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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人间地狱（第1页）

第六章人间地狱

他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认为他很成熟——在17岁时，他大部分的个性便已经形成。

——吉恩·沃德·史密斯，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高中的同学

1964年夏天，在加州北部念完高中三年级后，斯皮尔伯格便开始了他在环球影业的非正式好莱坞学徒生涯。据他的导师查克·西尔福斯回忆，这个雄心勃勃的少年在片场逐渐“制定出自己的专属课程表”——参观片场、与剪辑师和混音师闲聊。西尔福斯给史蒂文在电视剪辑大楼里提供了一个场所，只要他每天来办公室帮忙几小时，就允许他待在片场。“我跟他说：‘有很多跟环球影业无关的粗活可以给你做。’在片场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他甚至没资格做初级学徒。他只能算作访客，一个自诩的参观者，允许私下接触那些愿意给予他回应的人”。

西尔福斯当时和一位名叫朱莉·雷蒙德的中年妇女共用一间办公室，朱莉是环球电视剪辑部的采购员，负责实验室和其他分包商的订单填写。“我第一次见斯皮尔伯格时，他才16岁，”她回忆说，“他还在上高中时就来片场工作。查克告诉他可以在我们办公室里帮忙打电话。查克把他带进办公室，告诉我这孩子总在片场游**。斯皮尔伯格常常过来帮忙打电话和写自己的剧本。我当时忙得要死，还要去西尔玛的退伍军人医院看望（患癌症的）丈夫。我简直分身乏术，就给斯皮尔伯格安排了一些工作。”

1964和1965年夏天，斯皮尔伯格都在帮朱莉打杂，负责“撕下”一些订单——把彩色的纸和复写纸分开——把副本送去不同部门。他还要跑腿去与片场相连的特艺色彩实验室，以及在那栋楼里的其他供应商。

对自己在环球影业早期经历的描述中，斯皮尔伯格从未提到过与朱莉·雷蒙德一起的办公室工作。相反，他绞尽脑汁地为这段平淡故事赋予浪漫色彩。斯皮尔伯格自称，在虚张声势地骗过保安后，他找到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并征用了它，用塑料字母拼出自己的名字挂在楼层索引上的23C房间旁边。

“我从来没进过那个办公室。”查克·西尔福斯圆滑地说。朱莉·雷蒙德的回应就没那么老练：“找到空的剪辑室然后搬进去，这些故事都是他编的。全是胡说八道。”

斯皮尔伯格无偿的办公室工作是他最卑微、最平凡的开始，却让这位少年能够有目的地在片场四处参观，同时了解制片厂内部的工作体制。当时，旧好莱坞体系已经日薄西山，20世纪60年代末的创意、金融和政治革新使其彻底分崩离析。但在那个电影公司全面衰落的时代，环球影业是个主要例外。斯皮尔伯格初去那里工作时，环球影业仍然欣欣向荣，到了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在电视和电影领域崭露头角时，环球影业仍屹立不倒。那时正值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在环球拍摄最后一部故事片，环球影业的电视部门开创了电视电影模式，当时有24部电视剧同时开拍。如果是在30年代的好莱坞“黄金时代”，斯皮尔伯格即便在米高梅或华纳兄弟一样能实现从B级片导演爬升到A级片导演的职业路径。当他那一代的大多数电影人只能从历史书或老电影片段里了解经典的电影制片厂制度时，斯皮尔伯格对电影工业体系的提早接触，让他获取了关于这一体系运作的宝贵一手经验。

“我参观了我所能参观的每一个片场，结识了很多人，学习了各种技巧，并基本融入了那里的氛围，”斯皮尔伯格在196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至少当洽谈合同时，我知道该怎么做。”他还得到了更多切实的好处。跑腿去特艺色彩实验室“让他接触到很多冲印胶片的人”，西尔福斯回忆，“史蒂文搬去洛杉矶后，他的电影从8毫米胶片升级到16毫米胶片，他的样片（业余电影的底片）也（用特艺彩色印片法）冲印出来了。他靠办公室的工作结交了音效人员，因此能借到声音设备”。

在好莱坞排斥新人、几乎没有正式学徒的年代，允许一个年轻人进入片场是非同寻常的。斯皮尔伯格只能“看着其他导演工作，却没有人来看自己的电影，甚至不愿意站着和我谈上五分钟，这让我非常沮丧。我抱着电话守在办公室里，没有人打来，无事可做。我决定不再看那些导演了——这样会让我心理失衡。他们会向你展示自己的自信，告诉你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但对于漫不经心的旁观者来说，拍电影是一个漫长、乏味、有时甚至是杂乱无章的过程。这让我逃离片场，一头扎进剪辑室。我喜欢跟剪辑师们混在一起”。

