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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革命（第1页）

第二章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革命

保罗·梅拉斯（PaulMellars）

导言

这一时期集中在距今大约4万年至3。5万年前，这是欧洲史前史的关键转折点之一。在这一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确定两种主要的变化，它们显然以某种方式对整个欧洲社会的后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人群（从广义上来说）有效地取代了欧洲早期的“原始人”或尼安德特人，而这些人群在大多数生物特征方面显然与我们自己是完全相同的。在基本相同的时间跨度内，我们可以确定人类行为在考古记录中的广泛变化，这些变化共同定义了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过渡。有关这两个变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以某种直接的、因果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进而产生了一系列令人关注的有趣议题，这些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进行讨论。然而，总的来说，人类发展的“生物”和“行为”记录的这种变化，无疑是近100万年前这片土地出现最初的居民以来，欧洲史前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环境背景

可以说，这一过渡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它并不是在更新世很长的一段气候和环境变化更为剧烈的时期发生的，而是在一个气候相对稳定的时期发生的。此时，欧洲北部和中部地区正处于严酷的冰川气候下，这可能与当前阿拉斯加南部或斯堪的纳维亚北部地区的情况并没有太大不同。据估计，在冰川活动最剧烈的时间段（大约1。8万年至2万年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全年平均气温很可能比目前水平再降低至少10摄氏度。此时，从北大西洋极地流出的寒流，向欧洲大西洋沿岸延伸至西班牙北部范围。这些海流和相关的季风环流模式结合起来，将在欧洲大多数地区形成比现在更明显的大陆性气候，从而导致夏季和冬季之间形成更大的温差。即使冰川期，欧洲一些夏季的气温可能与今天相差不远，但冬季也会非常寒冷，当地气温可能在短时间内降至零下10摄氏度以下并持续数周时间。大雪将是这些漫长冰川冬季的特征，在一年中较冷的这几个月中，它对人类的行动构成了重大阻碍。在这些条件的影响下，冰川迅速从欧洲主要山区（即从斯堪的纳维亚山脉、苏格兰高地以及更为确定的范围，从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扩展到冰盖覆盖的北欧和中欧大片地区，纬度范围从英国中部山地到阿尔卑斯省南麓地带。

因此，居住在欧洲冰缘环境的人类群体，生存的气候环境远谈不上舒适（至少在冬季是这样），但这种气候条件却在其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弥补。这些冰川环境最直接的影响是，除欧洲最南端的地区外，树木生长速度显著放缓，出现了由草类、苔藓及其他植物组成的低矮灌木丛，从而形成了视野开阔的地貌景观。即使为期半年的冰雪期阻碍了人类的狩猎及其他活动，人类也不必与这种茂密的、几乎难以穿越的森林抗争，在后冰川期的早期阶段（见第三章），这种森林显然对后来的中石器时代群落的活动构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障碍。

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些开阔的、少树的景观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覆盖东欧、中欧和西欧大片地区的极其肥沃丰饶的冻原和干冷草原，在许多方面为众多适应寒冷的动物群，譬如驯鹿、野马和草原野牛，以及大型的“厚皮”动物，如猛犸和长毛犀牛，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把欧洲末次冰期这些干草原和冻原类的地形想象成如塞伦盖蒂（Serei）大平原那样的野生动物园，无疑有点夸大其词，但不一定是过度想象。当然，已知这些物种中有许多已经形成了大型的漫游兽群（在某些情况下，动物数量即使不是数千只的话，也可能达到了数百只），在一年中定期和基本可预测的时期，它们在夏季和冬季牧场之间几乎有规律地进行着迁徙。毫无疑问，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群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季节性的迁徙，并且往往将他们的定居地恰好巧妙地建立在这些迁徙的路线上，以便预测和拦截动物群。在这些极丰饶环境的影响下，在欧洲一些生态条件有利的地区，如法国西南部、坎塔布里（）海岸，以及奥地利、前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南部黄土覆盖的平原，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人口密度可能与同一地区早期农业聚落的人口密度相差不太大。

