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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精英的崛起 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300年的欧洲青铜时代早期（第1页）

第七章精英的崛起：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300年的欧洲青铜时代早期

安德鲁·谢拉特（A）

导言：区域相似性与差异性

公元前二千纪，欧洲土地上出现了第一批城市文明，即兴起于爱琴海地区以宫殿为中心的城邦国家。然而，与地中海地区公元前一千纪的文明不同的是，这些与近东城市有着贸易联系的新型复杂社会，对其大陆腹地的社会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的技术遥遥领先，甚至他们的权力与军事影响力也沿着他们所接触的人群一路向北传播，但直到公元前13世纪和前12世纪的东地中海城市文明危机才将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他们在草原上的邻国也没有更直接地影响到欧洲温带地区的发展进程。游牧社会向东扩张，在此期间一直延伸至中亚；他们也没能将势力延伸至东欧地区。然而，他们确实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新型冶金社群，影响了东欧的历史进程，而他们的养马技能，以及他们的新型交通工具——双轮马车，就像它们遍布近东一样，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传播开来。当地还发展了其他形式的运输：用于捕鱼、贸易的船只，给波罗的海带来了一种新的机动性元素，正如它们早些时候在爱琴海产生的影响；许多贸易是通过沿着内陆水运航道上的独木舟进行的。双轮马车和船只，以及东地中海的权力象征，都是由控制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各种世袭贵族所占据，他们的文物主宰了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

在欧洲许多地区，黄金（另有少量银器）制品虽已出现，但却是作为随葬品埋入贵族墓地中；而用于制作武器、装饰品和某些特定工具的青铜在贸易活动中大放异彩。铜现在经常用于合金，早期使用的砷很快就被常规使用的锡取代。如果铜作为一种天然生成的材料相对稀有的话，那么锡则更为罕见；而青铜物品在广泛的交换循环中，它的流通依赖于这两种金属的正常供应。青铜器作为死者的陪葬品，同样被供奉给神灵或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的世界可能反映了人世间的许多方面，《荷马史诗》中保存下来的一些传说呼应了各种王朝斗争，它体现的必定是欧洲青铜时代许多地区的社会所具有的特征。这些“野蛮人”社会（正如古典时代的居民对处于铁器时代的北方邻居的看法），衡量他们成功的标准是可供其支配的奢侈品及可用物品的数量，这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社会在早期殖民接触时期被视作“权威物品”的金属及进口原材料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青铜似乎具有“原始货币”中最有价值的许多特性，通常不以标准化单位表示（尽管也有这方面的一些例子），但更像是家族银器，可用于精美展示，也可以在艰难时用于换取日常必需品。然而，对于南方较发达的经济体，当他们向神灵奉献储蓄和贡品以求得名望与善意时，并不存在真正的等价物。

将这些群体与其城市邻居区分开来的另一个要素是他们的建筑，尤其是缺乏为上层社会精心设计的永久性住所。虽然野蛮人社会和城市社会都建造了华丽的陵墓，但欧洲早期野蛮人的建筑，甚至聚落，都非常普遍。少数大型设防聚落出现在贸易路线上，特别是位于喀尔巴阡山脉边缘的中欧地区，那里是一处十字路口。东至欧亚草原，南至爱琴海，北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经一系列富有的精英群体，一直延伸到布列塔尼和不列颠群岛，那里青铜匕首的设计变化最终反映了匈牙利冶金巧匠的制作风格。然而，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防御中心和丘陵要塞，即使在被毁弃的聚落遗址中发现了青铜器、琥珀和黄金制品，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过公元前三千纪和前二千纪的特洛伊的伟大建筑，更不用说皮洛斯或迈锡尼。在英国，黄金和琥珀标志着威塞克斯最富有的王侯墓葬，像巨石阵这样的古老仪式中心，仍然保留着它们的象征性力量。

