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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石器时代（第1页）

第三章中石器时代

史蒂文·米森（StevenMithen）

导言

中石器时代，指的是末次冰期结束之后、到以农业经济为主之前的时期，这些时间节点都非常模糊。后冰期的间冰段（late-glaterstadials，距今约1。3万年至1。2万年）为冰期后提供了一个“错误的开端”，在此期间，狩猎采集者已习惯于温暖的环境。在温暖的气候回转之前，他们不得不重新适应最后一段严寒期。因此，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间寻找一个明确的分割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任意性——通常选择距今1万年的时间。随着觅食者探索和利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貌，考古材料中不仅找不出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与他们在中石器时代同行之间的区别，反而能够勾勒出一个可以追溯至末次冰期以来的连续的行为变化轨迹。中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社会，人类适应环境的基本过程也是相同的。此外，中石器时代的许多传统判别要素，譬如细石器技术和沿海资源的开发，现在已被确定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接合点也同样模糊不清。陶器的使用、人口定居以及复杂的社会组织，曾经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人群所独有的。现在人们知道，这些现象在中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普遍存在。同样的道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社会的经济类型仍然是狩猎采集而不是一般认为的驯养野生动植物。将他们描述为“复杂的狩猎采集者”而不是农民，或许更为恰当。虽然无法确定中石器时代是何时开始或结束的，但它却是欧洲史前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在更新世末期（距今约1万年前），自3万年前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首次到达欧洲以来，人类的生活方式在本质上从未改变过。他们的特点在于平等的社会组织和高度流动的生活方式。在接下来的5000年内，发生了3次不可逆转的事件，为后来史前时期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出现了等级社会；采用了农业经济学；人类干预并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环境。

然而，如果我们只是把中石器时代看作一个过渡时期，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而研究，那我们就会忽略它。虽然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就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的许多社会和技术特征，但它们在中石器时代的麇集和相互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在技术、生存和艺术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事实上，许多人认为，中石器时代是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融合被推到极限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考古材料中最充分地证明了，人类有能力成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利用它。

在本章中，我们利用北至挪威、南至希腊等遗址中的材料来深入思考中石器时代，并探寻确定欧洲史前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我们将认识到所有中石器时代社会之间的相似之处，它们主要源于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所施加的限制。但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欧洲各地不同文化传统和环境条件下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我们的研究必须从简要回顾中石器时代的环境背景开始。然后，我们将从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动物群的遗骸和特征入手，逐步构建一幅聚居地及其生存的图景。我们将考虑如何将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以解释个别定居点的性质，进而再考虑它们与建立中石器时代的定居—生业模式的关系。最后，我们需要讨论人口规模、社会组织和艺术的各个方面，并以欧洲史前的这一关键阶段文化变革过程的一般模型作为总结。

环境背景

中石器时代的史前时期与末次冰期结束后所发生的环境变化过程密切相关。日益升高的温度改变了陆地和海洋的范围、植被和动物的分布。大量研究表明，最剧烈的环境变化发生在北欧，紧邻正在消退的极地冰川附近，在这个地区，自然地理、植物群和动物群经历了一系列巨大变化，至少在地质年表中是如此。对于中石器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自身是否可以感受到这些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有大片可用的狩猎土地被海水淹没时，人们的记忆会一直存在。

