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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天才与疯癫（第1页）

第五章天才与疯癫

天才与超常智力之间的关系尚不能确定，而天才与心理疾病的纠葛更是充满悖论，有时一目了然，有时暧昧不清。患有心理疾病的天才中，文森特·凡·高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在重度抑郁症的长期折磨下，于1888年亲手割下自己一只耳朵，而后住进精神病院，1890年，他开枪自杀，年仅37岁。事实上，正是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里，凡·高的创作力量达到顶峰，孕育出了最伟大的作品。凡·高生前，他的画作几乎无人问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逐步认识到这些画作极高的艺术价值，如今它们已是世界艺坛的瑰宝了。凡·高的疯病会周期性发作，这一点他的家人、同行和他自己都没有质疑过。但是同样无可否认的还有凡·高的理智，他笔下内容详细、逻辑清晰的大量信件就是证据。这些信有的寄给帮他卖画的弟弟提奥，有的寄给同行艺术家埃米尔·伯纳德（émileBernard）、保罗·高更（PaulGauguin）。“大量的信件和画作展现出凡·高内心强大的凝聚力，”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馆的三名研究者于2010年写道，“仅仅将其视作病态的产物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些信件和画作就是文化遗产，属于一位真正伟大的智者：真实的凡·高。”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法医鉴定，人们还是无法清楚地解释心理疾病和超凡创造力在凡·高身上共存的原因，而这种令人着迷的共存不断激发着当代人的想象力。

8。《割掉耳朵后的自画像》，文森特·凡·高，1889年

心理疾病和超凡创造力之间的联系可谓历史悠久，一言难尽。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问：“为什么所有在哲学、诗歌、艺术领域出类拔萃的人都是忧郁的？”〔一说问这个问题的人是他的学生提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他以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戏剧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为例，其中包括埃阿斯（Ajax）、柏勒洛丰（Bellerophon）；以历史上的哲学家为例，包括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传说，恩培多克勒为了化身为神，跳进埃特纳火山口身亡。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诺尔·布兰（NoelBrann）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天才起源的辩论》（TheDebateinofGeniusdurialianRenaissance）中写道：15世纪时，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Fio）认为忧郁“可以说是肉身付出的代价，因为灵魂费尽周折，‘英雄般’地穿过理性无法弥合的鸿沟，从有限、短暂的自然出发，到那无限、永恒的超自然中去”。莎士比亚的直觉也与此相似。《仲夏夜之梦》（AMidsummerNight’sDream）中，国王忒修斯说：“疯子、情人和诗人，都是幻想的产儿：疯子眼中所见的鬼，多过于广大的地狱所能容纳；情人，同样是那么疯狂，能从埃及人的黑脸上看见海伦的美貌；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强烈的想象往往具有这种本领……”[1]

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拜伦、舒曼二人都有自毁倾向。他们的生平和作品十分具有代表性，显示出心理疾病和天才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后来，凡·高的事迹增强了这种联系。20世纪，美国三位艺术界领袖——厄内斯特·海明威、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Plath）、杰克逊·波洛克（JaPollock）——因抑郁症自杀，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也是如此。

罹患心理疾病的科学家相对较少。然而，20世纪90年代，精神科医生费利克斯·波斯特（FelixPost）以291位具有超凡创造力的个人为对象，基于他们的传记开展调查，得出以下结论：依据现代诊断标准，爱因斯坦和法拉第患有“轻度”精神障碍，达尔文和巴斯德患有“中度”精神障碍，玻尔和高尔顿患有“重度”精神障碍，其他一些知名科学家也榜上有名。以达尔文为例，他忍受怪病几十年，也许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公众接受程度感到焦虑导致的。

有关天才的坊间传闻极具戏剧性，可能会歪曲心理疾病和创造力的关系。逸事趣闻能够轻而易举地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心理状况不稳定是超凡创造力的必要条件。此类印象之所以会存在，大概是因为资质平庸之人不愿直面天才的成就，便拿心理疾病为借口敷衍了事。然而，这个观点不攻自破，因为针对上述的每个例子，我们都能轻易地找出在相似领域中同样具有超凡创造力却没有任何精神障碍症状的艺术家、科学家。

