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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讲 普通神经失衡（第1页）

第二十四讲普通神经失衡

在上一讲中，我们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现在我想暂时离开主题，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清楚地知道你们并不满意。你们以为精神分析引论会和我所讲的大不相同；你们期待听到的是生动的例子，而不是理论；你们会告诉我“楼上与楼下”的例子让你们对神经症的起因有所了解，当然这个例子如果来自于真实的观察而不是想象出来的故事就更好了。或者，开始的时候我描述了两种症候（希望不是想象出来的），其分析与患者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你们开始理解了症候的意义并且希望我用相同的方式继续讲解。相反，我却向你们阐述了复杂的理论知识，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不太完整，还经常往里面添加新的内容。我讲述了你们之前从未听过的概念，放弃了对动态概念做描述性研究，转而寻找经济的解释。我使用了很多创造出来的术语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有时相互调换只是为了悦耳而已。最后，我又举了许多不着边际的概念：唯乐原则、唯实原则、种系遗传等；接着，我没有引入确定的事实，而是任凭它们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为什么我不以你们熟悉的关于神经失衡的事实作为神经症理论的引子呢？比如一些你们总是很感兴趣的问题，像神经失调患者独有的气质，对外界影响不可理喻的反应，人类的**，应激性和无能感呢？为什么我不带领你们一步步由浅入深地，从日常生活中简单的神经失衡逐渐讲到那些神秘而极端的表现呢？

我们不能说你们错了。我对自己的陈述能力尚不至于如此夸许，竟会认为所指出的每一处瑕疵都是我别有用心的表现。为了对你们有利，我相信自己本来可以换一个方式。我最初的用意也确实如此，但一个人无法总实行自己理智的计划。材料本身常常突然介入若干事实，轻易地改变了我们的计划。熟悉的材料陈述起来也不能尽如作者之意。往往话已说过，事后我们又奇怪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说，而不那样说。

也许你们这样觉得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本书的书名《精神分析引论》已经不再适用于神经症的部分。过失研究和梦的研究才属于精神分析引论，而神经症理论则是精神分析的主体部分。我认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无法全面阐述神经症理论所包含的材料，只能做简要的叙述。我需要有关联性地向你们陈述症候的意义和解释，其外部和内部条件，以及症候形成的机制。这就是我所要做的工作，也就是现代精神分析所能提供的核心材料。我已经说了许多关于力比多及其发展和本我发展的内容，引论也已经让你们具备了技术的基础知识以及潜意识和压抑（抗拒）的大部分知识。在后续的讲座中，你们将了解到精神分析的工作究竟在哪一点上找到了它的有机衔接。现在我不愿向你们隐瞒这个事实——我们得出的所有结果仅基于单一一组神经症，即所谓的移情神经症。尽管你们未能得到彻底而详尽的知识，我仍然希望你们对精神分析法、精神分析问题和结果有较好的了解。

假如你们希望我先描述神经症的行为极其痛苦的本质，以及如何患病、如何适应等，这些主题当然很有趣，也值得研究。此外，这些问题也不难处理。不过，以它们开头并不明智。因为这其中隐藏着一系列风险，比如无法发现潜意识，忽视力比多的重要意义等，而且一切事件都将根据患者的自我观点来判断。显然，自我既不可靠，也不属于不带偏见的权威，是会否认和压抑潜意识的力量的。在潜意识的问题上，我们怎么能期待实现公正呢？受压抑最厉害的是被否定的性需求。从自我的角度看，我们自然永远无法了解其程度和意义。我们一旦知道了压抑作用的性质，就会变得足够警觉，不允许这个自我，即胜利者，充当争斗的裁判了。我们已经准备好提防自我的证词，以免误入歧途。如果我们相信自我的证据，那么它好像自始至终都是一股活跃的力量，所有症候的发生也好像是由它的愿望和意志所造成的。我们知道大部分事件发生时自我都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是它要设法掩饰的事实。当然，它并不总试图这样做。在强迫性神经症症候中，它不得不承认自己遇到了一些难以抵抗的势力。

一个人若不注意这些警告，认为自我的推诿搪塞便是事实，显然一切都可顺利进行了，而且他还可以避开精神分析所强调的潜意识、性欲和自我的被动性的种种抗力。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Adler）认为“神经失衡”是神经症的原因而非结果，但却无法解释症候形成的各个细节，也无法解析单个的梦境。

你们会问：我们可不可以既重视自我在神经失衡和症候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不忽视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因素呢？我的回答是，说不定某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们组织精神分析研究工作的方法并不适合以这项任务开始，我们可以预见这项任务一定有需要得到精神分析关注的时候。有一种神经症叫作自恋型神经症，其中自我和神经症的关系比起我们所做的任何其他研究都要密切得多。这些条件的分析调研将帮助我们不带偏见地判断自我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

