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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欧洲早期农业的转型 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2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第1页）

第五章欧洲早期农业的转型：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2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

安德鲁·谢拉特（A）

导言：欧洲多元化

在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的一千余年间，在欧洲建立起来的农业拓荒者群体，只占领了欧洲陆地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外来作物以及居住的新村落，在这个仍然是大量猎人和觅食者的欧洲大陆上，长期以来依旧是一个侵入性因素。然而，在接下来的两千年中，农业经济的特点被土著居民广泛采用，因此这种对比开始被打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由原住民与后来者融合而产生的地域文化，促使了农业的普遍出现和觅食生活方式的实质消失。

这一过程产生的模式并不是统一的：恰恰相反。虽然它创造了具有相似文化现象的广阔区域，如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巨石纪念碑带或东欧和干旱草原的圆形古墓冢群（土丘冢），但每一个地区有其独特的特点。事实上，这种区域差异是农业和土著居民相融的主要结果，并由此产生了适合这些独特环境及其环境背景的特定生活方式。这些新群体的出现，产生了比史前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丰富的欧洲文化——即使就社会复杂性而言，它们只是一个主题变量，无法比部落社会或简单的酋邦做更多的描述。然而，日益增加的多样性为进行接触以及群体和个人身份自我意识的界定提供了新的机会，这反映在考古材料中，是一系列新的纪念碑和各类文物的体现。

直到公元前3500年，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开始耕作地区的发展相背离的。人口的增长和园艺种植者与土著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于森林砍伐而导致的温带环境的缓慢转变，逐渐改变了欧洲的生存条件。家畜的饲养，特别是在东欧较开阔的平原地区，为经济变革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虽然在近东，灌溉和犁耕的使用为当时美索不达米亚第一个城市社会的崛起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欧洲不受这些发展的影响。在农业本身的传播之后，几千年来，欧洲实际上并不一直受近东传统的影响。相反，它在建筑、编织和制陶等共同的新石器时代工艺技能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木材建筑在森林环境中占主导地位，拥有独立的长方形房屋村落，而不是近东地区典型的复杂的泥砖砌块。石材也被用作住宅结构（尤其是在地中海地区），还被用作墓碑和仪式纪念碑，它们通常使用大量的巨石块以及木材、泥土和草皮制成。纺织生产（使用亚麻和其他植物纤维，因为新石器时代的欧洲绵羊不产羊毛）实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使用立式的重锤织机；虽然编织的衣服在替换欧洲大陆外部地区毛皮时的速度很慢。陶器在其复杂程度上也表现出极大的地域多样性，在东南欧生产精美的彩绘器皿（通常用纺织图案装饰），而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则以质朴风格为主。

陶工在热力转化天然材料方面所获得的经验，在考古学家眼中，奠定了区分这一时期的创新之举——冶金的开始。在此期间，有两种金属——铜和金——开始使用。铜是通过冶炼大量开采于东南欧部分地区丰富的化学结构简单的矿石获得的；金是从同一地区其他区域的河床（砂矿）矿床中获得的。两者都被铸造或锤打成简单的形状——通常是已经存在于石头中的形状。这些技术最初主要限于东南欧，但在那里发展时，并没有后来在近东使用的更先进的炼制合金和复杂的铸造技术，似乎冶金最初在这两个地区是基于相似的共同技能和简单矿石供应而独立发展起来的。然而，其最初的影响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用的。虽然金属成为一种值得拥有的地位象征，往往交易距离很远，但它本身并没有给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森林砍伐或木工乃至武器装备带来任何创新性的改变。铜和金一样，是一种装饰的媒介，而不是改变物质世界的一种手段。

不同种类的细石器也发挥了类似作用，尽管在这里实用效能更为明显。黑曜石和燧石刀片广受珍视。石斧也是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质石材的来源也得到了开发和扩大。然而，这里的陈列装饰功能仍然很突出，特别是在那些冶金技术进入较晚的西欧地区：翡翠制成的手斧之类被视作珍宝，就像珍贵的宝石手镯或进口的海菊蛤壳一样；但是“铜器时代”的社会与它们的“新石器时代”的原有事物没有任何根本的物质区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行为：象征着社会特权的物品被用来陪葬，这也许是一种更明显的对于财富的夸耀。衰落的村落社会在派系竞争面前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团结，而多样性的增加为年轻一代带来了更新角色与社会地位的机会。

