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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公元前800年公元前300年的色雷斯人斯基泰人和达契亚人（第1页）

第十一章公元前800年—公元前300年的色雷斯人、斯基泰人和达契亚人

蒂莫西·泰勒（TimothyTaylor）

作家和发掘者

如果我们寻找达契亚人的起源，一个非凡的无文字国家的创造者，其精神中心位于萨米色格土沙的圆形圣殿，受到喀尔巴阡山脉弧形棱堡的保护，那么我们就必须找寻他们的祖先——多瑙河平原上的色雷斯人，以及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我们的目光必须更进一步，搜索“越过本都，以及梅奥蒂斯湖，直到较远的鄂毕河”的土地（《失乐园》）。锡西厄地区——大草原的经脉线，从瓦拉几亚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南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史前民族的确可能讨魔鬼喜欢，因为据希罗多德等希腊作家所述，这里有狼人、**被切除的女战士、食人族、易装癖的萨满，以及用头盖骨喝酒的猎头部落成员，他们都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中。贵族墓葬被填充的护卫者围绕，他们以一种最冒犯英国情感的方式骑在经过类似处理的马身上。令人惊讶的是，现代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希罗多德的描述。当然，通过考古学获得的对过去的了解，在本质上与从历史文献中得到的认识有很大不同。拥有这两种证据既是恩赐，也是挑战。

草原及其过渡地带，包含了许多现代国家地区。在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乌克兰、俄罗斯南部、格鲁吉亚，以及远东地区进行的考古工作质量参差不齐，但材料的数量非常巨大。再结合古典作家们时常敏锐的观察力，我们应当能够重建一幅详尽、全面和可靠的图景，描绘出庞塔斯（黑海）沿岸地区铁器时代希腊殖民社会的许多方面。

由于公元前一千纪只是在某些而非所有社会中存在着历史记录，因此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原史时期”而不是史前时期。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发表了他的史学名著《历史》，就无文字社会的描述而言，他是我们有幸知道的古典作家中最能提供参考信息的一位；但是对于他的叙述可信度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许多学者与修昔底德一样，将希罗多德塑造成“谎言之父”的角色，或者根据更复杂的文学批评理论，将他的故事刻画成主要是希腊思想和希腊范畴的体现，而不是对今天仍然有效的客观现实的反思。古典学者弗朗索瓦·哈托格就希罗多德的“斯基泰人”进行了最为雄辩的解读，他将其称为“想象中的斯基泰人”。

大多数考古学家对希罗多德的解读敏感度要低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编年史，使得原史考古学具有专制性。考古学文化及文化群体对古代文献中所描述的民族，如色雷斯人、达契亚人和斯基泰人进行了不加批判的认同（而发掘的结果相应地不允许对文献提供的整体概念框架提出质疑）。在东南欧和苏联的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使用片面和简单化的解读来证明某些解释的合理性，并且往往将非常小的考古学上认可的物质文化群体与希罗多德著作中仅出现过一两次的名称联系起来。对于东西方学者来说，关于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描述被认为是希罗多德对该地区历史的最重要贡献。然而，只有在我们转向社会问题时，希罗多德才最能帮助我们。因为对于性别、遗传、家庭和亲属关系结构、特定的宗教信仰，以及种族认同等问题，仅凭独立的考古发现是最难以解答的。如果对《历史》这本书认真加以使用，作者提供的信息将是无价的。

在东南欧，史前时期大约在公元前500年渐近尾声，但这一时期的史前文化同样也被归类为无文字的欧洲“野蛮人”民族（希腊人之所以被如此称呼，是因为其奇怪而含糊不清的语言）。这些社会群体之间有两种区别，一种是概念上的，另一种是地缘政治上的。概念上的区别在于，对于欧洲蛮族，我们可以举出具体名字，谈论的是欧洲史前民族而不是文化。地缘政治的差异是，从这一时期起，欧洲无文字的民族与城市文明的力量广泛地处于不对称且日益加强的“中心-边缘”关系中。这些文明，特别是波斯、希腊和罗马的文明，有着本质上不同的社会组织——国家。其中的关键因素可能是读写能力和货币制度。这些因素使得先进的会计和信贷设施得以发展，有关财产和继承方面的法典得以制定，并为拥有良好通信系统的专业军队提供了后勤基础。

