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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公元前140年公元300年罗马对蛮族社会的影响（第1页）

第十二章公元前140年—公元300年罗马对蛮族社会的影响

巴里·坎利夫（Barryliffe）

从共和国到帝国：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60年的开端

如果说公元前146年迦太基和科林斯这两座海上大城市毁于罗马之手，是罗马走向古代世界帝国统治的不可阻挡进程的重要起点，那么公元前133年则标志着另一个分水岭，因为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三起重大事件：在西方，伊比利亚人的抵抗在努曼提亚要塞被围城攻陷后遭到压制；在东方，在阿塔罗斯三世的遗嘱中，罗马继承了大部分小亚细亚；而在国内，最近刚从西班牙军事任务中归来的提比略·塞森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被选为人民的护民官。地中海两端的重要新领土的正式获得，在罗马国家内部创造了新的天平和新的紧张局势，而格拉古的当选则使一位志在阻止经济和社会衰退的人上台执政，而衰退早已侵入了罗马帝国的心脏。

要了解罗马在那段时间的问题，以及她对帝国的发展态度，就必须对伊比利亚半岛正在进行的社会进程有所了解。在许多方面，早期的罗马社会与凯尔特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一社会中，社会等级制度是通过在军事胜利仪式上合法化的军事英勇行为来维持的。因此战争是地方性的，因为社会系统需要区域冲突，以便社会等级能自我完善。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军事战役变得很普遍，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之后，罗马几乎一直在围绕其日益增长的外围地区发动战争。这样的一种制度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因为意大利的土地是相对富饶的；而且最初实行的农业经济类型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也就是说，农民个人只生产维持家庭生活和缴纳国家税收所需的产品。这意味着，在罗马乡村存在着大量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可以从中抽调出由精英指挥的军队。

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指挥官是每年按抽签方式选出的（以防止权力集中在任何一个人手中），农民必须服兵役。这一制度有可能创造一种平衡：只要维持适当的战争水平，就可以将人口过剩的能量用于生产，而同时，人口水平可以通过战场上的屠杀得到控制。然而，一旦罗马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海外侵略战役，这种平衡就开始改变。

长期缺乏男性农民，导致农村日益不稳定。一方面，小农场无法维持；另一方面，较大庄园依赖的季节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枯竭。除此之外，一个人在军队服役的时间越长，他就越不愿返回到这片土地上再过农民的生活。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劳动力从土地向城市稳步流动，小农场被废弃或被大庄园吞并，这些大庄园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奴隶劳动力来维持生产。因此，奴隶作为战争的副产品之一，成为推动罗马农业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的主要来源。在城市中，城市贫民逐渐成为日益不安稳的暴民；而在农村，贵族阶层的庞大庄园吞并了小农户，从而减少了军队从中征募自由农民阶级的规模。随着外围战争的加剧，大批服役期满的士兵带着期望涌回意大利，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这就是提比略·塞森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开始与之抗争的局面。

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提议将现在集中于贵族手中的国家土地重新分配给小农，但遭到了保守派的暴力反对。格拉古被暗杀，但问题仍旧存在。由他的兄弟盖约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即在意大利的偏远地区和海外新获得的领土上建立公民殖民地。在经历了最初的反对之后，该方案得到了推行。在公元前80年到公元前8年间，意大利约有一半的自由男性居民被重新安置在意大利和各行省的城镇和农场；公元前45年到公元前8年，罗马在海外建立了100个新的殖民地，人口在殖民地重新定居不仅减轻了国内的社会压力，而且还在不断扩展的边境周围的战略要地为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提供了飞地，这些军事人员渴望保留自己的土地，从而在意大利周围形成了一道保护屏障。

与此同时，在意大利的乡村，大型庄园继续蓬勃发展。土地是贵族投资的一个主要热点，随着各省巨额财富的不断增加，更多的土地被购置并进行管理以牟利。据瓦罗和科鲁迈拉所述，意大利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果园，有关地产管理的文学小册子也激增。所有人都建议使用奴隶。一个奴隶可能很昂贵，但可以使之努力工作而且他还没有任何法定权利。此外，如果管理得当，可以鼓励奴隶繁衍后代，为主人牟利。因此，伴随着庄园的增长，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仅意大利就有100多万人受雇于农业。这些事态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势头。资本的流入导致大庄园数量和规模的增加，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对奴隶劳工的需求不断上升。然而，与此同时，为了从他们的投资中获利，庄园主必须尽可能廉价地生产农业盈余，并将其推向市场以赚取最大利润。

