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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你必须要确保不把故事的重点分散掉。不管契诃夫的故事有时多么混乱，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事实上，写故事和写剧本一样，你必须想好自己到底写什么，然后坚持到底。也就是说，故事一定要有架构。

美国人的一些错觉：

一、这个国家没有阶级意识。

二、美国咖啡很好喝。

三、美国人讲究公事公办。

四、美国人的性欲很强，红头发的人比其他人性欲更强。

在这个国家充斥着的各种错觉中，最奇怪的是人们普遍认为这里没有阶级差别。有一天，有人邀请我到西部和一位女士共进午餐，据说这位女士有两千万的资产。我在欧洲从未见过有哪位公爵像她那样受人尊敬。你可能会觉得，从她那丰满的嘴唇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张百元大钞，而客人们可以把它捡起来带走。美国确实有一种人人平等的错觉，但这只是一种错觉。银行家会在火车的休闲餐车里跟旅行推销员侃侃而谈，仿佛他们是平等的，但我觉得银行家一定不会邀请他去自己家里做客。而在查尔斯顿或圣芭芭拉这样的城市，一位旅行推销员的妻子，无论多么迷人，多么有教养，都无法成功地跻身上流社会。社会地位的差别归根结底取决于金钱。18世纪英国的大贵族们之所以能让他们的下级俯首称臣（我们今天听了都倒胃口），不是因为他们的头衔，而是因为他们的财富以及财富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使他们能够向朋友和下属提供恩惠。随着英国的工业化，他们失去了大量的财富和影响力。如果说他们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独立性，那也是因为英国人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不过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享有人们同样的重视了。当人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热爱他是对他表示尊敬，但是现在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了，再去热爱他则是可鄙的。

但是，若是认为阶级差别只存在于社会的中上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英国，技艺高超工匠的妻子会认为自己比普通工人的妻子高一等，不会和她来往。我知道在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崛起的新城，几年前才建成，用来为一家大工厂的员工提供住处。白领员工和工厂工人住在相邻的街区，房子都是按照相同的样式建造的，外观一模一样。他们吃同样的罐头食品，读同样的报纸，看同样的电影，开同样的汽车，但是白领工人的妻子不会和工厂工人的妻子打桥牌。阶级差别的存在似乎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否认，倒不如承认它的存在。

我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关心民主是否能得到延续，却并不担心它赋予雄辩术的影响力过大。一个人可能毫无私念，一心为国尽忠，他可能睿智、谨慎、英勇、博学，但除非他也有能说会道的天赋，否则，他永远不会达到可以行使自己权力的政治地位。前几天，我听到一些人在讨论L成为总理的可能性，他们一致认为他没有机会，因为他是一个糟糕的演讲者。我想他们是对的，但一个政治家在处理一个现代国家的复杂事务时，所必需的才能竟然是一副在广播中听起来不错的好嗓音，或者是发明巧妙政治口号的把戏，这难道不可怕吗？如果他把这些天赋与常识、正直和远见结合在一起，还真是不错，但这种情况太少见了。演讲的魅力不在于理性，而在于情感。在考虑可能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措施时，让谋略受情绪左右而不是受理智引导，这实在是疯狂。“你不能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这句话几乎把一个无知而自负的傻瓜送进了白宫，很少有哪句话比这句对民主的打击更大了。

