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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门天子(第1页)

“佛门天子”

当北方血雨腥风、动**不宁的时候,南方保持着惊人的平静。和北方皇帝走马灯般地更换不同,南方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处于同一个皇帝的统治之下:梁武帝萧衍。

萧衍在位四十八年,超过整个南朝历史的四分之一,不仅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就是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他的皇位是从同姓的南齐手中篡夺而来的。萧衍的前半生压根没想到自己能当皇帝,所以当纷扰初定、天下传到他手中后,萧衍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受禅当日,萧衍坐上皇帝的辇车,便对陪乘的老伙计侍中范云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朕之今日,所谓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意思是我恐惧的心情就好比是用坏掉的绳索来驾驭六匹马。范云反应极快,当下回道:“愿陛下日慎一日。”皇帝已经当上了,辞职是不行了,只能加倍小心,边走边看了。所以,萧衍登基之后,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勤于政务。他不分冬夏春秋,坚持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南方的冬天有时极冷,萧衍的手指都冻裂了,还手不释卷,认真履行皇帝职责。

萧衍为政,有两大特点。一是宽。南梁改革刑律,强调“明慎用刑”,逐步将一些古老的肉刑,如劓鼻、刺字等废除,并改革各项滥刑和苛捐杂税。南梁的刑法相比各朝而言,很宽恤。这对老百姓有好处,可也产生了各种弊端,主要是官僚贵族们犯罪后惩罚过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纵容。二是俭。萧衍是中国古代出了名的节俭皇帝。他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盖两年,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每天常常只吃一顿饭,有时候干脆就喝点儿粥充饥。南梁社会风气在萧衍的带动下有了很大的改善。

萧衍最初的宰辅大臣是老伙计范云和沈约。他们三人早年都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座上宾,是竟陵八友中的三位。范云和沈约非常恪守朋友之义,尽心辅助萧衍。萧衍纳东昏侯萧宝卷的一个妃子为内室,宠爱有加,一度妨碍政务的处理。范云就进谏说:“当年汉高祖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灭秦后入关中却能做到不取秋毫、不幸妇女。如今明公刚平定天下,海内正对您翘首以待,您怎么可以被女色所拖累呢?”范云竟然自作主张,假传圣旨,将那名妃子赐给了将军王茂。事后,萧衍默许了范云的做法。

另一个老伙计沈约在南齐末年积极参与了萧衍的篡位活动,即位诏书就出自他的手。但萧衍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一次,萧衍因事严厉斥责了沈约,骂他:“你说说,你是忠臣吗?”这句话勾起了沈约埋藏很深的不安。回到家里,沈约大病一场。他经常梦见被萧衍杀死的齐和帝萧宝融来找他算账。齐和帝挥舞着宝剑要割沈约的舌头,责备沈约这些文人误国误民。沈约求助于巫师,问:“作祟的是何方鬼怪?”巫师说:“大人的梦是真的!并非鬼怪作祟。”沈约慌忙办起法场,亲自给玉皇大帝写奏章。奏章大意说:禅代之事,沈约身不由己,请上天放过我!但最后,沈约还是忧惧而卒,为后人留下一部纳入二十四史的《宋书》。

范云和沈约两位老人死后,继起辅政的是徐勉和周舍二人。周舍是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生活俭约,执掌机要部门,二十多年从未有过半点疏漏。徐勉是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公正无私,能力超群。他担任吏部尚书时,一边手不停笔地处理案上堆积的文书,一边接待满堂的宾客,应对如流。皇帝勤俭,再加上用人得当,萧衍统治的前半期(502—520),政治还是比较清明的。

