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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第1页）

序

在中国的咨询行业里，王志纲工作室一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很多人听说过，但并不容易说清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从地产到城市，从产业园区到区域合作，从企业战略到国家战略，这个团队就像一艘潜水艇，当人们还在回味这个案例的精彩时，却又猛然发现它在另外的领域浮出水面。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介绍我们的时候都不无困惑，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将近二十年前，我刚刚离开新华社，卷起裤脚奔向市场经济的大潮。有一天，一位堪称南中国读书最多的知识分子看到我给一些企业做的策划案，兴冲冲地找到我，说王志纲你给别的企业找定位，有没有给自己找定位？我给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你知道美国的兰德吗？你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

当时我礼貌地送别他。作为一个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个从事国家安全与战略研究的著名思想库何尝不是心存向往。但就那个时期来说，无论是中国的需求，还是个人的准备，都还没有到时候。当时正是市场经济在中国恢复并开始快速发展的时代，体制机制的不成熟造成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作为一个民间智力机构，也没有那么多大的课题交到我们手上。所以在后来成立工作室的时候，我把目标设定为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

在欧美，战略思想库和商业咨询机构有着明显区别。战略思想库的代表是兰德、伦敦战略研究所，主要服务政府;商业咨询机构的代表是麦肯锡，主要服务市场。不同机构的产生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使命。

拿美国来说，最初一批咨询公司诞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时候一是流水线生产催生了科学管理的思想，二是整个经济步入萧条，需要找出突破困境的方法。比如麦肯锡成立于1921年，他最初给别人教会计学，经济危机出现后帮助别人整理烂账，从事企业兼并、购买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企业微观和中观层面的问题，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于是摇身一变成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一步步发展到今天成为咨询公司的代表。像兰德这样的战略思想库则诞生于二战期间，最初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作为美军讨论战略和作战计划的保密室（类似作战参谋部），二战结束后成为军工企业的研究发展部（ReseardDevelopmeions），缩写为RAND。战后大量军事工业转化成民用工业（比如计算机以及后来的互联网），军事服务业转化成了民用服务业，原来服务于军事战略的兰德就继续服务于国家安全以及一些发展趋势的研究。

毫无疑问，在美国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些机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些咨询公司或战略机构长期持续地研究，使得美国在对外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军事领域上的决策都能够长远着眼，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反过来也是一样，时势造英雄，如果没有美国实力的支撑，麦肯锡也好，兰德也罢，也无法随着美国的企业或是政治军事力量把触角伸向全世界。

二十年前的中国，首先解决的还是解决自身的问题。我们作为一家从根子上就是体制外的智力机构，除了将根深深地扎进市场的土壤，也别无其他选择。这并非是迫于生存压力的无奈之举，相反却恰好锻炼了作为思想库的性格。因为真正的思想库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要针对具体的问题提供相应的对策，而不是纯粹理论研究的机构；第二，它必须要独立于政府、企业和利益集团之外，拥有独立的视角和超然的位置，因此才具备公信力。

即便作为一个长期活跃在市场前线的资深记者，站在岸上和下到海里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将近二十年的市场化生存之路，不仅让我们具备了丙方的实力，更让我们在实践中检验了知识，锻炼了方法论武器，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之路。

二十年的探索

过去的二十年，我们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见证并参与中国天翻地覆的过程。从自身来说，大概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03年之前的工作室，为人所熟知的是在地产领域的影响，虽然这个时候参与的茅台、昆明世博会等项目已经有后来从事企业和城市战略的雏形，但是主要工作还是在地产领域。

2001年的华南板块大盘之战是中国地产界前所未有的盛事，在一块方圆不过两万多亩的土地上聚集了南中国最有实力的八大发展商，其竞争之激烈、竞争规模之大、竞争水平之高至今无出其右者。在各路地产豪杰中，工作室同时担当两家发展商的总策划，当时几乎所有的地产行家和专业人士都对华南板块的前景表示悲观和怀疑。事后还是证实了我的判断，这场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工作室发展命运的商战过后，工作室再一次引领中国地产的发展潮流。

