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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会（第1页）

第四章社会

人口

1700年时，苏格兰大约有100万居民，此前的苏格兰人口估算都要靠猜，不过可以制定一些人口统计指南。罗马不列颠和斯图亚特不列颠一样人口稠密，生活水平可能也一样好。人口统计的第一个标志是“黑死病”，这场传染性瘟疫在1348至1350年间袭击了不列颠，可能带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口。那时的瘟疫是地方性的；随后暴发的疫病没有那么强的致命性，往往局限在城市里。苏格兰最后一次大瘟疫发生在17世纪40年代中期，不过迟至1720至1721年，仍然有少量的疫病。瘟疫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破坏与死亡的威胁一样，令人恐惧。有了隔离措施之后，尸体被马车运到集体墓穴，没有往常的仪式，对死者的朋友和家人而言，这种死亡尚能忍受。

黑死病暴发期间，欧洲也进入了小冰川时期。因为工人极少，气候又不利，高纬度的定居点被遗弃。糟糕的天气、极低的生产力、少得可怜的交通运输，这些意味着食物短缺是一个长期的威胁。最后一次严重的全国性饥荒发生在17世纪90年代末，那时，八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饥饿或疾病。低地的农业生产力在18世纪翻了一番或三倍，但在18世纪40年代，甚至到了19世纪头十年，糟糕的收成仍然会导致饥饿和死亡。19世纪四五十年代，“高地大饥荒”可归因于与长期贫困和匮乏有关的疾病，而非只是饥饿（主要原因是土豆歉收）。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平均寿命都在30多岁，但如果人们能熬过婴儿期和童年，就可以活到六七十岁。1700年，十二分之一的人口年龄超过60岁，整个18世纪，成年男性的平均寿命值增加了三分之一。较高的出生率和较低的死亡率意味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从1789到1911年，人口增长了两倍，从150万涨到450万。适度的增长率掩盖了农业变革和城市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再分配。到1789年，只有不到一半的苏格兰人口居住在想象的“高地线”北部，这条线东到斯通黑文（属于金卡丁郡），西到海伦堡（属于邓巴顿郡）。1911年，这个数字跌到只有六分之一。1790年，八分之一的苏格兰人生活在大城市，到1831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1911年则有五分之三。而在1911年，苏格兰是欧洲继英格兰之后最城市化的国家。19世纪90年代，格拉斯哥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出生在高地，还有四分之一出生在爱尔兰。

疾病死亡率仍然很高，但在逐渐下降。天花在19世纪初被攻克，但直到19世纪中期，斑疹伤寒和霍乱仍是城市人口的最大杀手，对流感的控制直到1918年才有所改观。苏格兰的婴儿死亡率虽比英格兰低，但仍然高得惊人，而且也没有像19世纪90年代的英格兰那样下降。1871年左右出生的婴儿，有四分之一活不到5岁。

19世纪苏格兰的生育制度也与众不同。妇女的结婚年龄相比欧洲标准格外大（通常是二十八九岁，五分之一的妇女根本不结婚），不过，苏格兰妇女一旦结婚，生育率还是很高的。晚婚最为有效地遏制了生育率。生育率还受限于延长母乳喂养、节制性欲，或诸如体外**这样的基本避孕措施。运用机械方式选择生多少孩子、何时生孩子的现代“生育控制”，是20世纪初的发明。这种方式的引入主要由男人引导，直到20世纪60年代，避孕药才让女人有了更大的控制权。

家庭规模急剧缩小。19世纪70年代缔结的婚姻，有五分之二的家庭生出六个以上的孩子，而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不到2%。苏格兰的非婚生率普遍较低，但部分地区的非婚生率是欧洲最高的：19世纪末的东北部农村，五分之四的妇女在结婚之前都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或在结婚三个月内生出第一个孩子。整个19世纪，苏格兰是一个年轻人的社会，三分之一的人口年龄是14岁或更小。

现代苏格兰大概有500万居民，其人口结构和西欧、北美大致相当，尤其是人口的“老龄化”。出生率低，寿命更长，本地人口逐年下降。曾经包容人口活动的社会结构在上一代时发生了急剧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30岁以前结婚的妇女中有一半曾在婚前同居，而20世纪60年代只有3%。1997年，邓迪出生的孩子首次有一半以上来自单亲妈妈，或来自同居但没有结婚的父母。整个苏格兰，有四分之一的孩子现在生活在单亲家庭中。根据1987年的比例，20世纪70年代末的婚姻有三分之一以离婚收场，而20世纪50年代初期，只有7%的离婚率。其部分原因在于保守的教育政策，这些政策似乎基于以下前提，即不教性健康知识就会防止年轻人发生性关系。然而，苏格兰十几岁怀孕和性疾病传播的比例却是欧洲最高的。

