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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最早的农民（第1页）

第四章最早的农民

阿拉斯代尔·惠特尔（AlasdairWhittle）

剧中人物

从东南到西北，整个欧洲农业社会的建立持续了三千年左右，大约从公元前7000年直到公元前4000年。北欧和西欧错综复杂的公元前最后一千年，会在其他章节中论述。本章介绍了在约公元前5500年到公元前5000年，欧洲大部分地区建立农业社会的最初过程，最北可至北欧平原的南缘。这一历史进程是复杂的，并且因地区而异。可以确定发展显著的三个主要区域，并将依次对其进行探讨：东南欧至匈牙利平原；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以西的地中海地区；中欧和西欧（从匈牙利平原的西缘到法国北部的河谷，但不包括北欧平原、斯堪的纳维亚南部和不列颠群岛）。

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欧洲地理布局，使人忆起儿时的一幅充满想象力的地图，里面填满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地理特征——内陆海洋、凸出半岛、高山、河流和平原，以及形状不太规则的近海岛屿。其时，这片土地基本上被森林或小树林覆盖。众多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的中石器时代的人类群体，也以不同的密度居住于此。这些原住居民必须清楚地了解他们的活动区域，其中一些的面积也许是广阔的，而更多的可能是狭小的。霍布斯在17世纪对原始人生活的判断——“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矮小”——是不妥当的。这些人都是富有经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觅食和狩猎的专家，能够经营甚至控制可供他们支配的本地动植物资源，并过着积极向上的社会生活。

从大约公元前7000年起，这个场景中出现了新的元素，永远地改变了大自然的图景。这些新的元素包括原产地不在欧洲的主食，主要有小麦和大麦、绵羊和山羊，以及至少同样重要的一套新的价值观和机遇。在某种程度上看，早期农业或早期新石器时代社会可以通过谷物的栽培和家畜（原产于欧洲的牛和猪，以及绵羊和山羊）的饲养来确定，但他们仍然沿用了古老的习俗和资源。要确定这些，还必须根据以下几个方面：基于定居生活方式的社会价值观、农产品和商品的获取和储存、近亲群体和祖先后裔，以及将世界用符号划分为内部和经常与之对立的外部。

毫无疑问，欧洲的主要农业品种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公元前7000年，农业社会就已经在近东建立起来；这本身就是一部复杂的历史，但必须将它看作是为这一目的而定的。虽然有人声称，绵羊可能在晚冰期和冰期后早期作为早期种群的孑遗种在地中海沿岸西部地区存活，但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绵羊是由人们从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或近东地区引入的。同样，小麦和大麦的野生原种最初可能扩展到东南欧，但谷类作物及其种植很可能是由来自近东的人引入的。然而，牛和猪可以在整个欧洲进行本地驯养，因为它们是本土动物品种的一部分。要进行这种初步接触和交换，人们就必须四处走动。至于这个过程的距离和地理障碍，可能比我们现在认为的要小。最大的问题是要弄清楚这些行为背后的推动者是欧洲本地居民还是外来移民者。

欧洲农业社会的建立，可能是外来移民定居的结果：为新增加的人口寻找新的土地；也可能是本地居民社会转型的结果：技术上已经发展起来，倾向于做进一步的变革，从外部采纳新的主要作物以适应本地需求。事实上，农耕社会无论是在建立方面还是在随后的发展中，似乎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进程。在东南欧，殖民化是有可能发生的，到约公元前5000年，这里就出现了复杂的自然和社会景观。在地中海沿岸的中部和西部，情况不那么清晰，但本地人群在农业传播和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可能很大；然而，变革的步幅可能比东南欧要慢得多。在中欧和西欧，从约公元前5500年开始，殖民化很可能再次出现了；农耕人群适度开拓了林地，建立了独特的村庄网络和中心村落，这种社会状态大体上一直持续到下一章所述时期。

