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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揭阳水城（第3页）

“新古典时代”：从“梁陈方案”到“全民自觉”

岭南水城的方向和目标都已经确立，然而“文化遗产保护与旧城改造”，一直以来都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两难命题。究竟是“拆”还是“保”，两者之间如何平衡才能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妥善解决这一对矛盾便显得尤为迫在眉睫。

在走遍了揭阳城市之后，王志纲认为，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今天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全民自觉”的时代，此时的旧城保护也总算有了经济社会基础，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运营模式，中国将有可能迎来一个“新古典主义时代”。

提起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首先很自然就会想到长期以来关于“梁陈方案”的争议。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对新中国首都北京做了一套规划方案，核心观点包括把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以避免对北京古城进行大规模拆迁等。众所周知，这套方案没有被采纳，但这件事也几乎成了一段历史公案。

王志纲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有个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过程。很多学者的观点要把老北京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其实是不现实的。所谓存在决定意识，屁股指挥脑袋，物质决定精神，任何一个城市形态和居住形态，都是跟它特定的经济形态、意识形态和生产力方式是结合在一起的。农耕时代的城市形态原态保留，除非中国社会停滞不前，而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现代北京必然要呈现一种崭新的面貌。“梁陈方案”从理论上、从学术上来说，非常可取，非常有价值，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的确是会有一些问题。

如果说新中国刚成立时谈文物保护有点“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好在那时的主要问题是解决温饱，和继续“革命”，大规模的建设并未在全国铺开；导致当时城市化的速度很慢，旧城改造的破坏还不是很大，相反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轨道，这好比是洪太尉放妖魔，在释放出巨大生产力和消费力的同时，也点燃了人们一夜暴富的欲望，加之资本的贪婪，政府的好大喜功，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粗旷发展盛行。尤其是近十年，随着财富的积累，中国进入一个高速城市化的发展时期，不少城市的历史积淀可以说在这股巨大洪流的冲击下，打个滚就不见了踪影。而那些城市保护者、学者们微弱呼唤，大多成了堂吉诃德挑战风车的笑谈。

王志纲认为，反而是在当下，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机，叫做“全民自觉”，因为当中国人都“吃饱了撑的”的时候，突然发现，就要要追求质量的提升，品味的提升。这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原来上千年沉淀下来的东西，就像茶壶里的茶垢，其实是最有价值的。之前没有吃饱时是意识不到这点的。这时候，这种保护和认同才成了一种全民自觉。

但与象牙塔里的学者们的认知有巨大差异的是，现实中这种“全民自觉”靠的绝对不是道德力，其核心、源动力，必然是以商业为驱动。

这种商机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文化可以实现其特殊的商业价值，甚至可以卖出大价钱。人们意识到，茶垢是茶壶的价值之所在，越有沉淀的东西才越有价值，历史是可以用来卖钱的。麦当劳那种工业化、规模化的东西正逐渐被抛弃，人们越来越愿意为那些有文化沉淀、手工打造、个性化、贴近自然的东西买单，急功近利的东西反而卖不到钱了。

这就把这种观念从梁、陈和少数知识精英的微弱呼号，变成了一种大众的自觉和意识。其核心和真正的源动力还是消费者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这种看得见摸不着、原来觉得一钱不值的东西。有了这个，商人也愿意干这个事情，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旧城保护终于有了一个社会经济基础。

同时，我们也要清晰地认知到古城保护与开发的面临的诸多困境。

从城市建设角度出发：古建筑、古街道、文物古迹往往比较破旧，配套设施通常不太齐全，这不仅加大了提升城市整体形象美观性的难度，同时也难以满足城市日益快速发展的需要，保护往往与现代城市建设发生矛盾。

从土地利用角度出发：古建筑、古街道往往占地面积大、容积率较低，大部分属于城市中集约化土地利用效率最低的区域，因此往往保护和改造时出现不经济的问题。

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域的利用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一般比较低，如用于旅游、用于商业等等，与房地产开发相比，其经济效益差距较大。经济利益驱动导致古城保护出现困境。

更大的问题在于，保护中可能出现的诸多误区。

其一，单纯以保存文物数量、历史价值、革命意义作为选定的标准。忽略了古城其他价值，遗漏了大量具有地方文化特性的街区、建筑及其文化内涵，虽然也制定了保护措施或保护规划，但其效果却可能只是政府行为，得不到大众的呼应，缺乏群众基础。

其二，消极静态的保护。以划定保护范围，限制建筑高度、体量，甚至建筑风格形式为主要内容。将保护与开发对立起来，保护没有层次，保护区之间没有联系，且与周围传统的民居对立起来，成为孤岛，其结果是保护下来的古城的建筑大多残旧不堪，基础设施水平低下，卫生条件差，与现有社会发展发展极不协调，许多古城“人去楼空”几近废墟。