陆地与海洋的关系在北部地区发生了两个气候变化进程，重新划分了大陆板块的面积与地形：一是陆地隆起活动受到了冰川重量的抑制，二是冰川融化使得海平面上升。地壳的均衡恢复仅限于冰盖之下的土地，在遥远的北方表现得非常剧烈，以至于现在的海平面比冰期后海平面下降了250米。陆地面积的扩展是一个缓慢而滞后的过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的陆地今天仍在上升。在这些地区，这种均衡的陆地恢复创造了更大面积的土地，而且已被植物大军先期占领，这使得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能够对其加以利用。反之，海平面上升是一个相反的过程。与陆地的均衡恢复相比，这是一个影响所有地区的快速进程。它淹没了冰川和冰期后早期阶段的海岸线，以及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的一些陆地，使其失去了大面积土地，从而使得狩猎区域减少。在距今大约8500年前，英国与欧洲大陆隔绝。人们可以认识到，这两个过程的结合，连同冰川消融速率的变化，对整个北欧海岸的特定改变过程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波的尼亚湾（Bothnia）就呈现出这些环境变化的复杂性。在末次冰期，冰川湖泊在这一地区密集分布，这种湖泊现在仍然分布在瑞典南部、波罗的海诸岛、爱沙尼亚和芬兰。随着冰川退去，海水渗入这些低地，带来了海洋生物。然而，滞后的陆地均衡恢复速度很快就超过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再次形成了一个淡水湖，即安希勒斯湖（Ancylus）。在距今大约7000年前时，东南部的陆地屏障再次被上升的海平面所破坏，使该地区恢复到了海洋环境，即利托里纳海（LitorinaSea）。

植被变化当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关系发生这些变化时，景观就会发生转变，从开阔的冻原景观过渡到以树木为主的景观。来自北欧的花粉粒显示出这里曾经拥有树种丰富的茂密森林。我们可以构建“等分线”（isopoll）图，以展现特定物种在欧洲的传播，譬如欧洲椴树和栎树。不同树种的扩散和自然演替是由多种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温度的上升、土壤形成过程、树木迁移率及孑遗种的位置等。来自甲壳虫遗存的证据表明，许多地区在树种自南欧和东欧的孑遗分布区到来之前，就已经处在温暖气候中很多年了。在北欧，最早的冰期后景观带以开阔地带的草本植物为主，包括耐寒的桦树、山杨、柳树和杜松。随着温度的升高，松树，然后是榛树，上升到突出地位，接着是喜暖的阔叶树种，最终形成了以栎树、欧洲椴树和榆树，以及适应排水性较差土壤的桤木为主导的中后冰期（mid-post-glacial）混交林。日益升高的温度和植被自然演进的一个结果，是湖泊中充满了有机沉积物。这一过程在冰川消融后立即开始，许多浅水湖在中石器时代被完全淤积了。

在南欧，在远离先前冰盖南缘的地带，植被的变化就没有那么显著。在这里，影响晚更新世植被变化的关键限制因素可能是水分的不足，而不是低温。在法国南部和伊比利亚半岛，在更新世末期，松树和杜松分布稀疏。在冰期后的早期阶段，松树扩展到较高的平地，而以落叶栎树为主的森林遍布整个低地。栎树林的组成似乎与北欧截然不同，榆树、欧洲椴树和桤木的数量要少得多。在地中海东部沿岸，末次冰期的极盛时期有一些小块林地，以干草原环境为主。随着气候的改善，首先是松树的分布面积迅速扩散，然后是栎树。温度和降水量的进一步增加导致其他树种分布的扩展，如山毛榉和角树。在较干燥的地区，如希腊南部，林地不太可能有很多，将其描述为开阔的稀树山地环境是最为恰当的。

后冰期动物群除植被以外，后冰期的动物群与晚冰期的动物群也有着鲜明的对比。一些大型哺乳动物物种，如长毛犀牛、猛犸以及大角鹿都已灭绝，驯鹿和麋鹿被迫进入最北纬的地区。曾经栖居于开阔冻原带的驯鹿和马等大型迁徙性动物群，现在被一系列更多样化的有蹄类动物取代，它们以小规模群体活动，缺乏明显的迁徙行为，其中主要有马鹿、狍、野猪、欧洲野牛和麋鹿。小型哺乳动物群的数量和多样性也有所增加，特别是在中后冰期的茂密森林地带。任何一个地区的冰期，动物群的鲜明特征和植被一样，都取决于多样的气候和生态因素，这些因素导致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石器时代期间，动物群结构继续改变。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持续的气候和植被变化；部分是由于人类活动。例如，欧洲野牛和麋鹿在中石器时代晚期的丹麦东部似乎就已经灭绝了。这可能部分是由中石器时代觅食者过度捕猎造成的。但是我们很难对过去的环境进行详尽的重建，因为大多数动植物的遗骸都是从考古遗址中发掘的，因此经过了“文化过滤器”。如果某一物种没在考古发掘中出现，通常就不能弄清楚它是不存在于后冰期早期阶段的环境，还是仅仅未被中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利用。