心理学家只有以样本数量可观的群体为单位，研究天才的心理状况，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判断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是对是错。我们将考察三项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艺术领域的研究，其研究对象分别是14至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家、18至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20世纪下半叶美国作家。

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彰显出登峰造极的创造力，在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过在人们印象中，患有精神障碍的艺术家在文艺复兴时期极为鲜见，而在同样关键的浪漫主义时期却显得不足为奇。也许除了米开朗琪罗之外，波提切利（Botticelli）、布鲁内列斯基（Brunelleschi）、达·芬奇、拉斐尔、提香等主要文艺复兴艺术家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个性强势、顶天立地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孤立无援、饱受煎熬的天才，也没有自毁倾向。实际上，只有一位名气不如前几位的画家——罗素·菲伦蒂诺（RossoFiorentino）——早前被曝自杀，而这一消息并不属实。

乔尔乔·瓦萨里的杰作《艺苑名人传》于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首次出版，心理学家安德鲁·斯特普托通过分析书中的人物事迹，研究文艺复兴艺术家的人格特征。斯特普托自问：“在瓦萨里眼中，最具创造力的人是精神紊乱、郁郁寡欢、离群出世的吗？还是他另有看法？”

《艺苑名人传》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介绍早期、中期、后期艺术家。学界已经认定早期部分的信息并不可靠，因为瓦萨里缺乏1400年之前的材料。因此，斯特普托将书中的早期部分排除在外，转而研究中后期的123位艺术家，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也名列其中，包括83位画家、38位雕塑家、22位建筑家（许多艺术家跨界创作）。

我们还须考虑瓦萨里的个人判断是否可靠。大家都知道瓦萨里常常在事情的真实性上犯错，但在一项关于人格的研究中，立场比真实性来得更加重要：他是否对信息来源进行鉴别、筛选，通过信息的完善、重组，完成该书的潜在任务，即说明艺术家不是区区工匠，而是专业人士，他们与从事法律、医药等崇高事业的人一样值得尊敬。有证据证明他确实做到了。另外，该书记载的事迹中包含了足够多的反常行为和负面特征，这意味着读者大体上可以相信其真实性。斯特普托称，就算是瓦萨里最爱的艺术家，“也与其他艺术家一样，可能被贴上傲慢自大、软弱无能等负面标签”。同样重要的是，瓦萨里的同代人对书中描述的艺术家非常了解，他们认可该书的价值，没有产生任何质疑。

斯特普托梳理传记内容，将其作为42种不同特征的参考标准，其中包括诚实、自负等一般特征，也包括忧郁、古怪等构成所谓“艺术家气质”的特征。无法避免的是，斯特普托手头的材料不总是为他制定的条目行方便，所以他最终从瓦萨里的评价中选取了13个更加宽泛的特征予以采用，分别是：能力高强、勤奋好学、吃苦耐劳、负面评价、善于交际、谦恭有礼、精明老练、张弛有度、超然物外、郁郁寡欢、行为古怪、妄自菲薄、自命清高。