冰川环境的另一个更直接的后果是海平面大幅下降。根据对冰盖的总范围和厚度的估计，可以计算出，在距今大约1。8万年的末次冰期最大值时，全球海平面一定下降了至少100米。对海水环境的氧同位素记录（清楚地反映在深海沉积物中有孔虫和其他海洋生物保存完好的骨骼中）的研究也可以得出类似的估计，这表明，在冰期最大值时，必须从海洋中去除相应数量的同位素较“轻”的海水（即由同位素较轻的氧16而不是由较重的氧18组成的海水）。当然，所有这些都会对欧洲的沿海地理产生重大影响。在欧洲大多数地区，这只是导致了沿海平原范围的扩大——通常不超过目前界限的20千米至50千米。然而，在其他一些极浅海域，其后果则要显著得多。最显著的影响发生在北欧，下降幅度最大，使得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盆地的大片地区暴露为陆地，并有效地将英国与欧洲的主要陆地一体化。直到冰川期结束后距今约6000至8000年前，英国才与欧洲大陆最终分隔开。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包括英国）大部分北缘地区都太过荒凉，不适合狩猎人群进行任何形式的永久甚至暂时的活动。尽管如此，很明显，在少数短暂的、较温暖的“间冰”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种群确实延伸到了英国南部，例如，在距今大约3万年前的“阿尔西”（Arcy）间冰期，以及显然处于距今大约1。2万年至1。3万年的冰期结束阶段。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当气候的暂时改善使这种领土扩张成为可能时，这些短暂的入侵无疑使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群落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短暂的生态环境“窗口”。

过渡的本质

无论这最终会对行为变化的复杂性有何重要意义，这些变化都标志着欧洲完全旧石器时代晚期群落的出现，毫无疑问，这些变化的规模，以及这些行为改变的一些显著方式都反映在考古学证据的许多不同方面。这些行为变化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些变化与来自欧洲大陆以外地区的新的人类种群的分布可能有什么程度的联系，下一节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然而，在着手解决这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之前，重要的是要清楚地了解在考古证据中我们可以识别哪些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对理解人类技术、经济和社会组织中的一些根本变化所可能具有的意义。简化为简单的术语，这些变化或许可以概括如下。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石器生产模式的某些基本变化——这些变化，以不同的形式，一直被视为区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先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及中期阶段的主要判断特征。事实上，这些变化并不像一些早期教科书中所论述的那样明确清晰。虽然早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之前的群落，对于较宽、较重的石器生产主要使用勒瓦娄哇技术及相关工艺，但现在很明显，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群开发了令人惊讶的复杂工艺，用于制作更薄、更长和极规整的“刀片”，即细长的、锥形的石片是由特制的圆锥形或柱状的石核制成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这些石叶形制的种类迅速多样化，它立刻有效地主导了石器的生产——至少在那些当地燧石和其他石材的料源供应充足，质量足以使这些要求颇高的石片切削技术得以应用的地区。对于这一转变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包括对地方性原材料供应的使用方面实现更大经济性的简单需求，到对新的石器生产模式的需求（比如，大型的具柄刮刀片、边刮器或预制的尖状器），对于这些更细长、更规整刀片形状的生产而言，新的优势突然在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凸显出来，其规模与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层序（sequence）所记载的大不相同。