正是在地产行业一片高歌猛进的形势下，我做出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选择，开始从传统地产领域转向城市发展领域。其实，华南板块的胜利中已经蕴含了城市战略的判断。一个如此规模的大盘，如果不放在城市发展的背景中，如果不和政府跳好双人舞，如果不是把握住市场发展的大势，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2003年夏天，时任成都市长的李春城委托工作室为大成都未来5年的发展之路提供战略咨询，这是工作室参与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的前奏。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启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课题蓦然摆在我们面前。从大北京到大上海，从华东到西南，随着此起彼伏的城市化浪潮，越来越多的城市乃至省级政府开始找到这家来自市场的策划机构。

战略需要时间的验证。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曾经走过的一个个城市和地区，不无欣慰地看到当年的战略判断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在做成都战略的时候，我们没有纠缠于成都是中心城市还是美食之都，而是站在整个中国城市发展的大格局下寻找成都的定位。站在整个中国城市竞争的版图上，东部三大城市圈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犹如一支强劲的长弓，而长江流域经济带则如一支利箭，张弓搭箭，确立了中国经济整体均衡发展的格局。决定这支箭的射程和威力的关键不仅在于弓，更在于是否有强有力的支点。在城市中国这个引弦待发的格局上，幅员辽阔、发展滞后的西部亟需形成新的城市圈作为发力点！如果说中国城市经济的新格局是张弓搭箭的“3+1”，那么“3+1”格局中的“1”，只可能出现在西部！这是历史给予西部的一个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的天时！那么放眼西部，在有可能竞争的种子选手中，谁能抢先一步、扮演“1”的角色呢？

重庆可谓得天时，拥有直辖市的政治优势，同时享有三峡工程建设带来的机遇，已经成为国家拉动西部经济增长的战略基地。西安占据地利，从来就是西北的中心，文化底蕴深厚，悠悠十三朝古都，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已提出争创“西部最佳”城市的发展目标战略。相比之下，成都并不占优，顶多能能占人和。它在软性资源上更胜一筹，作为天府之国，几千年来就是休闲城市，富饶闲适，山川秀美，文化底蕴独特，从来都是西部最大的消费城市。说实在的，在这场新三国演义中，成都的战略地位并不突出，但在这场战略突围之中，成都“大梦谁先觉”，勇于代言西部，按照中西部中心城市来制定战略。打出“休闲之都”的品牌，以三产带动二产。不仅没有耽误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反而因为重视环境，吸引来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

十年间，得益于成都领导班子对这一战略坚定不移的落实，成都在城市发展、城乡统筹、高新产业、文化产业、休闲旅游以及城市营销方面都做得风生水起。我们也一路深入参与了众多前沿课题的探索。2009年，成都重新审视发展战略目标，充分肯定了过去的发展成绩，并且开始在世界城市体系的格局中提出新的定位。

——再比如大北京，首都圈的打造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酝酿之后，为了真正实现世界城市的目标，也开始进入到更为实质性推进的阶段。行政的短板需要市场来补。无论是从国内外区域合作的经验，还是从现实运作的实践来看，都不难发现：区域合作的推进，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高度共识，更需要符合市场规律的操作来支持。翻开我们的案例库，几乎这个区域中的所有重要城市都赫然在列：从廊坊到张家口，从承德到保定，从秦皇岛到天津。因此，北京市对口支援与区域合作领导小组委托工作室进行首都圈战略研究也就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沿边中国：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趋势，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置身其中，或者主动引领时代发展，或者被携裹着一路向前。开放使得中国接轨全球化，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完整意义上的开放包括“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开放。在沿海快速发展的同时，沿边开放却是许多年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虽然一些地方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提出沿边开放区域合作，但是无论是规模还是效应无法与沿海开放相提并论。这是经济规律所致。之所以中国的沿海开放能够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沿海城市承接了世界产业转移的浪潮，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充当了世界加工厂的角色，以这样的角色嵌进世界经济体系。而在沿边开放区域，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到一定程度，与周边国家的互补性还没有体现出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沿边开放远远没有办法和沿海开放相提并论。