大多数古典作家都很关心这些事件，认为最有利可图的作物当属葡萄。普林尼说，酿造葡萄酒产生的收益甚至超过与远东的贸易。这或许是事实，但它取决于找到一个合适的葡萄酒市场，而意大利市场太小了。因此，生产商不可避免地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比蛮族欧洲更好的地方，那里的凯尔特人对葡萄酒的热情是具有传奇性的：

他们酷爱葡萄酒，用商人进口的纯正的酒来款待自己；他们的欲望使其饮之贪婪，当他们喝醉时，他们会烂醉如泥或性格狂躁。因此，许多意大利商人以他们一贯的对金钱的热爱，把高卢人对葡萄酒的渴望视为他们的财富。他们在通航的河流上乘船运输葡萄酒，通过马车穿过平原运送，以此换来高昂的价格作为回报。举例来说，一只双耳酒罐的葡萄酒能使他们得到一个奴隶——一份酒换来一个仆人。（狄奥多罗斯·西库路斯）

因此，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意大利企业家就开始将过剩的葡萄酒越来越多地转运至高卢南部的港口，在公元前2世纪20年代吞并该领土后，供应量更是激增。

可以说，有足够证据表明，支配意大利罗马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动力具有强大的发展轨迹，它注定会渗透到地中海，并穿过山体屏障进入蛮族欧洲。到公元前1世纪末，战争已经成为生活的一个主导部分：它引起了问题，但也创造了克服这些问题的机会。对新领土的征服，提供了罗马人最需要保持自己核心的东西——财富、原材料以及奴隶形式的人力。但同样重要的是，新赢得的省份是一个方便的倾销市场，可以用来倾销从核心地区流失出来的生产盈余——意大利庄园的葡萄酒和参战的退伍老兵将是严重破坏意大利稳定的一种影响力。因此，罗马的地中海核心逐渐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蛮族人外围地带，一旦这个外围被吞并，在它的后面总会有另一个，直至增加到海洋、沙漠和森林为止。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仔细研究了系统而不是个体，因为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这些系统大部分包含了个体。然而，在公元前131年之后，在将共和国变为帝国的革命时期，伟人的抱负打破了旧的束缚，成为扩张阶段的重要推动力，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公元117年图拉真去世。

蛮族欧洲，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60年

当罗马国家正经历社会压力和经济调整的阶段时，欧洲正在发生超越罗马人直接控制范围的重大变化。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从罗马早已开始建立牢固利益的高卢南部开始。到公元前140年，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沿海地带迟早会落入罗马人手中。这一时刻发生在公元前125年，当时马萨利亚城邦寻求罗马的援助，以对抗邻近部落萨卢维人的侵略意图，萨卢维人受到占领中央高原的强大联盟阿韦尼族的支持前来袭击海岸。随着罗马军队的涉足，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变得显而易见，直到经过5个季节的紧张战役之后，一支由3万人组成的罗马军队与大约20万人的阿韦尼人和阿洛布罗克斯人的联合部队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战斗，该地区才表面上恢复了某种秩序。这场战役发生在伊泽尔河和罗纳河的交汇处，表明罗马人的利益现在已经沿着罗纳河流域向内陆扩展了200千米。

到了公元前120年，局势已经稳定，罗马人开始进行道路和城镇的基础建设。约公元前118年，在纳博-马蒂乌斯（纳博讷）建立了一个公民殖民地，这是一个重大举动，预示着在西方一种新利益的到来。纳博-马蒂乌斯是一个地中海港口，靠近奥德河口，它提供了一条向西的天然路线，经由卡尔卡松峡谷，到达当地的托洛萨城镇（图卢兹），占据了通往大西洋加伦河的枢纽位置。几个世纪以来，这条路线一直被用于将锡从布列塔尼和英国运往地中海。纳博-马蒂乌斯的建立，是罗马意图接管这一贸易控制权的一个明显迹象，仅仅几年后，军队便被派来征服托洛萨，从而获得了到达加伦河的直接通道。十年之内，在南部高卢的冒险活动，使罗马完全控制了通往西欧的两条基本路线——奥德河-加伦河和罗纳河。

