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八章 爱琴海文明在青铜时代末期的崩溃（第1页）

第八章爱琴海文明在青铜时代末期的崩溃

默文·波帕姆（MervynPopham）

公元前1200年左右，东地中海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希腊，迈锡尼王宫被摧毁，而在更远的地方，埃及和赫梯这两个大国受到了严重的外部攻击，导致埃及控制权的迅速下降以及赫梯首府博加兹-库伊的灭亡。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塞浦路斯的中间国家遭到进攻，整个地区受到广泛而毁灭性的破坏。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是混乱的：在许多地区出现了移民，人口重新组合，伴随而来的是有些地区变得荒无人烟。在另一些地方，我们发现了“外来”民族的聚落或混合群落的建立，它们将以前文化的不同元素结合起来，使其具有了新的特征。它最初看起来可能会带来一些稳定和适当的繁荣；但随后，总体而言，这一复兴失败了，尽管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复苏。

在希腊，攻击进一步加剧，人口严重减少，这里的迈锡尼文明迅速衰退并走向实质上的灭绝。赫梯文化的某些方面在叙利亚北部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其家园仍旧荒芜。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恢复缓慢，幸存者处于低谷；例外的是，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聚落拥有新的人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塞浦路斯，他们所见证的城市重建和手工艺的繁荣被摧毁，随后迅速衰退。埃及不再是一个强大帝国，它遭受了更多的外部攻击和内部纷争。

青铜时代晚期旧文明崩溃的原因颇有争议，很可能是多方面的。然而，存在着相当多的考古证据的事实依据，可以增加一个合理的假设，即东地中海地区总体情况大致统一，这表明了某些共同因素和某种相互联系。

我们关注的主要地区是希腊，以及爱琴海，再向南延伸至克里特岛，对那里的证据我们先做一概括。

进攻的准备以及约公元前1200年的毁灭

到约公元前1300年希腊铜器时代文化晚期开始时，迈锡尼王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的统治者和贵族不再关心修建宏伟的石造陵墓（圆顶墓），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具有前几个世纪风格的墓葬得以延续。梯林斯和皮洛斯的宫殿，也许还有迈锡尼和底比斯的宫殿，早早就形成了它们的最终形制。公元前13世纪（希腊铜器时代文化晚期的IIIB阶段），在主要中心和其他地方的建筑资源大部分被转用于防御工事。在迈锡尼和梯林斯，城墙得到了加固和扩建，并在地下修建了通往外部水源地的通道。雅典卫城也采取了类似措施，在那里，通过可观的地下工程，确保了对水源的获取。在维奥蒂亚北部，格拉的新的设防聚落是在科派斯盆地的高原上建造的。同样表明入侵危险的，是科林斯地峡的一座城墙建筑或具备棱堡的堡垒，其设计可能是为了封锁从北方通过陆路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

这一点和其他证据表明，人们普遍害怕受到攻击，甚至认真做好了受长期围攻的大量准备工作。对这种恐惧的原因有多种解释，但最有可能的有两个：一个是侵略性的跨区域竞争，另一个或为外部威胁。地峡的防御工事及其部署，表明了人们对来自北部攻击所做的准备，或许来自维奥蒂亚以外的地区，似乎很有可能的是，格拉的城堡原本是作为一个防御性的难民中心和军事前哨。那么雅典卫城的设防很容易解释，因为这座城市位于任何敌对军队前往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路线上。但是同样的，在一个许多的重要中心都位于或靠近海洋的国家，防御海盗袭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鉴于希腊的地理情况，其农业用地面积有限，同时依赖这些土地的众多人口。因此，对主要的有关地区间冲突的另一种解释是完全有可能的。后来的希腊历史，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清楚地说明了相邻城市或国家联盟之间的竞争是如何产生的。它是一个以迈锡尼为中心的主流迈锡尼帝国的概念，主要源于记载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这导致了这种可能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权衡各种解释的可能性时，考古证据的局限性显而易见。而且，通常情况下，可能的答案更多的是在事件的结果后，而不是在我们现在所关注的其可感知的过程细节中被揭示出来的。

