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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波士顿幽灵杀手（第1页）

第四章波士顿“幽灵杀手”

犯罪心理学家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杀手，也不可能有哪种刑侦手法可以适用于任何罪犯，但是从某些方面来看，所有的罪犯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性，而“记号”就是甄别、区分这些罪犯的重要依据。

1962年6月14日黄昏时分，有人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盖恩斯伯勒街道上的一座小型公寓内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死者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55岁的安娜·施列塞尔斯。安娜显然是被谋杀的，她的尸体被丢弃在厨房边的地板上，尸体的脖颈上系了一根皮带，而这根皮带是安娜的。

起初，人们认为安娜是被凶手用这根皮带勒死的，但验尸官在检查过尸体后发现，杀死安娜的并不是她脖颈上的皮带，她耳中的瘀血和脖颈上的掐痕证明她是被凶手活活掐死的，这根皮带显然是凶手在杀人后整理作案现场时系在她脖颈上的“记号”。“记号”通常是连环杀手的标志，它的出现往往就代表着一名连环杀手精心策划的系列谋杀行动开始付诸实施了。

安娜被害后的第二周，第二位遇害者的尸体被警方发现。遇害者是一名叫妮娜·尼克尔斯的68岁妇人，她同样是在自己的公寓中遇害。身穿粉色家居服的妮娜倒在地上，她也是被掐死的，这一次凶手在她的脖颈上缠绕了两条长丝袜，并用这两条丝袜打了一个蝴蝶结。

又一周后，第三位受害者——海伦·布莱克的尸体被警方发现，她死于波士顿北部林恩区内的一栋公寓内，海伦的尸体被弃置在卧室的地板上，她的脖子上也被绑了两条长丝袜，显然，使用丝袜在死者脖子上打结成为杀手想要留下的新“记号”。

警方根据手中所掌握的信息推定，这三起案件的元凶应是同一个人。就在警方努力调查这几起案件的时候，这名连环杀手暂停了他的杀人计划，藏匿了起来。当时，警方手中所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他们只能出动大量警力对案发街区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以此来预防凶杀案再次发生。

虽然警局紧急抽调了50名探员组成针对该案的专案组，他们先后调查了近100名嫌疑人，甚至对每一位嫌疑人都进行了测谎，但依然没有从这些嫌疑人中找到凶手。该案的调查也慢慢陷入了停滞状态。

三周后，第四名受害人，75岁的艾达·伊尔加在自己的公寓内遇害，她是被凶手用一个白色枕套勒死的。艾达的尸体被放置在正对公寓大门的椅子上，这个造型显然是凶手故意制造的，这又是一个凶手刻意留下来的“记号”。因为这起凶杀案的细节与前三起明显不同，所以当地警方并没有将这起凶杀案与前几起凶杀案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这是新杀手所为。

在这四起凶杀案中，凶手没有拿走财物，案发现场也没有暴力侵入的痕迹。这让警方无法掌握凶手的杀人动机，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警方就不能确定调查方向，这让他们感到毫无头绪。

在长时间调查无果之后，媒体上开始疯传行凶的人就是一个疯子，这种制造恐慌的言论让整个波士顿处于恐惧之中。在第四起凶案发生后的24小时内，又一名妇女的尸体被警方发现。67岁的简·沙利文在自己家的公寓内遇害，她的头被浸在浴缸内，脖子上同样缠着两条丝袜，丝袜的缠绕方式与前三起相同。

第五次凶案发生之后，凶手又一次暂停了杀戮。犯罪心理学家认为这个时期是凶手的“停滞期”，而这也是凶手进行自我“心理调整”的一次机会。在这段时期内，凶手很可能自首或者自杀。当然，凶手再次行凶的可能性最大。

在经过三个月的沉寂之后，凶手再次作案。1962年12月5日，苏菲·克拉克在波士顿大学附近的公寓内被害。她死后，凶手在她的嘴里塞上了一些杂物，而她的脖颈上同样缠了一条丝袜。

让警方感到疑惑的是，这起凶杀案的受害者与前几起凶杀案的受害者有着明显不同。受害者是一名年轻的黑人女性，而且凶手的“标记”也与其他凶案不同（两条丝袜变成一条丝袜，打结方式也不同）。对警方来说，这起凶杀案很可能是另外一名杀手模仿所为。