与此同时，一种局势正在遥远的北部发展，它很快就使所有的罗马人心生恐惧。大约在公元前120年的某个时候，来自日德兰半岛和北海沿岸的北方部落联盟，在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领导下，决定向南迁徙。他们首先穿过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到达多瑙河中游，在那里他们袭击了凯尔特部落的斯科迪斯克人，导致其南下进入马其顿，并沿着萨瓦河向西迁移。接着，在公元前113年，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转向西部，攻击了诺里库姆王国，当时这一王国与罗马建立了密切且有利可图的关系。一支罗马军队由此涉足，但遭到惨败。在意大利几天的进军中，伴随着这支庞大残忍的日耳曼游牧部落，许多罗马人都会忆起不到3个世纪前凯尔特人袭击罗马的恐怖故事。然而，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这支蛮族部落决定舍弃意大利，未对其有任何损害，向西进入高卢。几年后，我们发现他们正横冲直撞，穿过山北高卢行省的西部地区，分别在公元前109年、公元前107年和公元前105年，于3个不同的场合，打败了被派去截击他们的罗马军队。在公元前105年罗纳河阿劳西奥城的第三次挫败后，一股新的恐怖浪潮席卷了意大利。结果罗马接受了挑战。盖尤斯·马略，率领一支新的“现代化”军队，于公元前102年在塞克斯提乌斯的水城（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附近与条顿人对峙并击败了他们。次年，辛布里人在波河流域的韦塞莱被大批歼灭，意大利国民可以宽心了。

很难高估这些创伤岁月对罗马精神的影响。自公元前4世纪凯尔特人迁徙以来，人们对北方蛮族的深切恐惧就一直存在，这再次成为一个可怕的现实。从今以后，一个有抱负的指挥官只需进一步唤起人们对来自北方可怕经历的缠绕心头的恐惧，就能被过度焦虑的民众投票选出他所需要的一切权力来对付他们。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尤利乌斯·凯撒将这种恐惧变成了一种很好的手段。

而德国游牧部落往返罗马，与高卢人的贸易继续有增无减。进入南部高卢港口的商船船队及盛载着葡萄酒的双耳酒罐被转运到河驳上，并深入内陆。在托洛萨和索恩河畔沙隆等地，葡萄酒被倒入桶中或装入皮袋中，以运往更远的内陆，不再使用的双耳酒罐在托洛萨被大量砸碎，或者像在沙隆一样干脆倾倒入河中。一些双耳酒罐被罗马企业家经由陆路运往当地的奥比达城镇，如蒙特梅尔赫、埃萨卢瓦、乔夫雷斯和比布拉克特，在那里他们与当地贵族交换奴隶和其他商品。罗马商人很可能常驻于这些奥比达城镇。沙隆（卡比郎努姆）的情况就是如此，凯撒提到他们曾是公元前52年那里的定居者。来自高卢领土内这些主要奥比达城镇的双耳酒罐，可能是通过当地的交换网将其分销于消费葡萄酒的定居点。

根据公元前1世纪高卢葡萄酒双耳酒罐的分布来判断，重要河流是主要交通线，这一点得到了斯特雷波的证实。奥德河-加伦河航线似乎一直特别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进入黑山和比利牛斯山脉矿床的通道，而且它通向大西洋航线。关于公元前1世纪初葡萄酒向北流动有着翔实的证据：在布列塔尼有密集的双耳酒罐，特别是莫尔比昂地区和菲尼斯泰尔沿岸，还有英国中南部索伦特海峡亨吉斯特伯里角，及其直接相连的腹地。的确，现在有充分证据表明，主干线是通向法国西海岸，到达基伯龙湾，在那里卸载货物，其中一些被当地的维尼提亚人船只获得，向西绕过布里多尼海岸。而另一些则采取了跨伊比利亚半岛的航线，沿着维莱讷河和朗斯河，到达阿莱特的布里多尼北海岸，那里的一个海角，很可能具有防御性，在公元前1世纪作为一个主要的贸易港。从这里，科里奥索利人的船只向北航行，途经根西岛，到达当时已发展成为一个主要转口港的亨吉斯特伯里。在亨吉斯特伯里的遗物堆积层里有充分证据表明它在此时的规模，包括铁、铜、银和黄金在内的金属，连同谷物，可能还有准备出口的牛。在港口得到证实的进口商品，包括葡萄酒、有色玻璃、无花果，以及从布列塔尼进口的布里多尼人制造的陶器等诸如此类的物品。凯撒在撰写维尼提亚人的海运和商业实力时，对这一贸易体系的了解是不完整的。

