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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正人君子（第2页）

“接着，”斯皮尔伯格很惊讶，“他走出去并证明给我看……我永远不会忘记丹尼斯完成第一次测试的时刻。除了观看国家地理纪录片之外，我从未见过如此流畅的动作。但当时我并不敢打电话给蒂佩特，说：‘嘿，菲尔，我们想把你将要在这部电影中负责的部分——制作出历史上100个前所未有的最佳动格动画镜头，换成计算机成像。’我当时没有勇气这么做，因为这种技术还不能令我完全信服，直到我在计算机成像测试中看到了一只在室外最差日照条件下有血有肉的恐龙。”

“当我看到那个场景，以及菲尔和我一起第一次看到那个场景时，我们就好像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我们的未来。如此真实，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又一次让我大吃一惊。当我转向菲尔，菲尔也正在看着我，然后他对我说：‘我觉得像我这样的生物就要灭绝了。’后来在电影里，我在马尔科姆（杰夫·戈德布拉姆饰）和格兰特的对话中引用了菲尔的这句话。”（当他们来到侏罗纪公园，格兰特说：“我们要失业了呢。”马尔科姆回答：“你是说灭绝吗？”）蒂佩特仍是斯皮尔伯格所谓的“CGI恐龙的导演”[7]。它们在影片中的出场时间仅为6分30秒，但是，斯皮尔伯格认为霸王龙是“我们的明星”，从更多角度衬托出了人类角色的渺小。它们只占据了电影6分半钟的时间，但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霸王龙成了“我们的明星，在很多方面使人类演员相形见绌”。霸王龙对孩子们发起攻击的片段，混合了计算机成像和电子动画，给斯皮尔伯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改动了结局（原计划是两只迅猛龙之间的小规模战斗），用计算机成像技术让他所谓的“明星”引爆**。

为了更好地利用新工具，斯皮尔伯格参加了计算机技术的速成班，正好是他父亲的专业。他曾拒绝踏入父亲的专业领域，这种矛盾心理在电影中也有所反映。“我讨厌电脑。”是格兰特博士的第一句台词，而且电影中的反派是公园里腐败的电脑技术总监丹尼斯·内德里（韦恩·奈特饰），他暂时关闭了超载的系统，最终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正如理查德·克利斯在《时代》杂志上的评论：“对斯皮尔伯格来说，没有哪部电影比这部电影更个人化……一部以过程为主体的电影，一部探讨在微芯片时代制造娱乐的所有复杂性的电影。这部电影（像斯皮尔伯格一样）热衷技术，却又（同斯皮尔伯格一般）害怕被技术所左右。”

克莱顿和斯皮尔伯格第一次见面讨论小说的改编时，原以为他们可能会从制作恐龙的技术挑战切入。但是斯皮尔伯格说：“我们来谈谈关于角色的问题吧。”

“然后，”克莱顿回忆说，“我正在匆匆写着，他却已经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故事中的每个角色，勾勒出他们的外形，描述了他们的动机、希望与恐惧、怪癖及缺点。关于对话、姿势和服装的想法层出不穷。他说得非常快，就这样讲了一个小时。

“最后，他将话题转向了恐龙，但他像讨论角色一样讨论这些庞然大物。例如，霸王龙的力量和缺陷、迅猛龙的速度和危险性、病恹恹的三角龙。而且，他还将具体的视觉感受列了出来：呼出的气体使玻璃窗蒙上了一层雾；脚在泥地里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皮肤下肌肉的运动；强光下的瞳孔收缩。他在考虑如何表现恐龙的重量、速度、威胁和意图。他还提到，一只霸王龙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追逐一辆汽车的场景。”

“最后，我终于忍不住了。‘史蒂文，’我说，‘这些你打算怎么拍出来呢？

“他耸了耸肩，做了一个不屑的手势，表示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当然，因为当时他也没有答案。）

“我说：‘但是这些特效——

“‘特效嘛，’他说，‘肯定非常精彩，就像观众们觉得影片中的角色也十分精彩一样。’”

小说和电影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斯皮尔伯格将哈蒙德变成了一个更能引起共鸣的人物。导演承认自己非常认可哈蒙德身上偏执的痴迷[8]。斯皮尔伯格还让另一位电影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饰演这位苏格兰经理，以强调他对这一角色的喜爱。

斯皮尔伯格还承认，他自身与这个角色有着共同的“阴暗面”，那就是对工作不遗余力的投入，有时甚至以牺牲家庭责任为代价。在斯皮尔伯格的众多影片中，父亲（或祖父）都是不负责任的角色，哈蒙德对繁殖恐龙欣喜若狂，因此没时间停下来考虑后果，甚至把自己的孙子和孙女当成旅游公园中的豚鼠，将他们暴露在致命的危险中。但是哈蒙德本质上还是善良的，在影片中，他像母亲一般对刚刚破壳而出的小恐龙呵护有加，因此使他的行为看起来与其说是邪恶，不如说是误入歧途。其实将孩子们置于危险之中不过是他的无心之失，他根本没预料到究竟会发生什么，当他终于意识到了危险，一切已无可挽回，只能依靠格兰特来拯救大家了。