图8　俯瞰圣安德鲁斯，展示教堂、城堡以及中世纪三街计划的东部街头。自中世纪以来，苏格兰的城镇就是教会、政府、贸易和学术的中心

生活水准

在苏格兰的大部分历史中，它都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它对待贫穷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英格兰。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英格兰的济贫工作是由国家组织的，国家进行地方管理并给予财政支持，并把对较富裕居民征税所获得的主要供给与非正式捐赠结合起来。苏格兰和英格兰一样也有早期立法，不过从未有效实施，其供给平衡完全颠倒。出于济贫目的（或其他目的）的征税从来就不盛行。相反，一种混合的福利经济维持着贫困人口的生活，其重点是非正式捐赠。城市有征税，但在乡村教区，教会、地主和邻里提供了绝大多数救济物，直到17世纪，苏格兰教会接手管理正式的救济工作。随着人口重新分布到城市以及苏格兰教会的分崩离析，这一体系也常常难以为继、不堪一击。

1845年的苏格兰济贫法，紧跟1841至1843年的经济崩溃和1843年的教会瓦解（1841至1843年的经济崩溃中，佩斯利112家制造商中有67家破产，四分之一的人口等待接济）；这一济贫法旨在促进征税，但这些税收在高地几乎无人知晓。然而，地方自治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范围比英格兰要大得多，现实中的济贫措施也大不一样。苏格兰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对公共卫生有着更直接的态度，1845年的济贫法与1834年英格兰济贫法的不同之处，是需要为穷人提供个人医疗护理，这一规定的精神依然保留在苏格兰议会现行的老人医疗保健政策中。

维多利亚时代，几乎所有的孤儿都得到寄养家庭的照料；苏格兰人不希望下一代暴露在穷困潦倒的坏榜样中。人们认为，寄养在心理上和财政上都对孩子和寄养父母更有利，而且对教区而言，寄养制度也比机构化便宜（地方负责往往意味着削减开支）。实际上，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明显的差别是缺乏为穷人而设的正式机构，穷人宁愿选择家庭救济或“院外”救济，也不选择阴冷、有辱人格的英格兰济贫院。1906年，苏格兰的贫穷人口中有14%接受了机构化救济或“院内”救济，而英格兰的比例则是32%。

历史上，大多数穷人是妇女，因为她们通常寿命比男人长，又被排除在高薪职业之外，很少有机会储蓄，她们做着相同的工作收入却较少，不得不因照顾家庭的责任而中断工作生涯，而且以自己的名义拥有储蓄又受到种种法律限制（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才有所改观）。1909年通过的针对70岁以上英国老年人的抚恤金法案，某种程度上旨在解决这些问题，但为了鼓励储蓄、工作或依赖家庭，这些抚恤金被设置得低于最低生活水平。这种贫寒证书式的救济带来的也是一种社会耻辱。

尽管1750年之后英国在不断繁荣发展，1845年后的济贫工作进行了重组，但苏格兰的社会水准仍然低于英格兰。1867年，70%的“生产工人”一年收入低于30镑，而10%的上层人物吞噬了全国一半的收入。财富的两极分化在城市尤为明显，并体现在住宅上。城市贫民搬到中产阶级腾空的中心住宅，以及也是新的但往往建得很糟糕的“共同住宅”（公寓大楼），这些地方居住着像佩斯利这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城镇的工业劳动力；而中产阶级则迁往乔治时代的“新城”和维多利亚时代的郊区。1911年，一半以上的苏格兰人住在一居或两居的房子里，格拉斯哥和邓迪则有六成以上的人口。结果便是拥挤，对近56%的格拉斯哥人来说，一个房间里要住两人以上。