今天沿边的时机已经成熟。从国内的需求来看，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和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如果不解决均衡发展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就会脱节。所以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都是要解决东部和西部、东北和沿海差距拉大的问题。从国际需求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改变又一波世界产业转移浪潮兴起，沿边开放的新时代正在到来。如果说沿海开放开启了中国过去的三十年的话，沿边开放则将接过接力棒，成为未来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我从东部的黑河、绥芬河、丹东、珲春到西边的新疆，再到西南的西双版纳、红河以及广西的钦州和崇左等，走遍了这些边境城市，他们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发展热潮。

——还有诸如万达、泛海这样中国顶级的民营企业，在他们探索新领域的时候也找到我们。四年前，由王健林牵头的考察团北上长白山，南下云南，探索旅游开发的新模式。在跟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的会面中，我代表战略咨询方阐述了长白山整体开发的意义和价值，直接促进了项目的落定。而在后来云南的考察中，西双版纳、普洱、玉溪和昆明都拿出最好的资源，究竟该不该投，投在什么地方，这些向来谨慎的大佬难以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恰好此前半年，我们受西双版纳政府委托完成区域发展战略，不仅挖地三尺，而且走出国门，沿着湄公河，深入金三角，充分研究了未来西双版纳的发展价值，因此对这里的资源和未来的发展非常了解。几位投资者非常认同我们对西双版纳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认同这里的投资价值，决定拿下澜沧江边一块五平方公里的土地，出资两百亿打造国际级休闲目的地。经过了长白山和西双版纳的探索，这几家大企业的投资组合在旅游产业开发上开始大展拳脚，随后在福建武夷山、大连金石滩、武汉等若干地方攻城拔寨，用不了几年时间又将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者。

此次考察也给云南省方面很大的触动。事后听朋友说，陪同的省委领导在全省的会议上感慨，我们之前的招商方式往往是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都拿出来，但是这一次亲眼目睹这些大企业的决策过程才明白，对于这些着眼长远的大项目来说，不仅要看到眼前的资源，更要看到未来发展的价值，而要能够深入挖掘清楚这些价值，把资源与市场发展的趋势相结合，把企业与地方的共赢方式说清楚，则非需要经过战略策划的过程不可。

……

从沿海到内地，从北国到南疆，哪里有难以解决的前沿课题，哪里就活跃着我们的小分队。每当我亲自奔赴前线或是收到各个队伍反馈回来的信息的时候，我都深深地感到：一个战略时代终于到来了，我们为这一天已经整整准备了10年；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告诉国人，规划之前是策划，我们还要用10年时间告诉国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战略。

时代的呼唤

2009年的年会上，我提出把工作室的目标从打造“中国特色的商业思想库”改成“中国最好的战略思想库”。从商业思想库到战略思想库，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变，却经历了多年积累和磨练的过程。

思想库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战略地位密切相关。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智库，一方面跟他的政治决策方式有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走向全球，要对全球的趋势和动向进行研究和控制，所以它以咨询为前沿，在全世界推行他的体系。

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战略思想库的兴盛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到了一个关口：一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一边又面临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深刻转型；一边要应对国内出现的种种问题，一边又要面对国际发展环境的风云变幻。这些关系之间既相辅相成又存在着矛盾。打个比方，昨天的中国像是在长江和珠江里面的航船，那时候只要是“船老大”就行了。怎么叫船老大？左边有村庄，右面有庙宇，那他就基本上可以知道他在哪里了，可以操作船了。但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珠江口、长江口，到了浩瀚的太平洋。这时候，东经、西经、南纬、北纬，如果没有一套现代意识，没有航海图、没有罗盘、没有一个有效率的分工，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我们是不可能“挂云帆济沧海”的。这就要呼唤战略了。

对于中国而言，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中国正在从过去较为被动的全球化提升为更为主动的全球化，从过去产业层面的全球化提升为产业与资本相结合的全球化，从过去引进来为主的全球化提升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全球化。

比如在非洲，中国的影响正在持续上升。由于中国给非洲的援助给非洲带来了“一种新选择”，中非合作为非洲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2006年的中非论坛上，非洲国家希望更多借鉴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经验，胡锦涛主席提出在非洲设立3-5家经济贸易合作区的设想。我们介入了其中一家毛里求斯经贸合作区发展战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