按照传统定义，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300年的时期跨越了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对于公元前一千纪早期阶段，我们必须主要依靠考古材料。而对其以后的世纪，有许多文献可供使用，而且范围很广，从早期的赫西奥德和荷马的诗歌，到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希罗多德著作、修昔底德以及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以下简称“希波克拉底”），再到希腊文化、古罗马，以及中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评论家著作和抄本。

体质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的资料也是可用的。欧亚草原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体质类型的交汇地带，并且草原种群之间存在着许多地区性的体质差异。其中一些差异可能是文化而非繁殖的结果。希波克拉底将一些草原种群描述为“头颅长的人”：“孩子一出生，他们就用手重塑其头部，而此时头部仍然柔软，且身体也纤弱，用绷带和合适的器具迫使其增加长度。”这种细长的头部后来在匈奴人中成了社交礼节上所必需的。希罗多德形容盖洛诺斯镇的居民有着明显的蓝眼睛和红头发——这可能纯属遗传特征。如果没有对所有相关因素的精确控制，那么通过测量头骨来识别种群之间的遗传学差异将十分困难。然而，可以根据文化和（或）遗传的差异，从考古材料中对特定地区的新的或侵入性的人群进行令人信服的鉴定。

关于草原部落所讲的语言，这一问题很棘手。幸存下来的只是一些专有名称和不多的其他词语。伊朗语和色雷斯语当然是通用的，但可能与其他较小语系的语言共存。语言是种族的核心，根据倾向也有可能成为文化接触的障碍。当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遇见亚马逊族女战士时，“男人无法了解女人的语言，但女人们却学会了男人们的讲话”。关于定居在乌拉尔山脉欧洲一侧的秃头族，希罗多德这样讲道，“斯基泰人开始接触这些人时，通过7名口译者、借助7种语言与之进行交易”——这可能是一种诗意的表述，但这是考古学上定义的“二叠纪人类”的地区，他们讲的可能是一种非印欧语系的芬乌语系，与斯基泰人的语言截然不同。希罗多德提到的草原北部的其他各民族，一定也包括讲斯拉夫语和波罗的语族的祖先。

19世纪的语言学者认为，色雷斯人是印欧语系的创始者。现在从事实或概念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都不再有意义。关于印欧语系和种族的争论，既复杂又具有争议性。根据地名和其他证据，我们所能说的是，在公元前一千纪至少有一种主要且独特的印欧语系（可能分为两种主要方言：“色雷斯-莫西亚语”和“色雷斯-伊利里亚语”）在色雷斯使用。尽管如此，东欧学者基于语言推理的简化方法，使用“色雷斯语”一词来描述公元前三千纪甚至更早的考古学文化，而在这种坚定的认同之前还有很长的时间。

新金属，新风格

令人困惑的是，“铁器时代”一词被不同的学者群体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被按照时间顺序和（或）社会以及（或）技术意义来使用。因此，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日期是一个约定和分歧的问题。在欧洲，可以说它最早出现在希腊，因为铁开始取代青铜作为基本工具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年。在3个世纪后的中欧和东欧，铁得到了充分利用，这大致与希腊对沿海地区的殖民统治以及与内地人民发展奴隶奢侈品贸易的时期相吻合。因此，对于东南欧而言，铁器时代指的是从公元前700年左右到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罗马扩张的时期。它标志着一种重大的社会调整，这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步进行（见第十章）。

要想理解这一变化带来了什么，我们必须首先查看考古学证据，以了解在希腊殖民色雷斯人和斯基泰人海岸地区之前所存在的社会。正如我们在第七章看到的，在东南欧的青铜时代社会有一些贸易商与北欧和爱琴海地区保持着联系。为换取他们制造青铜所需的锡，大多数人群不得不进行长途贸易。整个东南欧的情况都是如此，除南斯拉夫东部的一些小矿外，因为这些地区本身没有锡矿，只能从波希米亚、土耳其或乌拉尔获得。到公元前二千纪中期，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金属——铁，它不需要合金流程，并且在欧洲很多地方都有当地的供应。