约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以后的希腊和巴尔干半岛

新石器时代的建立和本土人群的角色对处于大约公元前1万年到公元前7000年这一时期的欧洲本土人群，我们知之甚少。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弗兰克西洞穴遗址，是公认的且经过充分发掘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大约公元前1万年，这里的觅食者开发了各种各样的大型和小型猎物以及当地的禾本科和其他植物。在公元前第八千纪里，人们在这个地点捕捞到了金枪鱼——其大小足以赶上出海所捕获的，还从米洛斯岛发现了黑曜岩（一种可以像燧石那样被加工的玻璃质火山岩）。大约公元前7000年，这个洞穴经历了迅速的变化。二粒小麦、大麦、绵羊和山羊在此时出现了，还有磨制石器和原始陶器；同时，它们的使用规模不断扩大，甚至延伸到了洞穴之外。简单的石器，制作方式仍与之前相同。有证据表明，倾向于改变的本地人群迅速转变了经济基础和文化认同，并通过海路与安纳托利亚（Anatolia）的农业村落进行联系。由于新的资源出现和可能更为安定的生活方式，人口很可能出现了激增。

被认为反映了本地社会转变的另一个遗址，是在贝尔格莱德以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之间多瑙河峡谷中的一组中石器时代遗址。在这里，当地居民开发了丰富的河流和森林资源，并且在多瑙河旁、莱彭斯基-维尔（LepenskiVir）遗址和其他遗址处建造了成群的房屋。这种使用可能是稳定持久的，因为那里有着圣坛和坟墓。到大约公元前6000年，如同希腊一样，这里的居民也引进了农作物，现有人口的明显增长可能是采用新资源的基础。

然而令人怀疑的是，这一观点是否可以适用这一整体区域。关于希腊和巴尔干半岛中石器时代人口的证据很少。这可能是因为研究进度不足，海平面和陆地形态变化的破坏性和掩盖作用；但也有可能是各种原因导致这里未出现大量的狩猎采集者。来自安纳托利亚和近东的殖民人口可能占据了一个相对空旷的地形。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是由于以下遗物的出现而得到确认的：小麦和大麦；绵羊和山羊；牛和猪；磨制石器品；陶器（虽然希腊最早的一些遗址可能是没有陶器的）；烧制的黏土小雕像以及小型成排的木质结构建筑。从希腊到匈牙利平原的南部和喀尔巴阡山脉的两侧，都可以找到具有这种共性的遗址。经放射性碳测年的遗址，在数量上虽然还不太充分，但还是可以表明，在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北部、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南部的遗址，比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南部的那些要稍晚一些。这与农业人群通过向北扩张增加人口相一致。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出现，证明了向另一个方向的扩张。在大约公元前7000年之前，这些地方可能基本上荒无人烟。（在塞浦路斯新发现的一处遗址，可能显示出稍早一些的猎人群体，他们可能利用、猎杀直到灭绝矮小的河马，但没有链接到新石器时代的连续性证据。）因此，在东南欧农耕群落建立初期，事实上的殖民化似乎成为它的一个主要特征。事实上，在多瑙河峡谷的莱彭斯基-维尔等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对圣坛和仪式的重视，大多可以被看作本地人对不同生活方式和新思想方法侵入威胁的反应。

第一阶段，约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500年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必然包括短期营地、临时放牧基地和其他专门活动地点。一些场所的最早特征，如塞萨利（Thessaly）的阿尔吉萨（Argissa）遗址具有的不完整窖穴和石铲，就能够反映这一性质。然而，在大多数遗址，聚落的中心特征转移到房屋，它们建造牢固，可供永久使用并且密集排列在一起，我们称为村庄和中心村落。最基本的建筑单位是单间房屋，平面呈近似方形的长方形，通常是木质结构，表面用泥浆涂抹或黏土覆盖。但在希腊和塞尔维亚南部，有时会用石头砌成砖块。已知有长达12米的实例，但常见的房屋面积都是较小的。这些通常只有一个入口，后壁或侧壁上有一个陶炉。到希腊北部发达的塞斯克罗（Sesklo）文化阶段，一些房屋已有地下室，另一些则有两层；有些房子可能已经被粉刷过。建筑物通常是独立式的，尽管有一些相互关联的泥砖案例，如斯科普里（Skopje）附近的安扎（Anza）遗址。仅仅从一栋建筑物来解释所涉及的社会单位的性质或规模是极其困难的，但有证据表明，单个家庭（或其他群体）的个性受到其独立居住空间的影响，集中在一个非常真实意义上的家庭炉膛周围。然而，就目前所见，孤立的建筑物并不多见，房屋通常间隔很近。在马其顿地区的新尼科门迪亚（NeaNikomedeia）遗址，6栋房屋簇拥在一座更大的建筑物周围。有些遗址的房屋显然排列成行，被狭窄的小路隔开，如塞萨利的奥察基（Otzaki）和保加利亚南部的卡拉诺沃（Karanovo）。单独的个人社会单位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这个时期的遗址规模多变，无论是建筑物的面积还是数量。在卡拉诺沃的60多所房屋被认为属于同一个时间段，这很可能是较大的遗址之一。房屋的实际建筑和黏土模型表明，其中一些建筑物是神殿。最有可能适合此功能的是新尼科门迪亚遗址较大的中央建筑物。共同的信仰体系可能将群落凝聚在一起，这些群落几乎没有什么分化的迹象。居住区内存在着大量墓葬，这些墓葬通常位于房屋旁边的土坑中。这些情况似乎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