几个世纪以来，饮食都取决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局限性。垃圾堆（垃圾倾倒地）表明苏格兰人在铁器时代和黑暗时代的仪式上就畅饮啤酒、寻欢作乐，而英格兰人则吃猪肉，这说明这些肉制品并非基本食物。肉食在中世纪晚期回归，但1550至1750年间，大多数苏格兰人的饮食以鱼和蔬菜为主，因为肉食太贵了。英格兰艺术家威廉·霍加斯的不朽名作《加莱之门》（TheGateofCalais，1749）中，（烤）牛肉已成为一道标准的饮食，是英格兰的文化象征。对肉食动物来说，因与“彭斯晚宴”的联系而为人熟知的哈吉斯（剁碎的羊杂碎、燕麦片、洋葱塞进羊胃里做馅儿）并不比简陋（健康）的鲱鱼，或羊羔腿、羊头更能成为一道地道的、“标志性”的传统食物。比顿夫人（MrsBeeton）于维多利亚时代出版的《家庭管理手册》（BookofHouseholdMa）中描述过羊头，但现在到处都不供应羊头，尽管位于爱丁堡达丁斯顿的最古老的苏格兰酒吧之一的“绵羊海德酒馆”过去一直都有，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禁止。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日常饮食也逐渐改善，工业和商业的顺利发展也允许进口食物，但直到20世纪，佝偻病仍然是城市工人阶级儿童的常见疾病。

现代苏格兰以酗酒和普遍糟糕的健康状况闻名，这体现在成年人（男性）的平均寿命非常低，并且提供油炸食品的火星酒吧最具典型意义。但很多问题与种族并没有关系，而是和社会阶层划分以及经济机会有关，这一点在整个英国和欧洲都是一样的。1945年后的福利国家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国民营养、延长寿命，而1956年的《清洁空气法案》则是现代第一项重要的环境措施。随着生活水准日益接近欧洲平均水平，过去一代人的健康意识迅速提高，吸烟明显减少、饮食更健康、锻炼更多。2014年格拉斯哥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仅能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今天，大多数苏格兰人在考虑的是选择吃什么，而非考虑吃更多食物。20世纪80年代以前，下馆子吃饭还不常见，大多数食物都很无聊，而且烹饪简陋——对虾鸡尾酒的难度算最高了。现在，精致小巧的乡村旅馆到处都是，很容易就能在外面吃到美食（如果不考虑是否便宜的话）。像尼克·耐林（Ni）、哈姆什·魏肖特（HamishWishart）这样的苏格兰大厨都是世界级别的，就像伦敦的戈登·拉姆齐（GordonRamsay）一样。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的精英都在热切地购买波尔多、奥波多、莱茵兰的红酒。然而奇怪的是，直到20世纪末，苏格兰的红酒消费一直很低。事实上，酒水从来没有便宜过，而且在烟草信息被强制禁止之后，酒水将是健康游说团体的下一个目标。加利福尼亚（1994）和爱尔兰（2004）充当先锋，苏格兰在2006年也引入了公共场合的吸烟禁令。

17世纪以来，威士忌一直是工人阶级的饮品，也是道德改革家的头疼之事，就像18世纪英格兰的杜松子酒一样。和大多数现代苏格兰的象征一样，威士忌目前的声望来自市场的胜利。在历史上，开化文明的精髓是白兰地，如果可能的话，走私避税优先选择的饮品是红酒或波特酒。直到18世纪，城市每年规定红酒价格，就像他们每年规定粮食价格一样。啤酒或麦芽酒（用大麦而非啤酒花制成的麦芽酒）和休闲饮料一样是一种食品，而且，在19世纪改善卫生设施减少霍乱和伤害之类的致命疾病之前，喝啤酒或麦芽酒比喝水的风险小太多。

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人快速地迁徙，但他们不是旅行的游客。1773年，苏格兰人詹姆斯·鲍斯威尔和他敌视苏格兰的英格兰密友塞缪尔·约翰逊旅行到西部高地和群岛并写下那些游记时，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游客”。最早的苏格兰游记作家马丁·马丁在17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旅行了，约翰·沃克尔牧师（Rev。JohnWalker）在18世纪60年代也在旅行，威尔士的博物学家和古物研究者托马斯·彭南特（ThomasPennant）在1769年和1772年也游历过。但约翰逊对食物的抱怨，包括对黄油上毛发的抱怨，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不断发出回响。17世纪以来，苏格兰就有了商业性的客栈，这些客栈大多数是提供给赶牲畜的人的，城市里有住宿的旅馆，但直到19世纪，乡村的好客传统的力量一直很强大，大多数想要食物和住宿的旅行者只需停留在任何一间有承诺的农舍即可：相当于现在的家庭旅馆（B&B）。土地乡绅运用他们的家庭或社会关系为彼此的住宿逗留各负其责。

“圣日”的字面意思是休息一天。为了休闲而进行比较长时间的旅行，在20世纪前都不常见，欧洲大漫游的那批贵族除外。直到1919年，苏格兰人每周工作6天，合计55小时，而带薪休假直到1938年才为人所知，此前人们对此一无所知；1911年的时候，家仆占总就业人口的八分之一，工作时间无上限。20世纪30年代，两周假期变得更加普遍，那时，火车旅行发展起来，私家车拥有量首次骤增。不过20世纪50年代，周六工作仍然非常广泛。