然而，温和的欧洲社会逐步向一个共同的理想靠拢。青铜成为威望的通用媒介，用于遍布这块大陆的各种冲突与战争，由此产生了常见的武器组合和设计；精心制作的饮用器皿中处处体现着人们的好客之道，它通常是由昂贵的材料制成；马匹和轮式车辆随处可见；纺织品、琥珀项链和用来固定松散粗纺毛织物的金属衣物夹，成为鲜明的财富标志。青铜冶铸工艺的进步，主要冶金中心的工艺创新并向四周传播，逐渐被周围人群接纳，这有利于考古学家通过类型学的关系来进行不同地区间年代学的研究。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联合的趋向，这与铜石并用时代各自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经过几个世纪，这些模式才在欧洲农耕聚落中被接受。从青铜开始在爱琴海流通之后的1000多年里，或许在德国中部的冶金工匠将当地的铜和附近的锡结合在一起之后的300年里，位于哈尔茨山的铜矿和波希米亚北部富锡的溪流之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基本上都没有金属，除了偶尔交换过来的青铜斧和用燧石精心仿造的匕首。但是，它很快就采用了中欧的手工艺品和风格，全面参与了获得金属供应的远程贸易。它作为交易的物品是什么呢？琥珀是肯定的；或许也有兽皮或粗羊毛；可能还有来自北方森林里设陷阱捕捉到的动物毛皮。无论商品是什么，这都是一种地区间的交换，是早期经济组织形式所不能实现的，在城市经济出现在古罗马时期南部温和的欧洲，或在中世纪早期出现在迟来的北部之前，这种交换都是不可超越的。

尽管在欧洲大陆不同地区使用的轻便人工制品有着相似之处，但在生活方式方面却存在着一个主要的地区差异。早期青铜时代的欧洲划分为两个巨大的区域，形成于上个千年。喀尔巴阡山脉以南是一个拥有设防定居点和平头墓地的地区，这些墓地里都有大量的墓葬；这给人一种领土稳定的感觉，在这里，占有土地是社会战略的目标。尽管在这一时期，用于献祭的遗物或“窖藏文物”很常见，但这一地区明显没有像北欧和西欧的图木卢斯古坟那样丰富的、纪念碑式的墓葬。相比之下，在后一个地区，聚落遗迹相对较少，为死者所提供的由牧场草皮筑成的土冢表明，人们更重视将家畜作为财富来源。虽然这可能与不同的人口密度有关，但并不意味着“农民”和“牧民”的一种简单划分，因为每个地区都有农业和游牧，比例可能大致相等；这种差异应着眼于这些活动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以及围绕这些活动构建社会关系的方式。墓葬和聚落遗存的差异正是这种不同的体现。

喀尔巴阡山脉以北青铜时代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欧洲史前时代晚期的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这是一个独特的事件，有它特定的时代环境，轻质土壤上的森林被迅速砍伐，以提供数年的好收成和长期的牧场。在最初的1000年（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里，伴随着重型犁的发展，许多轻质土地被废弃在森林和欧石楠灌丛，那里的墓葬坟墩现在仍旧大量存在。在北欧，青铜时代早期的粗放式耕作模式逐渐结束。正是此时在东南欧建立的这种更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青铜时代晚期，在首次的爱琴海城市化实验失败之后，希腊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二千纪最后几个世纪倒退至实质上的史前状态；多瑙河中下游沿线被开发的土地数量经历了一次激增，使得它们的丘陵要塞和平坟墓地格局进一步深入中欧，并延伸到欧洲大陆的外围。在第九章，我们将讨论这一时期的“瓮棺墓地”的扩展，其中纳入了一些新技术，诸如先前在城市环境中开发的铜片加工。