毫无疑问，石器生产中最显著的变化，表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展现出的巨大创造力上。他们所创造出的工具种类，比早期阶段人类所生产的工具种类更多样，使用范围更广泛。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层开始，以后的地层“记载”了许多新的石器种类的问世，包括新型剥皮刮削工具种类的出现（所谓的“端刮器”），设计用于专门加工骨骼和鹿茸材料的工具（尤其是凿孔或类似凿子的“燧石打火器”或“刻划器”），以及各种各样的刀具、穿孔工具和（最引人注目的）各种形状的长矛或其他狩猎武器。这种石器生产多样性的增加，无疑反映了其他相关技术种类的大幅增加，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早阶段就已出现——例如，对兽骨和鹿角的修整更为精巧，对木制品的使用量增加了，对毛皮衣物的制作更为精致，以及狩猎技术的新形式。但似乎同样清楚的是，并非所有文献记载的石器生产的变化和多样性，都可以用这些简单的经济或功能术语来解释。一些作者最近认为，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似乎反映了对工具打制的一种投入程度，以达到相对较高的标准化程度，其形状明显预制而成，这似乎超出了关于旧石器晚期较早阶段的现有认识。就好像石器的形状现在呈现出某种更明确的象征意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对生产它们的人类群体来说也具有明确的含义。最引人关注的原因之一是，这可能反映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中出现了更高层次的语言形式，它指示着石器（以及很可能大多数其他的遗物）的形状应该符合一些明确定义的“心理模板”——据推测，与工具本身附加的语言和概念符号有关。另一种（但并不相互排斥）解释是，急剧变化的石器种类当时应该以某种方式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阶层或人群分化的象征。后一种解释的吸引力在于，它有助于说明在欧洲不同的地区所遇到的石器种类的显著变化，以及石器种类变化的（或许）同样惊人的方式——速度快而且具有持续性——贯穿旧石器时代晚期序列的许多不同阶段。无论正确的解释是什么，毫无疑问，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整个石器生产过程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与以往文章中所描绘的在整个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的长时间范围内更为统一和保守的技术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石器生产的所有特征，也同样反映在骨器、鹿角和象牙制品的生产中，即便不是那么显著。也许正是在这里，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的真正创造力和创新力才能最清楚地展现出来。正如克莱夫·甘布尔在前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们出于各种目的会偶尔利用骨头和鹿角的碎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改变了这些材料的形式。例如，对天然尖锐的骨头末端进行局部磨削，以增强其作为锥的用途，或偶尔将致密骨头碎片剥制成简单的仿石头的边刮器甚至手斧。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原始人类明显缺乏对于骨头、鹿角和象牙可以用作基本“可塑”材料的任何明确认识，它们可以被雕刻并制作成各种不同的、可精密加工的形态。这种突然爆发的骨器和象牙技术，可以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最早阶段的地层中得到印证——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从法国中部屈尔河畔阿尔西（Arcy-sur-Cure）的沙泰尔佩龙地层（Chatelperronian，距今约3。3万年至3。4万年）中发现的各种各样的锥、针、骨筒、骨环等，以及从早期奥瑞纳遗址中发现的更精细的骨制和象牙制矛头以及穿孔的鹿角“指挥棒”。与石器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工具形成过程中同样强调高标准化程度，对形状也做了明确规定，骨器和鹿角工具的特殊形状也在不停地改变，这一同样显著的趋势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许多遗址的地层中都能反映出来。骨头、鹿角和象牙加工的整个技术体系反映了对各种新技术程序的掌握；从兽骨和鹿角大量碎片的深切槽，到产生可加工的原材料碎料（所谓的“切槽和碎料”技术——几乎可以肯定，涉及了碎石刻刀或刻划器的使用）来进行系统的锯切、磨削和对表面的抛光加工，以获得整齐、规则的形状。不管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中保留的为数不多的骨制品究竟有何重要意义，都似乎反映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在技术行为的范围和复杂性方面某种近乎巨大的飞跃。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将在整体上更充分地讨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美学或“艺术”创造力问题。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艺术或装饰行为的迅猛发展绝不局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后期阶段，即使这些创造力的某些表现形式更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在一些遗址中〔如法国南部的拉斯科（Lascaux）洞穴遗址或西班牙北部的奥尔塔米拉（Altamira）岩窟〕，它们的历史可追溯到末次冰期最大值前后，大约在距今2万年至1。5万年。正如兰德尔·怀特（RandallWhite）、乔基姆·哈恩（Joa）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中欧和西欧最早的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群，显然都是不折不扣且成就卓著的艺术家。例如，这方面的明确证据有，从德国南部福格尔赫德（Vogelherd）洞穴遗址早期奥瑞纳文化层中（Aurigna）出土的用猛犸象牙雕刻的各种动物小雕像，出土于霍伦施泰因-施塔德尔（Hohleadel）附近洞穴遗址的非凡的狮人雕像，以及从法国南部早期奥瑞纳遗址出土的动物和女性“外阴”符号的一些高度风格化的代表作品。所有这些艺术表现形式现在至少可以追溯到3万年至3。2万年前，或许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追溯到大约3。5万年前。

即使在严格的艺术意义上，这些作品并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但人们也不应该忽视那些贯穿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期阶段的显然是“个人”装饰物的迅猛发展。其中大多数是简单的动物牙齿（主要为毛皮兽，如狐狸、熊和狼），人们钻穿牙根后进行穿孔悬挂。这些穿孔牙饰有据可查的例子，来自可追溯到至少3。3万年至3。5万年前法国和西班牙北部遗址层，或许早在4万年前的保加利亚的巴彻-基罗（BachoKiro）洞穴遗址就有保留。然而，这些个人饰品最显著的发展似乎发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稍晚的时间，距今大约3万年至3。4万年。因此，兰德尔·怀特（RandallWhite）指出，有证据表明，在法国西南部卡斯特默尔（Castelmerle）山谷的阿布里-布朗夏尔（AbriBlanchard）岩洞遗址、鲁凯特（LaSouquette）遗址和卡斯塔内（Abriet）岩洞遗址的最早的奥瑞纳（Aurigna）文化层中，似乎存在着一种近乎工厂的模式，用以生产各种形式的珠子和挂件；其中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生产过程，包括切刻、开槽和分割已经精心雕刻的象牙棒，很明显是用于大规模生产各种珠子和挂件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珠子显然被塑以不同的形状，用以不同的装饰，以模仿特定形状的海洋贝壳。据怀特估计，仅卡斯塔内岩洞和鲁凯特这两个遗址就生产了500多件精致的挂饰；而在比利时的一些遗址和德国南部的奥瑞纳遗址，显然可以确定有着类似的生产中心，年代也大致相同。正如甘布尔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在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期，这种艺术品或装饰品几乎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发现——以下可能除外：匈牙利塔塔遗址出土的雕刻于一枚货币化石贝上的十字形饰物，以及德国南部的伯克施泰因施米德（Boschmiede）洞穴遗址所发现的两件有着明显穿孔痕迹的狼和天鹅的骨骼。