很明显，至少从轮廓上看，一些事件的先后顺序是可辨别的。底比斯的毁灭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初前不久，当时城堡内的一座象牙作坊被烧毁。然而，这很可能是一场局部的，甚至是偶然发生的火灾，除非认为奥尔霍迈诺斯的大型建筑被摧毁于同一阶段，目前资料还太粗略，无法确定。

但是，蓄意用火摧毁皮洛斯及其宫殿的行为是明确的，当然也具有重大意义。这一事件，依我之见，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初，鉴于雅典卫城没有设防，这显然是一个没有预料到重大威胁的时期。如果这一年代是正确的，它极有可能促使其他主要中心开始认真对待他们自己的防护，并加强其防御工事。攻击的结果后来在迈锡尼可以看到，那里城堡外的建筑也被摧毁，附近的聚落亦然，包括齐高利斯和贝尔巴蒂。这通常可能发生在大约中世纪或稍晚一些，虽然可能不太精确。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迈锡尼的防御工事，可能会使其壁垒内的某些文化活动撤出，这可视为一种正常反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地方也进行了类似准备工作，特别是在梯林斯。尽管采取了大量而精心的防御，但这些保护措施不足以应对约公元前13世纪末突然出现的重大威胁。迈锡尼、梯林斯，以及阿戈里德半岛登德拉的堡垒，都被夷为平地并烧毁。然而，破坏绝不限于该地区。在其他地方，伯罗奔尼撒半岛、斯巴达（梅内莱奥斯）附近，以及尼科利亚，类似灾难的证据都很明显。在更远的地方，底比斯和维奥蒂亚的格拉城堡等中心也被摧毁；再往北，塞萨利的伊尔科斯聚落也遭受了破坏。这些事件是否大致同属一个时期，可能仍然是不确定的。考古证据的局限性——基本上是这一阶段的陶器——表明当时的统一性不如以前，留下了至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空白。

破坏的结果

希腊大陆和爱琴海群岛但是，灾难的程度是毋庸置疑的。不仅主要的中心遭受了损害，而且周边地区也受到了影响。经过考古勘探的少数小规模聚落，除极少数例外，也都呈现出同样的普遍破坏景象。更为重要的是实地调查的结果，展现出乡村的普遍荒芜，许多墓地停止了使用为这一情景提供了佐证。当然，也有一些幸存者，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聚落得到了恢复。特别是，迈锡尼和梯林斯的旧中心得以部分复兴，人口稠密，也许是在一些人从空旷的乡村撤出之后，这可能也是阿戈里德半岛南部亚辛墓葬增加的原因。另一个相当重要的结果是居民的流动。某些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这似乎是来自其他地区的难民聚集的结果，他们可能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当我们将公元前13世纪希腊化IIIB晚期的遗址分布图与此后的分布图进行比较时，总体情况就非常明显了，当时大片地区的居民肯定是非常稀少的。

爱琴海的岛屿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影响，人们尚不得而知，因为这一时期的聚落与墓地截然不同，很少被发掘出来，充分公布的就更少了。西弗诺斯岛和米洛斯岛这两个岛屿，在公元前13世纪显示出了对防御工事的关注。就后者而言，长期存在的菲拉科庇聚落虽遭受了一些损毁，但得以幸存。在帕罗斯岛，某种动乱可能导致了在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在远离中部平原的岩石高地上一个设防聚落的建立。再往西，我们也缺乏对于小亚细亚海岸的多德卡尼斯群岛和迈锡尼人的聚落的有关资料。公元前1200年后不久，罗得岛已知的遗址显示出一些收缩的迹象，但另一方面，亚吕索斯的主要城堡遗址的墓葬数量增加了。这样一种模式或许意味着向更安全的地方撤退，但并不排除难民抵达的可能，他们中的一些来自大陆，另一些则来自附近的岛屿，譬如喀帕苏斯岛，那里此时显然已经荒废了。塞拉吉里奥，科斯岛的主要城镇，至少部分遭受了火灾的破坏，但之后仍被使用了一段时间。