在山北高卢行省的成立和凯撒征服高卢之间60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各部落，尤其是与该行省接壤的部落，越来越多地受到罗马人的影响，有可能在他们的社会体系中会发现所发生的某些变化。这一点在瑞士的海尔维第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到公元前58年，他们已经摒弃了王权，由民选的治安官统治，但这一制度是危险的，一名贵族成员——奥格托里克斯，被指控密谋夺取王权。他被监禁起来，若被判有罪，将受到火刑，但他似乎选择了自杀了断。在那时的埃杜维人中，已确立的执法官制度较为稳固。首席治安官——选定的法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受到这样一个事实的约束，即他是年度任命，而且任职期间被禁止离开部落领地范围；此外，在他有生之年，他的家族中的其他任何成员都不能担任这一职务，甚至不能被选入参议院。显然，这些严格规则的存在是为了防止任何一个家族变得强大，从而使治安官不可能以传统的凯尔特方式领导突袭部队，来提高他的威望并创建一支强大进而危险的亲军。所有这些都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所运作的社会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不禁相信，这些变化至少部分归于罗马人的激励。如果边境地区被拥有稳定政府的群落占领，而不是必须面对一个建立在武士威望和突袭基础上的游民体系，这对罗马是非常有利的。

随着罗马对原材料需求的增长，新兴的罗马帝国——本质上仍然是地中海强国，对温带欧洲的影响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后开始增强。与此同时，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观察到大规模防御据点的出现，这些据点通常被称为奥比达城镇——对于这一词语，凯撒将其用于他在法国遇到的此类据点。奥比达的分布范围遍及温带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从法国西部到塞尔维亚，从阿尔卑斯山到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山脉。在进行大规模发掘的地方，例如德国南部的曼兴，可以看出防御区内通常是密集建造起来的木结构建筑，沿着笔直有序的街道整齐排列。还有证据能够表明当时正在从事的各种手工艺技能，某些商品的产出，譬如轮制陶器、玻璃珠和手镯，以及各种铁制品，都达到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奥比达也是铸造硬币的中心。鉴于这类据点体现出的人口规模以及生产的绝对强度，游民很难抵抗将奥比达视为蛮族欧洲的最初城市中心的**：至少可以说，其中许多奥比达都显示出一系列重要的城市特征。

从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城市”现象在整个欧洲都得到了认可，这一事实可能表明，这是罗马消费需求所带来的贸易加剧的直接结果。不过，虽然这可能是一个缘由，但过分强调罗马在这一直接因果关系中的重要性是错误的。在公元前2世纪初，温带欧洲村庄的文明化程度日益提高，较小的游民部落群体逐渐融合成更稳定的政治格局，这一迹象表明，在罗马与北方的贸易开始加强之前，在国王或主要酋长合法权力下组织起来的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已经取得了进展。因此，更为稳妥的是将奥比达的出现视为具有本土起源的一种温带欧洲现象，但在其后期阶段由于罗马世界对原材料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加快了发展速度。