这些对比鲜明的青铜时代生活模式，起源于南北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欧洲大陆农业发展的最初阶段，也可以追溯到铜石并用的铜器时代，那时欧洲的农业地点已逐渐分属于两大不同集团（如第五章所述）。在东南欧，以村落为基础的农业首先扎根，大量具有平坟墓地的聚落遗址继续构成社会生活的固定点。自公元前四千纪中叶以来，他们的陶器一直展现出爱琴海和安纳托利亚的精美雅致的、受金属器影响的造型。尽管来自大草原的古坟文化人群侵入了东南地区，但这种稳定的定居格局仍然一直持续到青铜时代。然而，在北欧新石器时代，家庭聚落已经趋向于让位给纪念性陵墓和仪式中心，从这些史前巨石碑墓和土方围墙中迅速转移出来。在绳纹陶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以后，北欧的聚落遗迹变得非常分散，诸如绳纹陶和古坟等干草原元素，被采用并融入了社会结构。墓葬在地理景观的组织中仍然发挥着突出作用。北欧这种广泛的耕作和家畜饲养的组合模式构成了该地区青铜时代发展的基础。然而，这一模式渗入欧洲大西洋沿岸的速度较为缓慢，在那里，以巨石纪念碑和礼仪为中心的社会持续的时间较长；而西欧的一系列类似变化只是在约公元前2500年之后才发生的，当时钟杯文化的传播将这些变化带到了西方；下文将对此着重展开描述。因此，本章的章节并不是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划分的，而是遵循了一系列整体上影响欧洲青铜时代的区域变化来进行的。

公元前28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钟杯文化现象及其后继者

正如北欧的绳纹陶文化一样，从苏格兰到西西里岛，被称为“钟杯文化”的无把手杯具出现在这些地区，同时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整个大西洋地区，在公元前三千纪后期，出现了一组常见的手工艺术品：钟杯，圆形坟墩中的单人葬，以及一组相关的武器、小型石器与金属手工艺品。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这些钟杯古坟往往构成了这种不断聚集的古冢墓群的核心。早期的考古学家们将这些陶罐的使用者猜想为一组战士和工匠，即“宽口陶器人群”，他们从西班牙散布开来。这种解释尽管具有一些事实成分，但却错误地定义了这些群体的性质和假定的起源。钟杯文化现象不是代表一个独特人群的连贯性迁移，而是应更恰当地被视为第五章末尾讨论的那种过程的结果：这是传统社会结构崩溃的一部分，以及公元前3000年之后在北欧出现的更具流动性的生活方式。正是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常常大量侵入西欧较偏远的地区，使得这一时期在考古记录中留下了独特的遗迹，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新的海运联系，使其具有了如此国际化的特征。

这种现象的名称源自具有倒钟形轮廓特征的饮用容器，围绕其器体表面饰有水平的带状锯齿纹装饰。起初这些纹饰高而细长，从边缘到底部具有规格一致的绳纹饰带；逐渐地，这些早期的“国际标准”样式发展成各种区域类型；其中较宽的纺织状装饰带通常出现在较短、较宽的壶身上。早期的钟杯和绳纹饮用陶器之间的相似之处并非偶然，因为像钟一样的形状似乎始于莱茵河三角洲下游绳纹陶杯的一种地域变体，那里是西北欧大陆到达大海的主要路线。正是海路联系使得这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器型获得了优势，并导致它们在大西洋沿岸广泛出现。与绳纹陶器一样，这些陶器通常也被放置在单人男性墓葬中，这些墓葬往往随葬有武器，并被一个圆形的坟墩覆盖。因此，他们是散居在欧洲大陆西北部的外来人群还在坚持的内陆的文化传统；这些人将内陆地区具有侵略性和个性化的意识形态带到欧洲的新地区。然而绳纹陶杯通常与石制战斧一起埋葬，但钟杯通常是伴着其他武器发现的：匕首，以及诸如三角倒钩燧石箭头和细石护腕的箭术设备。最早的钟杯使用者并不从事金属冶炼，因此最早的匕首是用燧石制成的，虽然很快就换成铜制的了，然后又用青铜材质。完整的武士形象可能是：皮革短上衣，后来变成编织物，由一条带有装饰性骨环的腰带固定，这样的人物图案在后来的阿尔卑斯山西部地区的竖石纪念碑雕像上有着简略描绘。早期的钟杯显示出有别于绳纹陶前身的绳纹和带状纹样：也许后来的束带装饰也很重要，因为“zone”这一单词在希腊语中意味着腰带，并且希腊武士的精英仍然是希腊精锐部队中的步兵，即“束好腰带的士兵”，而黑色腰带在今天的武术中仍然象征着英勇。欧洲公元前3000年的形象充斥着这样的象征符号，钟杯墓表达了适合更灵活和机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武士价值观。这使得土著群体既面临着对既定价值观的挑战，又有机会加入一个能够接触到外来物质文化的新群落。