他花在片场的时间比他暗示的要多不少。朱莉·雷蒙德表示，在与斯皮尔伯格共事的那两个夏天，她经常接到找他的电话，“是片场的人打来的——‘我们正拍着呢，快下来看。’几乎片场的每个人都会打电话来。他那时是个乖孩子，大家都愿意帮助他。他很讨人喜欢，而且很有才华。他真的很懂摄影机，而且似乎已经知道该如何剪辑片子了。他过去常常为学校的朋友们写剧本，但他的拼写十分糟糕。他上高中时，我常常读他的剧本，帮他纠正拼写错误。他总是独出心裁，没有钱做特效，就用向镜头吹香烟的烟雾来做出渐隐效果。他没有变焦镜头——我读了剧本后问他：‘这个镜头你准备怎么拍？’他告诉我：‘我把摄影机放在滑板上。’他真是太聪明了”。

如果被排斥在环球内部圈子之外使斯皮尔伯格感到懊恼，那么试想一下，在好莱坞的梦幻工厂度过了第一个诱人的夏天后，不得不回到北加州的高中时，他又该多么沮丧。“他在萨拉托加的时候显得情绪低落，那里离环球影业很远，”同学麦克·奥古斯汀说，“对一个17岁的孩子来说，500英里是一段很远的距离。他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对自己很有信心。但与此同时，他不得不回归当下的高中生活。”

“我们一起上打字课，”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最好的朋友兼邻居唐·舒尔回忆，“他练习打字时会滔滔不绝地谈论环球影业和电影，以及要去见的人。他太喜欢自己的电影之旅了。我一直认为这段时期对他来说是灰暗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已经为明后两年做好打算了，早已整装待发。”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在IBM的新工作是担任圣何塞工厂控制系统经理的技术顾问，他的职业生涯自此又进一步。阿诺德来到了北加州的硅谷，新兴计算机产业的前沿地区。他的工作包括为IBM设计新的过程控制计算机。“我造出了那台机器，那是我个人设计的最后一台机器，”他说，“从那以后，我不再做设计这种基础工作了。”

斯皮尔伯格一家曾经短暂居住于洛斯加托斯圣何塞的高档郊区，史蒂文3月31日到6月12日在那里的高中上过学。他们后来搬去了萨拉托加附近的山区乡间别墅，一片位于圣克鲁兹山脚下更富裕的郊区，距离圣何塞10英里，距离旧金山50英里，拥有约2。5万居民。史蒂文进入了当地仅有5年历史的萨拉托加高中。那是一片占地面积庞大的建筑群，由煤渣砖砌成，如同迷宫一般，设计风格粗犷而冷峻，与周围优美的环境格格不入。

斯皮尔伯格经常错误地声称自己只在萨拉托加高中念过高三下学期，但学校记录显示他于1964年9月14日入学，读完整个学年后，于1965年6月18日从该校毕业。斯皮尔伯格的错误记忆，可能由于长期以来对萨拉托加高中痛苦回忆的试图压抑，直到1993年他才公开地深入谈及了那段往事。

萨拉托加是一个富裕的度假小镇，是旧金山许多富人的第二个家，也是圣何塞和硅谷其他地区上班族的住宅区。20世纪50—60年代，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和郊区化的蔓延，导致小镇上大部分剩余的果园和葡萄园迅速被分割出售，成为住宅用地，但萨拉托加仍保留了其传统、质朴的乡村风格。“说起20世纪60年代，萨拉托加似乎仍处于时间隧道之中。”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高中时的社会学老师休伯特·E。（休）罗伯茨回忆说，“它现在看起来是个小镇，当时也是个小镇，一直保有乡村风貌。那里有着同质且均匀分布甚至与世隔绝的乡村元素。就政治角度而言，你仿佛置身于一块被匈奴王阿提拉[1]控制的土地上。”