公元前3500年之后，由于近东城市社会的兴起，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加速了新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的转变进程。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出现影响了一个巨大的内陆地区，由于能够长距离地获得金属及宝石，这刺激了对日常消耗品的需求。在奢侈品加工及长途货物运输方面的工艺技术都得到了巨大进步。这些变化影响到了广大地区，甚至超越了直接参与此类交流的社会，因为产品和技术传播到城市经济体之外，到达了那些位于森林与草原间的邻国地区。而我们也很容易从考古学上发现城市社会兴起对冶金技术的影响。砷铜合金和组合模具的使用，使大型物体的铸造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一变化最明确的证据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左右欧洲出现的新式铜斧。然而，甚至早在公元前四千纪末期，东南欧地区的陶器造型就已经表明其受到了邻近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众多城市所产金属器具的影响（比如特洛伊），这些陶器以陶罐和陶杯为主，可以论证当时人们在酒精饮料方面的新尝试：葡萄是那时出现在爱琴海的新作物之一。此时在欧洲出现的其他既实用又具有威望的近东创新，包括第一批轮式车辆、轻型犁以及诸如产羊毛的绵羊等在内的家畜新品种，这些都可能与欧洲农业活动更根本性的转变有关。所有这些创新都通过新的媒体和展示媒介，以及不断变化的工作和消费模式，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社会构建文化差异的范围。

这些新元素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地区是东南欧。在技术和贸易联系的广泛性方面，东南欧已经是最先进的，它的青铜工艺品通过贸易远销至北部的丹麦和已经完成马匹驯化的东方草原地区。爱琴海的岛屿间交通网络为希腊居民带来了安纳托利亚的特色文化；干草原与高加索地区之间的连接，使北巴尔干和喀尔巴阡地区的居民与近东世界体系外围日益复杂的社会建立了独立的陆地联系。小规模的人群沿着这些路线流动，沿途传播着新的文化与技术。这些创新的起源可以从东南欧追溯到中欧，而且还可以逐步沿着地中海追溯至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从这些纵向路线来看，它们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500年的上千年的过程中，逐渐渗入了欧洲的社会结构。

尽管这些创新很重要，但不应想象它们是瞬间或普遍传播的，或者无论它们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意义。新的畜牧业只是缓慢地取代了早期的园艺形式，特别是在欧洲最近才采用农业的那些地区。即使是在公元前3500年之后的不久就证实远至北欧丹麦的犁具使用，也并没有立即带来文化模式的显著改变。上一个千年形成的区域文化差异提供了将这些新事物纳入其中的结构，这些结构足够坚固，能够根据其与现有事物的相容性来吸收或排斥元素。当变化发生时，它往往是迅速而突变性的。在北欧，只有在公元前3000年之后，随着绳纹陶文化相关联事物的传播，结合了犁耕和畜牧业全部潜能的根本性变革才发生，并且伴随着新旧模式之间明显紧张的迹象，基于石坛神龛的静态仪式模式迅速被更灵活的生活方式取代。沿着大西洋航道和西欧河流，通过与钟杯文化关联事物进一步传播，甚至起到了更大的瓦解作用。欧洲新模式的最后延伸在第七章的时间背景下考虑更为合适，但在这里必须提到它是我们一直关注的事件中的最后一个插曲，它完成了欧洲社会在公元前四千纪中期开始的转变；而将西欧纳入整个大陆的格局，为青铜时代欧洲文化的日益融合提供了前提条件。

因此，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器时代代表了欧洲发展历程中最复杂和最令人关注的阶段之一。在此期间，第一波农耕扩张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随后很快出现了第二波农业和紧随其后的畜牧业创新。欧洲大陆的原住民从此越来越多地陷入农业生活方式，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文化模式中；但他们共同的生存条件和他们彼此之间越来越多的接触开始缓慢地重新确立欧洲大陆的统一性。本章将在区域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些主题，按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时间顺序节点划分，将欧洲的发展再次与欧洲大陆以外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东南欧