征服和混乱的十年，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50年

到公元前1世纪60年代，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在蛮族欧洲出现了一些不稳定性。在东方，达契亚人处于由匈牙利博伊人控制的强大势力范围（见第十一章），而在西方，莱茵河以外被凯撒称为“日耳曼人”的部落，又开始向其南部邻国施压。与该行省接壤的部落之间也爆发了争执。据凯撒所述，埃杜维人长期以来享有声望，有许多附属部落向他们致敬，但现在却与他们的邻居塞夸尼人发生了冲突。塞夸尼人逐步赢得了许多埃杜维属地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埃杜维人自身陷入屈从的状态，以至于他们被迫交出酋长的儿子作为人质。最终，在公元前61年，一位贵族被派往罗马寻求帮助，结果却失败了。更麻烦的是，3年后，一支以阿利奥维斯塔为首的日耳曼部落开始发出威胁性的声音。与此同时，瑞士的海尔维第人已经清楚其领土已容不下他们的发展，下定决心迁往法国西部，走一条穿过埃杜维领土的路线。很难确定这些紧张局势在凯尔特人世界中的常态程度，或者它们是否构成了一场特殊的危机，因为我们是借助尤利乌斯·凯撒的叙述才对此有详细了解的，而这些叙述是为凯撒的个人利益服务的。

凯撒正处于事业的关键阶段。他迫切需要为自己创造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他的军事才能可以展示出来，胜利就会接踵而来。只有这样，他才有希望在憎恨并恐惧他的罗马保守寡头政体中生存下来。在高卢，他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公元前59年，他引导参议院制定了一项特别法律，赋予他在山南高卢和伊利里库姆一项为期5年的指挥权，随后他得以将这项权力又延长了5年。于是，为控制局势，他被准许培养和维持一支坚定效忠于他的庞大战斗部队。他提出此议案的论据之一，是日耳曼的蛮族开始威胁盟国。他说，要么高卢成为罗马人的，要么被日耳曼人占领。日耳曼人对意大利发动攻击的威胁，在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之后不到50年，它们如此接近，对罗马人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于是凯撒得到了指挥权。

对高卢的征服始于公元前58年，完成于公元前51年，尽管在随后的几年中，有必要进行几次清理行动才能将这片从地中海延伸到莱茵河的广阔领土完全征服。凯撒的战斗以闪电般的速度进行。公元前58年，他成功地击退阿利奥维斯塔，并迫使海尔维第人返回家园。接下来的3年里，是与从布列塔尼到莱茵河的北部周边地区的部落打交道，公元前55年以两次具有象征意义的横渡而告终——穿越英吉利海峡进入不列颠，穿越莱茵河进入日耳曼。经过如此大胆的壮举之后，罗马很难不延长对他的任命。第二年，他巩固了对贝尔加伊族部落的控制权，并对不列颠进行了一次更深入的探索；公元前53年，他专心致力于将自己的立足点扩展到整个莱茵河。至此，军队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对付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贝尔吉卡行省部落上，法国的其他地区，除对反叛的布里多尼人部落发动了一场激烈的战役之外，都没有受到影响。然而，在公元前53年，塞纳河以南的塞诺尼人和卡尔努特人爆发了动乱；公元前52年，法国大部分中心地区都公开起义，反叛部落在领袖韦辛格托里克斯富有感召力的领导下，在短期内迅速团结起来。凯撒的处境很严峻，但罗马人再次战胜了凯尔特人的热情。在阿莱西亚，韦辛格托里克斯相当轻率地陷入了凯撒的包围，在经历旷日持久的围攻之后，这一事件以高卢人的投降而告终。接下来的一年里，在凯撒宣称“整个高卢现在都已被征服”之前，他只是简单地扫清了一些抵抗力量。

公元前1世纪中叶，日耳曼部落向南推进，当时达契亚人的领袖布雷比斯塔正在向西扩展他的权力。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凯撒决定入侵并吞并高卢，直至莱茵河沿岸，以反击日耳曼民族的南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罗马穿越阿尔卑斯山扩张到多瑙河上游。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征服高卢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仅仅8年时间，一片辽阔的领土就被罗马人统治，在征服的过程中，凯尔特人的社会制度遭到了破坏。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破坏的规模。公元前56年，在对付反叛的维尼提亚人时，凯撒将所有的长老都处死，把其余的人都卖为奴隶。他对待比利时北部纳尔维人的态度就较为宽容。经过激烈且充满血腥的战斗之后，这个部落原来6万人的部队只有500人幸存下来，600人规模的议会已减少到3人。但是，为了防止这个部落被完全消灭，凯撒鼓励能够被找到的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逃到森林和沼泽安全地带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回到他们的城堡，并发布命令让邻近部落不要在其弱势的时候攻击他们。阿杜亚都契人就没有受到如此宽恕了，他们的城堡被围困和占领。大约有4000人在袭击中丧生，而其余的约5。3万人，凯撒说，“将我在城堡里所发现的人全部都拍卖”。卡尔努特人受到的对待甚至更为严厉，因为他们屠杀了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罗马商人。他们在凯纳布姆的城堡被围困，当其被攻陷后，罗马士兵被鼓励向全体居民复仇：4万名男子、妇女和儿童中，除800人以外，其余的人都被砍死。被围困的乌克塞洛顿诺镇的居民略为幸运些，那些携带武器对付罗马人的，被聚集起来切断了双手。