根据发掘者对约公元前1200年的最新表述，在小亚细亚的对岸，迈锡尼的米利都殖民城邦被烧毁，随后修建了一堵巨大的防御城墙。证据很薄弱，但表明了对危险的预知，紧随其后的是攻击和破坏，后者明显见于看似荒芜的几个岛屿中。

克里特岛克里特岛以南的情况要清晰得多，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大陆：一些遗址遭到破坏，更多的则被放弃，还有已知聚落数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人们没有统一组织，但还是经常撤退到更容易防御的地点。例如，在帕莱卡斯特罗，居民离开了海滨平原上长期居住的城镇，转而选择了附近的卡斯特里天然卫城，在时隔大约800年后再次被占用。

然而，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这种观念或许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更了解情况。这种理解甚至考虑到了该岛的独立特征及其地理位置，也许能够更好地引导人们获知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及其成因，因此仍然值得更全面地考虑。

虽然该岛未曾从约公元前1450年的严重破坏和其帝国的海外丧失中完全恢复过来，但到了公元前13世纪，它再次变得人口稠密，并享有一定程度的繁荣。此时，它的主要中心很可能已经从位于中心区的克诺索斯转移到了西部的干尼亚（古老的科多尼亚）。到公元前13世纪末，在经历了漫长的孤立阶段后，克里特岛再次开始在国外产生影响，陶器出口是其主要指标。花瓶，主要但不完全来自克里特岛西部，它们大量到达了塞浦路斯，稀疏但广泛分布在多德卡尼斯群岛和希腊大陆。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到达意大利南部甚至撒丁岛的数量相当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交换是相互的。在包括干尼亚在内的一些克里特岛人的遗址中，出现了少量明显的异国花瓶，为手工制作的灰色器皿，主要是大的罐子、碗和杯子，其形状和构造与意大利南部的陶器最为相似。同一时期可确定年代的是显然进口于同一地区的极少数青铜器，克诺索斯的一把刀和马利亚的一枚胸针；在目前无法确定年代的情况下，可能还有其他物品。然而，它们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是在公元前13世纪末的混乱和破坏之后到达的已知的更多事物的先行者。

证据主要来自高山高原的赛克罗宗教洞穴中的祭品，那里离卡尔菲难民聚落不远，是一个有着广阔海岸线的地方，但却严重暴露在风和冬季的降雪中。在大规模抢劫之后还保存的青铜祭品中，有13件物品表现出强烈的意大利或中欧风格，以及是其可能的起源，特别是匕首和刀，还有一些扣针，以及一枚旋转饰针。剑或匕首祭品中的两把刀柄，其外形是爱琴海风格的，矛头也是。对于欧洲的这些形式，我们必须注意公元前12世纪IIIC阶段的3个武士墓葬，在岛的东部出土了5把瑙维[1]二代的劈刺两用剑（并非同一时期），以及一个具有非常短的新型矛头，铸有插槽。在同一地区，很可能发现了没有确切起源的其他类似武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创新事物，如两个外凸的盾牌，以及火葬的出现。在穆利亚纳有这方面的一个例子，这种盾牌被置于一个大陨石坑中；这从侧面描绘了青铜时代已知最早的爱琴海骑兵，佩有一个外凸的盾牌和长矛。在克里特岛上的其他地方，同一时期的火化品被放置在巨大的箱形容器中，其中有些涂抹了古老的米诺斯宗教标志，即双斧和“公牛之角”。