农业在欧洲首次站稳脚跟的地区，是巴尔干半岛和喀尔巴阡山脉周围的土地，这些地区将其独特的文化延续到了铜器时代。这些是欧洲大陆最复杂的地区，保留了他们的东方遗产，使其没有受到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影响。这是因为这里的农业出现得太早，以至于中石器时代的人群无法与引进的经济同步发展。早期的园艺种植者占据了最肥沃的土地。在这片支离破碎的土地上的河谷和古老湖盆中，密集的人口可以依靠小块易于耕作的地块来维持。

每个群落都占据了一个可以供后代居住的地点：一堆用泥土和木头搭建的房屋，其遗迹构成了继任者的平台，直到一系列标志着人类居住地的人造土墩出现。保加利亚卡拉诺沃的土墩堆积达12米，由2000多年的连续聚落积累而成。这些台形土墩（每种巴尔干语言都有其对应的文字——莫吉拉、马古拉、豪洛姆）不仅仅是定居经济的偶然副产品，它们附近的每一个村落都在其可及的范围内集中耕种土地：它们是人类生存的固定场所，炉膛和家园的所在地，生命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因为死者常常被埋葬在他们的住所旁边，紧挨着家庭住宅。从精心绘制的餐具（桌子本身以黏土模型显示），精心制作的炉膛和灶或装饰用黏土配件，再到更明确地与女性生殖部位相呼应的陶器塑像；或者是男性所用的精致绿岩斧或燧石刀片：这里的每座建筑，每件遗物都充满着象征意义。每个物品都有它的明确位置，不仅房屋本身的形制是整齐划一的，而且整个村落的布局通常都是完美规划的典范，以基本方位为导向，由带有中央入口的方形栅栏围起来，如保加利亚东北部的奥夫恰罗沃和波利安尼萨。

这是一种模式，但这种模式越来越多地被改变，因为人们试图从这个内向的世界中挣脱出来，探索在它之外的令人兴奋的可能性。狩猎和放牧提供了这样一种出路；新矿物的开采并用其冶炼金属也是如此；或者旅游和贸易的机会，因为这些丰富的必需品正是那些进入海岸或穿越山脉的人们所渴望的。除优质磨石或专业陶工产品的近距离流通交易外，还发展了稀有和贵重物品的长途贸易：诸如盐或毛皮等商品，或许还有蜂蜜或树脂，这些在考古材料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但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适用于制作长刀片的细燧石中；出现在诸如用于彩绘陶器的石墨等颜料中；特别是闪光的金或铜饰品中，以及由贵重新材料制成的斧和木工器具中。

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产金属矿石的山脉距离被村落和庭院控制的领土仅几步之遥；在聚落后面的小山中，深矿井被挖掘出来，沿着诱人的绿色矿脉，开采大量铜矿以供冶炼，例如南斯拉夫的鲁德纳格拉瓦或卡拉诺沃附近的布纳尔。这些活动是以适当的仪式进行的，精美的陶器供品及其所含物品被留在矿井中，作为从大地获取财富的补偿或交换；但一旦开采出来，这些原料就可以与遥远的人群进行交易。这些人群可能在农业社会的边缘地带，甚至在更远的地方：沿着流向黑海的河流、穿过平坦开阔的黑海大草原，在捕鱼和养牛人群聚集的地方进行交易。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农业村落网络已经从巴尔干半岛向东北方向扩展，沿着俄罗斯森林和乌克兰草原之间的疏林地带，一直向东延伸到基辅。这些开拓者保留了巴尔干起源的所有传统，居住在类似的长屋中，使用同样种类的手工艺品，包括精心绘制的陶器和小雕像。然而，在东部边境更为开阔的地区，房屋并非集中在像台形土墩那样密集的聚落中，而是占用了被深挖的环壕所保护的防御性高地。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其他人群的存在，他们是该地区中石器时代土著居民的后裔，他们使用陶器、饲养家畜，但并未放弃其季节性迁徙而转向稳定的村庄。这些群体生活在农耕群落密集的缝隙中，占据着远至伏尔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他们和农民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互利关系中：交换他们的互补产品，但也有潜在的冲突。然而，这两个群体都渴望从巴尔干半岛获得铜饰品。