在后冰期时期，相比先前而言，海洋生物栖息地的数量增多了，物种的多样性也更加丰富了。海洋脊椎动物种类繁多，从鲸、鲨鱼到鼠海豚和海豚。各种各样的咸水鱼类连同许多贝类，都可供开发。这些资源中有许多会季节性迁徙，在一年中特定的和有限的时间内可供开发。淡水潟湖、湖泊和河流也拥有非常丰富的动物种群。当淡水鱼类如梭鱼、丁鲷和欧洲鳊鱼的数量增加时，野禽的数量也会有很多。

景观演化虽然将自然地理、动植物群的变化作为单独现象来分析是最容易的，但实际上这些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应该考虑到后冰期开始时和在此整个期间的环境变化，以及景观演化的过程。希腊南部阿戈里德（Argolid）地区是由弗兰克西（Franchthi）洞穴遗址的晚更新世和全新世的居民所开发的。在距今2万年前，有一片广阔的滨海平原，海平面比今天低120多米。这片平原上覆盖着草原植被，在绿洲和水坑周围可能存在着一些树木。在这片平原上有大量的马群，很可能还有牛科动物。随着海平面的上升，这片平原及其提供的资源逐渐减少，直到距今8000年时，只剩一条狭窄的沙滩和沼泽地带。现今这已不复存在，海岸线已变成一系列的岩石和鹅卵石，映衬着陡峭的海崖。因此，全新世的狩猎采集者们必须不断调整他们的生存策略，以应对迅速演变的地理景观。这些适应性的改变反映在弗兰克西洞穴遗址考古发现的地层中，我们会在下文详述。

环境结构动植物群的变化不应该仅仅根据物种的数量和多样性来加以说明。后冰期生态系统的整体结构明显比晚冰期更为复杂、更不稳定。每个物种，包括人类，都与其他动植物物种被囊括在捕食者—猎物以及各种竞争关系中，它们之间也有着更多的联系。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物种组成及其数量的周期性但无法预测的波动的影响。环境的特点还在于植物和动物种群的明显季节性变化。除这种时间变异性外，后冰期景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的空间分割性。某些地区，以及这些地区内的某些地点，资源特别丰富，尤其是河流、湖泊和海岸；而内陆地区生物的数量较少，资源组合的变化也较少。在了解中石器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我们需要考虑到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割性，还有物种的数量和类型。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用来利用这种环境的技术，这可以看作是为了应对环境结构问题，同时也是与环境内容相适应的。

技术

与早期的史前时期一样，石器在中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燧石可供利用于大多数领域，可被制成简单的箭镞和其他工具。在北欧沼泽遗址保存的有机材料，让人们一窥鹿角、骨器和木器的多样化及其非常复杂的用途。我们还有几个实例，其中保留了用于大型项目的技术——居所和迁移。

石器的使用可追溯到中石器时代的燧石采石场很少见，可能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并不存在。在波兰平原南缘的圣十字山脉北坡上的发现是一个例外。从这里，一种高品质的巧克力色的燧石被开采出来，这种燧石在广阔的区域内被发现，可能反映了传播模式而不是交换网络。在大多数地区，燧石的表面岩层足以满足中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需求。有些可能是原生矿石，例如来自英格兰南部的白垩地层；或者是以冰川沉积物形成的次生矿床，表现为不规则石核或海滩卵石。这些矿床可能是通过特定的勘探，或将获得的石材纳入其他活动，如为了狩猎出行而开采的。已知的有一些原始的工场，例如在波兰的波兹南-斯塔洛文卡（Poznan-Staroleka），一个主要的石器制作场所就是作为大量不规则燧石的来源地而被众所周知的。这里的遗物表明这样的遗址具有极其丰富或者数量庞大的石核和原始的石片，以及很少的打制工具。