和绝大多数战后的布立吞人一样，苏格兰人在国内海滨度假区休假，如拉格斯、洛斯西、北贝里克。对喜欢冒险的中产阶级来说，阿维莫尔有滑雪中心，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可怕的翻修和扩张（最近又翻修了一次），而对喜欢娱乐的工人阶级来说，像艾尔的巴特林这样的度假营地也是不错的选择。乘坐飞机旅行是有钱人的专属，在国外度假也不常见，大众旅游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真正开始。现代苏格兰人热衷日光浴、绿色出行等，而且目前从苏格兰机场到世界各地都有直飞（而且廉价的）航班。

贵族与人民

英格兰人给苏格兰贴的最常见的社会和文化标签是“凯尔特的边缘”，这一划分通常还包括威尔士、爱尔兰、布列塔尼和西班牙的加利西亚。然而，凯尔特的身份和起源都是很模糊的。通常的说法是，公元前1000年的某个时刻，中欧的人口迁往不列颠和爱尔兰，这些所谓的移民带来了语言、文化和物品。文化肯定发生了变革，但这是移民（和平方式抑或其他方式）的结果，还是逐渐适应已有观念和技术的结果呢？DNA分析表明，大多数现代布立吞人的祖先来自一万年前后冰期的殖民者，只有苏格兰北部的基因库有所不同，他们具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混合特征。

当然，基因模型建立的基础是现代人群，它表面上的准确性并不一定使其与历史相符。染色体并没有告诉我们共享一个基因库的区域内的移民情况，特别是公元5世纪来自爱尔兰的、可能定居在马恩岛和阿盖尔岛的盖尔人，基因也没有预言文化认同。现代“凯尔特人”对自己的定义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与包括英语在内的日耳曼语系不同的语言，但没有证据表明凯尔特人在文艺复兴之前根据语言来定义自己。凯尔特人定居在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观念源于16世纪的作家乔治·布坎南，他根据其所谓的“高卢语（Gallic）”来定义这些人，后来，威尔士学者爱德华·卢德在其《不列颠考古志》（ArchaeologiaBritannica，1707）中称其为“凯尔特语”。“凯尔特”一词在古代和布坎南时期都不流行，黑暗时代或中世纪也没人认为他们是凯尔特人；该词是为了现代分类学方便而发明的。当代人使用的“盖尔人”和“皮克特人”更多是现代评论者的发明，但“凯尔特人”是博物学家发明出来的，博物学家为了对历史进行排列组合而创造了一个伪林奈氏的分类群体。

凯尔特人其他的历史性特征是他们的艺术，这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900年之间一种很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在整个欧洲发现的剑、胸针、镜子和其他作品共同构成了这一文化的特征。以生动抽象的兽形图案为标志的“凯尔特艺术”，有时也被称为“拉诺坦”风格，该风格源于现代瑞士这一“风格的发源地”，第一批凯尔特艺术品就是在那里被发掘出来的。这也是一种后来的描述，是19世纪对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前罗马时代被认为是凯尔特人的居民创作的艺术品的称呼。这种风格的物品也在不讲凯尔特语的地方被发现，而且，讲凯尔特语的西班牙人从未运用过这种风格。语言和艺术在欧洲不同地区单独出现，影响了凯尔特之前的文化形式，同时也受它们的影响。

和平定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后来的奥克尼群岛。基因库表明，岛上的大多数男性都有挪威人的DNA标志，唯一的一个非挪威人可以追溯到该岛被苏格兰1469年吞并之后抵达奥克尼的那些人（1468年，丹麦的克里斯汀一世和詹姆斯二世的女儿结婚时，将北部群岛抵押给了詹姆斯二世的儿子）。由此推断，由于奴隶制是黑暗时代和中世纪早期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元9世纪的土著即皮克特男人，他们被驱逐、赶尽杀绝或沦为奴隶而没能繁衍生息。在整个苏格兰北部，显著的皮克特文化似乎也在10世纪消失了，但奥克尼并非因为这一原因，因为皮克特人仍然在该岛生活。

对于中世纪以前的社会，可能最好的说法是它是等级制的——为了抵御挪威人的威胁而创造了一个为国王服务的新的军事阶层。它同样也以习惯法、家族、亲戚关系网为强大的基础。“凯尔特”影响只是其中之一。1100年之后，文化制度的交融综合更加容易。盎格鲁-诺曼人引入了封建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封土者与受封者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包括明确具体的权利与义务。盖尔人的社会在社会组织上不太严格，他们以亲缘或“宗族”为基础，其道德义务非常强烈，但权利几乎从没有具体化。