犯罪心理学家认为，在这六起凶杀案中，有的被害者被性侵，有的则没有，而且这几起凶杀案的杀手所留下的记号也各有差异，这些受害者都是因窒息而死，而导致受害者窒息的原因却又各不相同。所以在当时警方推断杀手并不是一个人是有依据的，这是当时最合理的判断。

当时，波士顿的报刊将这名残暴而又行踪诡异的杀手称为“波士顿幽灵行凶客”，又因为杀手杀害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年长的白人女性，整个波士顿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没有人知道这名“幽灵行凶客”是怎样进入被害人房间的，也没有人知道下一名被害者是年长还是年幼，是白人女性还是黑人女性。

尽管人们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但新的被害者还是出现了。圣诞夜前一天，23岁的帕特里夏·比赛特在自己的公寓内遇害，她同样是被凶手勒死的。接下来，在随后的一年中，又先后有三名女性被“幽灵行凶客”所杀，杀人手法依然是勒死，“记号”仍然是在脖颈上用丝袜打结。1964年1月1日，19岁的玛丽·沙利文在20岁生日到来的前一天被杀，她同样是被勒死的，杀人工具是三条绷带，同样也是在自己的公寓内被害。当时警方确认凶手对她实施了性侵犯（在凶手被捕之后，从死者体内残留精液中提取的DNA与杀手的DNA不符，而且凶手所供述的杀人过程也与死者的尸检结果不同，但这次尸检是在凶手死后的2001年进行的，所以真相已经无法揭晓）。

在这起奸杀案中，凶手还在玛丽的脚踝边放了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新年快乐”。在这起凶杀案发生后，凶手停止了自己的杀人计划，玛丽·沙利文是最后一名被害者。

因为这11起凶杀案的被害者都是被扼杀的，所以当局就将媒体口中的“波士顿幽灵行凶客”改为“波士顿扼杀者”。为了能够将“波士顿扼杀者”捉拿归案，马萨诸塞州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他们先后调查了近5000名嫌疑人，并对2500名有过性犯罪经历的人进行排查，但这些人都不是警方要找的“扼杀者”。

就在当局束手无策的时候，奇迹发生了，有一个名叫阿尔伯特·亨利·德萨弗的男子在最后一宗凶案发生一年后向警方自首。在初期的审讯中，33岁的阿尔伯特对自己18个月来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在他所提供的供词中有部分细节或线索与官方尸检的结果并不相符。

也就是说，阿尔伯特很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扼杀者”，但当局迫于社会各界急于了结此案的压力，他们还是相信阿尔伯特就是“波士顿扼杀者”。

阿尔伯特前后矛盾的供词和波士顿警方的迅速结案引起了FBI特工的关注，他们决定介入该案。在对狱中的阿尔伯特进行访谈之前，FBI的犯罪心理专家们首先要了解阿尔伯特的生平，因为这会帮助专家们探知阿尔伯特心理变化的过程和促使他实施犯罪的动机。

阿尔伯特在1931年9月出生于马萨诸塞州最贫穷的切希尔小镇。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而阿尔伯特的父母又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这让整个家庭生活都十分困窘。阿尔伯特的童年生活是很悲惨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品行低劣又热衷于虐待妻儿的恶棍（阿尔伯特的手指曾多次被他的父亲折断，而他父亲还将妓女带到家中，当着孩子们的面与妓女发生关系）。

在阿尔伯特12岁的时候，他的父母离了婚，而他母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此时的阿尔伯特已经开始四处务工，他想要用打零工挣来的钱给兄弟姐妹们改善生活。犯罪心理学家认为，阿尔伯特的童年经历是他心理开始扭曲的主要原因，这种扭曲在最初还很微弱，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扭曲的程度变得越来越严重，而父亲在他面前嫖妓的行为使阿尔伯特在幼年期就产生了性**的心理倾向。

如何获得钱财是阿尔伯特所面临的难题，从小缺乏管教的阿尔伯特自然走向了获取金钱的“捷径”。1943年阿尔伯特首次触犯法律，他被警方以抢劫、殴打他人的罪名带进了警局，而阿尔伯特抢劫的对象是一名报童，抢劫的金额仅为两美元85美分。因为阿尔伯特年纪幼小，所抢财物也很少，法官并没有直接对他定罪，他判了阿尔伯特缓刑。

但就在刚刚宣判后不久，阿尔伯特又一次实施抢劫，这次他抢劫了邻居家价值24美元的珠宝，这次抢劫让他住进了莱曼男子工读学校（拘留所）。阿尔伯特在学校待了两年，他的成绩一直很优异，这意味着阿尔伯特有很高的智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