燧石并不是中石器时代使用的唯一石材。在无法使用它的地区，或者不适合手头任务时，中石器时代的觅食者会转向各种其他石材。石英和石英岩也可以为边刮器或箭镞提供尖锐的石片。在苏格兰赫布里底（Hebridean）群岛的莫尔河谷（GleannMor）、斯陶斯奈格湾（Staosnaig）和卢萨河（LussaRiver）遗址的发掘表明，随着人们离燧石产地越来越远，石英在中石器时代工具包中的使用越来越多。板岩本身适合分割和打磨，由此石斧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中石器时代工具组合里的重要成员。细砂粒的绿岩也容易剥落加工，片麻岩和各种岩石的处理是通过凿取后再加工成一系列古器物，如石斧和石锛。充分开发利用周围的原材料，是中石器时代的一个特征。

在欧洲的某些地区，我们可以验证原材料种类的使用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可能反映了社会经济组织的重大改变。例如，在英格兰北部，中石器时代早期和末期使用的原材料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以距今第9个千年为分界线。在早期，工具是由高品质的白色或灰色燧石制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各种低品质的黑硅石和半透明燧石取代。这种变化能够反映出优质的燧石未能满足需求，它的减少可能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资源的枯竭或海平面的上升造成的。或者，它反映了人们行为模式的变化。中石器时代末期的觅食者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可能覆盖的距离较小，并且它说明了多瑙河峡谷的中石器时代的人群在距今大约8000年时从使用黑曜石到石英和石英岩的变化过程。

来自中石器时代的许多燧石工具都是用石锥制成的薄刃石器生产的。由于这些石核往往极小且需要巧妙地处理，因此很明显可以设想当时人们打制燧石的技术水平是非常之高的。在剥离石片时，可能使用了一些木制支架，以便将石核固定。在某些地区，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生产出了带柄石核。这些石核都为细长形，当将石片从一端分离时，碎石器可以在另一端紧紧固定。虽然这种剥片技术在中石器时代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他碎矿方法也被广泛用于生产薄刃石器。在原材料石核体积较小或品质较低的地区，双面修整技术被用来生产薄而锋利的石片和刀片。

当复原和分析的水平足够高时，就可以获得大量关于中石器时代加工方法的信息。当用碎片和工具重建石核的“档案”时，情况尤为如此。例如贝尔莫西二号（BareMosseII）遗址，一处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早期的中石器时代遗址，817件古器物中有48%经过了重复修整，以生产7类主要的箭镞和石刀。由此，可以重建用于每个石核的生产工序。这些工序包括去除表层和不规则面、修整平台的制备、石核和石叶坯料的去除，最后将其打制成工具。一些部件在重复修整工序中都不见了，这表明它们已经得到保留并运送至其他的聚居地。在贝尔莫西二号遗址，我们可以确认一种应用于每一件石器的处理与制作的普遍方法。这可能通过某些方面观察到，比如原材料本身的局限性、生产出来的石器具有相似的功能以及群体内工具制造的传统。此外，从坯料的分布情况观察到的空间布局情况，表明工具生产的不同阶段是在遗址的不同地方进行的。总体而言，就重复加工策略的角度对石器进行研究，已经成为最近几年中石器时代研究的一个核心部分，超越了对更为传统的类型学的关注。

细石器中石器时代通常与细石器的使用直接相关，即一种细小的石器或石叶部件。然而，这种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一些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如爱尔兰中石器时代晚期的拉恩（Larnian）文化，使用了一种大型的叶片技术——“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此外，在几个晚更新世的文化中，如马格达林期（距今约1。7万年至1。1万年）也发现了细石器。总之，细石器至少是中石器时代的象征。

