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一章 距今70万年4万年前的欧洲人类（第1页）

第一章距今70万年—4万年前的欧洲人类

克莱夫·甘布尔（CliveGamble）

认识穴居人

“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这个词首次出现在约翰·卢伯克爵士（SirJohnLubbock）的里程碑式著作《史前时代》（Pre-HistoricTimes）中，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一个古老的石器纪元。在此40年后，即1905年，亨利·奈普（HenryKnipe）在他的插图诗集《星云与人》（oMan）中，赞美了史前科学的成就。对于其中所配的一张早期人类复原画像，诗歌这样吟诵道：

一股强大的力量，一种潜移默化的新影响，

赋予生活无限动力，浸染渗透。

强健意志，征服蛮力，

西部乐园，推动历史之轮。

登临大自然，饰地球以王冠与荣耀。

太古之人出现于舞台——

其貌不扬，仪表野蛮；

类猿头骨，蕴含骄傲；

心灵之力，去之粗夷。

奈普在对这种原始生活场景的描绘中，详细地总结了19世纪人们对史前的主要看法，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通过精神力量的发展，在宇宙之巅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世纪之交的帝国世界中，上述这些力量的作用，为当时西方世界的人们提供了全球范围内政治和社会现实之“自然”安排的充分解释。

80余年后的今天[1]，对于我们祖先的进化和野蛮的本性，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尼安德特人”（hal）并非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对于那些一直使用石器的人来说，石器常被认为是其原始特质。科技仍然是衡量进步程度的标准，这不是一个你是否会开车的问题，而是你在驾驶着什么车的问题。我们的始祖仍然被描绘成毛茸茸的、近乎**的、手持棍棒的自然之子。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符号集合，完美地呈现在巴克纳尔的画作中，但这些并没有考古证据。我们仍在等待着关于旧石器时代的第一根木棍和兽皮衣物的发现。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画作和史前研究的初衷，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我们的头脑中，关于穴居人的形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基于证据而非想象力的那些非主流观点常常容易被忽视。因此，在介绍70万年前的欧洲史前史之前，我们应该认真审视并反思：这些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从何而来？它们满足了什么需要？答案并不唯一，包括它接触、分类和统治世界土著民族时的帝国经历。18世纪的哲学家们提出了“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是活生生的史前史的例子”的观点。亚当·斯密（AdamSmith）在1762年提出了一个等级体系，19世纪的考古学家们接受了这个体系，以便将那些民族的石头、罐子和青铜器组织成一个发展的、渐进的顺序：“人类经历了四个不同的时代：最开始是狩猎时代；然后是游牧时代；接下来是农耕时代；最后是工业时代。”作为地理空间意义的巴黎与伦敦，在这个序列里成为时间的一环。狩猎采集者生活在西半球最偏远的诸多地区，如阿拉斯加、火地岛、塔斯马尼亚和好望角。他们制造石器，很容易被卢伯克和其他许多人用来充实早期欧洲史前史。

第二条线索较难追溯，因为它更潜藏在西方的过去。古典时代就出现的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分野被完整地带入了中世纪。普林尼（Pliny）提供了一份居住在世界边缘的奇特民族的目录，其中的布勒米人（Blemmyae）显得特别重要。他们生活在利比亚的沙漠中，脸长在胸上。这些内容被随意地纳入在1356年出版的《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TravelsofSirJohnMandeville）中，该游记充斥着大量的虚构情节，但也最为畅销。我们从中了解到，在安达曼（Andaman）群岛分布着许多不同的人种，其中“居住着丑陋无比且没有头的人，这些人的眼睛都长在肩膀上；他们的嘴巴像马蹄一样圆，长在胸口中央”。布勒米人常被图绘于中世纪的手稿中，其中展示他们原始状态的标志是**、棍棒、生活在荒野中。他们总能使人印象深刻，正如奥赛罗（Othello）所述说的：