自我和神经症的这一层关系十分明显，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有所考虑。这层关系存在于所有病例中，在创伤性神经症中最为清晰可见，而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明确其条件。你们一定要知道，在各类神经症的起因中，都有同样的因素，而我们只强调了症候形成过程中活跃因素的不断转换。一个剧团的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戏份要演——英雄、恶棍、密友等，但每一个人都会选择不同的戏份以符合自己的口味。所以形成症候的幻念绝不像在歇斯底里症中那么明显。强迫性神经症从本质上说受反向形成主导，即自我的“反攻”；在妄想症中，幻想以梦内润饰的机制为特点。

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特别是由战争的恐怖引起的创伤性神经症中，自私的自我冲动给我们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它力图寻找保护和利益。其本身虽并不足以构成病因，但疾病形成之后，便依赖它们维持下去。它的动机在于保护自我远离引起疾病的危险，但也不愿意恢复健康，除非危险完全消除，抑或从正在发生的危险中获得了补偿。

自我对于其他一切神经症的起源和维持都有类似的兴趣。我已经说过，症候受自我的保护而存在，因为症候有一面是可以从压抑的自我趋势中求得满足。此外，症候发展可以结束冲突，进而将抗力降至最低，从而提供解决唯乐原则的最便捷的方法。尽管在症候形成的过程中，自我毫无疑问地免去了精神上的痛苦。对某些神经症而言，就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症来解决冲突，是一种最无害的方法，也是最容易被社会容忍的方法。有时医生自己也在与神经症的斗争中学到了这点，请你们不要大惊失色。医生不可能在所有生活状态下都扮演保卫健康的勇敢斗士。他明白世界不仅包含神经症的痛苦，还有许多不能克服的真实困难；他明白一个人出于需要，可以牺牲个人健康；他还知道一个人若有了这种病痛，往往可以避免许多其他的人遭受同样的病痛。所以，如果我们说神经症患者借助疾病逃避冲突，那么必须承认在一些情况下这种逃避是合情合理的。医生知道这种情形，也只好默许了。

不过，在未来的讨论中，我们将不会继续涉及这种特例。在一般情况下，自我既然求助于神经症，便在内心形成了“因病获益”的心理。在某种情形之下，也可能延伸出一种具体的外部利益，在实际中也稍有价值。请你们将注意力转移到最常发生的此类事件上。受丈夫残暴对待的妻子总以神经症逃避现实，只要她之前有此倾向便可。假如这个女人过于懦弱或守旧，不敢从另一个男人的怀抱中寻求温暖，或面对反对意见不敢与丈夫分离，再假如她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或没有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在性方面仍强烈地依恋着这个残暴的男人，那么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她的病成了与丈夫斗争的武器，她可以用疾病来自保或实施报复。也许她不敢抱怨丈夫，却可以抱怨疾病的苦恼，医生成了她的助手。本来异常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她，遂了她的愿，允许她离开家，从婚姻生活的压迫中解脱出来。假如由病而得的这种外部的偶然利益非常显著，且在现实生活中无可替代，那么你们便可预见治疗对神经症的影响一定微乎其微了。

你们会说，我所说的这些从疾病中获利的情况完全建立在此前被我亲口否认的假说之上，即自我本身会创造出神经症。请稍等一下！也许这只意味着自我被动地遭受存在的神经症，用任何方式都无法阻止发病。假使神经症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便尽量加以利用。这只是问题有利的一面。自我只希望从神经症中获得益处，但神经症怎么可能只带来益处呢？大致而言，自我遭受神经症后一定会有所损失。症候为了缓解冲突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它在感官上造成的痛苦也许和冲突带来的挣扎一样令人难受，甚至常常让人更加不适。自我一边想要摆脱症候的痛苦，一边又不愿意放弃从疾病中得到的好处，这是不可能两全的。由此看来，自我不愿意像最初设想的那样一直活跃，我们需要谨记这点。

如果你们作为医生接触过神经症患者，便可立即发现，对病苦抱怨声最大的并不是那些最欢迎医生帮助、对治疗抵抗最小的患者。相反，你们可以理解，从疾病中获得的每项益处都会加强对压抑的抗拒，从而增加治疗的难度。疾病产生的症候所带来的益处还有一点。像疾病那样的心理组织，若持续的时间较久，便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实体性质。它会表现出一种类似自我保存的倾向，在自身和精神生活的其他部分之间获得一种“暂时安排”（modusvivendi），甚至连根本相反的部分也不例外。在某个时机被证明既有利可图又有实用价值时，疾病可以获得一种第二机能（sedaryfun），以强化自身的存在。我们现在不从疾病而从日常生活中举例。一个靠做工为生的人在工作中意外受伤，成了残废，再也不能工作了。不过，不久之后，他获得了一笔为数不多的意外保险补偿，而且还学会了乞讨为生。他的新生活虽然低贱，但正因为旧生活破坏才得以维持。如果你们治好了他的残疾，他将无以乞讨，生活便无法维持下去。那么，问题来了：他能重新去做之前的工作吗？神经症如果也有这种附带利益，我们便可使之和第一种利益相并列，并命名为由病获得的第二种利益。