因此，在欧洲西部边缘钟杯文化相对突然的出现，表明公元前三千纪初期在中欧和北欧积累的一系列新元素的侵入，这些元素由当地精英或少数敢于创新的外来人结合在一起（往往是在一个处于剧变的阶段），他们看到了打开封闭至今的陈旧社会的有利环境，并可能与其人口中的弱势群体保持结盟。这一过程的破坏性集中体现在两个特征上（这两个特征在大约4000年后对新世界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影响）：酒精和马匹。宽口陶器被用来酿造一些类似蜂蜜酒的东西，具有绣线菊或野果等草本植物的香味，这一点可从发现于这种器具底部的花粉粒证实。与绳纹陶杯一样，这些容器暗示了个人的待客之道，而不是迄今为止在西欧的礼仪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央集会场所的大型公共仪式：陶器类型的枯燥细节没有充分表达出文化价值冲突的社会现实。同样，在西班牙或不列颠群岛等地区首次出现马匹时，其数量虽然很少，但它们的影响力一定是强大的。随之而来的，是冶金技术，以及羊毛织物，它们通过吸收染料而呈现出比毛皮衣物或亚麻服装更绚丽的外观。某些显赫人物被埋葬时的伸展（而不是屈膝的）姿势，大概是为了在墓穴里炫耀这种华丽服饰。特定个人（或其继承人！）的这种夸耀，是伴随着钟杯文化传播而来的对财富的态度发生深刻变化的征兆。

这样的表述不可避免地掩盖了在这一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情况。它不仅影响了大西洋海上航道，连接了莱茵兰、英国、布列塔尼和葡萄牙等地的区域中心，还向内陆延伸到德国中部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并到达莱茵河上游和罗纳河等主要河流的上游地区。在整个地区，一种共同的象征系统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以宽口陶杯和弓箭手的武器装备为中心，具有骨质皮带扣或V形穿孔骨钮等装饰元素，用于紧固短皮上衣。这些都是特别精细的工艺品，有些器物的表面布满了黄金。这些地方精英之间的联系将为高等级金属武器，以及其他装饰品和服装款式的传播提供途径：尤其是从多瑙河中游，那里的金属式陶器制造商在河流沿线设防的区域性中心以及德国中部进行贸易，其中一些最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正在此孕育。在此范围之外，是在北欧平原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向东一直延伸到干草原的边缘，后来的绳纹陶文化的形成延续了始于公元前三千纪早期的传统。这些群体的社会组织和聚落类型类似于钟杯制造者的后代，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新的华丽服饰，而这些只能通过海路和河运的贸易与交流得到。

然而，即使在大西洋地区，钟杯制造者也与古老而安定的人群建立了各种关系，其中许多人群都有自己的复杂社会组织形式。在某些地区——通常是那些处于早期活动中心边缘的地区——新的生活方式几乎直接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另一些地区，这种方式似乎受到了积极的抵制；而其他地区只是采用了某些方面的装饰风格。在这种多样化的反应中，通常很难从意识形态的传播来区分侵入性群体，或者简单地从流行的主题和设计的接受程度来区分人群。这一过程的微妙之处在爱尔兰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那里，铜加工和金器制作的新技术开始蓬勃发展，甚至在金质的新月形项环薄片（新月形的东西）上也使用了钟杯风格图案，但他们没有接受钟杯文化的饮用习惯和墓葬形式。然而，必须记住，所有这些物质文化的新元素都是对社会生活和物质生产的态度发生根本变化的征兆，而不仅仅是出于自己展示的目的。与巨石文化和宗教中心的群体重要性相比，采取刻意炫耀的个人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文化传统及其所支持的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