“这部电影将儿童与死亡联系在一起产生出的力量完全来自斯皮尔伯格对此的痴迷。”亨利·希恩在《视与听》杂志上写道，“……电影中最可怕的两个场景都是围绕孩子展开的，当时孩子们都处于濒临死亡的险境，先后遭受霸王龙和迅猛龙的攻击。但这些遭遇也为格兰特博士的儿童谋杀幻想画上了句号。”格兰特在电影中第一次露面时正在残忍地戏弄一个小男孩，并幻想迅猛龙会将他撕成碎片。蒂姆和莱克斯带着崇敬之情迎接这位著名的古生物学家，格兰特竟以怒目相视回应，还希望他们从眼前消失。就差那么一点，他就可以如愿以偿了。“当孩子们无助地躲藏在抛锚的车里，看着窗外的霸王龙发动猛烈的袭击，此时（格兰特）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车中，煎熬着度过漫长的时刻，恐惧地看着自己曾经强行压抑住的谋杀幻想在眼前上演。”希恩说，“当格兰特终于下定决心，纵身跃起去解救孩子们时，才为自己的邪恶念头做出了一点补偿。当然，电影还没有结束，直到他遇到完全相同的危险。那场迅猛龙的袭击，和格兰特在影片开场描述的场景一模一样……令人吃惊的是，这部电影正是厚颜无耻地围绕着这样一个难以言说的愿望展开。如此说来，有些人指责《侏罗纪公园》‘缺乏故事性’‘人物个性不鲜明’，多少显得过于偏颇。”

斯皮尔伯格决定将哈蒙德的动机从无情的贪婪，转变为对奇观孩子般的迷恋。正如影评人彼得·沃伦所说，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角色“能够毫发无损地逃脱危险，大概是因为在某些方面，这个角色太过接近斯皮尔伯格自己。”孩子们从暴虐的恐龙袭击中逃脱，格兰特也逐渐接受了自己作为成年保护者的责任。这些磨难解决了希恩所形容的斯皮尔伯格“一直在父亲这个角色到底是拯救者还是破坏者上摇摆不定”，在最后一个场景中，格兰特抱着熟睡的孩子们，乘坐直升机逃离了侏罗纪公园。他同艾莉·萨特勒博士无声对视，终于习惯了当父亲的感觉。

斯皮尔伯格对恐龙的刻画，如同他在《大白鲨》中对鲨鱼的刻画一样，包含了同等的迷恋和恐惧。导演的这种矛盾心理通过鼓励观众欣赏恐龙甚至认同恐龙（就像格兰特做的那样）来加强悬念感，同时也将观众们代入人类猎物的恐惧。由此产生的复杂基调形成了希区柯克电影中惯用的，那种令人不安又相互矛盾的“吸引力排斥力”。斯皮尔伯格一生对恐龙的痴迷可能源于内心深处迷恋不负责任的父母所产生的焦虑。克莱顿的理论是：“孩子们喜欢恐龙，因为这些庞然大物象征着不可控制的权威，也象征着父母，既让人迷恋又让人害怕。孩子们喜欢恐龙，就像爱自己的父母一样。”

有评论说斯皮尔伯格没能将《侏罗纪公园》里的人物塑造得像恐龙一样立体，这样的批评也不无道理。澳大利亚演员山姆·尼尔成功塑造出忧郁的格兰特，但这个角色的衣品不怎么时尚。而劳拉·邓恩和斯特勒博士一样惹人讨厌，她咧开的大嘴，再加上糊涂的个性，削弱了她作为古植物学家的可信度。斯皮尔伯格想要赶在计划日程之前杀青，因此可能降低了对于演员一贯严格的演技要求。甚至连演员们（包括杰夫·戈德布卢姆饰演的时髦数学家伊恩·马尔科姆）逃命时的台词都缺乏感情，还含糊不清。斯皮尔伯格宁愿把预算花在特效上，也不愿花在演员身上[9]。但导演极具创意地突显两个孩子和阿滕伯勒的亲密关系，也暗示出尼尔和邓恩扮演的角色未能充分调动导演的情感。

“《侏罗纪公园》是一部优秀的娱乐片，充满了刺激，但不能像伟大的电影那样引起观众的共鸣。”《华尔街日报》的朱莉·萨拉蒙这样评论，同时也抱怨道，“恐龙看起来活灵活现，但人物看起来那么虚假。”除了像亨利·希恩这样的少数例外，大多数影评人往往对导演专注于父爱主题的作品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新闻周刊》的大卫·安森反驳道：“可以预见，格兰特必须拯救哈蒙德淘气的孙子和孙女，以免他们成为恐龙的盘中餐，这时，格兰特对孩子的厌恶情绪就会发生转变。”《村声》的乔治亚·布朗也评论说：这部电影“对心灵脆弱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可怕了。令人惊讶的是，导演把书中两个可爱的儿童主角塑造得很粗糙。继《铁钩船长》中令人作呕的迷失男孩后，许多人会欣赏这种新的冷血表演”。