1972年，一位保加利亚的拖拉机司机从黑海海岸瓦尔纳河口处的一座六千年历史的墓地中，发掘出了第一个坟墓，这充分证明了铜器时代贸易的范围和影响。在随后的发掘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铜制品，还发现了6千克的金饰品，大部分是最初缝制在衣服上的片状饰物，还包括黄金权杖和空首斧。保加利亚东部也有其他类似的墓地，尽管随葬品没有那么丰富。它们标志着从以前泥墙村落的家葬模式的突破，在瓦尔纳似乎与海湾岸边木桩之上的水上村落有关，这也许是与沿海贸易活动有关的一种特殊的聚落形式。这种金制品令人震惊，而且肯定被大量使用；但它不能与迈锡尼竖井墓等后来富含黄金制品的墓葬相提并论，因为在如此简单的经济条件下，能够与之交换的商品较少。事实上，它可能不属于个人，因为发现它的大部分墓穴都不是人类墓葬，而是具有黏土面具的象征性墓葬。铜器时代的社会与历史上的欧洲社会有着深刻的不同，需要人类学的想象力。

无论如何，瓦尔纳的财富似乎只是一个暂时的插曲，因为很快就发生了反映草原均势变化的重要变革。根本的原因是铜器时代草原地区的居民开始驯养马匹，通过驯服和骑行野马来补充沿河资源，然后利用野马来开发野生兽群。在第聂伯河的德雷夫卡遗址就发掘出了此类聚落。这些人群开始发展一种独特的文化，用绳纹装饰他们简单的陶器——也许是对控制动物本身很重要的麻绳——并创造出独特的器物造型，比如石制的兽形权杖，以及小型陶火盆，它们可以用来燃烧大麻种子，正如该地区铁器时代的斯基泰部落一样。在黑海大草原的西端，他们开始接触耕种者的坚固房屋和聚落，这些狩猎和放牧群体开始建造圆形墓碑，从而使人们得以集中精力生活在流动的帐篷中。这种生活方式向西扩展到了以前由园艺种植者控制的一些地区，一些群体甚至似乎已经沿着多瑙河小规模地伸入罗马尼亚，在那里发现了他们典型的墓葬和手工艺品。这一入侵对邻近的农民造成了影响，因为铜器时代晚期的聚落通常位于台地和小山顶上。在基辅附近的东部农耕边境，今天的多布罗沃迪或马伊达涅茨科等遗址，有多达200栋房屋的大规模密集村落，聚集在一起进行防御。

在喀尔巴阡盆地，发生了一系列类似但较为平静的变化，没有受到历史事件的干扰。公元前五千纪的大型聚落和台形土墩，与之相配的大量彩陶、黑曜石刀片、绿岩斧，以及聚落内或附近的简陋墓葬——已被一种新的模式取代。规模较小、更为分散的聚落变得普遍；同时，多达数百墓葬的墓地，类似匈牙利东部的蒂萨波尔加和巴萨塔尼亚那样的墓地遗址，在社会景观的组织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这些规模较大的墓地可能服务于几个小型的聚落，墓葬变得更加正式，墓穴成排排列（大概用柱子标记），并配有大量的随葬品。物质文化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日用陶器不再那么精致，地域特色也不再鲜明，但新的炫耀性男性装备以金属的形式出现，还有长距离进口的燧石刀片。随着眼前居住群落的显著减少，墓葬的象征性意义和个人地位的标志也随之增加。墓地映射出了当时必须明确界定的人际关系。

每一个地区都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新石器时代简单园艺经济的分化，新的活动领域也随之开辟，即畜牧业、新原料的开采和贸易。