然而，氏族社会或庇护性社会与封建制度有着重要的相似性，即国王运用这些制度将地方利益等同于中央利益，将皇室利益等同于贵族利益。两种制度下缔结的关系都是人格化的，不是非人格化的，是垂直的而非水平的，是主与仆、贵族与附庸（依附关系）、保护与被保护、父亲与家人的关系。在12世纪，社会的基本划分不再是自由人与奴隶，而变成了贵族与农民，而17世纪初“民兵”与骑士役同时存在，说明苏格兰的农民比大多数欧洲农民自由，封建制度的变革被已有的社会责任和法律担当化解了。

两种社会组织都不太依赖财富，尽管财富的积累可以表现为人口、土地或牲畜的增加，而非礼物的流通。对于像武器、珠宝这些行业的产品的管控，就像立法、对穷人施惠、赞助诗歌艺术和医学这样的文化活动一样，都是贵族表达权力、提高权力的方式。中世纪盖尔人（可能在黑暗时代也一样）的社会地位是由联盟数量以及一个人的追随者的数量和身份决定的。不过，总体而言，社会地位取决于礼物、经常分配和接受牲畜和土地。这些“物资”的获得和给予是通过战争、宴请和赞助来实现的：这些事物的象征意义及其实物价值一样大。在封建社会，国王完完整整地赠送土地，但受封者服役的承诺却是不完整的、没有限制的。

封建制度对苏格兰社会的改变确实比英格兰社会大，其中一种方式便是确认将司法和税收的权力分派或委托给贵族，这是英格兰国王坚决反对的一种趋势。苏格兰贵族长期以来可能就对他们的人民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权力，但在1100年以后，他们通过确保广泛的司法权力以及相关的财政特权，将与国王保持适当距离的关系制度化。这种独立性在詹姆斯六世时期逐渐被侵蚀，直到1748年被彻底清除。即便在那时，贵族仍然保留了一些法庭（权力有限），作为对他们最终丧失财产权的补偿。

在这种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中，一个人的声誉，包括社会的、道德的和经济的声誉，是他或她的“信誉”。被纳入一个贵族的麾下并不是失败的标志，因为贵族应该保护和提升他们的走卒：贵族越强大，附庸就越富有，反之亦然。地主独立行动的能力因贵族身份的义务而受到严格限制：有时，贵族可能是他们佃户的工具，而不是相反。

在亚当·斯密教会人们区分经济效用和个人情感之前，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一直认为经济是极富人格化的——几乎是道德化的。只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在调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才逐渐发挥作用。这就形成了“阶级社会”，这一概念在德国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中为人熟知。一种源于工人生活经历（比如煤矿开采或工厂劳动）的共享群体意识，以不同的方式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表达自我，比如在工会、出版、教育方面，他们还寻求代表权。

19世纪和20世纪的阶级社会中，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往往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偶尔还会起冲突，代表工人劳动者的工党的成立就是例证。在此之前，社会由土地贵族主宰，苏格兰土地贵族的数量和英格兰一样多，但英格兰的居民数量是苏格兰的五倍。20世纪之前很难低估贵族的重要性：相对于社会服务而言，他们肯定是自私、贪婪、吝啬的，但出于责任感以及自利意识，在王权衰弱的时候，贵族维护了社会和政府的运行；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由有着明确原则和激进意图的人所发起的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宗教改革和苏格兰革命；贵族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中坚力量。当然，有钱有势的人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个性特征的最大印迹。焰火般绚丽的蒙特罗斯侯爵詹姆斯·格雷姆，或许在战争中站错了队伍（他站在保皇党一边，但仍然光彩炫目），他在1650年惨淡地死去，但比起他那些盟约的对手，他的生命更绚丽多彩。

“绚丽多彩”可以成为很多事情的借口，但贵族支配的社会，尤其是对乡村社会的支配，却有巨大的社会代价。大多数在土地上劳作的人都没有土地。“土地租约”，尤其是宗教改革前后教会土地的租约，有助于创造一个较小的土地占有者阶层，或“庄园拥有者”（贵族）阶层，这一阶层在经济上相当于英格兰的约曼不动产保有者（虽然数量不多），在社会上接近士绅。然而，1830年的苏格兰有7500名地主，到19世纪70年代，1500名地主拥有90%的土地。土地租约通常都是短期的，佃农很容易就被赶出他们的土地，却得不到任何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