当然，母亲节是制造商们为销售产品而想到的一个妙招，但除非公众的反应令人满意，否则他们肯定不会在报纸上为这个节日购买昂贵的广告版面。他们在利用情感做生意。我感觉，在美国，亲情要比我们这里强烈得多。美国人都认为大家应该感受到亲情，而且他们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我很惊讶地听说，在一个繁忙的办公室里，一个忙碌的人要请上一个星期假，因为他和妻子要去纽约附近的某个地方给他的岳母送葬，那个距离还没布里斯托尔到伦敦的距离远。若是在英国，他也许会去参加葬礼，但最迟在第二天就会回来。使我感到惊奇的，不仅是他觉得有必要从紧急事务中缺席这么久，去陪伴伤心的妻子（据我所知她肯定是伤心的），还有就是，尽管他的缺席会给他的雇主带来不便，但他的雇主仍然认为他这么做是正确且合理的。在这场战争中，我目睹了无数母子情深的场景。有一次是我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等火车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应征入伍的人要前往军营。有一个女人，一个矮矮胖胖、相貌平平、灰白头发的小个子女人，紧紧地抱着她的儿子，双臂环抱着他的腰，脸上带着绝望的表情。她这副模样倒像是跟情人分别一样，但这个男孩只是去参加集训而已，还要好几个月才可能会被派往国外。在英国，那位母亲如果到车站来送儿子，当车门打开时，她一定会轻轻地吻他一下，说：“好吧，再见了，老伙计。要守规矩哦。”然后面带微笑地挥手离开。我在U。S。O。（1）的俱乐部里见过想家的士兵，样子看起来甚是可怜。

在英国，母子分别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有时他们知道分开就是永别，慢慢习惯了之后便觉得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不必大惊小怪。的确，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家庭都是举家前往西部的，他们遇到的千难万险加强了家人之间的联系。但毕竟，还有成千上万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只身离开了，当时的信件和回忆录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离开让父母感到痛苦。当捕鲸船从新贝德福德和南塔基特出发的时候，没有什么记录能证明那些船员的女眷们，对于这种分离感到多么痛苦难忍。这种情感外露难道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吗？今天的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加情绪化，我想这一点没有人会怀疑。但据我们所知，他们在一百年前并不是这样的。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我只能把它归结于过去两代或三代人普遍的混血生育。情感是会传染的，德国人的多愁善感，意大利人的极易兴奋，爱尔兰人的热情洋溢，犹太人的敏感多疑，这些都战胜了新英格兰人的沉默寡言和弗吉尼亚人的自尊骄傲。现在，面无表情的人会让人觉得愚蠢、麻木，会招来别人的嘲讽或打趣。

我常常想，如果我会背字母表，我的生活一定会轻松很多，我能节省多少时间啊。我如果不先在心里默念G、H的话，我就永远也分不清I和J的位置。我不知道P是在R之前还是之后出现的，直到今天，我都没记住T的位置。

男人最大的谎言莫过于他们的性能力。至少在这一点上，每个男人都说自己是卡萨诺瓦，他们在内心深处也正是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她成功、富有、受人钦佩，有很多朋友。她本应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但她不是，她痛苦、紧张、不满。精神分析学家也对她无能为力。她没法对他们说出自己的毛病，因为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这是在寻觅自己的悲剧。后来她爱上了一个比她小好几岁的年轻飞行员，做了他的情人。他是一名试飞员，有一天，他试飞时出了问题，他的飞机坠毁了，他当着她的面遇难了。她的朋友们担心她会自杀。完全不会，她变得快乐、肥胖和满足。她经历过自己的悲剧了。

奇怪，当自己的缺点放在别人身上时，人却毫无招架之力。骗子会相信别人骗人的鬼话，阿谀奉承者会把别人的奉承当回事。我所认识的最撒谎成性的人曾经愤怒地写信告诉我，有人造了她女儿的谣。我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没有回信问问她，她是否认为自己就应当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说谎者。R。他是个爱说大话的人，但他总是会被别人的大话唬住。他总是试图让自己显得更重要一些，尽管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仍然对自命不凡的人深信不疑。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强烈怀疑T。E。劳伦斯是不是名副其实，因为我知道有两个他真心诚意信任的人实际上是冒牌货。