然而，仅仅根据手工制品来书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是错误的：精湛的手工艺品只有最成功的人才能获得，而这种社会成功是通过在现实世界中饲养和交易牲畜所取得的成就来实现的。这些制约因素解释了为什么新的财富中心往往与取得过突出地位的早期群体发生地域重合并扩大。在一个仍然树木丛生的欧洲大陆上，适于放牧和积累个人财富的拓荒土地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商品。由此，像威塞克斯这样资源丰富和广阔的地区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钟杯文化模式只是在与古老的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长期斗争之后才在这一地区出现的，如第五章所描述的巨石阵纪念遗迹。最早带有钟杯的墓葬远离这些现存的仪式中心，似乎是信仰与社会实践体系不相容的反映。只有后来的钟杯模式才出现在这样的仪式场所，事实上，它与约公元前2000年史前巨石阵的精心建造和翻新有关，这些巨石阵平面呈环形而不再是孤立于地表的土木纪念碑。类似的转变发生在邻近的中心，比如埃夫伯里，以及附近的西肯尼特长古坟，那里被巨石遮挡，似乎是为了强调钟杯使用者最终获得的象征性权威。侵入式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新的正统观念。很快，属于钟杯传统的单人葬规模变得越来越大，随葬器物也日益丰富，这标志着“威塞克斯文化”的出现，它是一个具有跨区域联系的精英群体，通过埋于大型图木卢斯古坟中的黄金薄片制品、琥珀和最新的青铜武器得到了证实。

在布列塔尼半岛，盛行另一种不同的模式。在这里，最早的钟杯也集中在像莫尔比昂这样古老的中心；但在古老通道墓中，它们是作为次生堆积而大量出现的——往往伴随着小的黄金饰品，而不是武器。然而，这种融合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后来的钟杯形式更常见于此集中区边缘新开垦的地区：它可能是莫尔比昂最大的纪念碑遗迹，即卡尔纳克和埃尔德旺的巨石大道，代表着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而有意恢复传统价值观的尝试，旨在使当地居民坚守古老的信仰。然而，最终证明，农田的价值不如矿产资源：当与威塞克斯可相比拟的大型古冢墓群最终出现时（与英国同类墓葬几乎同时），它们位于更适合金属开采和海运贸易的新地区——尤其是威塞克斯，他们向其提供了精美的匕首。当时他们的联系还延伸到波罗的海的琥珀航线，以及德国中部的金属加工中心，并从那里获得了他们的设计构思。同时代的法国内陆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在巴黎盆地和布列塔尼半岛中东部地区，那里以覆盖廊墓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模式几乎保持不变，没有任何新财富的迹象，甚至没有与之相类似的。它们小块零散的开垦土地被证明不易受到新模式的影响，而且缺乏有用的矿物资源，这对冒险者几乎没有吸引力。