周、徐二人死后,继起执掌机要部门的是中领军朱异。

朱异也很能干,处理起政务来像流水一般,从不让公文积压。不论政务多么繁重,朱异都能迅速做出判断,在短时间内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朱异有两大缺陷。第一,他是个大贪官。朱异建造了规模宏伟的宅邸,台池园囿应有尽有,供家人和宾客游览。这些显然超出了他正常收入所能承受的范畴。朱异家里堆满了四方馈赠的财货,每个月要倒掉十几车吃不完的美味佳肴。朱异的第二个缺点更严重,就是阿谀奉承,以献媚得宠。历朝历代,阿谀奉承的小人不少。这种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人献媚,上面还得有人“安心消受”。恰好,萧衍因为二十年天下无事,经济又相对繁荣,对现实很满足,自我感觉良好,开始志得意满起来。朱异及时抓住了萧衍的心理,对南梁的国政来说,这可不是好事。

梁武帝萧衍在历史上最大的名声是“佞佛”。

萧衍以佛教为国教,在南方大力推行佛教化运动。南方有佛寺近三千座,僧尼近百万人。天监十八年(519),他在华林园受戒,亲自带发修行,法名冠达。几年之前,萧衍就已经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吃鱼和肉,只吃豆类的汤菜和糙米饭,并且在五十岁(514)后断绝**,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女子。

后人应该相信,萧衍是真正的佛教信徒。早年,他就加入了以信佛著称的竟陵王萧子良的圈子,与无神论做坚决斗争。登基后,萧衍以国家之力大造佛寺,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他的杰作,这个数字大大低估了实际的寺庙数量。

萧衍还是佛教活动的慷慨赞助者,多次举行四部无遮法会。所谓“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就是没有障碍,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萧衍亲自上台讲《涅槃经》和《三慧经》,面对数以万计的百姓滔滔不绝。可见,萧衍对佛经是有一定研究的。针对当时热门的佛教、道教与儒家三者的关系问题,萧衍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三教同源说”,认为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萧衍的“金口玉律”缓和了人们的思想冲突,对佛教的推广大有帮助。从这点来说,萧衍算得上是中国早期佛教史的重要理论家。

此外,萧衍还为佛教制定了很多戒律,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吃素。萧衍身体力行,不沾一丝荤腥,而且还规定和尚和信徒也必须吃素,下令祭祀不能使用牛羊。后来,有官民反映,认为祭祀不用牛羊,对祖先和神灵不敬。萧衍就改为用面粉捏成的牛羊,作为替代品用于祭祀。

一个皇帝,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广佛教,自然有个人信仰之外的深层意思。南方地区之前屡经动乱,人心不安,萧衍登基后面临着如何安定国家的问题。萧衍认为,安定国家就要禁绝杀戮、收拾人心,用共同的思想改造官民观念、统一上下。恰好刚刚在中国兴起的佛教,能满足这一系列要求。于是萧衍决心“以佛化治国”。

萧衍的考虑不可谓不好,执行得也不可谓不真诚。但是他很快就做过了头,让一桩本可利国利民的好事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坏事。大规模地建造寺庙和举办法会,都由国家买单,逐渐掏空了国库。大批人口出家或者托庇在佛教势力之下,又削弱了国家的税赋能力。萧衍不仅不反省和补救,还一条道走到黑,上演了多场皇帝出家的闹剧。出家的地点,都是皇宫附近的同泰寺。第一次是普通八年(527)三月八日,萧衍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第二次是大通三年(529)九月十五日,萧衍在同泰寺参加法会,兴之所至,脱下龙袍换上僧衣,出家了。二十五日,群臣捐钱一亿,向佛祖祷告,请求赎回皇帝,两天后萧衍还俗。第三次是大同十二年(546)四月十日。这回,群臣花了两亿钱将其赎回。第四次是太清元年(547)三月三日,萧衍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这些巨款让本就枯竭的国库雪上加霜。而同泰寺则资金雄厚,楼阁台殿富丽堂皇,九级浮屠耸入云表,更有多座黄金筑造的大佛。可惜,花费了南梁无数钱财的寺庙,并没有保佑南梁国运长久。而所谓堂皇的佛寺最后也随着南梁覆灭,在几十年后成了一片废墟。

萧衍佞佛至此,每次批准为犯人所定的重罪后都要为之愁眉不展一整天,在内政外交上更是变得柔弱异常。如此一来又如何能抵抗北方强大敌人的侵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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