铁似乎是在一开始冶炼某种天然含铁量高的铜矿石时无意中产生的。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部（斯洛伐克的塔特拉山脉）和格鲁吉亚的高加索山脉，铁的生产似乎始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接近冶金业显著创新时期即将结束时，这在欧亚大陆的广阔地区都可以观察到。公元前二千纪早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即在相隔甚远的森林草原墓地中的当地墓葬中发现的，具有异域风情的华丽墓葬，很可能表明了流动军事精英的出现。这些墓葬含有展示创新金属加工技术的人工制品，它们先于南部草原边界出现的专门青铜制品，以及随后在整个大草原上使用马和战车的精锐产生大规模联系时期（安德罗诺沃文化）。因此，尽管铁的发现可能与黑海东部和西部不相关联，但对新武器类型的开发和区域间联系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使高加索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有可能直接传递有关这种新金属的信息。

根据目前（当然是不完善）的证据，在公元前1100年之前（例如，拉普斯的苏丘德苏斯文化遗址，东欧考古学家习惯上将铁器时代的开始确定为这一日期）很少使用铁。此后，直到公元前750年左右（“哈尔施塔特B阶段”时期结束），它的制造量似乎有所增加，尽管总是随着青铜生产的波动而波动，而且从未用于任何非常新颖的用途：铁制品通常是更普通的青铜制品的仿制品。从大约公元前750年开始，我们可以观察到铁的激增，这与新矿源的开采，以及新的特别是含铁的人工制品类型的发展有关。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在这通力使用铁器的千年序幕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一种深厚的保守性。青铜匠可能是通过客户关系的纽带来运作的，他们的领主是锡供应的世袭控制者。要使铁器站稳脚跟，不仅必须用锻造技术取代占主导地位的合金工艺和铸造技术，而且必须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在这种被戴维·克拉克称为“去部落化”的重新定位中，旧秩序从此丧失了对制造业继而是社会的控制权；工匠与特定部落群体或家族的联系变得不那么紧密；人的社会地位也变成了一种更可以努力争取而不是被赋予的东西。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总体趋势就会发现，在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100年，首先是陶器装饰类型的区域差异在逐渐减小，进而到任何类型的陶器纹饰差异全无。到公元前8世纪，从多瑙河下游平原一直延伸到南斯拉夫和特兰西瓦尼亚部分地区的广大区域，都使用了规格相当统一的彩陶。这种陶器是在被统称为“巴萨拉比文化”的低地农业聚落发现的。在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森林草原的广大区域，也出现了类似的陶器类型同质化现象，即所谓的“戈利格拉迪”（或“霍利赫拉迪”）和“索尔达内斯蒂-色雷斯文化”，以及更东部的“切尔诺莱斯文化”类型。

这些大型陶器“文化”，取代了青铜时代晚期极为多样且极具吸引力的地域陶器类型（见第九章），并被视为更大社会形态出现的象征。然而，没有确实的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聚落与之前时代有很大的连续性，并且类型相似：主要是开放式的，偶尔有战略性的防御场地（譬如多布罗加的巴巴达格或喀尔巴阡山脉的塞尔纳图德苏斯）。直到公元前8世纪中叶，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墓葬具有显著的竞争性表象，火葬和土葬的墓地在个人墓葬之间还没有显示出差别。这种观测数据与持久定居的小规模酋邦的大致情况是一致的，在酋邦中，地位是通过继承得到的，不需要大肆宣告。

因此，巴萨拉比文化可能标志着一种缓慢趋势的开始，即不再通过本地生产的且相对固定的独特陶器装饰纹案来标识种族差异。这与人们的期望有关，随着该地区各种形式的畜牧业的发展以及新群体的涌入，种族认同的重心转移到了人体及其时尚配饰上。当然，物质文化大约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金属传统发生了改变，铁取代了青铜作为常用工具和武器，而且还建造了新型聚落，埋葬地点和仪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这些事物标志着铁器时代的开始。虽然定居的农业人群继续生活在平原上，但他们的聚落变得更具防御性；走出草原，我们可以分辨出一种新型流动的游牧牧民元素。