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中欧和西北欧

从公元前六千纪中叶开始，中欧树木丛生的黄土地上的农业拓荒群体，最初形成了一个同样闭关自守的文化群落，尽管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森林和沿海地区的土著居民。从莱茵河到维斯瓦河，他们典型的木头长屋、“鞋楦”状的锛子和特有的圆底陶器（饰以螺旋状或弯曲的刻线和戳点）保持了同质性，这表明他们保留了内部联系，并可能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繁衍网络，或者至少强调了其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和排他性。到公元前5000年，这些农民已经远至巴黎盆地，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进一步向西扩展，到达了英吉利海峡沿岸和布列塔尼的边缘。

然而，到了此时，他们的团结开始瓦解：中欧的群体日益受到喀尔巴阡盆地和巴尔干半岛用铜人群的影响；而在外围地区，则出现了他们与土著群落融洽和互动的迹象，这些群落大量存在于大西洋沿岸和阿尔卑斯山边缘地区。在中部地区，村落仍然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单位。房屋的大小和复杂性不断增加，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梯形平面结构，入口区域较宽，后部区域更加隐蔽。一个特别大的例子来自德国的波鸿，长达65米之多。分散的长屋群通常具有拓荒阶段的特征，当时聚集在大型建筑的集结聚落里，由栅栏围起来——也许是为了将菜园和牲畜分开，这些牲畜可能在周围被拓荒过的土地上大量放牧。受南部铜器时代的影响，陶器、小雕像和进口铜珠的设计变得更为精巧；此外，还出现了具有两个相对入口的圆形土方围场（像巴伐利亚的科蒂切琴多夫的著名例子），这令人想起了台形土墩遗址的布局（并且或许是非常完美的）。在村落附近，这些地方可能充当了舞蹈和举行公共仪式的场所。在阿尔卑斯山滨海地带、德国南部、瑞士和奥地利，采用的就是这种村落生活模式。在那里，中石器时代的群体在冰碛湖附近从事农耕和畜牧业，并在湖泊沼泽边缘的木桩上建造了简单的木质聚落。保存在泥炭中的这些遗址，提供了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一些最生动的证据——桦树皮容器、木碗和工具、亚麻织物、成堆的饲料和肥料（包括蝇蛹），甚至还有一块带有齿痕的树脂“口香糖”，以及通常都是存在于内陆地区的陶器和小石斧。

在黄土的西部和北部边缘地区，农耕人群与欧洲古老的土著居民发生了相当不同的互动模式。这一过程最早始于法国西部，在那里，随着物质文化变得不那么复杂，农耕辅之以狩猎和采集，遥远的中欧影响力开始让路于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在喀尔巴阡盆地或保加利亚沿海地区，随着更多流动生活方式的发展，集体象征符号的重点已经从房屋和村落转移到了墓葬上；但在西欧和北欧，纪念性陵墓成为群体身份界定中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墓葬品和复杂手工艺品的微妙信息。在法国西部（同样，稍晚些时候，在英国南部、波兰北部和德国），用长的（并且通常是梯形的）土墩包围的木制或石制的陵墓建筑成为群落生活的焦点：随着房屋和住宅遗址变得不那么坚固和持续存在，这些纪念祖先的石碑成为景观的突出特征。

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纪念碑，最开始出现在那些中欧农耕传统与稠密的土著人口接触的地区；而随着这些早期人群的加入，农业人口也随之扩大。永久古迹，无论是房屋还是陵墓，从长远来看，都是组织农耕活动以及种植和收割的基础。但是，这一举措并不仅仅依靠外来人口：很快，类型多样的墓地建筑表明，这种刺激唤起了原住民的创造性反应。出现在诺曼底的带有石棺的石筑长冢，与大西洋许多地区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建筑外立面的石砌陵墓设计相呼应：墓室设置在圆冢内，由一条狭长的通道连接，可以反复使用并添加新的墓穴，这一类型被称为通道墓，成为远西部当地农民的主要标志。起初，主要是由干石墙建造而成，具有托臂拱顶，就像布列塔尼南部海岸外长岛上的宏伟实例一样，越来越大的石头被用于建造此类墓葬。一种新颖的建筑结构传统出现了，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它将成为大西洋地区欧洲本土早期农民的特征，所遗留的一直存在的巨大高位块石，在大约六千年后激发了早期古文物研究者的想象力。

