了阻碍，警长汤姆·巴德一直想问他关于雇佣过程的相关事宜，以及作为事故目击者对当时所见的描述。在案件调查的大部分时间里，马歇尔都待在国外制作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下一部影片《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和安培林娱乐出品的《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审判期间，马歇尔和斯皮尔伯格还在中国、西班牙和英国拍摄了《太阳帝国》。

1986年6月，巴德警长前往伦敦，要求马歇尔在圣詹姆斯俱乐部接受传票，当时马歇尔正在那里进行《谁陷害了兔子罗杰》的前期准备。当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到俱乐部给他发传票时，马歇尔说上午不接待来访者，但当天晚些时候可以见他。此后不到半小时，马歇尔便离开了俱乐部，乘坐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公司安培林娱乐的私人飞机前往巴黎。

直到1990年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马歇尔才对“阴阳魔界事故”公开发表评论。他说，那次事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可怕。但陪审团最终认定那是个意外”。他还说事故发生后自己在洛杉矶待了两年，“没人来找过我”。在那之后自己便在国外拍电影，因此“很难联系到”，“除了那些已经披露的信息，我真的没有什么要补充的[24]”。“马歇尔对“阴阳魔界案”调查的推诿并不违法，”法伯和格林写道，“但是，正如（警局的警长）汤姆·巴德所说：‘他没有完全履行公民责任。’弗兰克·马歇尔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行为印证了犬儒主义者长期以来的怀疑，也印证了‘阴阳魔界案件’审判试图反驳的观点：好莱坞的某些人可能确实凌驾于法律之上。”

兰迪斯等人的刑事案件被判无罪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在媒体的事后分析中，检察官莉亚·珀温·达格斯蒂诺被拎出来严厉批评。盖伊·杰尔维在《美国律师》（TheAmeriLawyer）上发表了分析该案件的长篇文章，题为《阴阳魔界的失败》，副标题为“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以及检察官莉亚·达格斯蒂诺如何打输针对约翰·兰迪斯的官司”。许多旁观者认为达格斯蒂诺在法庭上浮夸、粗暴无礼的行事风格，比如她喜欢向记者发表挑衅性言论等，都是不利因素。她被指控在本案上操之过急，传唤了太多证人，混淆了基本指控的影响，并且表现得好像是在起诉谋杀案，而非过失杀人案。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失职在于杰尔维所说的“关键决定……即没有指控被告所犯的那项无可辩驳的罪行：非法雇用儿童”。陪审员劳蕾塔·哈德森评论说：“我仍然认为，以后也会认为，那些浑蛋应该进监狱，早就应该进去了，但不是因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

判决后不久，达格斯蒂诺说：“回想案发现场，凌晨2点20分，片场突发紧急状况造成3人死亡。被害人头上24英尺就是直升机，飞机的主旋翼叶片总长度44英尺，比整个法庭还长4英尺，加上巨型炸药在150到200英尺的空中爆炸。有谁能告诉我这种行为不算过失？就算我活到1000岁，我也不会接受这种推诿。”

最终，引爆炸药的特效师詹姆斯·卡莫迈尔的证词，可能决定了案件的审判结果。在被给予豁免权的情况下，卡莫迈尔作证说，案发当时，自己正戴着一顶焊工帽在越南村庄场景的拍摄现场，自己没有抬头看那架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就在直升机下方引爆了炸药。爆炸产生的碎片从片场飞出，向直升机的飞行路线发射了一个火球。根据对事故原因的分析，碎片或火球都可能导致直升机坠毁。这一证词为事故提出了不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