一般说来，我会警告你们不要低估因病得益的实际意义，也不要过于看重其理论意义。除了之前已经承认的特例之外，我常常想起《散页画报》（Fliegeer）中奥伯兰德尔（Oberlander）所绘的插图“动物的智慧”。一个阿拉伯人沿着一条陡峭而狭长的山路骑骆驼。在一个转弯处，一只狮子突然向他猛扑过来。他无路可逃，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退避和逃走都不可能，只能俯首待毙了。但骆驼则不然，它载着主人跳入一旁的深渊，狮子只好干瞪眼了。神经症能给患者的帮助也不过如此，这可能是由于以症候发展来解决冲突毕竟只是一种自动化的过程，无法满足生活的需求，出于这点人们宣布放弃其最崇高的才能。此时如果还有选择的可能，那么较光荣的做法是上去和命运一搏。

我仍未向大家解释，为什么不以普通神经失衡作为神经症理论的出发点。你们可能会猜测，如果我这么做的话，会更难得到性是神经症病因的证据，所以才退缩了。你们这么想便错了。在移情神经症中，我们必须分析症候，才能得出结论。不过，在所谓的实际神经症（tureneuroses）中，**的病理学意义仍有待观察。20年前，我曾问自己，在检查神经症患者时，为什么不考虑一切关于性活动的问题。为了研究此事，我逐渐引起了患者的不满。不过在简单的调查之后，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神经症患者，至少是实际神经症患者，有正常的**。当然，这一结论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个体差异，“正常”一词还缺乏固定的意义，但直到今天这个理论还有其相当的价值。当时，我开始对神经症的不正常性行为进行比较，现在如果有类似的材料，我也能进行同样的观察。我经常注意到人们会通过不完整的性快感得到满足，比如**，这可能导致实际神经症。如果替换以其他较无害的性组织，这种神经症将很快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我从患者状况的变化可以猜测出其**模式的变化。此外，我学会了坚持自己的设想，直到患者不再推诿搪塞，不得不承认我的论断。当然，患者接下来可能会另寻高明，找一个不那么坚持询问其**的医生去咨询了。

我也不得不指出，疾病的起源并不总能追溯到**上；性异常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得病，但一个人得病也可能是因为丧失财产或最近遭受了严重的机体失调。自我和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些变化，我们的洞见越深邃，得到的结果便越令人满意。当一个人的自我丧失了和力比多的协调能力之后，他便可能患上神经症。自我力量越强，解决问题便越简单。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自我只要削弱，力比多的需求便会显著增强。自我和力比多之间还存着其他更为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深入讨论了。对我们来说，在每个例子中，无论引起疾病的原因是什么，神经症的症候所赖以维持的能量都由力比多所提供，于是力比多的用途也随之失调了。

不过，现在我希望你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实际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psyeurose）症候的差异上来。移情神经症占前一种神经症很大份额。力比多是引起两种神经症的主要因素，它们是力比多的变态用法，用以代替快感的满足。但实际神经症的症候——脑中的压力、痛苦的感受、器官的应激性、某种功能的削弱或抑制——在心理学上都毫无意义。它们不仅表现在身体上（如歇斯底里症），而且它们本身都纯粹是物质的历程；它们的发生和我们所知道的复杂心理机制不发生交涉，体现了长久以来被认为属于精神神经症症候的特征。但它们究竟如何才能成为力比多的表现呢？力比多不也是内心活动的一种能力吗？答案非常简单。让我们回忆一下就精神分析提出的第一个异议，异议表明精神分析涉及神经表现的纯粹心理理论。由于心理学理论从未能解释疾病，所以精神分析的前景十分暗淡。持异见者选择忘记性功能既不完全是精神上的，也不完全是肉体上的。性功能既影响机体，也影响精神生活。我们在精神神经症的心理历程中发现了一种紊乱的表达，因此在发现实际上神经症是性功能紊乱在肉体上的直接结果时，应该不会感到惊讶。