以上讨论的各种证据毫无疑问地表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最早阶段的时间里——肯定为距今3万年，在某些情况下，显然早在3。8万年至4万年之前，可以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确定一系列基本新颖的、在某些方面相当引人注目的行为模式。在人类群体的其他一些领域，譬如对动物种群的利用、人口密度的水平或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内部社会组织，有据可查的类似变化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将在后面的一节中进一步讨论。然而，从上述所引用的证据来看，已经清楚的是，传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过渡”时期确实反映了文化发展的某种重要分水岭，这可能不亚于有案可稽的所谓“新石器时代革命”时期或早期金属冶炼社群的发展。当然，关键问题在于这些变化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们如何迅速传播到欧洲大陆如此广泛的区域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是目前了解到的在整个更新世这一巨大时期，人类群落的总体发展中最核心和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起源的问题

解释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的疑问，目前取决于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发生这种转变的人口背景是什么？换言之，我们是否应该设想整体行为变化和考古学变化的复杂性，这些变化将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转变定义为本质上是在当地逐渐发展的人口背景下发生的；或者这种转变是否反映了一个更巨大的人群替代过程，这一过程是由发源于欧洲以外的人类群体引发的，并且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将欧洲大陆开辟为殖民地？第二，无论人口替代还是人口连续性问题，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记录所清楚揭示的各种文化和行为创新，我们该如何解释其具体起源？

这两个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对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大多数早期的学者（可追溯到1908年马塞林·布勒时代）似乎更倾向于某种主要人群替代的想法——至少对于欧洲大陆的中西部地区而言是这样的。然而，在同一时期，偶尔也有来自人类学家对这种“殖民化”设想提出抗议的声音，他们更愿意将整个生物和文化发展模式视为当地人群的进化和行为过程的一部分。

虽然这一问题仍然备受争议，但最近的一些发现似乎已经使证据的天平相当强烈地转向了长期倡导的人群替代观点。在这方面，有三个事态发展特别重要。首先，在法国西部的圣塞泽尔（Saint-Cesaire）遗址发现了一具非常典型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根据种种迹象显然可以将其年代追溯至距今非常近的大约3。5万年前。这具骨骼的考古研究组织提出了一些特别有趣的问题，将在下文进一步讨论。然而，现在已经确定的是，这具特殊的骨骼最多只比其他几具典型的克鲁马努人（agnon，即晚期智人）骨骼的发现早3000年到4000年，后者显然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期阶段甚至现代欧洲种群的那些骨骼几乎相同。主张人群替代假说的人会争辩说，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足够时间让典型的尼安德特人（以圣塞泽尔为代表）在可利用的时间范围内逐渐进化成完全“现代”的人类种群。第二个重要的进展，源自对以色列的斯虎尔（Skhul）和卡夫泽（Qafzeh）遗址的一系列本质上是“现代解剖学”意义上的人骨进行的年代测定，结果发现这些人骨的年代距今非常遥远，约9万年至10万年前。这些发现当然只是在欧洲之外，但清楚地表明，在现代人类种群（在解剖学意义上）最终出现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之前的5万年至6万年前，现代人类种群就已经出现（在解剖学意义上）在欧亚大陆的这些邻近地区。第三，分子生物学的最新进展（特别是现代人类种群中线粒体DNA模式的研究）似乎表明，当今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群都很可能源自20万年前一个共同的祖先。如果从表面上看后一项研究结论的话，就意味着早期的欧洲“原始人类”（以直立人和后来的尼安德特人为代表）对旧石器时代晚期和后来的欧洲人种几乎没有什么遗传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