聚落的精心选址是许多地区的一个共同特征，以便利用各种土地类型进行耕作和放牧。保加利亚南部马里查河谷的主要遗址相距几公里，每一处附近都有不同的土地类型。在匈牙利平原的南部，已知的聚落带是沿着泛滥平原的边缘分布的，以便利用梯田土壤进行耕作，利用泛滥平原和其他区域进行放牧、捕鱼和狩猎。另一个主要特点是遗址的持续时间。已知的遗址比中石器时代要多得多，但其中许多可能只是被短暂地使用过。例如，匈牙利平原山谷边缘的聚落带，可能反映了个人使用的不断演替。然而，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有许多遗址被反复使用，腐朽的建筑材料和其他碎屑的堆积物导致了聚落土堆或台形土墩的形成。在台形土墩中，通常可以辨别不同的使用期和偶尔被弃之不用的石器。有些台形土墩，无论是面积还是高度，都是适中的，特别是更北部地区。而其他一些的规模则令人印象深刻。一直使用到青铜时代初期的卡拉诺沃，它的总高度达到12米，占地面积约3。75万平方米。在其第一主要阶段中，已确定的三个建筑层是0。6米至1米；在它的第二个主要阶段中，两个建筑层留下了1。75米至2米厚的堆积。这些阶段涵盖了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的几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其他大型台形土墩的一长串名单，包括希腊的阿尔吉萨、塞斯克罗和西塔格洛伊，保加利亚的阿兹马克、埃泽尔和亚塞特佩，以及塞尔维亚的斯塔尔切沃和温卡。这一系列的经典名单不仅突出了自19世纪以来在这一领域的大量研究，而且也凸显了终点为台形土墩的聚落的成功性。

最早的农民栽培谷类，并驯养家畜。他们种植小麦（二粒小麦、单粒小麦、普通小麦和密穗小麦）以及大麦（带壳的和无壳的六棱大麦及二棱大麦）。他们开发豆科植物，比如豌豆、小扁豆和野豌豆，而且很可能是有意种植的。他们还利用橡子、橄榄、开心果、樱桃和李子，以及许多其他的野生植物。当适合植物残留物提取的技术经常用于挖掘工作时，我们对栽培和植物利用的知识将大大提高。在安扎遗址发掘过程中，采用湿法筛分和浮选的方法提取样品。在这里，二粒小麦似乎是最基本的谷物支柱，辅之以少量的单粒小麦和带壳的六棱大麦，以及豌豆和小扁豆。在该遗址的一个早期地层中发现了密穗小麦。绵羊、山羊、牛和猪是几乎所有遗址的主要驯养动物；人们也饲养狗。人们继续开发利用像马鹿这样的大型野生猎物，还有许多小猎物和鸟类的骨头也被发现。我们对捕鱼的了解源于更北的遗址，即斯塔尔切沃-科罗群，在那里，鲶鱼和梭鱼的骨头是很好的代表。在罗斯克-卢德瓦尔遗址，人们似乎清洗了大量鱼类并晒干。仅来自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斯塔尔切沃遗址的动物清单，就说明了可用物种的巨大多样性。除驯养动物之外，还有马鹿、狍子、野牛、马和野猪；河狸、狐狸、狼、熊、獾、水獭和野猫；野鸭、鹅、天鹅和肉食动物；以及梭鱼、鲶鱼、欧鳊和鲤鱼。