破坏的原因及近东证据

我们已经偏离正题，超出公元前1200年灾难的范围，深入了随后的IIIC阶段：这是将岛上早期的意大利和其他外来遗物纳入历史框架所必需的。此外，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它将在其他地区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整体来看，这些证据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使得人们相信，甚至在克里特岛遭到破坏和混乱之前，该岛早已为意大利人所熟知，他们中的一些甚至可能已经带着自己的陶器加入了现有聚落。随之，这些相互关系得到增强，武器装备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个复杂的情况是，一批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人的到来，自公元前14世纪初以后，他们以克诺索斯为中心的对整个岛屿的霸权统治以暴力告终，之后他们似乎对克里特岛没有多大兴趣。迈锡尼的陶器和小雕像出现在特里亚达圣地，而不是卫城遗址，之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具有大型祈愿动物雕像的神殿。长期以来，宗教一直是米诺斯人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一直如此。就在动乱发生之前，在早期的米诺斯建筑、米特罗波利斯的别墅、古尔尼亚，以及克诺索斯的宫殿废墟中，都建立了神龛，这或许代表着对来自过去伟人的一种求助呼唤。这些神龛在约公元前1200年被废弃，但随后在卡尔菲和其他地方建造的神殿中，具有大型的宗教泥塑，再加上人们重新燃起对洞穴崇拜的兴趣，可能都反映了在持续困境中人们对神所给予支持的一种非常现实的需求。

移民迈锡尼人抵达克里特岛，并不是大陆人移民社群的唯一证据。迈锡尼式的陶器，至少意味着迈锡尼陶工的存在，是在那里的混乱之后，近东地区非常复杂的景象特征之一。由此，我们发现，在塔尔苏斯、塞浦路斯和腓力斯，近乎广泛采用的不仅仅是迈锡尼的装饰主题，还有陶器的形制，而这些都不属于当地的传统。迈锡尼元素在这些地区的存在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他们是由于国内动乱而避难的难民，正如有人主张的那样，那么他们选择的这个避难所可能不太舒适。一个似乎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是战俘；或者，一个受到一些学者支持的理论，即一些迈锡尼人参与了该地区的袭击。

我们现在已经调查了在希腊大规模毁灭之前和之后的情况，以及它们在岛屿上的体现。灾难的严重性与范围，以及由此导致的人口减少、分裂，以及一些地区的居民向其他更易防守地方的流动，造成这些的理由远不止于城邦间的战争、内部纷争或王国内部的“体系崩溃”，尽管这些因素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事态恶化并削弱了士气。对迈锡尼-提林斯、格拉等戒备森严的中心城市的成功攻击，也许还有雅典，那里有一个青铜器窖藏在雅典卫城没有被发现，说明有一支高效的军事力量。假设叛乱者不是迈锡尼人，他们发动攻击并且离开，或者，倘若（正如我所认为的）有些人留了下来，那么他们的人数必定很少，不足以聚居在居民逃离的地区，也不足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前文化的延续基础。

我们实际上已经界定了侵入者的外形特征：具有侵略性、装备精良、高效，以及冷酷无情。显然，这一角色的候选者并不难找到：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存在着对其破坏性活动的书面记载和描述。例如，拉美西斯三世将他的国家受到陆上和海上攻击的生动场景镌刻在麦地那哈布神庙的墙上。从中我们得知，敌人是在向北摧毁了权力中心之后到来的，但是他们未能征服埃及。海上突袭的场景描画了袭击者独特的武器装备，包括一支头戴角盔，手持大型圆形盾牌的分遣队；一些人手持剑，另一些人则挥舞着长矛。在早期的埃及绘画中，也出现了同样装备的士兵，他们既是攻击部队的一部分，也是埃及军队中的雇佣兵。也曾出现了一些海上掠夺者的名字，特别是其中的施尔登人和舍克利斯人，是最令我们关注的。