比过去农业在欧洲传播过程更为复杂的是，无论是通过迁徙还是通过有选择的采用诸如陶器和家畜等元素，这种殖民者与土著人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在西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小规模进行的。这些不同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竞争，导致不同类型纪念碑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并且复杂性日益增加。例如，在不列颠群岛，对农耕的刺激似乎来自从附近的佛兰德斯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小型群体，他们建造木制的丧葬建筑（被封闭在长冢中），而他们自己却仍然生活在与周围的土著人几乎没什么不同的简陋小屋中。随后，在英国西部和爱尔兰出现了被圆冢覆盖的具有漏斗状入口（称为“门墓”）的石棺，有可能是表明当地人反应的证据；这种结构有时会被发现在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的长冢下面，与他们自己的石造墓室形制相结合，因此综合两方面来看，这也许表明了一种调和的融合体。在苏格兰，随处可发现简单的土制和木制长冢，而石筑长冢则被引进了北爱尔兰。然而，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传统的石制门墓和圆冢中较发达的通道墓都与长石冢并存，尤其是在对这种引入模式具有本地阻力的地区。随着旧景观逐步转变为新的社会形态，所有这些类型都见证了为获得独特身份而进行的斗争。

从法国南部到北欧平原的广大地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区域特色和融合模式。随着旧的社会排他性的瓦解，以及更大的社会和文化单元的出现，黄土地区本身似乎也受到了这一过程的影响。以前的小规模农业模式被更广泛的刀耕火种的耕种形式取代，而聚落往往从山谷中向上移动到更高的俯瞰位置。人们对用于森林砍伐的燧石斧需求增加，导致在白垩纪或侏罗纪矿床适宜的地区出现了矿山，特别是在比利时和波兰中部。在这种更加流动的聚落和区域贸易格局中，新型的仪式空间（通常带有同心的截断壕沟）便作为地方或区域中心出现。

小规模的渗透和变化过程在北欧重新上演。在那里，从维斯瓦河中游到日德兰半岛的一个地区，出现了与北部黄土地的长屋相呼应的长冢；波罗的海沿岸和岛屿上的另一种巨石建筑（称为“戴瑟”或“史前石桌状墓标”类型）的爆发，是这些地区稠密的中石器时代人口转变为农耕生活方式的一种回应。已知的来自这一地区的大量燧石斧，证明了众多人员参与农业生产，以及为种植农作物而清理小面积茂密林地所付出的努力。与东南欧一样，劳动工具也是财富的象征；精致打磨过的石斧有时被作为祭品沉入沼泽。

这些北部和西部新石器时代群体使用的陶器，与同时期巴尔干半岛铜器时代相比虽然形制简单，但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所使用的那种大型粗糙的、尖底的器型（适用于罐装食物）相比，却显示出了更加多样化的类型（以及像这种类型的厨具）；在北欧的遗物很快就吸收了饮用容器（“漏斗颈陶”）和独特的带颈环的长颈瓶组合，毫无疑问，它们被用于一些饮酒场合。在法国，陶器中有一种装饰精美的小型烧炉，分布非常广泛。人们认为，这些小型烧炉可能用于燃烧某些芳香剂或麻醉物——同样，可能是仪式和典礼的点缀。

欧洲史前时期的这一阶段，为早期农民的努力及其意识形态的斗争留下了一些最显著的纪念物。纪念碑一旦竖立，就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性和强大力量，而这种力量是可以被夺取或颠覆的。在布列塔尼南部最近的考古工作表明，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发生了一个明显的重建阶段：现有的巨型建筑被拆除，并重新竖立在新的位置。巨大的雕塑巨石被断开，用作新的大型通道墓的顶石。譬如莫尔比昂地区著名的加弗里尼墓葬，28块巨大的墙板上面覆盖着丰富而神秘的装饰物，人们费力地将这些装饰物凿刻在花岗岩上。正如瓦尔纳的黄金墓葬一样，我们只能模糊地了解主导这些遥远欧洲人生活的动机；但是，农业的登场带来的不仅仅是生存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