虽然资源的知识是在使用中逐渐积累的，但其相对重要性仍然难以确定。在不考虑屠宰或处理方法对骨头生存影响的情况下，对骨头的粗略统计表明，驯养的动物数量远远超过野生动物，尤其是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的南部。驯养动物的体现并没有单一模板。在某些遗址，绵羊和山羊似乎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在其他遗址，同时还有一些牛和猪；它们似乎处于平衡状态。然而，在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和希腊，绵羊和山羊似乎确实比北部更为重要。在安扎遗址，绵羊和山羊在数量上的重要性，随着遗址使用年限的增长逐渐下降。在希腊北部的西塔格洛伊，另一个被适当恢复的台形土墩样本，显示绵羊和山羊在早期阶段再次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如其他希腊北部的遗址，例如阿尔吉萨或新尼科门迪亚。驯养的动物可以提供肉类、兽皮和羊毛（尽管后者可能在很晚之后才变得重要）、牛奶和血。它们本身可能就是重要的财产。同样，虽然通常认为小麦和大麦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清楚是哪种提供了最多食物。种植的谷物可以在适宜的土壤上获得高收益，并提供面包、饼干和燕麦粥以供日常食用，以及作为一种可以储存的资源以备荒年。密穗小麦和普通小麦是六倍体的，或者是遗传综合体。这种六倍体小麦比二粒小麦和单粒小麦更适合烘焙，因为二粒小麦和单粒小麦的面粉中缺乏面筋，不能烤成比饼干还轻的东西。同样，我们不知道耕作和畜牧业哪个对维持生计之道更为重要。但是，维持生计的经济很可能没有专门化。对一系列驯化的主要动植物和一些野生资源的同时利用，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优势，多样性可以减少个别主产品的不足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这方面，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可能只会加速现存的中石器时代的趋势，而不能代表全新的事物。

第一批农民可以自由使用的资源是多样化的、适应性强的，而且产量比较高。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使用它们的规模和依据是什么。来自聚落的关于单体房屋聚居的证据可能表明，组织农耕的基本人类单位是家庭，也许是单个家庭。村庄聚落的存在也意味着一种合作精神，这种合作精神可能已经扩展到清理土地、耕种、收获、饲养、放牧和屠宰等工作。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人类可能生活在聚落周围相对较小的半径内，在此范围内，每年农耕周期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尽管放牧和狩猎使个体远离。我们不知道第一批农民是生活在某种基本生活水平上，还是乐意或有能力加强农业生产。相关证据零散而矛盾。关于该地区可用的花粉分析表明，在这一阶段，林地砍伐规模是有限的，并且很少有重型石器用于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在有利的水土条件下，可以获得较高的谷物产量，而且森林放牧也可以允许相当数量的家畜存在。来自保加利亚的切夫达尔和阿兹马克的几个遗址，都有证据表明个别谷类和豆类几乎都是纯种作物，在切夫达尔有间接证据表明涉及二粒小麦、大麦和豆类的作物轮作；几乎纯种作物样本都含有其他物种的残留物，这可以解释为它们是来自同一土地上的先前作物。因此，单个家庭或聚落有能力加强农业生产水平。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最大的聚落可能也是最成功的。

尽管最早的一些希腊遗址可能没有陶器，但做工精良陶器的出现是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希腊的发展序列显示，陶器——简单的碗和罐子，都是手工制作的——最初都是无花纹的，但后来饰以大量的几何图案。其他手工制品，包括打制的燧石、用于切削工具的黑曜岩，以及用于装饰的贝壳。这些手工艺品除它们的内在技术和艺术趣味外，还揭示了最初的农耕群落之间的社会关系。陶器风格可能是关于社会认同性质的某种线索。希腊北部各遗址的装饰风格各不相同，但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与其他地区的陶器进行对比。因此，白底红绘的陶器在希腊北部是广受欢迎的；而在保加利亚的卡拉诺沃文化早期地层中，红底白纹图案的陶器则更占主导地位。陶器可能是当地和更广泛地区的身份象征。在或多或少是永久性定居点定居和生活涉及不同的社会需求：一方面，需要通过获得关键资源来确定周围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另一方面，需要避免孤立，并建立广泛的联系，尤其是维护开放式的繁衍网络。在希腊北部遗址的黑曜岩并不是在当地获得的，可能来自南部的米洛斯岛。由海菊蛤壳制成的珠子和手镯，可在该地区的遗址中发现；而贝壳原料则来自爱琴海。我们不知道这些原材料是有意通过远距离获取的，还是它们（或由它们制成的货物）是通过一系列的短程交易，例如礼物交换而取得的。重要的是，这进一步证明了第一批农业社区之间远距离接触的现实。