牧马人和牧羊人

本廷大草原北边毗邻森林草原，其次是落叶林地，然后是针叶林；接着，在到达北冰洋之前，是没有树木的冻土地带。在南边，草原逐渐变成半沙漠，以蒿属灌木为主，或与群山或海洋接壤。在西边，它被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铁门峡谷中断，但随着匈牙利的普施塔草原而再次短暂延伸。植被带随季节交替按时变化，随着气候的变化向北或向南移动。到公元前9世纪末，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亚大西洋期取代了亚北方期，草原的气候迅速变得寒冷而干燥。与这一事件同时发生的，是中亚游牧牧民在中国和近东国家边缘的突然出现。正如今天一样，史前草原经济以水源网络为基础，不规则地分散在广阔的区域，涉及大约2000千米范围内的季节性牧民迁移。这样的系统是无弹性的：任何一点上的压力，都可能导致整个欧亚草原地带的人口被迫逐步迁徙。局部地区气候—人口的失衡，也可能给牧场带来压力。自公元前四千纪草原畜牧业开始以来，周期性的气候—环境模式很可能造成了经常性的人口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中，几次丰年后人类和动物群体增加，将不得不面对干旱和较为恶劣的条件，周而复始。

主要的压力原点一直是蒙古大草原，一个被沙漠和针叶林环绕的美丽牧场草原中的森林地带。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1]，蒙古牧民（匈奴人，通常等同于后来历史上的匈人，见下文和第十三章）的牛羊缺乏水源，由此侵犯了当时的中国。周宣王将他们击退，多米诺骨牌效应被启动，一直延伸至蒙古、哈萨克，以及黑海等草原地区。从同时代近东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以及后来的希腊故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被称为“马萨格泰人”的群体迁入了咸海周围的地区，迫使斯基泰人背井离乡，而斯基泰人转而又迫使西米里族人离开家园，促使西米里族人卷入了与高加索山脉以南的亚述王国和喀尔巴阡山脉两侧的摩尔达维亚的色雷斯部落的严重冲突中。在另一个故事版本中，阿里玛斯庇亚人驱逐了伊塞顿人，而伊塞顿人转而又把斯基泰人分流到了西米里族人。名称不同，但结构相同。

从文献中，我们只能了解那些牧民领袖人物参与并影响了有文字记载的事件：在公元前681年至公元前668年，亚述国王阿萨哈敦击败了图什帕国王领导的“金麦里人”（西米里族人，《圣经》中的“歌篾人”）；公元前674年左右，“阿库扎”（或斯基泰“伊什库扎”）的国王帕尔塔图亚迎娶了一位亚述公主，三四十年后，他们摧毁了安纳托利亚东部的乌拉尔图王国，并控制了伊朗北部的米底王国——可能是与亚述人结盟。约公元前610年，这一游牧的斯基泰人联合米提亚人，攻克了亚述首都尼尼微；之后，被米提亚人逐回高加索北部；而米提亚人随后也处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霸权之下。从大约公元前520年开始，“尖帽塞卡人”（波斯语中的“尖帽斯基泰人”）对新帝国的威胁与日俱增；约公元前513年，大流士一世对他们进行远征——跟随他们进入欧洲，穿过色雷斯，进入大草原——给予了希罗多德有关斯基泰人起源和风俗习惯长篇描述的由头，使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斯基泰人起源和习俗的长篇报道。

何谓牧民领袖？虽然所讨论的这些游牧民族，他们起初的生活可能只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以宗族为基础的部落群体，在辽阔的中亚大地上管理着他们的牛羊群，但他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游牧化——去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他们不断地与邻近的森林和山地群落相联系，建立起一个供求网络，这些群落向他们提供金属和木材，而他们相应地为之提供马匹、奶制品和其他牲畜。在受保护的河谷区实施了一定量的农业生产，牧民群落也参与其中。但是，由善于骑乘所赋予的好战优势，意味着专门的军事群体有兴起的趋势，这些军事群体一边管理着自己的牛羊群，一边从定居的人群那里获取他们所需的其他物资，他们则“保护”这些人群免受其他军事群体的攻击。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西米里族人和斯基泰人，希波克拉底和希罗多德都明确区分了自身拥有马匹和骑马的“贵族”与不具备这些的贫穷“平民”。这些骑在马上的群体的基本一致性，是由一位设计战略并分割战利品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来确保的，而不是通过任何牢固的基于家族的传统义务制度。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这一名称的理解是，它是一位国王名字的一种译文（有两种希腊化形式的变体：克拉科赛司和斯科洛蒂）。