斯皮尔伯格一家所居住的萨拉希尔大道21143号乡间别墅可以看到圣克拉拉谷的迷人景色。他们隔壁的邻居唐·舒尔一家，常能听到那间陈设简陋的客厅里飘出莉亚优美的琴声。史蒂文和唐·舒尔常一起步行去离家约两英里外的学校，有时莉亚开着她的吉普车送他们上学。蜿蜒曲折的街道和山坡、幽静舒适的住宅，以及观众所熟悉的温和又守旧的郊区氛围，都可以在斯皮尔伯格的《E。T。外星人》和《鬼驱人》等影片中找到。比起这位电影人年轻时生活过的其他任何地方，影片中的场景更像在萨拉托加。正如他的同学吉姆·弗莱彻所言：“萨拉托加是非犹太人的聚集区，那里的非犹太化达到了极致。”

萨拉托加高中的一些孩子因为斯皮尔伯格是犹太人而欺凌他。由于那些痛苦经历，他将记忆中萨拉托加高中的最后一年形容为“我的人间地狱”。

直到《辛德勒的名单》公映后，斯皮尔伯格在学校里的痛苦遭遇才引起了公众的全面注意。斯皮尔伯格向采访者**了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成长经历，并十分激动地披露了他在萨拉托加遇到的困扰，这在小镇上掀起了争议和自我反省的风暴。“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如同晴天霹雳——我们的奇迹男孩，我们引以为傲的孩子，原来对我们心怀恨意。”跟斯皮尔伯格同届毕业的290个孩子里为数不多的另一个犹太人朱蒂斯·克雷斯伯格·汉密尔顿说。

回忆起“个人最恐惧”的时光，斯皮尔伯格对记者说，“直到今天，我还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也不会原谅他们中的任何一人”。他说，那些虐待“包括被羞辱……被打、被撞，在自习室里被扔硬币和谩骂。当他们经过我身边时，会用手捂住嘴发出咳嗽声叫我‘犹太佬’……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觉得自己是个异类，这带给我极大的恐惧和极度的羞耻”。

斯皮尔伯格还记得每天受到的骚扰和身体虐待。他说自己“体育课上在更衣室和淋浴室里被别人掌掴，还被踢到了地上……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以前也挨过揍。但我从来没有被打过脸，被打脸真是太耻辱了。我的世界崩塌了。尽管出于想要被大家接纳，我曾想成为一名非犹太人，但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被打，实在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突然之间，在这个平均每户拥有3辆轿车的富裕郊区，这些体格强壮的大男孩们格外在意我的犹太身份。放学后他们经常打我。最后，我的父母只好开车来接我，这本身就是一件丢脸的事，因为我家离学校近到只需要步行……有些老师知道这些事情，但对我毫无怜悯之心。”

1993年12月，据《圣何塞信使报》报道，斯皮尔伯格过去在萨拉托加高中的同学，因其对那段经历的描述而感到“深受其扰和不知所措”，并且认为“他公开这些事，完全是为了炒作以大屠杀为题材的新电影”。班长菲利普·H。彭尼帕克告诉记者：“他是个不合群的人，非常、极度孤僻，很明显，那时他正在度过人生中的一段艰难时期。他告诉其他孩子自己的家庭生活正陷入困境，因为他的父母即将离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是他自己将防线高筑，也是为什么其他孩子会对他做出那些事情，而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朱蒂斯·汉密尔顿“也曾不太相信”斯皮尔伯格的描述：“我也是犹太人，却没碰见这种事发生。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我一定会很难过，并且第一个站出来保护他。我并不是说反犹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只是孩子们不会因为犹太人或非犹太人而形成小集团。我不认为孩子们有能力分辨出犹太人并对其采取反犹行为。”

“他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是事实，”斯皮尔伯格的新闻发言人马文·利维回应说，“……他后悔曾经提起这些事，但当记者问他这些事发生在哪里时，他无法敷衍了事。”

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结识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他的隔壁邻居唐·舒尔。唐也是萨拉托加高中的新生，刚从圣何塞搬过来。“大块头唐”，正如他给自己取的绰号那样，是个友善温和的大个子，6英尺8英寸的身高足足比史蒂文高了1英尺。“史蒂文和我是对奇怪的组合——就像萨拉托加高中的马特和杰夫[2]，”现在已成为景观设计师的舒尔说，“我从没把他当成书呆子，他只是有些与众不同、不守常规。我觉得我俩都像是离了水的鱼。在萨拉托加，我们很难被别人接纳。因为有他，我才能熬过那段日子。”

在斯皮尔伯格的高中时代，几乎所有在萨拉托加高中就读或在那儿教书的人都用同一个词来形容学生群体：“小集团”。大部分学生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上层阶级家庭，少数族裔学生的数量并不多。“这是一所很难接纳新生的学校，”同为犹太人的坎德拉·罗森·汉森说，“如果你脱颖而出，如果你与众不同，你就很难融入其中。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就更有理由感到被区别对待。不管怎么说，斯皮尔伯格并不适合这里。在学校里当一个书呆子可并不时髦，何况他还在拍电影。他并不适合高中生活，他比同龄人成熟得多。”