许多遗址都有烧制过的黏土小雕像。它们都是拟人化的，主要造型是女性和动物。这些小雕像是多种多样的。女性的图案一般都比较小，通常是站立、蹲下或坐着；她们的手臂交叠于臀部，或伸展开来；面容通常比较平淡，有些甚至表现得像面具；有些头部是细长的或长条状的。相比之下，下肢和生殖部位往往被夸大。到公元前六千纪塞萨利地区的塞斯克罗时期，小雕像更为精致：眼睛以谷粒的形式出现，头发和面部进行了细致的描图，装饰性更强。一般说来，在整个地区都可以找到类似的雕像。有些样式很普遍，比如具有装饰头饰的长条状头像在马其顿地区的新尼科门迪亚遗址和塞尔维亚北部的斯塔尔切沃都有发现，而这两地相隔很远。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小雕像，此外，还有微型台子或祭坛，以及房屋或神殿的模型。一些保存完好的样本是众所周知的，尽管考古的现实往往不那么迷人。例如，在塞尔维亚地区的迪沃斯坦遗址，所有斯塔尔切沃时期的人形和动物雕像都是以破损状态发现的。

这类小雕像通常被解读为仪式或宗教信仰的对象，而不是单纯的小装饰品。它们的“神话意象”，正如一位学术权威人士所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非常广泛而重要的宗教或精神信仰的一部分。尽管有些人试图重建一个非常确切的万神殿，但凭借这些材料和往往零散的证据，不可能完全洞察那个以雕像为象征的世界，但某些主题还是很突出的。世界的组成部分，可以分为人类和动物，或许为人类的和神圣的、驯服的和野蛮的。这里强调的是女性生殖。人们常常在聚落内的房屋旁边，偶尔在房屋中发现小雕像。例如在新尼科门迪亚遗址的一栋较大的建筑物中，这些小雕像似乎强化了家庭身份。在这一时期，宗教信仰似乎已为所有人所接受。小雕像的广泛分布，意味着该地区早期农耕群落之间存在某种精神上或观念上的统一。在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成功方面，这种世界观可能至少与农业实践同等重要。

约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以后的发展希腊和东南欧的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成功是一个衡量标准，在本文所涵盖时期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有几项明显的发展。在大约50代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新石器时代的人群已经很好地立足于这片土地。到公元前六千纪末，这片地区的考古学地图上已经分布了已知的众多遗址。有些较古老的基址从建立阶段开始，至今仍被使用。卡拉诺沃的台形土墩提供了这种连续性的经典示例。其他重要的大型的台形土墩就是建立于这个时期，例如贝尔格莱德西北的萨瓦河谷的格莫拉瓦遗址。大型的遗址，无论是新的还是老的，在这一时期都可能变得突出起来，既是为了集中人口和生产能力，也是为了维持仪式和其他重要社会功能。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大部分的台形土墩都是防御性或封闭的，因此其表面景象仍然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景观。虽然房屋的规模增加了，内部进行了一些细分，但通常不会从诸如卡拉诺沃这样的台形土墩的布局上看到聚落内部的差异。公元前六千纪塞萨利地区的塞斯克罗可能是一个例外，那里较高的中央区域包含一道内部围墙，位于其中的一幢大型建筑物被一些较小的建筑物环绕。公元前五千纪的塞萨利地区的迪米尼遗址，代表着一种进一步的发展，那里有一个界限明确的、也许是用于防卫的石墙中心区域，里面有一座大型中央建筑物，周边围绕着庭院。聚落模式并非整齐划一的。在匈牙利平原的南部，公元前五千纪初的蒂萨文化时期，聚落更加集中。这一时期的遗址发现得较少，但规模更大。在这一时期，第一个真正的台形土墩在该地区出现了。另一种发展迹象是，农耕聚落出现在以前人们有意避开或很少使用的地区。例如，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下游或多布罗加地区、波斯尼亚的较西地区、匈牙利平原周围喀尔巴阡盆地的边缘，以及喀尔巴阡山脉东北部草原带边缘的河谷。拿多布罗加地区来说，聚落出现在以前人迹稀少的地区。随之出现的是独立的墓地。其中一些墓穴以人形小雕像闻名，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男性形象是双手抱着头坐着。这些随葬品可能表现了当地居民的文化适应，而其余的则代表了持续的殖民。