旅美外国人一定会注意到，尽管大多数人都认识一大群人，但很少有人有真正的朋友。他们有生意上的伙伴、打桥牌的牌友、高尔夫球场上的玩伴，有一起钓鱼、射击或航海的伙伴，有一起喝酒的酒友、一起战斗的战友，但也就仅此而已。我在美国遇到的所有人中，只有两个人算是亲密的朋友。他们会相约一起吃晚饭，然后闲聊一晚上，因为他们享受彼此之间的交往。他们彼此之间没有秘密，都会对对方关心的事情感兴趣，因为那也是他们自己关心的事情。现在，当你考虑到美国人是多么善于交际，多么友好亲切的时候，这种现象就显得非常奇怪了。我唯一能给自己的解释是，美国的生活节奏太快，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时间去交朋友。若想把相识变为相知，是需要有闲暇时光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美国，一个男人娶了妻，他就会被控制，她会要求他别无二心，一心扑在家里，把家变成他的牢笼。

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女人之间的友谊都是不稳定的。她们永远不会完全地信任对方，即使是最亲密的关系，也依然会有所保留，有所担忧，有所疑虑。

真正的朋友。她已是中年，但干净整洁，衣着十分讲究，如果看到她你会说：“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但问起她为什么没结婚时，别人会跟你说：“那是因为她一心只爱着她的母亲。”她很有同情心，没有人比她更善良。若是你的丈夫因欺诈而受审，开庭的时候她会全程坐在你身边陪你；若是他被判入狱，她会来你家里一直陪在你身边，直到你习惯了这种状态；如果你因为一些灾难突然破产，她会花一个星期陪着你，帮助你决定接下来要做什么；如果你在里诺，突然觉得自己无法面对上法庭的折磨，她就会跳上飞机过去陪你，直到你拿到判决书。不过她最在行的是照顾丧亲者。如果你的丈夫死于冠状动脉血栓，如果你的女儿在分娩时去世，或者你的儿子在车祸中丧生，她会带上几个行李箱，坐火车或者乘飞机来陪你。距离不是问题。她不会被北达科他州的严酷气候吓倒，也不会被得克萨斯州的酷暑吓倒，即使碰上迈阿密的旅游旺季，那种不合时宜的欢乐也不会吓倒她。如果有讨人厌的媒体要打探悲剧事件的情况，她也不会退缩。她对记者很好，若是忘了叮嘱他们不要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的名字，她只会对自己恼火。当你一遍又一遍地跟她讲起你心爱之人最后时刻的悲伤细节时，她会非常有耐心地听着你讲；她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她会帮你买花；她会帮你回复那些你觉得并不需要回复的吊唁信；她会在教堂里和你一起祈祷；她会站在你身边，陪你在墓穴前哭泣。你一从墓地回来，她就会坚持让你去休息，然后，在你酒足饭饱之后，跟你说“亲爱的，你必须要保持精力”，她会建议你打上几局金罗美纸牌。她一般会在葬礼后的第二天离开，她在纽约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亲爱的，你必须试着重新开始。”走之前她还不忘劝你。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自然已是疲惫不堪，不过她一回到大都市，还是拿起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给她的朋友们，告诉他们刚刚过去的一切有多么糟糕。

当那些生活在美国的英国人对美国指指点点时，美国人自然会感到不满，他们明明可以这么反驳：“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国家，为什么不离开呢？”但是他们做不到，他们就只能生闷气。麻烦的是，当他们批评英国时，你却并不生气，反而很可能会赞同他们的观点，他们把这归因于你的自负。他们觉得这对他们是一种侮辱，因为他们认为你不在乎。而你的确不在乎。