接着我又讲到彼此相食的野蛮部落，

和肩下生头的化外异民，

这些都是我谈话的题目。

苔丝狄蒙娜（Desdemona）对于这种故事，

总是出神倾听。

当与有关野人（现代雪人Yetis和阿尔马斯野人Almas的起源，他们也生活在“文明”世界的边缘）的民间传说结合时，我们就可以推知是什么帮助了巴克纳尔（Buall）和奈特这样的最早的科普插画师，使他们对早期欧洲的重构能够为当时的公众所理解。尽管受到达克沃思（Duckworth）、史密斯·伍德沃（SmithWoodward）和奥斯本（Osborn）等主要权威人士的密切指导，但这些图片还是稍欠科学事实。所有这些都是当时中世纪的知识传统造成的，当时的工业和科学革命据称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一样得到了推动。在19世纪，史前史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创立，涉及包含了更多认识人类和世界的近代学术传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科学一直致力于将迷信领域纳入其中。

在巴克纳尔的绘画之后的十年里，欧洲已经发现了一些重要化石。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是1908年8月发掘的古迹，它是由三名神职人员从法国科雷兹（Correze）地区的圣沙拜尔村（LaChapelle-aux-Saints）附近的小山洞中发掘的，是一具近乎完整的男性尼安德特人遗骸。在日后成为旧石器研究领域元老的阿贝·步日耶（AbbéBreuil）的建议下，它被送至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塞林·布勒（MarBoule）处进行分析。这一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使得这块重要的化石远离曾经由人类学院的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GabrieldeMortillet）领导的反教权组织，该组织一直主张，早期被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应该被列入人类祖先名单。布勒不同意这一观点，并在1911—1913年制作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报告，提供了把尼安德特人从人类祖先名单中除名的解剖学证据。奈特的绘画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支持，使得它成为多年来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他实现了通过使用由来已久的标志来显示尼安德特人身上缺失的文明。例如，布勒对尼安德特人颓唐姿势的重建被忠实地以一个准布勒米人的形象再现，他的脸被下移到了他的胸部。例如，奈特对尼安德特人佝偻身形的描绘几乎忠实地再现了一个把脸长在胸部的准布勒米人形象。

这幅画作公布的时机很重要。布勒对尼安德特人的除名，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心理战期间，其对精神信念和道德进步提出了质疑。而奈特的绘画试图否认不可想象的历史倒退（retention），尽管当时的证据已表明，参与屠杀的人具有原始人的特点。正如亨德里克·房龙（HendrikVanLoon）在1925年向新一代解释的那样：

我们所谓的现代人其实并不“现代”。正相反，我们仍然属于穴居人的最后一代不肖子孙。新时代的地基仅仅在昨天刚刚奠定。只有当人类有勇气质疑所有现存事物，并以“知识与理解”作为创造一个更理性、更宽容的共同社会的基础时，人类才第一次有机会变得真正“文明”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这个新世界“成长中的阵痛”。

历史背景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姆河（Somme）战场也是70年前布歇·德·佩尔特（BoucherdePerthes）的考古地点。1859年，阿瑟·约翰·伊文思爵士（SirJohnEvans）和约瑟夫·普雷斯特维奇（JosephPrestwich）通过论证，证明石器与灭绝的动物都是在同一地层中被发现的，从而确立了伟大的史前人类的存在。多年来，布歇·德·佩尔特的观点一直备受怀疑，他关于史前文物的图说也遭到嘲笑。我们现在明白，佩尔特关于史前文物的图说与燧石剥片工艺的主要特征，比如打击面、半球形石核刮削器、多次修整的刮削器等是颇为准确的。但是佩尔特与英国古文物研究者威廉·斯蒂克利（WilliamStukely）有着有趣的相似之处，后者在18世纪提出了田野考古学并重建了德鲁伊教（Druids），他也成为这个狂热团体里的忠实一员。除了对位于阿布维尔（Abbeville）和亚眠（Amiens）之地砾石场进行了地层学和文物学的敏锐观察，佩尔特还绘制了许多石器器物图。他对在砾石坑中发现人骨与灭绝鸟类共存的观点，无疑推迟了人们对他的科学研究成果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