在法国东部和瑞士，可能还会发现另外一种模式，这看起来更像是莱茵河上游和罗纳河沿岸小群体的实际入侵。在阿尔卑斯山地区，他们引进了新的武士形象，这从后来的竖石雕像中可以表现出来，并重新排列了早期的石头结构，以制作独特的石棺墓；它们少量地渗透到意大利北部甚至中部。值得注意的是，那里的一些墓葬与稀有的马匹遗骸有关，这些马匹最初是由钟杯群体从多瑙河中游的群落获得的。在法国南部和西南部，钟杯及其相关遗物也很丰富；在这里，它们的形象和生活方式可能更容易改变郎格多克干旱高原及其周围地区的粗放式农业群体。在大西洋的伊比利亚半岛，他们的联系可能首先是作为商人而建立起来的。最早的钟杯文化出现在葡萄牙的南部，表明了人们对航行到海上可及地区的早期兴趣；而且它们很快就渗透到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他地区，甚至北非的邻近地区。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南部，他们遇到了本已复杂且使用铜器的人群，他们生活在精心筑防的中心。钟杯已经出现在圣佩德罗新镇和洛斯米利亚雷斯（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者中，主要发生在与冶金活动有关的建筑物中）等聚落，以及后来的集体墓地中。然而，这次接触并没有产生任何革命性的后果，而是和平关系和地位象征的交换。伊比利亚人获得了马匹，大概还有一些奇妙的北欧食谱，以及一种几何装饰技能，这在当地的宽口碗等陶器种类上被广泛应用，并扩展到钟杯直接影响的范围之外。作为回报，布列塔尼半岛的钟杯群体及其后继者获得了伊比利亚的铜（有时特别以当地箭头形状的样式出现），以及稀有的银器。西班牙东部的类似渗透发生在法国南部的邻近地区，将其他使用钟杯的群体带到了地中海沿岸地区。

正是在这个阶段，岛际间的贸易才真正开始在西地中海进行，海上贸易线运送的有小型金属物品和其他贵重物品；与此同时，东地中海的贸易航行还将黎凡特的物品带到了克里特岛。巴利阿里群岛上浮华的筑防中心出土了来自大陆的物品，甚至还有马骨。钟杯到达了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甚至远达西西里岛西部，在那里它们被仿制成当地彩陶的风格，就像西西里岛东部的居民模仿特洛伊的骨制牌饰一样；欧洲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前所未有。

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德国中部冶金的发展及跨地区影响

小规模的铜加工是由绳纹陶文化人群引入北欧的，但是大部分北方地区缺乏二次风化的发育良好的矿脉，而南方的矿石则易于冶炼。在公元前二千纪末，使用钟杯陶器的后继者将技术进行了改进，最先将铜与波希米亚锡合金化；新技术通过新的干草原连接，从高加索的冶金中心，到达了喀尔巴阡盆地，为当地主流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对炫耀性物品的普遍兴趣，确保了这一发展对邻近地区和遥远的精英阶层都产生了影响。

正是在这一地点，青铜时代的经典场景出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窖藏品。众所周知，来自这一地区的青铜窖藏数量非常多；还有巨大坟墩下壮观的黄金制品和青铜器物的墓葬。考古学家将这一现象命名为乌尼蒂茨文化（此为捷克语名称，有时被德语化为奥恩耶梯茨文化，这表明了它应该如何发音），由此不仅指明了当地的陶器风格，而且还表明了广阔的冶金地区，在那里它树立了炫耀性物品的风格和炫耀的标准。主要的武器是匕首。钟杯文化的冶金学家已经将单纯由铜构成的刀柄发展为用铆钉连接有机材料（木头、骨头、角）柄的青铜形态。乌尼蒂茨冶金师改进了它，添加了固体金属柄，通过被称为“修补浇铸”的工艺将其添加到刀片中。刀片可以通过冲压来进一步美化，或者通过添加金属钉（特别是在威塞克斯和布列塔尼半岛受乌尼蒂茨文化影响的西部地区）来修饰有机刀柄。这种刀片也可以用作支臂，通过大铆钉将其与杆柄呈直角连接，从而形成所谓的戟。在此阶段，东地中海以外的地区一般不使用长矛，因为它们很难牢固地固定在杆柄上。斧也是用青铜制成的：平斧（既是贵重工具，也可用作武器），以及轴孔斧，在该地区通常有两个窄而对称的刃部。乌尼蒂茨的冶金学家所通晓的这一行业的其他技巧之一，就是知道如何促进锡的表面富集以生产出类似于银的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