自从法国沦陷以来，许多报纸和杂志转移到了英国和美国，近来，我曾两三次被邀请为这些报纸和杂志撰稿。我都拒绝了，但并非出于恶意，因为我对法国是心存感激的。是法国教育了我，是法国教会了我审美的能力、逻辑思考的能力和良好的判断力，是法国教会了我写作。我在法国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我之所以拒绝他们，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要我写的那种文章只会起反作用。从那以后，许多杰出的作家做了我不愿做的这件事情。在我看来，他们写得毫无意义。他们告诉法国人，长期以来，法国人都是欧洲最文明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谈到了法国伟大的历史、伟大的文学和卓越的绘画；他们跟法国人说，他们生活在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巴黎是一个迷人的城市，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去游览。法国人对这一切再清楚不过了，正是这些导致了他们的毁灭，因为他们过于高估了自己。19世纪初，法国是欧洲最富有、人口最多的国家。拿破仑的战争耗尽了她的财富，大批人民惨遭屠杀。一百多年来，法国一直是个伪装成一流强国的二流国家。这对她来说是双重的不幸：首先是因为这会导致她缺乏维持这种伪装的资源；其次是这会导致那些更强大的国家提防她的野心，而实际上，她根本无力实现这种野心。有些事情只有非常精明的人才能预见到，而战争使这一切变得明晰。战争可以让她面对事实，决定自己何去何从。她可以认命，做一个富有一些的西班牙，大一些的荷兰，或者像意大利一样做一个令人愉快的度假胜地。但如果她不满足于此，希望再次成为一流强国，那也要靠她自己的双手去奋斗。她有丰富的物产、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机智、勇敢又勤劳的人民。但是她必须停止依赖她过去的名望，停止自我陶醉，她必须勇敢踏实地面对现实；她必须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她必须做好准备向那些长期受她鄙视的民族学习，从她们身上认识到一个国家没有牺牲就不会有力量，没有完整性就不会有效率，没有纪律就不会有自由。她应该明智地少听那些文人的阿谀奉承，因为能救法国的不是奉承，而是真理。只有她自己才能救自己。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正在审校自己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把它讲得更细腻微妙一些，我感到很惊讶。我知道这话不该由我讲，但是光靠思考没有办法做到细腻微妙。细腻微妙是一种心灵品质，如果你有这种品质，你就会表现出来，这是无法抑制的。它跟原创性是一样的：没有人能通过努力再努力而变得富有原创性，那些富有原创性的艺术家只不过是在做他自己而已，他用那些在他看来最正常和最明确的方式来表现事物。因为这样的方式对你而言是新鲜的，你就说他很有原创性。他根本不懂你是什么意思。比如说那些二流画家，他们多么愚蠢啊，他们只能用一种枯燥而平庸的方式在画布上作画，为了用他们的“独创性”来打动世人，便把一些毫无意义的、不协调的东西加到学院派的背景上。

很久以前我就下定决心，生命太短暂了，凡是可以付钱让别人为我做的事，我绝不会自己动手做。我现在要把刮胡子这件事剔除在外。那些大忙人嘴上跟你说他们的时间很宝贵，每周却有六天都要去美国理发师那里刮胡子，又耗时，又无聊，又复杂，每每看到这种情形，我都着实惊讶。

我敢说，能生在一个忠诚而团结的家庭里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当一个成年人要走向社会时，这对他不会有任何帮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每个人之间都相互倾慕，这使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因此越发难以应付生活中的跌宕起伏。如果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仅仅算得上是不利，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却是致命的。艺术家是个独行侠，他的道路是孤独的，族群把他赶到旷野，对他是有好处的。在有些事情上，他只能算得上有潜力，溺爱他的亲人们却会过分地赞扬。这只会伤害他，因为他误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就不会去思考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自满是艺术家的致命毒药。

看到这个国家的冒险精神似乎大大衰退，我感到很奇怪。毕竟，正是冒险精神驱使人们来到了这个国度。我知道有许多人被贫穷逼出了欧洲，还有许多人留在家里忍受贫穷，移居国外的都是那些爱冒险的人。很多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享受这里的宗教或政治自由，他们一定也有冒险精神，因为有更多的人留在了故土，向那些令他们感到厌烦的条件妥协。我知道，在那些从沿海定居点迁徙到中西部安家落户的人中，有许多人是和家人一起去的，但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中年人或老年人只身前往。他们涌向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矿区。当霍勒斯·格里利说“到西部去，年轻人”时，难道不正是为了挑起年轻人的冒险精神吗？我和很多要去打仗的小伙子谈过，大多数人去参军是因为不得不去，也有许多人是出于责任感，但我还没有找到哪个人把它看作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看起来，他们唯一的抱负就是在自己的家乡安安静静地待着，在办公室或商店里找份工作，不必去冒险。