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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洛阳去到汉人的地方去（第1页）

到洛阳去，到汉人的地方去

一

说回由冯太后主导的王朝改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削弱潜在的政敌，冯太后决定从人事和吏治整顿两方面寻找突破口。

冯氏规定地方官员只要治绩突出，任满一年就升迁一级，而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过去，拓跋鲜卑的赋税制度混乱，地方上州郡与县争收租调。现在朝廷严令只能由县级政权征收，削弱了州郡的财权。如此一来，朝廷（其实就是冯太后）加强了对地方官的控制，而地方反抗中央的资本被大为削弱。

冯太后的人事改革还有许多清明的地方。比如北魏一改鲜卑民族的掠夺本质，在朝廷执行班禄制。鲜卑贵族原来是没有薪水的，要用钱的时候就到地方财政上拿，或者公然敲诈勒索、索取贿赂。现在冯太后申明任何官员在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者，处死。考虑到许多官员都拖家带口，俸禄可能不够，朝廷又规定地方官可以按官职高低领取一定数量的俸田，耕种收获，补贴家用。这些俸田不准买卖，官员离职时移交下任。后来其他政权觉得俸田制不错，纷纷效仿。冯太后也算是为中国官僚体系提供了一项原创制度。

有一项改革可能在冯太后心中并不是重点，却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均田制。

作为汉人的冯太后对农业结构的基本理解是地主与雇农的合作。长期战乱制造了大批的无地农民，也让北魏朝廷掌握了大量的无主土地。于是朝廷颁布均田令，根据百姓家庭的不同情况，授予不同数量的国有土地。所授田地有露田、桑田之别。其中露田种植谷物，不准买卖，得田百姓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等经济作物，不需交还国家，允许百姓自由买卖。

均田制的推行对于“不习农桑”的鲜卑经济来说是一大进步。它的本质是国有经济，以国家掌握的土地和人口为基础。战争导致百姓脱离田地，背井离乡。国家掌握着大片无主土地，但缺乏人口。原先固定在土地上的百姓不是成了游民就是依附豪强地主，成了后者的荫户。因此，北魏又和地方豪强、宗主展开了对人口的争夺。冯太后在国内推行三长制，抑制地方豪强荫庇户口。朝廷调查人口，规定每五家为邻，设立一个邻长。每五个邻为一里，设立一个里长。每五里为一个党，设立党长。三长协助官府管理人口、征收赋税，大大削弱了地方豪强的势力，保证了均田制需要的人口。

与均田制相适应，朝廷又调整了租调制，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均田制和租调制相结合产生的成功，使它日后漂洋过海，为日本等国所效仿。这些后事大大出乎了当初改革者的预料。

这些改革带有突出的汉族色彩，都是以拓跋宏的名义颁布施行的。但是年幼的拓跋宏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他受到冯太后的严格教育和严密监视，终日战战兢兢，生怕惹怒太皇太后，招来被废的厄运，甚至是杀身之祸。拓跋宏在大权旁落、担惊受怕的环境中长大，如果说他有什么突出之处，就是他成功地处理好了和冯太后的关系，并且养成了沉稳老练的性格，深谙政治。而改革的倡议者和主持人冯太后虽然缺乏崇高的目标和响亮的口号，却在南北朝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只是冯太后精于权谋却疏于政治，长于战术却短于战略。她仅仅揭开了一次伟大改革的幕布，却没有能力让它成为一场辉煌的大戏。

二

490年，冯太后病逝，拓跋宏将老人家风光大葬，然后从权力舞台的幕后走到了前台。

年轻的拓跋宏接受的政治遗产非常复杂。祖母启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却没有解决帝国的深层次问题：北魏王朝与作为政治根基的汉民族依然存在隔阂。中原各地反抗鲜卑统治的造反事件层出不穷，一道道镇压的命令不断从平城发往各地。拓跋宏对祖母的改革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政策方针本身的认同，更是因为冯太后留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班子。拓跋丕、穆泰、陆睿等冯太后的老臣把持朝政，依然在分割皇权。拓跋宏通过对冯太后的高度尊崇，以全面继承祖母的政策来压制来自这部分人的潜在政治威胁。

最让拓跋宏头疼的是，带有汉族色彩的改革引起了鲜卑民族内部的不满。

鲜卑贵族是在马上得的天下，王朝建立后也始终保持着游牧民族的本性。他们居住在祖宗经营多年的首都平城，自豪且自信。他们感谢祖先留下的富贵生活，也愿意为捍卫这样的生活方式而奋斗。冯太后通过自己的权威和高超的政治手腕推行了许多改革，却丝毫没有触及鲜卑民族的精神层面，拓跋鲜卑依然保持着保守的面貌。当年酋长拓跋力微的儿子拓跋沙漠汗在晋朝当质子后返回晋北，他用弹弓打鸟，这个很寻常的行为竟然引起了部落贵族的恐慌。因为在拓跋鲜卑的历史上，都是用弓来射箭，再用箭来射鸟，从来没有人用弹弓打鸟。于是，惶恐的贵族们认为拓跋沙漠汗已经被南方汉族人的风俗习气给“污染”了，担心他日后继承大位，会改变鲜卑旧俗，进而对部落贵族们不利。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建议拓跋力微杀死儿子，再挑选本分朴实的人为继承人。这些保守的鲜卑贵族对已经开始的改革的不满情绪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冯太后死了，这种情绪可能会寻找途径爆发出来。

从小接受正规儒家教育的拓跋宏显然不是旧式贵族的同路人。

只有继续冯太后开启的改革、仿效中原先进的政治文化，才能破解鲜卑族落后保守的面貌，才能突破王朝发展的瓶颈。

拓跋宏如今需要突破旧贵族的包围，找到一种既可以巩固和扩大皇权又能够推进改革的两全其美的方法。拓跋宏想到的方法就是迁都。平城是拓跋鲜卑的老根据地，为北魏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里埋葬着本民族的列祖列宗，靠近本民族熟悉的草原。但是平城越来越满足不了一个日益强大的帝国的经济需求，北魏王朝不得不定期从中原各地征调物资和人口来支撑首都的正常运转。随着北魏立国时间越来越长，汉族人成为王朝人口的多数，成为王朝政治的根基，但鲜卑人显然和他们缺乏沟通，也没有得到他们的坚定支持。

且不说平城气候恶劣、环境恶化、经济薄弱，也不说平城远离中原腹心地区，不利于王朝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就只说平城笼罩着的浓厚的游牧民族气息和保守的思想氛围就让拓跋宏受不了。当时，柔然的军队不断进犯北魏云中地区，威胁到了平城的安危，拓跋宏经常要处理相关军务。他觉得如果自己再继续和柔然这样后起的游牧民族纠缠下去，北魏就永远摆脱不了游牧民族这个圈子了。现在的北魏王朝已经不是游牧王朝了，需要一次飞跃。那就是迁都。至于迁到什么地方呢？拓跋宏认为：“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他计划迁都到中原腹地洛阳去。

洛阳是东周、曹魏和西晋王朝的首都，中原汉族人口聚集，具有浓厚的汉民族政治文化氛围，同时也是经济中心。迁都洛阳，不仅可以解决物资保障问题，还可以接受汉族政治遗产的滋养以争取汉族主体的支持。至于平城的旧贵族们，就让他们和游牧后辈柔然人去纠缠较量吧！拓跋宏认定自己给北魏王朝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路径。

三

太和十七年（493），拓跋宏突然嚷嚷着要南伐宋朝，统一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