细石器有多种形状和尺寸。考古学家一直以来并且以后仍然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根据器型特征将这些分型定式；然后分析它们在石质堆积物中出现的频率，并根据不同的文化和技术传统将其分类。这些文化类型对过去人群的意义尚不清楚，但通常假定为某种形式的团体认同。这种类型学方法的最佳例证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那里有丰富的考古材料、悠久的田野工作历史，以及曾经快速更新迭代的技术类型，这些因素相结合后在这一地区呈现出一系列广泛的细石器文化类型。到1973年，人们根据这些细石器类型，连同其他的遗物证据，将这个地区的中石器时代分为10个文化阶段，并将其划分为3种文化——马格勒莫斯文化（Maglemose，约公元前9500年至公元前7600年）、孔格默斯文化（Kongemose，约公元前7600年至公元前6500年）和埃特博莱文化（Erteb?lle，约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200年）。最近人们做出了更精细的区分：利用丹麦东部的资料数据，根据细石器形状的变化，将孔格默斯期和埃特博莱期进一步划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建立了类似的文化发展序列。例如，欧洲东北部中石器时代的资料被归类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系列，这些文化的典型器物特征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

如果抛开空间因素的话，我们可以基于细石器类型学和放射性碳测年法将欧洲的中石器时代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以斜钝的尖状器为特征，这一时期典型的英国遗址是斯塔卡（StarCarr）遗址，结束于距今约9000年。第二阶段以细小的石叶制成的多种类型的细石器为特征，通常被称为“薄刃”或“几何形细石器”文化。它们所包含的形状多样，如斜角三角形、长方形和棒状，这些文化最早似乎可追溯至距今约1万年前法国南部的菲厄洞穴（GrottedesFieux）和鲁菲尼亚克（Rouf?gnac）遗址。在距今9000年至8500年的法国其他遗址、荷兰和英国也发现了它们；直到距今8500年，它们都是广泛存在的。这些技术类型持续了大约1000年，然后被那些以偏菱形和梯形为主的厚刃石叶技术类型取而代之。最后一种文化几乎同时出现在整个欧洲，然而也许由于与欧洲大陆隔绝的缘故，并未在英国发现它们。

如果我们要搞清楚是什么导致了细石器类型的这些变化，那么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它们的用途。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它们是多部件工具的标准化组成部分。它们的用途之一，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用途，就是作为狩猎武器的尖刃和倒刺。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人们发现许多用细石器制成的箭镞，是用树脂和麻线绑在木柄上的。一些细石器也具有与肉或骨的撞击造成的特殊断裂形态。另外，在许多动物（和人类）的骨头里发现仍嵌在其中的细石器，这表明细石器是导致它（他）们死亡的原因。照此，他们或者是被切割肌肉和动脉造成的严重出血而死，或者是被穿透器官造成的几乎即刻死亡。

用仿制的弓和箭进行的实验表明，细石器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这种复制品可以通过从阿罗德5号（AgerodV）、霍尔梅加德（Holmegaard）和灵克洛斯特（Ringkloster）等遗址发现的弓箭来制作。所有这些弓箭都是由榆木制成，长度在150厘米到190厘米。三种特质造就了特别高效的箭镞：穿透能力、产生锐利切割的能力和用以确保箭支飞行方向大致稳定的对称性。细石器的形制随时间与空间而变化，很可能与这些变量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有关。有些人认为，埃特博莱文化的梯形和偏菱形的厚刃细石器就具有这种文化特征，而且认为这些厚刃细石器就是这三个变量的最佳结合体。它们的使用提高了狩猎效率，这可能是其能被快速应用于整个欧洲的一个主要因素。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许多与狩猎活动无关的工具，特别是那些用于处理植物材料的工具，可能都使用了细石器。这些细石器在各个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可能是由于它们被用作诸如锉屑器等工具的切割部件。在苏格兰莫尔河谷遗址的细石器，人们发现其尖端附近都有一个圆形的磨耗痕迹，而没有纵向条纹，这表明它们曾被用作钻孔器或者钻头。因此，细石器形制的一些变化可能只是与使用它的不同方式有关；或者，它可能并没有这种类型的功能意义。其他的因素或许也很重要。细石器的形制可能具有象征意义，表明它属于某一特定个体或某一特定群体的成员。这样的信息传递方式在人们检查死亡猎物的信息时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表明是谁杀死了这头野兽。