骑兵对高加索地区的入侵，在考古记录上有迹可循，它被称为“斯鲁巴那亚-赫瓦伦斯克文化”，通常认为与斯基泰人有关。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一些墓地中，公元前700年之后墓葬的相对财富突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富有的武士墓葬，其体质类型不同于那些放置在旁边作为献祭的人骨。在这些墓穴中发现的武器凸显了游牧民族不断发展的军事才能和掠夺性偏好。他们采用的是高加索武器类型：通常每名战士都装备有复合反射弓和穿甲青铜三叉（三裂片）箭镞（现代实验表明，射箭速度约为每秒50米，仅比弩箭略慢一点）、铁制的“阿基纳克”短剑，以及巨大的铁矛。

在高加索地区，艺术中的“动物风格”也可能已经形成。中亚游牧民族一直生活在靠近动物的地方，并在立石上雕刻有他们放牧和狩猎的图像。但直到建立了与近东金属加工传统的联系，才出现了一种真正新颖的风格（包括有翅膀的狮身鹫首兽这样的混合动物形象），用于装饰马勒饰物、盾牌和鞘套以及珠宝。

由此可见，接近城市文明进一步刺激了游牧武士精英群体的专业化发展。从一个被洗劫的城镇所能获得的丰富战利品，远远超过了袭击鄂毕河上一个农庄的微薄回报。即便如此，从古坟中发现的新型且极具特色的草原类墓葬品的数量判断，游牧民族在东欧和中欧也有进行猎物猎取的活动，在这些墓穴中发现有成对的马和战车、动物风格的装饰品、“阿基纳克”短剑以及三叉箭镞。在匈牙利平原上的辛特罗尼克古墓，墓主骸骨属于东方的庞塔斯或陶洛人体质类型。看来，这一群体（考古学上称为维克祖格族）的斯基泰人骑手，就像跟随他们到来的匈奴人和蒙古人一样，都是被多瑙河中游地段这片草原中的森林地带吸引。

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斯基泰式的材料，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中部的穆列什-蒂尔纳夫墓葬群，以及在波兰维塔斯科沃（曾经的维特斯费尔德）出土的著名饰金铠甲。之所以使用“斯基泰式”一词，是因为在俄罗斯草原南部（狭义上的锡西厄地区）的墓葬中发现的人工制品（例如剑）的造型与这些中欧的实例存在细微差异。至于那些墓主是否为“真正的斯基泰人”的争论一直很激烈。然而，我们无法知晓这些人的自称，也不知道古典作家对他们的真正了解（希罗多德谈到了该地区热爱黄金的阿加西尔萨人，但无法确定应该将其视为色雷斯人抑或是斯基泰人，还谈到了配备有矮种马牵拉双轮轻便马车的昔恭纳伊人，他们显然既不是色雷斯人，也不是斯基泰人）。此外，我们应该预料到，入侵的斯基泰精锐的装备会因当地条件而异，因为他们会依靠当地的专业知识——无论是否出于情愿——来给他们的马重新套上马具，并且更换他们破损的武器。最后，动物骨骼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经由中间商，斯基泰人的骑乘马匹正被交易到欧洲（一直到亚得里亚海角）；草原装备的便利性，可能为特定地区的骑兵精锐在当地的出现提供了支持。