在生存领域，几乎没有明显变化。来自格莫拉瓦等遗址的动物种类，与斯塔尔切沃早期的非常相似。驯养动物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有大大小小的野生猎物、鸟类和鱼类。然而，在许多遗址看到的一个趋势是牛骨数量的增加，这可能代表几种不同的变化：物种的用处或价值、饮食偏好、对欧洲环境的不断适应，或人们驯化当地动物品种的技能提高了。人们对动物驯化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匈牙利平原及其周围地区。在早期，牛的数量较少；到公元前五千纪初的蒂萨文化期，牛占据了主导地位；野牛的狩猎在当地是很重要的，并且有当地在平原边缘地区进行驯养的迹象。人们种植的基本上是同样的作物，但我们对森林采伐规模或农作物培育强度的变化知之甚少。

炼铜工艺开始于这个阶段，它的发展反映了手工艺水平的提高，或许还反映了手工艺专业化的开始。然而，早期加工的是简单的铜制品。它们包括珠子、钩子、饰针或者锥子，它们是用天然铜矿石捶打的，或从矿石中熔炼后击打成形。在下一章，我们将介绍大规模矿石开采和模具铸造的快速发展。同样重要的是陶器制造业的延续，以及通过交换进口物品和原材料进行流通。例如，匈牙利平原上的蒂萨遗址，能够从150千米以外的高地周围获得燧石、黑曜石和石斧，以及由邻近比克文化人群制造的精美陶器。

礼仪用具的传统得以延续和完善。小雕像因地区而异，更具有多样性。塞尔维亚的温卡文化，以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台形土墩而命名，这里的人形小雕像通常有短而粗的手臂和简易的腿；许多人物都是坐像。身体具有雕刻和彩绘的装饰，有用于串联的孔。面部的表现是夸张的，通常近乎三角形，鼻子突出，眼睛很大，给人以类似猫的外观。在蒂萨文化中，也有精美的小雕像，一些突出地装饰着切割或刻画的装饰物，还有类似装饰品的人形器皿。在罗马尼亚中部特兰西瓦尼亚的塔尔塔里亚遗址，从一个也含有人形雕像的凹坑中，发现了三个未烧制的黏土块，上面刻有一系列的神秘符号和一种或多种动物的表征。这些物品似乎反映出对宗教信仰和礼仪的日益重视。宗教仪式的用具不仅更为复杂，而且有迹象表明，礼仪的进行和控制越来越集中在特定地点。在蒂萨案例中，这与大型综合聚落相吻合；在温卡和其他地方，较大的台形土墩似乎具有最集中的礼仪物品。

这种发展可能是早期农耕群落性质不断变化的进一步线索。聚落似乎没有表现出内部分化，宗教或精神信仰的常见传统，以及用陶器式样和其他货物交换所表达的联系，可能继续有助于在广泛分布的群落之间实现观念上的统一。但在一个日益定居的景观中，在野生植物和猎物的支持下，驯化的谷物和动物的混合具有巨大生产能力，因此有机会出现差异。这似乎表现在更大型的遗址上。一些村庄有可能在区域层面上发挥领导作用，既支持人口和农业生产，又举行重要的仪式和维持交流。然而，家庭和村落的结合可能仍然占主导地位，尚无进一步社会分化的迹象。大多数墓葬仍埋在定居点内。多布罗加地区的墓地是一个例外，匈牙利平原上的蒂萨遗址旁边的小墓地可能表明独立族系的出现。

约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以后的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