8年的战争对高卢的许多凯尔特部落来说是灾难性的。这需要好几代的时间才能愈合心理上的创伤，崩溃的经济也才能恢复，这可能是罗马对高卢事务干涉甚微的原因之一，直到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才开始全面重组。

向莱茵河和多瑙河边境扩张，公元前51年至公元14年

凯撒的活动使得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但在其他地方，罗马对欧洲大陆的控制是微乎其微的。波河流域、伊利里亚海岸，以及马其顿和希腊都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但这仍然只是以阿尔卑斯山和巴尔干山脉为界的地中海边缘，温带欧洲以外依然保持着自由。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的统治结束时，疆界已远向内陆扩展至多瑙河，只剩下色雷斯，名义上享有附庸国地位的自由。

我们先前已经知悉，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已经与阿尔卑斯山脉东部的诺里库姆王国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和贸易联系。罗马的政策是既不干涉其内政，也不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不可否认，在公元前113年的辛布里战争期间，曾进行过短暂的干预，但它是未经授权的，当提古林尼人于公元前102年移居诺里库姆西南部，博伊人在公元前60年围困诺里库姆王国的首都诺里亚时，罗马依然置身事外。

公元前1世纪，诺里库姆经济非常繁荣，其基础是集约化农业生产、铁矿开采和加工以及贸易。与邻近凯尔特部落的商业关系很重要，到了大约公元前70年，一种本地制造的货币开始出现在诺里库姆南部，以便利国内和国外的交易。有充分证据表明，诺里库姆与东方的潘诺尼亚和西方的高卢有贸易往来，但对当地经济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与罗马的通商。从南部出发的主要路线，是从阿奎莱亚出发，经过塔利亚门托河流域，到达诺里库姆的中心。在毗邻这条路线的马格达伦斯堡，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发展起来。马格达伦斯堡建筑群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山顶上的本土奥皮杜姆，另一个是下面的罗马贸易侨居地。奥皮杜姆是王国的主要行政中心和王室的住所，正因如此，自然而然成了罗马商人的关注区域。罗马人的侨居地是在奥皮杜姆南面向阳的阶地上发展起来的。最早的建筑是用木材建造的，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100年；但到公元前30年左右，商人的房屋是用石头建造的，并用壁画装饰，这些壁画的场景是由移民的罗马艺术家绘制的古典神话。侨居地中心是一个大型的开阔广场，在那里可以进行商业事务。在这里生活和工作的罗马商人，是大商业“公司”的代表，主要来自阿奎莱亚。和所有的异域商人一样，他们具有自己文化的外在且明显的标志。与罗马的贸易规模相当可观，对当地生产起到了刺激作用；它还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引入当地，几十年来，当地人越来越接受罗马的奢华和罗马的礼仪。

诺里库姆以及阿尔卑斯山以北和以东整个地区的未来，都与罗马领导人的雄心息息相关。凯撒利用时机，在高卢成功解决了对罗马国家的挑战。公元前44年3月15日，他用生命为自己的抱负付出了代价。随后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最终以见证屋大维胜利的亚克兴战役而告终。4年后的公元前27年，屋大维，即现在众所周知的奥古斯都，被确立为罗马国家的元首。新秩序的建立花费了10年时间，以巩固其在国内和各行省的权力，但是到了公元前17年，皇帝可以着手向北方和东方扩展他在高卢与德国以及阿尔卑斯山和多瑙河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