“什么是犬儒？”奥斯卡·王尔德问，“那就是他知道一切的价格，却不知道其价值。”这样的评论也适用于《侏罗纪公园》的票房。这部电影的票房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他们威胁要把实际的电影降为一个脚注。

自1995年6月10日上映以来，《侏罗纪公园》仅仅用了不到四个月就打破了《E。T。外星人》之前创造的7。01亿美元的票房纪录，最终以院线13亿全球总票房收场（在国内市场上，《E。T。外星人》仍以3。998亿美元票房领先于《侏罗纪公园》的3。571亿美元票房）。《侏罗纪公园》几乎霸占了国外影院的银幕，因此在法国电影人当中引发了激烈的抗议，他们要求政府在好莱坞大片的猛烈冲击下保护本土电影。斯皮尔伯格在《侏罗纪公园》收益中所占的份额也成了热点，据《福布斯》报道：“在这部电影盈亏平衡之前，斯皮尔伯格大概可以获得总收益20%的‘毛分红’。电影一旦开始盈利，斯皮尔伯格就可以获得50%的利润分红……斯皮尔伯格将从《侏罗纪公园》中获得超过2。5亿美元的收入……目前为止，他可以算是从单部电影或娱乐节目中获得收益最多的个人。”

相当讽刺的是，当媒体都在大肆赞颂这部电影的商业成功时，斯图尔特·卡拉万斯在《国家》（TheNation）杂志上抨击说：“关我什么事？这些钱有一分流入了我的银行账户吗？但也许我没抓住重点。从那些新闻报道的基调中，我可以说《侏罗纪公园》的成功也是我的成功。就像在冬季赠礼的季节，我会把我的7。5美元分到下周的票房总额里，来分享共同的好运。引用一句广告语：‘成为电影史的一部分吧!’看着票房越来越高，美国人民会多么高兴啊!”

然而当人们更加关注斯皮尔伯格的银行账户而不是他的电影时，斯皮尔伯格又一次因为成功而被污名化，这让他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担心观众们会记住我，是因为我的电影赚了多少钱，而不是电影本身。到底人们会记住金牌，还是赢得金牌的那场比赛呢？”

于是，《辛德勒的名单》诞生了。

“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故事，”斯皮尔伯格说，“难道不是吗？”

希德·谢恩伯格曾寄给斯皮尔伯格一篇《纽约时报》的书评，关于托马斯·肯尼利所著的一本“非虚构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正是奥斯卡·辛德勒。这名纳粹企业家为了将他的犹太工人从大屠杀中拯救出来而倾家**产。“我被这本书吸引是因为这个角色本身的矛盾性，”斯皮尔伯格回忆说，“这不是关于犹太人拯救犹太人的故事，或者来自瑞典或者瑞士的中立国人士拯救犹太人的故事。这是关于纳粹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故事……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突然愿意不惜一切财产去拯救这些犹太人的生命呢？”

1982年，斯皮尔伯格还没有承诺会导演《辛德勒的名单》，但是他对这部电影表现出了足够的兴趣。于是环球影业在那年秋天，为了他买下了此书的电影改编权。第二年春天，斯皮尔伯格第一次与大屠杀幸存者利奥波德（保罗）·佩吉见面。佩吉是波兰人，本名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是被辛德勒救下的1100名犹太人之一。这些幸存者称自己为“辛德勒的犹太人”。“波德克”·普费弗伯格在成为普拉佐集中营的营长之前，在克拉科夫为辛德勒经营黑市。那时波德克的司令官是党卫军中尉阿蒙·戈特。辛德勒贿赂戈特，让普费弗伯格和妻子米拉，还有其他的“辛德勒犹太人”在其位于克拉科夫郊外的德国搪瓷厂工作。1944年，该工厂被勒令解散，辛德勒从戈斯手上买下了这些工人，并在自己的家乡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吕恩利兹建造了另一个假冒的军工厂作为避难所。

普费弗伯格在战后赶赴美国，将见证辛德勒不可思议的英雄主义视作自己一生的使命。在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之后，斯皮尔伯格第一个感谢的人就是普费弗伯格：“如果没有那位名叫波德克·普费弗伯格的幸存者，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也不可能开始……他将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带给我们所有人。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却给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带来了奥斯卡·辛德勒般的希望和愿景。”波德克·普费弗伯格带着详细的档案和丰富的照片，不知疲倦地向人们讲述这个故事，与此同时，他还号召他的“辛德勒犹太人”同伴们一起来资助曾经救助过他们的英雄，因为辛德勒在战后几乎濒临破产。1963年，普费弗伯格尝试与米高梅合作拍摄有关辛德勒的电影，但最后没有拍成。但在此之前，他们还是为辛德勒本人募得3。75万美元。

1980年10月的一天，托马斯·肯尼利参加完意大利的某个电影节，返回澳大利亚的途中在贝弗利山庄短暂休整，同时也为他最新的小说《同谋》（federates）举办签售会。他想要买一个公文包，于是走进一家箱包店并开始同店主攀谈起来，而这位店主就是波德克·普费弗伯格。“在谈话过程中，他发现我是一名小说家，”肯尼利回忆说，“……他告诉我，他有本世纪最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