近东的结局超出了本章的地理范围。在这一点上必须说明的是，一些攻击部队留了下来，其中一些人，后来被我们称为非利士人，他们定居在巴勒斯坦南部；另外一群人，是塞浦路斯主要城市重建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且可能起支配作用的中坚分子，特别是塞浦路斯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繁荣阶段以及手工艺的兴盛期，迈锡尼人和近东人显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的大多数刀和剑都具有欧洲渊源，譬如我们在克里特岛上看到的那样；而在恩科米发现的青铜战神雕像则配备有角盔、圆形盾牌和长矛，这与海上掠夺者的武器装备极其相似。

在回到我们正常讨论的爱琴海范围之前，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涉及对先前提出的证据的理解。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海上掠夺者分遣队的两个族群——施尔登人和舍克利斯人，可能还有第三个族群：特雷什人。人们认为，这些民族在某种程度上与后来被称为撒丁岛、赛克利亚（西西里岛）的地区有关联，而且，人们更怀疑它与伊特鲁里亚有某种联系，要么是他们在动乱之后最终定居的地方——此为更受赞同的观点，要么是他们的原籍地。如果存在某种关联的话，至少可能发生在撒丁岛，而克里特岛上的证据表明，在突袭之前可能有来自西部的定居者，这增加了后一种解释的可能性。此外，克里特岛是通往近东和利比亚的一个便捷跳板，那里的人对埃及的进攻比海上掠夺者早了一代人左右。至少在这之前，施尔登人一直很活跃，其中一些人被招募为埃及军队中的雇佣兵。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即希腊大陆是否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卡特林在他对这一时期武器的研究中极力赞成这种可能性。他认为，在公元前1200年以前危险日益增加的时期，新的非爱琴海武装是出于军事需要，受迈锡尼国王所雇，作为雇佣军将其引入希腊的。倘若如此，正如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未能提供有效的防御。

直到大约25年前，大多数关于迈锡尼时代的概述都是以王室的灭亡而告终，这意味着黑暗时代从此笼罩希腊。主要是得益于德斯伯勒对后继时代的精心调查，部分是由于最近的发掘，我们现在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迈锡尼文明仍然存在了近一个世纪，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衰退时期。然而，对这一阶段的任何考证都会面临严重困难，尤其是施里曼的早期发掘，当时清理了迈锡尼和梯林斯的宫殿，在这些或其他的建筑物中发现的陶器，没有进行任何恰当的记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只能合理地推测，这些宫殿的毁坏是由于公元前13世纪末的事件造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根本不能确定它们是否被部分地重新使用过，以安顿后来的统治者，因为若如此的话，社会秩序必定会发生变化。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书面记录可以帮助我们，单凭这一点，就使得任何宫廷官僚体制的丧失都成为一种可能的假设。奇怪的是，我们也没有任何关于王室住所或统治者住宅的证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表明社会差异的“国君的”或“贵族的”墓葬。因此，既然这样，我们最好承认对这个问题几乎是一无所知。同时我们想弄明白，在这个阶段，领导人是不是被称为“巴赛勒斯”，而不是“瓦那克斯”？是否实际上还断断续续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王权，直至公元前8世纪末的阿尔戈斯国王？关于他的存在，从书面文献中我们又获得了一些了解。

此外，对于在这些区域中心和其他重要中心，如底比斯、沃洛斯和泰霍斯-迪迈恩较近期所进行的广泛发掘工作的障碍是，目前发表的只是一些初步报告，有些还不足以形成任何确切结论。

因此，如果此处对埃维厄岛勒夫坎狄的色洛波利斯遗址，以及阿提卡东海岸佩拉蒂的墓地给予了过度重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可以充分反映更大范围内的事件，而是由于对后者的充分发掘及与其相关的详尽出版物。并且，就勒夫坎狄而言，该遗址分层良好，极少遭受后青铜时代使用的影响，这一不寻常的情况，也有助于提供一些来自墓葬证据的有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