其三，建筑破坏严重：开发改造时对特色街区的建筑豪不留情，把古城完全变成了豪无特色的商业步行街，缺乏居民的参与，缺少生活气息，人情味逐渐丧失，其结果是建了一座人工搭建的漂亮戏台，缺少历史真实感。

在大量的研究之下，工作室明确核心理念：开发性保护。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复兴的实践，只有通过开发性保护来完成。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复兴。城市复兴的核心在于人的回归。营造城市的人气，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不再有怨言，让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聚集在城市复兴这面大旗下，享有同等的机会，并提出自己的合理要求。

被动的保护，实际上是一种任其自生自灭的做法，所保护的东西最后将成为一堆建筑垃圾。只有走开发性保护的道路，才能使其发扬广大，达到保护的目的，使其成为活体文化走廊。开发性保护要保护的是城市的精华，即“空间尺度，城市肌理，原生民居，古建筑的风格风貌，平面布局”，而不是朽木、泥巴路和破碎的瓦片。只有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存在价值，才能够真正的存留和保护下来。

让梦想照亮现实：中国第一水城

欧洲文艺复兴以降的大多数西方“新古典主义”的标志，尤其是建筑和雕塑，大多数属于“高仿类”产品。其精神内核在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创造就是明天的文化。仅有继承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本身就具有深厚地域文化底蕴的人将更有优势。

而岭南水城以“新古典主义”的全新理念为导向，完全有可能打造成“中国第一水城”。

如何去创造属于今天的中国文化？工作室认为，既不能异想天开，也不可闭门造车，要遵循社会发展和运转的规律，主要依据社会阶层，通过上中下三种途径实现。

对于顶层社会，文化在于向奢侈化方向发展，使其具备标杆效应。纵观古今中外，撇开道德的褒贬，文化的极致都是在顶层社会沉淀，奢侈从来都是积极的推手。顶层社会的消费力意味着文化可以具备成百上千倍的溢价，意味着文化存在着广阔无边的实验空间。对顶层社会而言，文化在于美轮美奂的形态和深厚的历史内涵的完美结合，在于手工打造产生的稀缺性，文化承载于建筑，雕塑，饰品等可以长久留存的器物。这种文化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网罗乐于穷首皓经式的人才，解决他们的生存空间。

对于底层社会，文化在于热闹，通俗而有趣，并要有足够多的人气烘托出文化风气。这是一个做减法的概念，要求底层文化要有培育的过程，不能唯商业马首是瞻。要适当地提供场所，免费或者相对低廉成本的参与方式，扶持来自于民间的自发文化形态。由于社会底层对资产敏感度，底层的文化也重点体现在娱乐休闲等非物质形态上。

最难实现的，也是创造文化最关键的在于中间社会阶层。中间社会最有市场消费力基础，庞大的人群也令文化消费模式具有实际的市场意义。一旦创造出来某种文化消费形态，就成为一种商业的终极推动力，从而引领一个时代。但中间社会的文化消费也是最难创造，它要求软件和载体的融合。看起来雅致却可以被成批复制，以一种乘法效应被广泛消费和享受，为中端人群创造休憩的理由和机会，文化不再是符号，而是将新功能注入旧载体。

未来的岭南水城，将呈现出古城新城完美互动，彰显“RBD”价值。通过水系连接，形成古城和新城的完美互动。水城因水而生、因水而活，水系就是联通历史与现代、古城与新城的纽带。

未来的岭南水城，将实现旅游人群和居住人群的充分融合。通过古韵、水城，打造异质空间，吸引休闲旅游人群；通过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改善现代居住条件，满足城市生活的需要。而这两类人群将在岭南水城充分融合。大休闲时代背景下，商业消费模式将发生很大变化。人们更加爱注重体验，更加注重消费的环境，商业游憩和一站式的商业服务成为新的潮流。而城市RBD将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商业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引领这种潮流，升级和重塑城市商业中心。

未来的岭南水城，将以“湿地生态”模式，打造休闲产业生态循环。RBD将形成一个由休闲产业为核心产业生态循环，既具有观赏价值，同时又具备自身造血的功能。不同产业间形成的“生态湿地式”的生命循环体系，使之充满活力，生机勃勃。休闲产业和地域文化、历史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产业的独特性，从而增加附加值，提高了经济收益。包括旅游业，商业，酒店业，传统手工艺，创意产业，综合服务业等。主要采取“前店后厂，场店合一，店景合一，场景合一”，结合水城特点，工艺，建筑，水景相结合，增强观赏性和参与性。

未来的岭南水城，将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中国审美情趣”。强调全局性和连续性。有布局地形成一系列景象，并由此按次序将运动和连续的意念传达给建筑艺术的欣赏者。建筑所带来的美的感觉并不只限于一瞥间的印象，景物转换，如同文学和音乐。建筑不是一种静止的境界，而是一系列运动中的境界。强调戏剧性。通过变换“场景”的手法使得不同性质和格调的建筑物和谐地共处，并且由此而产生戏剧性效果。使人产生一种神秘而奇幻的感觉，并产生寻幽探胜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