其中，勤奋好学最为常见，123位艺术家中有48人具有该特征，占比39%。谦恭有礼排第二，占31%。相比之下，郁郁寡欢、行为古怪、超然物外的艺术家并不常见。斯特普托写道：“气质忧郁、过分敏感、离群索居等现代遐想，在这里找不到一点根据。”不过也许这些特征属于少数精英分子，属于那些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也就是说，瓦萨里选择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力超常者才具有这些特征？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斯特普托将其中的精英筛选出来，重新进行分析后发现，原来的结果更加明显：他们比大多数艺术家更加勤奋好学、谦恭有礼、善于社交、张弛有度，仍没有抑郁、古怪的倾向。斯特普托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缩小至瓦萨里最爱的11位艺术家——马萨乔（Masaccio）、布鲁内列斯基、多纳泰罗（Donatello）、达·芬奇、拉斐尔、安德烈·德尔·萨托（Ao）、罗素·菲伦蒂诺（RossoFiorentino）、朱里奥·罗马诺（GiulioRomano）、佩里诺·德尔·瓦加（PerinodelVaga）、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FrancescoSalviati）、米开朗琪罗——再次重复分析，结果比上一次还要明显。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家既没有过分离群出世，也没有过分喜怒无常，而是勤奋好学、脚踏实地、谦恭有礼、善于社交、精明老练的。据艺术史学家观察，且不论达·芬奇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半成品，在15世纪最后20年中，他确实拥有上述所有品质，那时他正为米兰公爵效劳，画着《最后的晚餐》（TheLastSupper）。

斯特普托总结道：“要是事实当真如此，那么患有心理障碍、离群出世等‘艺术家人格’特征就不是拥有创造力的必要条件。”在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这些特质大概不能给艺术家带来足够养家糊口的收入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相比之下，自18世纪后期开始，社会对艺术家的期待转变了，这些特质便一直激发着公众对艺术的兴趣。第二项研究的对象是36位在1705年至1805年之间出生的英国、爱尔兰诗人，同样是考察精神障碍与创造力的关系，结果却与前一项研究截然相反。开展这项研究的精神科医生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KayRedfieldJamison）在《疯狂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TouchedwithFire:Manic-DepressiveIllheArtisticTemperament）中写道：“结果显示，这些诗人及其亲属中，患有心境障碍、自杀、因心理疾病被医院收治的比例极高。”杰米森的研究对象包括浪漫主义时期最权威的人物，包括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乔治·戈登·拜伦、约翰·克莱尔（JohnClare）、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威廉·柯珀（er）、托马斯·格雷（ThomasGray）、约翰·济慈、沃尔特·司各特、珀西·比希·雪莱、威廉·华兹华斯等，还有利·亨特（LeighHunt）、詹姆斯·克拉伦斯·曼根（James）、乔安娜·贝利（JoannaBaillie）等不太知名的诗人。虽然样本数量比斯特普托的少，但是该研究的信息来源却丰富多样，不仅有传记，还有信件、病历、家族史，当然还包括诗人已出版的诗作。杰米森以上述材料作为参考，从中找出抑郁、狂躁、严重狂躁等症状及其规律，还包括容易导致误诊的其他身体或心理疾病，比如济慈的肺结核。

经杰米森诊断，司各特可能患有间歇性抑郁症。她写道：

多次提到自己“无故恐慌，身疲乏力，活力下降，思维迟缓”，可能得了文人病，沮丧抑郁。

她几乎能确认拜伦患有躁郁症（双相情感障碍）：

反复无常、时而焦躁的忧郁症。性情多变，偶尔“突然暴怒”。情绪大起大落，抑郁发作时越发严重。有明显心理疾病、自杀的家族史。

她引用了司各特的信件，在信中，司各特这样描述密友拜伦：

如此天赋异禀之人，竟然饱受心中怪病折磨。即使那天才的火焰无法扑灭，他也无缘享受内心的平静与幸福。想想吧，那有多恐怖。

36位诗人中自杀身亡的有2人，分别是托马斯·查特顿（Thomas）和托马斯·罗威·贝多斯（ThomasLovellBeddoes）。6人进过精神病院，包括克莱尔和柯珀。有明显心境障碍的人超过半数，比如拜伦。杰米森将这一组诗人罹患心理疾病的概率与同时期总人口相比，结果显示诗人的自杀比例是常人的5倍多，进过精神病院的比例是常人的至少20倍，罹患躁郁症的比例是常人的30倍。除了拜伦之外，患有躁郁症的还有布莱克、柯勒律治和雪莱。36位诗人中只有7人没有任何明显的心境障碍症状，占比少于四分之一，而且这些人的知名度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