临床医学为理解实际神经症给出了一条颇具价值的建议（许多研究人员共同发现了这点）。在其症候学的所有细节以及其影响所有组织系统和功能的力量中，实际神经症显示出了与异质毒素的慢性中毒或突然排除（即醉酒或戒酒后的症状）的类似性。我们所知的巴西多病（M。Basedowi）这种中间状态加强了两种病态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巴西多病的病因归结为毒素的影响，不过毒素并非来自体外，而是来自于体内的新陈代谢。我认为这一类比直接促使我们将神经症视为性的新陈代谢的紊乱。可能原因是性产生的毒素过多，患者无法处理，或是内部甚至心理状态不容许他对这些物质做适当的处理。这种关于性欲本质的假设早已为各民族语言所支持。人们将爱称为一种“沉醉”；毒药可以让人为爱疯狂，因此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动力。至于其他词条，比如“性的新陈代谢”或“性的化学作用”底下还是一片空白。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甚至无从断定性的物质是否分为雌雄两种，或仅有一种性的毒素，被视为力比多各种刺激的动因。我建立起来的精神分析的结构，实际上只是一种上层建筑，我们未来一定会为它构建有机的基础。然而关于这个基础，我们还一无所知。

精神分析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其特点在于所用的方法，而不在于所要研究的对象。这些方法可用于研究文明史、宗教学、神话学及神经症学，且都不失其主要的特点。解释精神领域的潜意识是精神分析的唯一目的。实际神经症的症候或许直接起因于毒素的损害，所以它成为精神分析所要研究的问题。但精神分析无法做出任何解释，必须将这项任务留给生物医学研究。也许你们现在明白了我为何不以另一种方式组织材料。假如我要讲神经症学引论，那当然要先讲实际神经症的简单形式，然后进一步叙述那些由力比多干扰引起的复杂疾病。那样的话，在讨论实际神经症的过程中，我本来应该整合我们从不同领域获得的事实，同时呈现我们的看法；至于后者，便要将精神分析引入，使其作为了解这些病态的最重要的技术方法。不过，我想说明的是，比起传授神经症的知识，《精神分析引论》将对带领你们了解精神分析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由于实际神经症对精神分析研究毫无贡献，所以我便不将其放在前面讲了。我相信我已为你们做出了较为明智的选择，精神分析具备广泛的假说和深远的意义，所以值得每个受过教育的人注意。

不过，你们期望我对实际神经症有所注意也颇为合理。由于其与精神神经症关系密切，所以我们觉得有注意的必要。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区分出了三种纯粹的实际神经症形式：神经衰弱（henia）、焦虑性神经症（ay-neurosis）、忧郁症（hypodria）。即便这样的分类也并非不存在矛盾之处。这些术语虽然被广泛使用，但其内涵是模糊而不确定的。此外，医学家认为在神经症混乱的世界中不存在任何分类。他们因此反对临**所有病症的分类，甚至否认实际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存在区别。我认为他们太过分了，居然不愿意走上通往进步的道路。我们所说的三种神经症形式有时纯粹，但更多的时候是相互混合的，且兼有精神神经症的色彩。所以我们不必因此放弃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想一想矿物学中矿物和矿石的区别：矿物可以被独立描述，其常以晶体形式存在，与周围物质有着明显的区别；矿石则包含多种矿物，其混合也不单纯依赖机会，而需具备一定的条件。就神经症的理论而言，我们对于它们的发展历程所知有限，不能与矿石的知识相比。临床因素可类比为独立的矿物，我们在辨认某种临床因素时，当然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实际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症候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值得关注的关系，为我们后来对症候的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实际神经症的症候常为精神神经症症候的核心和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在神经衰弱和移情神经症之间最容易观察到这一关系，两者被命名为转化性歇斯底里症（hysteria），焦虑性神经症与焦虑性歇斯底里症之间也易出现这种关系。但也可见于忧郁症与我以后要讨论的一种名为妄想痴呆（paraphrenia）的神经症——包括精神分裂症（dementiapraecox）和妄想症（paranoia）——之间。让我们以歇斯底里症的头痛或背痛为例。分析表明，通过压缩作用和移置作用，病痛成为一系列力比多幻想或记忆的替代性满足。但这种痛苦曾一度是真实的，是一种直接的性毒素，即力比多兴奋的躯体表现。我们不希望通过任何方式假设歇斯底里症的所有症候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核心上，但实际情况常常如此，力比多兴奋对身体带来的所有印象（无论正常或病态）对歇斯底里症症候的发展都有特别的意义。它们好像一粒粒沙土，被牡蛎包裹成为珍珠的母质。所有伴随性行为的性兴奋的暂时表现都可以成为造成精神神经症症候最适宜而便利的材料。

类似的历程在诊断和治疗上也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有些人虽然有神经症倾向，但没有发展为神经症，他们身体的异常变化常成为神经症的动因——常是发炎或损伤。这种迅速发展使得实际症候成为潜意识幻想的代表，这种幻想潜伏着，等待表达的机会出现。医生面对这种情况往往会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他们要么会在不管其有无神经症倾向的情况下，设法消灭症候所依靠的机体基础，要么忽视其机体病因，转而处理因环境产生的神经症症候。这两种手段有时这种有效，有时那种有效，但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对这种混合的病症普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