其他石器制品细石器只是人们在中石器时代制造的众多器物中的一种，呈薄片状的燧石斧和石锛也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它们的制成过程是先对大的石片或石核进行双面加工，然后用工具横向敲打或斜击石斧的中轴，使石片从一端分离，这样就产生了锋利的刃部。当斧或锛需要磨锐时，更多靠近刃部的石片就会被去除，中石器时代遗址中经常发现这些特别的、被重新磨锐的石刃。来自中石器时代遗存的其他石器制品，还包括边刮器——打制的石片或石刃，形状和尺寸多种多样；钻孔器——背部有一个凹孔，用以制造坚固的尖状器；燧石器——这一器物来自被剥落的碎石片，用以创造凿状刃。这些种类的石器，在整个中石器时代欧洲的大多数遗存中都有发现，其精细化和标准化程度各不相同。

一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对中石器时代而言极不寻常。例如，在俄罗斯北部的尼日涅韦雷蒂1号（yeI）遗址的北方期（距今约9050年至8520年），人们复原了5件燧石“锄”。它们具有加工过的宽刃、正面呈圆形以及经由横向精心剥片而成的短柄。在东欧和近东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中也发现了类似器物，据推测它们是用来耕种土地的。这些中石器时代的石器制品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它们可能是模仿麋鹿鹿角的产物。

关于更常见的普通燧石工具的用途，也不容易说明。除了钻孔，很难想象具有锋利尖刃的器物还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用途。然而，“边刮器”这一笼统的术语仅适用于以特定方式打制并以多种形式出现的石核或石叶，并不意味着它们必须用于刮削。微痕分析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功能的信息——尽管结果常具争议。对英格兰北部斯塔卡遗址（距今约9500年）石器的一项研究表明，石器类型、材质以及使用方式之间很少有明确的关系模式。例如，学者对来自遗址的374个边刮器中的56个进行了微痕分析。其中，只有36个（64%）显示出有使用的痕迹，表现为55种使用情形。这些主要是刮削、抛光的活动，针对的是兽皮（40%）、骨头（22%）、鹿角（22%）、木材（13%），以及不确定是骨或兽皮的情况（约为3%）。不同质地的器物使用的情形确实存在一些差异：用于鹿角的工具，往往比用来对付骨、木材或兽皮的工具更长、更有弧度。

木制品、鹿角工具和骨器北欧的沼泽遗址保留的有机材料表明中石器时代的狩猎者拥有鹿角、骨器和木制品组成的种类繁多的工具组合，以弥补石制工具的不足。这些遗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手持工具；另一类是人类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动运转的陷阱及其附属设施。在第一种类型中，弓箭、尖矛和鱼叉的种类丰富。箭杆是由各种木材制成的，它们的箭镞刃部要么是黏附着树脂，要么是钝的，这样就不会在杀死鸟类和哺乳动物时损坏它们的皮毛。骨头同样也被用作细石器的支撑物。在骨头上抠挖出狭窄的凹槽，然后用树脂将嵌入凹槽的细石器固定。利用阴平法雕刻鹿角，将其塑造成各种形状的、装有倒钩的尖状器。鱼镖两侧或大或小的倒钩要么紧挨在一起，要么相距遥远，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考古学家将这些鱼镖作为与细石器类似的参照物，用以划分不同技术风格和文化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