“斯皮尔伯格发现自己陷入了这种奇怪的校园风气，”同班同学吉姆·弗莱彻说，“那不是一个好地方。我记得小伙子们会向他们认为下贱的女人身上扔硬币——这是多么低劣的行为啊。就很多方面而言，这都是一所非常残酷的高中，很白人主义，更像一所预科学校——一个弥漫着青春荷尔蒙却满是富家子弟的奢靡之地。”

抛开这些负面元素，萨拉托加高中还是以其高教学水平闻名。几乎所有学生都能升入大学，许多还进了旁边的名校斯坦福。尽管斯皮尔伯格在萨拉托加比在凤凰城时更加用功读书，但成绩也乏善可陈，大多数课只拿到B或C。“我对史蒂文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在萨拉托加的邻居苏珊·迪丁格·海宁斯说，“每当他父亲督促他学习数学时，他就会说：‘哦，爸爸，别管我。日后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导演，我才不需要学习学校里那些东西呢。’”休·罗伯茨老师将史蒂文描述为一个“不太会表现自己的聪明孩子”，他指出“一个有创造力的孩子往往都是如此”。他的新闻学老师伯特·菲斯特记得斯皮尔伯格“非常能干，是个好学生，但是也很内向。有一点很不寻常——他偶尔戴一顶软呢帽，很像印第安纳·琼斯戴的那顶。这种帽子是上一辈流行的东西。他跟整个高中氛围格格不入。他冷漠而疏远，我并不是有意诽谤或批评，只是他的心不在学校里。我也为此感到挫败，在我班上居然藏着这样一个有创造力的天才，我却对此毫无察觉”。

斯皮尔伯格常常和唐·舒尔一起去萨拉托加剧院、圆顶的世纪25号剧院和圣何塞市中心的剧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后他总会评论一番，”舒尔回忆道，“比起电影明星，他更喜欢谈论导演，而我根本搞不清导演是谁，也不知道谁是制片人。他总能想出改进那些糟糕电影的办法。和他一起看电影真是太累了。”

“他的奇思妙想真是层出不穷。当我们上山回家时，他会在脑海中构思一部电影的整体场景——电影还没拍出来，但所有场景他已了然于心——在我们爬山时，他尽挑其中古怪的跟我说。我记得有一个场景与外星人和军队有关。这与《第三类接触》非常相似。”

“他告诉我他能看到顺着山丘延伸的大吊杆轨道、乘坐飞碟的人，甚至所有的画面。我会说：‘你开什么玩笑!’他说那是一座陡峭的山，所以需要做些工程准备——摄影机要被装在液压吊杆上，直升机在周围盘旋待命，工作人员都戴着头盔。我甚至可以看到彩色的画面!那个飞碟就跟《火光》里的一样，就像两个粘在一起的馅饼盘，在空中颠簸——但在《第三类接触》中，这个景象看起来更像是某个完整的城市。我在很多年前就看到过这个场景（在萨拉托加的山坡上）——飞碟没有播放音乐，而是进入了毁灭模式，就像在《火光》里一样。在《火光》中，他让演员穿上银色制服扮演外星人。太有趣了，这家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舒尔的祖辈是瑞典人和德国人，他从小就是路德教及公理会教徒。当有关斯皮尔伯格曾遭受反犹主义霸凌的争议爆发时，他给《圣何塞信使报》写了一封信，并坚称：“史蒂文被殴打、被打到流鼻血、遭受反犹主义辱骂等事，我从未亲眼见过，也从未从史蒂文嘴里听到与此相关的只言片语。此外，我不认为有人知晓史蒂文的犹太身份，即便有人知道，他们也不会在意。史蒂文一直在掩盖真相。”

“如果有人确实打过史蒂文，我肯定早就知道了，我一定会找那些欺负他的人算账。我向你保证：这种事从未发生……”

“那么，为什么史蒂文在萨拉托加这么不开心呢？这可能与他家庭的破裂和从亚利桑那州搬来有关。”

“整件事对史蒂文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不再拍电影，也不再得到电影奖项，在萨拉托加没有未来。一切厄运由那场糟糕的离婚开启。疯狂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都不想待在萨拉托加，难过的父亲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和家人逃离自己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