草原群体的到来，似乎刺激了铁的使用。他们一定是在瓦解了保持锡供应的特权阶级的同时，又渲染了他们所使用的新技术，从而产生了这样的效应。

随着山地区域采伐森林建立夏季牧场以适应一种新的、更集约的当地季节性迁移放牧的草原畜牧业体系，新的铁矿在特兰西瓦尼亚山脉被发现。参与这一砍伐和勘探的文化群体（费尔吉勒-比尔塞斯蒂群体）似乎具有旧的本地混合农业社群和新精英人士的共同特征。人们在位于喀尔巴阡山南麓通往山地牧场的费尔吉勒火葬墓地发掘出了150多座武士墓穴。这些墓葬的遗物包括与当地低地巴萨拉比类型相似的陶器，绵羊、山羊及其他动物遗骸，铁制的马衔铁、长矛，以及一把仿制草原类型的“阿基纳克”短剑。至少在埋葬方式上，似乎体现了身份等级制，因为几乎所有的火葬墓主人都被证实是那些不可能使用随葬武器的儿童。

因此，在草原边界周围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生存和剥削模式。造成这些模式的人们，他们是和平共处，还是通常处于冲突之中？他们主要是遵循经济，或者语言，抑或种族划分的吗？在现代英国，山农、奶农和谷农之间可能会有差异，但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属于同一社会；然而，就物质生活而言，他们的文化是不同的——受不同的需求和不同范围的本地可用资源的制约，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特定于功能且分散的（“单一”）。相比之下，人们通常认为现代化之前的非城市社会具有自然的“团结”，人们融入紧密交织的（“多元化”）关系，并具有明确的部落或民族认同感。但是，铁器时代的部落组织解体进程意味着，尽管族群认同感仍然很强，甚至变得更为强烈，但许多社会关系却变得单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经济活动变得更加专业化和更具竞争力，特定民族的领土变得越来越少。这导致了资源上的冲突：色诺芬关于色雷斯南部的一手资料记录了“山地色雷斯人”对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色雷斯低地农牧村庄进行的夜袭盗取牛群行动。

侵入性的骑士精英出现，为流动的铁匠、淘金者和口译员等专业的“服务”人员创造了商机。这种社会形式预示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安纳托利亚，也许是在欧洲青铜时代的奥托马尼文化时期。从公元前700年左右它重新浮现，而且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和专业化：首先是奴隶，然后是货币的推行，还有希腊的葡萄酒和石油。

希腊人的到来和见证

当第一批希腊船只逆流而行，穿过达达尼尔海峡驶入黑海时，他们跳上海岸，寻找自然的停泊港，他们小心翼翼地窥探蚊虫滋生的伊斯特河（多瑙河）、提拉斯（德涅斯特河）和波律斯提尼斯（第聂伯河）的出入口，紧随着迈锡尼人的脚步。但是迈锡尼人了解航海知识吗？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就黑海航行的一些知识来说，已经口头传授给他们，后来以书面形式在航海家的沿海地理学中正式化。由此，我们可以就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概念来思考：黑海周围希腊殖民地的建立，是与内陆地区关系的重新恢复和继续开始，而内地也保留有先前事件的记忆。

在《伊利亚特》中，爱琴海以北的一片土地被描述为“色雷斯，那片肥沃的国土，如波浪般翻滚的草原，羊群的滋养者”。荷马的史诗，写于公元前700年左右，通常被认为借鉴了有关青铜时代——迈锡尼英雄时代的记忆和幸存的传统（见第八章）。《荷马史诗》中的色雷斯位于何处？唯一明确的是，它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侧，包括一个山区。在第9卷中，内斯特向阿伽门农致辞，说道：“你的小屋里装满了葡萄酒，那是我们的船每天穿过广阔的海洋（爱琴海），从色雷斯运来的。”在第14卷中，赫拉在“色雷斯骑兵的白雪皑皑的山丘之上”滑行。从广义上来讲，早期的希腊作家将色雷斯理解为马其顿以外的国家，有爱琴海和黑海海岸，包括哈伊莫司山（巴尔干半岛的老山山脉）。除了哈伊莫司山，情况就变得不太确定。往北部横跨多瑙河，是一片平原，被认为是锡西厄地区的一部分，但后来的作家在那里找到了色雷斯人的部落；而在多瑙河以北、喀尔巴阡山脉以及更远的地方，达契亚人——一个通常被认为在语言和文化上属于色雷斯人的民族，在稍晚的时代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